段吉方

摘要：《批评与意识形态》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青年时期的代表性理论著作，像很多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一样，伊格尔顿的“青年之作”尤其显示出了不凡的理论功底和哲学美学素养.为以后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从《批评与意识形态》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研究特色，更可以与他以后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做对比性甚至矛盾性的阐释分析。《批评与意识形态》展现了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理论构想，他以后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的选择、矛盾和缺陷等，都可以在这部“青年之作”中窥见一斑，然则，它的重要理论价值也一直在伊格尔顿接受研究中被忽视和简单化。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伊格尔顿接受研究”仍然有很多被动地遮蔽的内容，包括这部《批评与意识形态》。

关键词：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形式研究;美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2-0102-10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一位高产的理论家，理论著作丰富，理论思想复杂，他的理论研究既包括文学、批评、文化、美学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广泛涉及宗教、政治、伦理等方面。从伊格尔顿研究在中国的状况来看，伊格尔顿绝对称得上是在中国产生显著影响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家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伊格尔顿的思想被引入中国，并开始在文学批评理论研究领域引起重视，四十多年过去了，不但伊格尔顿的大部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著作被译成中文，而且至今为止中国大量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仍然以伊格尔顿为研究对象，这一点只要稍稍做一检索便可知晓，而且，每年的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关于伊格尔顿的研究论文均不在少数，这个研究的数量仍然在上升。对于一个西方文学理论家的域外（主要是中国）影响来说，这一点既体现出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思想接受的广泛性，但同时也暴露出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接受研究的某些困惑或说待整理研究的内容。比如说，就严格的意义来说，伊格尔顿的很多论著都被引介到中国，但其影响仍然在文学理论层面居多，或按国内的学科划分，仍然是在文艺学的影响居多，少量的影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内文学研究的其他学科可以说对伊格尔顿反响平平，至少可以说他在中国的影响量大但面不广，译著多而影响不深;其次，从伊格尔顿著作的中国影响的内容和思想接受来看，最早是通过文学思想的引介开始的，伊格尔顿思想中的很多内容如天主教思想与文学研究、精神分析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观念、美学与伦理思想、文化研究与社会批评理论等还需进一步深化：再次，伊格尔顿文学批评思想的批判研究不够，伊格尔顿文学批评思想有成体系的方面，但有些内容也是较为零散甚至凌乱的，理论思想的偏颇和武断之论时有出现，还需要认真辩驳分析.不能光看伊格尔顿在哪方面提出了一两句闪光之论就认定他的思想有多么深邃：最后，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研究跨度较大，容量复杂，基本上存在着从文学到美学到文化/政治/伦理/社会研究的轨迹，这个理论变化的轨迹一方面体现出他的文学批评理论观念的发展和拓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对他的整体研究中发现其中的理论关联和矛盾之处。值得一提的是，伊格尔顿在最近几年的研究转向文学、批评和文化的普及性和精细阅读理论，他最新出版的《文学阅读指南》《如何读诗》《文学事件》与早期的《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文学理论：导论》（1983）构成了批评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呼应，从文学、批评与美学的观念、体系和理论建构层面的研究走向更加具体和普及性的文学精细阅读、文学指南和文学事件性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变化，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能够把伊格尔顿著作和思想中的那些貌似云山雾罩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研究“剔除”或者“悬置”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思想尽管有时左右游移、摇摆不定甚至立场不稳，但他的文论和批评理论研究仍然不失为一个较为稳定和长期关注的内容，在这个层面上，他在严格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个“批评理论家”。这也意味着，有时对一个西方学者的思想和论著的研究，不仅要看其理论著述原貌，还要看其思想发展过程、理论逻辑内容和思想构成要素，特别是要对其具体思想内容的逻辑发展细节做具体分析，这样或可展现其理论思想之精要或不足的部分，也能展现其具体影响。本文遵循这样的研究理路，先不多谈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缺陷和不足，着重围绕伊格尔顿早期的理论著作《批评与意识形态》，试图贯穿起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思想发展的前后过程和理论问题思考的生成语境和表现立场，从而起到对其批评理论思想的整体解读的目的。

