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

摘要：舞蹈以人的身体为媒介传递文化。泱泱中国大地，每个民族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孕育了不同的舞蹈风格。作为语言的舞蹈，虽然看似有不同风格之分，是不同身体的言说，但是追溯到远古文明时期，它们可能有着同根同源的文化背景。对作为文化的舞蹈来说，能解开其现象背后隐藏的秘密，才能更好的沟通舞蹈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关键词：祖先崇拜   图腾   儒家   道家

中图分类号：J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107-03

“舞蹈的每一种语言或语言体系都源于全身姿势的原始语言的一个分支”，罗宾·乔治·科林伍德的这句话给我这样的启示：作为语言的舞蹈，看似有不同符号（风格）之分，是不同身体的言说，但是追溯到远古文明时期，它们可能有着同根同源的文化背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作为文化的舞蹈，深深扎根于各民族自古以来所经营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无论历史怎样变迁，环境怎样变化，民族文化都依然存在。这种文化的创造同样与外界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考察文化中最基础的部分便往往需要追溯到该民族的历史之始。[1]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兼容并蓄外来的儒家以及道教、佛教思想，构成了朝鲜族独特的复合型文化特征。研究这些文化特征时，往往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剖析儒、释、道对朝鲜族舞蹈的影响。笔者始终认为，儒家思想对朝鲜族文化的影响是三者中最深远的。研究发迹于黄河流域的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的发展过程，不得不从朝鲜民族的历史源流说起。

一、儒家文化在半岛的渐进

（一）同根同源的祖先崇拜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这是在《山海经》中最早出现的“朝鲜”一词。而对于自身的民族史，民间早有神话：朝鲜建国人物“檀君”，是朝鲜民族历史的开端。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伏羲造人等华夏文明的祖先神话类似，“檀君”也是从神话故事中走出来的形象，并且和朝鲜族远古图腾崇拜息息相关。

传说公元前2333年，天神桓雄和“熊女”（本意是熊变成的女子，或是以狗熊为图腾的部落女子），所生的后代——檀君王俭，创立了古朝鲜国：“孕生子，号曰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御国一千五百年……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2]在一段时期内，“檀君热”在韩国史学界颇受争议，朝鲜族后人称自己“檀君子孙”。和我们“炎黄子孙”类似，“檀君子孙”对原始自然充满了想象力。由于远古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与影响，使人们对于一切自然现象倍感困惑与无助，极力想寻找到一种解释和说明，认为在冥冥之中有个超自然力主宰这一切，那就是神。人们希望通过对神灵的敬畏，寻求心灵的庇护与宁静。《山海经》便是例证。开国者“檀君”既是“熊女”的后人，“熊”又本是朝鲜族的原始图腾之一，对于“熊图腾”的说法，中韩史学家们也各执一词。“檀君神话作为熊女祖先类型的故事，和我国鄂伦春、鄂温克人的熊图腾神话如出一辙，其文化渊源上的同源性质十分清楚。檀君神话是黄帝图腾神话的变形”“熊图腾信仰及其神话叙事，乃是连接黄帝—华夏民族与朝鲜—韩民族远古文化记忆的共同纽带”[3]。针对众说纷纭的学术界，笔者认为，朝鲜族与华夏文明的同质同源性是不置可否的。既然两者是同质同源，那么朝鲜族文化对于儒家文化的吸收就不难理解了。

（二）文化的游走

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相比，大同江流域的朝鲜半岛，山地占到了国土面积的80%，平原和耕地少量的分布在西南地区。多山、少地又三面环海的生存环境，与黄河流域的水旱之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同属于亚细亚文明的大同江流域来说，生产方式和社会的结构方式与黄河文明也有着同样的特点：人口众多，生产力低下，铁器没有被充分使用。黄河流域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发迹，并最终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巩固社会结构的主流文化。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世纪末，商代纣王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著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在《高丽史》中，这段历史也有记载。箕子出走朝鲜时期的中国，早已从奴隶制的野蛮时代走出，进入由夏朝开启的文明时代，儒文化在黄河流域已初现形态。“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设禁八条，崇信让，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归附。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4]正是箕子，把殷商文化从黄河一路带到了大同江。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史记》，还是这段《高丽史》的记载，“礼”的位置排在第三，仅位于诗、书之后，可见当时的儒学，已经在社会之中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了。既然朝鲜半岛在箕子的统治下得到迅速发展，朝鲜半岛的儒文化，也随着统治阶级的意识，渗透着半岛文化，日益完善。朝鲜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就是箕子统治时期的法律法规。它详细规定了社会制度和等级规范，稳定了动荡的社会和民心，“东方君子国”的称谓也从那时开始。“君子”代言的正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三）不置可否的重要