一、审美意识形态批评与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整体思想观念

就严格的意义来看，目前中国学界所谈论与研究的文学理论在西方更多地是以“批评理论（CriticalTheory）”的学术面目出现的，“批评理论”在西方学界指涉广泛、研究范围宏大，类似有的研究者说的一种“大理论”（grand theory），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学和批评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标准越来越规范，“批评理论”研究范围不断拓展，作为一种文学阐释分析的批评理论不断向文化研究拓展，出现了“批评理论”“文化化”的现象，这个现象在特里·伊格尔顿的身上表现得也比较明显。作为一个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最先从事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但在之后，伊格尔顿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广泛涉及文化、美学、政治和伦理的内容，出现了托尼·本尼特所说的“与现在發展迅速的文学理论产业进行了更开放（open-ended）和更富有成效的对话”的现象。托尼·本尼特的揶揄之辞是一种批评，暂且不论。但就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来看，如果不揣狭隘之论的话，伊格尔顿本质上还是一个“批评理论家”，他对中国文论影响最大也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的也是他的批评理论，再具体一点儿说就是他的文学和批评方面的思想。尽管他的很多思想如神学、天主教、伦理等思想也具有积极的价值，但就在中国学界的影响来看，比起其文学思想仍然是“小众化”影响的学问，再如他的文化研究、“理论之后”等思想，其体系性和理论的启发性仍然不如他的文学批评理论。

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最重要最核心的理论观念是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是否是一种固定的文学批评类型，还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观念形式或是一种个人化的批评理论？这是包含伊格尔顿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共同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具体明显的社会批评的类型特征，是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质素与批判精神，在充分强调既定社会语境与意识形态经验对文学批评话语的影响与建构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文学批评话语观念和理论模式。在文学批评的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文学社会学批评中都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质素，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审美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积极的理论影响，具有理论先导和实践指引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涌现，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充分彰显美学与文化关切的重要理论形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文化和美学研究，以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对“那些它的前辈所忽视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的制度问题”。予以重新解读和理论上的再生产，其中，文化、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他们介入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结构分析、重新建构社会历史主体、表述变化了的历史经验的重要理论切入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充分考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经验，在批判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文化现状及思想格局过程中，深化传统的社会批评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方法与观念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批评理论范式。

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之分，狭义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特指对文學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语境的分析，强调从既定社会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现实中展现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作家创造的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文学写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指向与内涵：广义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指向西方文学理论中各种类型的批评模式，如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理论等，都带有明显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特色。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中带有审美意识形态批评色彩的理论流派和理论家众多，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所有理论流派和最重要的理论家，如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欧美大众文化研究学派、法国文化生产理论学派、欧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派等，他们的理论研究都带有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色彩，在理论家层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卢卡奇、葛兰西、卡尔·柯尔施等对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发展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保罗·威利斯、安吉拉·麦克罗比等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家;法国路易·阿尔都塞、马舍雷等早期“阿尔都塞学派”理论家：美国的杰姆逊、法国的波德里亚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新锐的理论家如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奈格里等，他们的理论中都带有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典型特征。

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包含但不限于上述的理论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是一个包含广泛、内容复杂的“家族相似”的理论，这也让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内涵、边界及理论范围和个性显得难以厘定。综合来看，审美意识形态有如下特征，首先，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分，在理论模式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批评实践应用和理论外化，具有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整体理论特性，但在美学、艺术和文化的问题探究中“反身而出”，强调以审美、文化和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为核心，围绕文化、美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充分介入当代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主体建构以及历史经验阐释过程，从而体现出文化、艺术、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张力结构关系，并在结构性的文化阐释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社会与审美文化发展的解析能力和批判能力，因此，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上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决定（surdetermination）”;其次，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内的文学生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在批评、审美问题上的进一步深化或拓展，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关注的基本问题不是文化、美学与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单一、静态的问题，而是在广阔社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经验中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经验和机制的问题，从而在生产的层面上强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中所包含的能动力量，体现出“生产”在基础性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双重功能，也是一种“生产”的叠加或叠合功能，这种叠合功能在充分关注当代社会文化生产的过程中，展现了美学、批评与社会生产的多元创造关系。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文化分析的方法特征，审美意识形态批评总体的研究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史学的”研究方法的延伸.在研究方法层面上具有跨学科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政治阐释的方法、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等与文学阐释分析的内在研究方法形成了一种综合的运用，产生出类似于杰姆逊提出的“认知图绘”、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情感结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分析等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念有密切联系，但都不尽相同，更多的是融合当代文化经验分析，体现出一种鲜明的“理论的经验性”。最后，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阐释特征，在理论阐释的过程与目标上，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展现的价值导向是文学与社会、审美与政治的多维考察，体现的是一种“美学政治学”的研究维度。美学政治学的研究并非追求实用的政治效果，体现的是文化、美学研究方面的政治阐释，在文学文本和审美现象研究中力图描述伊格尔顿所强调的“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但这个“权力关系”包含的信息却很复杂.正是在所谓的“权力关系”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在文学与哲学、审美与政治、性与个体无意识以及语言问题、性别问题、殖民问题等基础上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阶级性、政治性的观念，并在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多重理论对话观念的基础上深化了意识形态批评的政治阐释特性，使美学政治学理论阐释方向与价值更加突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特里·伊格尔顿毫无疑问是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倡导者，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特征。从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的理论发展历程上看，我们大致可以把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探索过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审美意识形态批评、“革命批评”、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批评、“通识性的普及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如果从他的理论研究著作的内容和批评导向上看，大致可以做如下划分：展现他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主要著作大致是《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批评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导论》《意识形态：导论》《审美意识形态》等;展现“革命批评”的主要有《批评的功能》《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等;展现“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有《后现代主义的幻象》《文化的观念》《理论之后》《文化与上帝之死》《论文化》等;展现“通识性的普及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有《文学阅读指南》《如何读诗》《文学事件》等。伊格尔顿文学批评前期理论研究主要是“审美意识形态批评”阶段，这个理论阶段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关键时期，可以说也是奠定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身份的重要理论探索时期。伊格尔顿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对后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关于本雅明与“革命批评”的有关观念、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政治批评”的有关观念、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批评的有关观念、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有关观念等都与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立场有密切的联系，有些理论观念是内在地相互衔接的。伊格尔顿在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还有个性鲜明的特征，是最能体现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特色与风格的内容，比如他的《文学理论：导论》（1983）在明确提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的这个观念之前，伊格尔顿做了大段的铺叙——“估计世界上有60000多核弹头，许多比毁灭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大1000倍。这些武器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使用的可能性正日益增大。这些武器的费用一年大约要5000亿美元，或者说一天要13亿美元。这个总数的5%-250亿美元——可以大幅度地、基本上缓和第三世界严重的贫困问题。”这是伊格尔顿典型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风格，社会、文化与政治的相关讯息的铺叙最终指向批评的政治阐释企图，当然，对这些理论观念的综合考察也更能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共有的特征。

二《批评与意识形态》与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

伊格尔顿前期理论探索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主要体现在他的《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之中。这部著作是伊格尔顿的“青年之作”，伊格尔顿曾说，《批评与意识形态》是“在一个深刻历史变迁的巅峰时期”出版的，这本书面世于1976年，这一年，伊格尔顿同时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批评与意识形态》，另一部则是作为《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副产品”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现在看来，这两部作品都为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批评上的理论建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在同一年，佩里·安德森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s.s.柏拉威尔出版了《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第二年雷蒙·威廉斯则出版了他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美学与政治》。1976年，30出头的特里·伊格尔顿刚刚在牛津大学开始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事业，从1969年开始，伊格尔顿在牛津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在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主持了一个“为其很长且颇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系列研讨班。像很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关的重要学术团体和思想流派都曾通过这种非完全体制化、思想自由又颇具理论集中性的研讨班凝聚理论智慧一样，伊格尔顿主持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研讨班在他当时以及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积极影响，并为其时的《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背景，即20世纪70年代西方左派文化发展的复杂状况。20世纪70年代正是西方左派文化繁荣发展的时刻，一方面，在承续了法国“五月风暴”后各种文化、社会与政治的持续波动影响之后，西方左派文化的激进主义色彩依然浓烈，各种新的左派期刊、著作不断出现，左派文化在现实政治意識形态的新变化面前努力寻找“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更加具体的唯物主义形式复苏”的理论方案，但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战后的工业繁荣，西方左派文化无论从社会生活的表层还是理论研究的选择上，常常出现“从左到右的可见摇摆”，《批评与意识形态》充分展现了西方左派文化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种整体理论格局的变化，并在颇具反讽和隐喻性特征的字里行间展现了伊格尔顿所追求的“超越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的理论期望与难题，典型地代表了西方学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研究所和大学的院系”之后的某种学术重心的变化以及所带来的理论上的建构努力及其矛盾。

这样的社会语境的变化反映在理论上，就促使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展现了一种十分显在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特征。伊格尔顿试图将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历史、意识形态与文本的复杂关系的变化融入某种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从而展现某种“批评意识形态的突变”，所以，在理论上，《批评与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上的努力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化分析与意识形态层面的美学化呈现的某种矛盾的方式。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历史的关系是一种“既有又无”的关系，用他的话说，批评既是一门“不谙世故的学科”，同时是一门深入探究批评的历史本身的学科，向来不是什么“不谙世故”的学科。因为，一方面，批评的任务是将文本自然地呈现给我们.“一定不能允许自身与其居间的客体有一丝一毫的掺和：如此的混杂势必难逃欺世盗名之嫌。”但另一方面，“批评是有史可循的，而且并非只是批评实践的随机搭配而已。虽说文学是它的客体，却并非它的唯一出发点：批评的产生并不是针对文本的存在事实予以的自发反击，而是与其阐释客体的有机结合。”伊格尔顿由此探讨了随着批评意识形态范畴的变化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理论上和观念上的变革，伊格尔顿将批评意识形态范畴的变化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内在理论观念变革结合起来，并由此深入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在19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中所面临的局势，结合他一贯关注的英国《细察》杂志的研究以及考德威尔、雷蒙·威廉斯等人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上的努力及理论分歧，着重考察了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以及小说《第二代》，强化了批评意识形态范畴的变化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强调“‘批评的历史只是一整套特定意识形态建构历史的一个方面，其中每一种形态在本质上都是紧密衔接，以使某些批评实践作为一种特殊地对其他层面有多元决定影响的范例而具有了特权。批评的历史这门学科就是研究文艺美学的这种多元决定的历史决定因素的科学。”

《批评与意识形态》曾被称为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的标石”，是马克思主义采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干预理论形态的“首批干预成果”，所以，《批评与意识形态》在审美意识形态上最终呈现的理论建构方案就是在阿尔都塞思想下提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伊格尔顿曾深受法国学者路易·阿尔都塞的影响，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将这种理论影响以一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本科学”设想体现出来。尽管在后来的多个场合中，伊格尔顿都对他和阿尔都塞的复杂关系做出了阐释性的分析，甚至认为他的《批评与意识形态》是本着对阿尔都塞思想的质疑性的态度完成的，但就《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所展现出来的“文本科学”的理论设想及其方案来看，阿尔都塞的痕迹是无法抹杀的。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阿尔都塞的理论努力被伊格尔顿“批评式”地付诸实践，提出了一个以“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批评体系，在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六个范畴上建构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伊格尔顿提出，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代表了唯物主义美学重要的源头，但存在着人文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憾，因此需要在艺术的“物质实践”层面将围绕文学文本开展的各种活动的“结构”“严格地确定下来”，而“批评的任务，正是分析这些文本结构生产的复杂的历史表述。”因此，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围绕“意识形态”“生产”两个核心范畴展开。这里面有四个层面的理论内容，首先是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是一个大的理论前提，强调的是作为特定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的生产方式与一定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关系：其次，是从一般生产方式到文学生产方式，这两个范畴既是文学批评的主导型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批评的生产前提;第三，是从一般意识形态到作者意识形态，类似于一般生产方式到文学生产方式的关系：第四，是审美意识形态，这是伊格尔顿的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指的是“一般意识形态中特殊的审美领域，它接合了其他领域——伦理、宗教等等——处于最终由一般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支配与从属的诸多关系之中”。最后，是文本。文本是其他五种范畴的核心，是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关系展开的聚焦点。伊格尔顿提出了一种所谓的“文本科学”，认为文本不是被动的产品，是其他范畴的“接合”，处于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关系中的决定位置。伊格尔顿以这种的理论阐释方式提出了他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创见是发展并推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层面上的实施和转化，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产生重要影响，他的学生马舍雷紧随其后，更加深入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论的发展，在英美文学批评中，当属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的理论拓展最为集中，伊格尔顿的理论推动作用在于从文学生产的基础性和能动性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系统性和结构性，而他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和阐发更为他后来的马克思主義文学批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审美意识形态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学价值问题

用伊格尔顿自己的话说，《批评与意识形态》“是一个年轻人的写作——言辞谨慎、尽量简洁、带有少许高傲、处处彰显一定的自信。”这的确是一个年轻人的写作，但从整体来看，这部作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首先，这部作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建设上突出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的具体应用结合起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在生产研究方面的理论范本。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观念，也是一种理论框架下的宏观批评理论，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充分展现了这种宏观批评理论的应用策略，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六个范畴上理论关联研究为这种宏观批评理论的生产性应用打开了结构性的空间，也是一次重要的批评阐释的过程。其次，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值得重视。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及其贯穿的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论在理论拓展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概念，伊格尔顿强调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属性和特征，从作为从属类别的文学内部结构运作机制出发，探究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多个“层次”构成——文学理论、批评活动、文学传统、体裁、惯例、修辞以及话语之间的结构关系，这其实是对文学与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的一种基本的理论思考，从中也可以看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应用于文学理论研究所打开的新的理论视域，审美意识形态包含了“历史一意识形态一文学文本”的平行关系，也包含了“历.史/意识形态/文本/生产”的内部结构关系，这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文学理论与美学发展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都有积极的理论启发，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研究中没有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内容。最后，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视野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功能，认为“审美意识形态也包含了所谓的‘审美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意指特定社会结构中美学本身的功能、意义和价值，而美学本身又是包含在一般意识形态之内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批评与意识形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学价值问题，是伊格尔顿前期文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伊格尔顿美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盲点。在现代理论上，传统的价值论美学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维度是社会和文化功能论意义上的价值论，是传统社会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路数，另一个维度是自形式主义美学兴起之后的形式美学路数，强调的是审美、形式、结构方面的理论创造价值，可以说，伊格尔顿在这两个维度之外提出了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价值论”，这种审美意识形态价值论在介入美学和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阐释过程中，更多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是某种文化上的唯物主义解释，同样是在介入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美学政治学”方面的批判考察，这种批判考察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所置身的社会文化语境所带来的美学上的政治阐释传统，是一种作为美学阐释传统的价值思考。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曾经用“低沉的悲观主义”来形容这种传统，认为“其表现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主题领域中的种种创新——无论是萨特的匮乏逻辑理论、马尔库塞的社会单维观点、阿尔都塞强调的意识形态幻觉的持久性、本杰明对阉割历史的忧虑，还是葛兰西本人凄凉的斯多葛哲学，都有这种灰暗基调”。可以说，这种“美学政治学”的阐释传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语境转化所导致的批评和美学的政治化，与单纯的政治立场是有区别的，但也具有某种批评理论及批评家的个人价值观念的选择、美学和批评研究融入美学与政治方面的价值考量，从而使美学和批评的理论观察点和思想的落脚点发生重要变化，如伊格尔顿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1960年代的结束以1973-1974年间的国际石油危机为标志的话，那么所向披靡的阿尔图塞思想在197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黄金岁月已经标志着一种不自知的政治崩塌的开始，那是某种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西方的最后存在。遍及世界的民族解放的大潮也在这一时期结束，这些解放运动曾经给了国际资本主义一连串难以招架的重挫。几年之后，如日中天的阿尔图塞主义偏转了方向，一路走进了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而里根一撒切尔主义的冰冷时代也开始了。在愈益加重的经济压力之下，西方政权使劲朝右转，马克思主义便成了这场反动狂欢节的受害者。”伊格尔顿的这个概括很典型，传达的理论和思想的讯息也很丰富，当然，也极为符合某种批评话语中的“伊格尔顿风格”。1960年代结束（暗指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1973-1974年间的国际石油危机、阿尔都塞思想兴起和落潮、1970年代的民族解放大潮、里根一撒切尔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这些政治、社会和文化信息集合在一起，指向某种批评和文论的发展和变化。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对英国作家的批评考察与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的考察类似，都是强调作家、批评与美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方面的考量，并坚持这种考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合法成分”，可以说，这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追求的“价值的科学”的一种有益的思想补充。

伊格尔顿的文论批评著作甚多，但从整体来看，真正能构成他的文论和批评思想的是《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文学理论：导论》（1983）、《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1981）、《批评的功能》《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等这样几部。从整体上可以这样来判断，《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与《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是奠定伊格尔顿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重要理论位置的著作。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与《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所倡导的“革命批评”以及《文学理论：导论》所提出的“政治批评”有密切的理论联系，审美意识形态批评、“革命批评”“政治批评”均是围绕文学与意识形态、审美与政治阐释的关系展开，所以杰姆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其实是作为一种根源性的问题形式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中。所以，之所以提出伊格尔顿前期文论研究的理论价值问题，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理论现实，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对他整个文学批评事业的影响是主要的，这样倒不是否定他的《意识形态：导论》《审美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幻象》等各种文化研究时期的著作，而是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建构角度来考虑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导论》中，伊格尔顿的很多批评观念，如对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等，仍然承续《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的看法，在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上，伊格尔顿坚持文学与意识形态的问离特性，重视本雅明、布莱希特等人的理论价值，而不是照搬阿尔都塞，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整体观念是有辩证考察的思维的。

从《批评与意识形态》的理论价值来看，伊格尔顿真正做到了“不悔少作”。当然，任何所谓的理论建构研究都有它的缺陷，特别是以他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前期文论，更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中存在很多不足，托尼·本尼特等后来的理论家指出的较为明显。如本尼特认为，他的《批评与意识形态》通过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转喻到“文学/历史一意识形态/生产”这个理论框架，通过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模式来建立文学文本、意识形态与历史之间的意指（signification）循环并未有太多理论上的收获，“对于文学和历史之间关系的问题不能给予普遍性的解答.因为无法提出普遍性的问题”。相比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上的立场更趋于和缓与折中，当然更没有伊格尔顿那种“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设想，他更倾向于在文学与历史所构成的“文化唯物主義的裂隙”中根植审美话语的政治和实践功能，而非伊格尔顿的那种指向较为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论立场，他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还有其他的思考批评功能的路径，而不是仅仅在它成功地建立了与工人大众的联系和促成了他们的革命意识的形成的程度上，来看到它的最终正确”。而且认为：“需要评估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不同社会领域之中进行政治操作时所期望达到的多种多样的有效性和在场性。因而，重要的是认识到，除了一段短暂时期——例如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和德国的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更普遍地讲关于美学）的论著对劳工运动的关注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当然对这个问题应该从更大的观察视野来看，毕竟理论资源、话语应用的语境以及批评的观念不尽相同，因而也无法用其他人的批评来衡量伊格尔顿的理论得失。无论如何，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