如果说是地域上的毗邻，导致儒学“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么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原地位的确立，朝鲜半岛的儒学也随着王朝的变迁占据一席之地。

儒学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被董仲舒加以神学化，并功能性的设置了祭天、祭孔等仪式。这种哲学思想或意识形态被转化，提升到了宗教的高度，开始有了“儒教”的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半岛进入了三国时代（公元前57-668年之间占据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资料记载当时的朝鲜，儒教、佛教和道教并存，儒教的地位直到两百年以后的高丽和李朝时期，逐渐把儒教定为国教。主流思想的确立，必然推动了主流舞蹈文化的形成。于是，同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渐进过程一致，朝鲜半岛的舞蹈文化，也伴随着儒家思想的确立而打上“仁”的烙印。

儒家以“仁”为其道，以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术”来教育人，传播其道。礼仪用来区别贵贱，判断是非;乐舞用来缓和上下，整合人心。内仁外礼的舞蹈形式，强调了等级，规范了身体。从保存下来的乐舞来看，在进行表演时，舞人俱进俱退，整齐划一，闻鼓而进，击铙而退，文武有序，音乐和谐，气氛庄重。因此，在如今看来“无趣”的雅乐，其功能化的作用明显大于审美，意在进行一种身体行为仪态的教育。

二、儒家思想对身体的塑形

（一）“下沉”的动势

近现代时期，为了躲避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和封建王朝的暴政统治，朝鲜半岛的很多人被迫跨过鸭绿江、图门江，到地广人稀且统治阶级鞭长莫及的中国边境地带寻找生路，垦殖拓荒。这促成了中国境内朝鲜族的形成。朝鲜族由朝鲜半岛迁移过来时，就从半岛带来了本民族的传统舞蹈文化，而比较中国朝鲜族舞蹈的特点与韩国舞的特点可以发现，中国朝鲜族舞蹈的民俗之美相对浓厚，韩国舞古典宫廷美的因素更加凸显。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朝鲜族在韩半岛以外的其它自然环境开辟家园，文化主体主要是庶民阶层。在朝鲜族人民大量涌入中国的20世纪初，中国也正处于清王朝的末端，社会、政治、经济极端动荡，在生活上毫无保障，政治上又受歧视的情况下，更加需要族群的力量抵抗生存危机。农耕文化决定了朝鲜族与土地的关系，土地又拴住了需要群体劳作的人群。如此，黄河文明中身体向下的形态与动势，也同样打动了延边的朝鲜族人民。“农乐舞”即是。比如《丰铮》，是流行最广的农乐舞，就是在插秧或锄草时跳的。而朝鲜舞的粘步、沉步、拔步和汉族民间舞的“拔泥步”“插秧步”是异曲同工，无一不呈现出重心向下的动势。

（二）“圆”的意识空间

当诸神转化为祖先、祖先驻足于土地、土地凝聚了族群时，周而复始的耕作生活、封闭的生存方式以及环形的思维结构和审美惯性就促成一种“圆”的身体动力类型，这使得朝鲜族舞蹈表现出大量的画圆动作。如体态和气息走向的立圆意识;又如“小划手”“中划手”“大划手”“S弯划手”呈现的手臂八字圆动势;还有朝鲜族舞蹈中必然出现的转圈等，“卵”形的运动轨迹成为朝鲜族舞蹈特有的风格特点。而在大的舞蹈队形调度上，也惯用流动的“圆”作为表现手法。

（三）“自省”的力量

儒家相信人能够自我拯救，不需要上帝（基督教）、安拉（伊斯兰教）或生死轮回（佛教），拯救的过程也就是人自我完善的过程。与三大教不同，儒家文化更注重“自省”。“自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化解生存的困惑，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提升，最终达到圆满的境界。这是一种反复多次的、周而复始的圆形思维方式。在中国第一代朝鲜族舞蹈教育家金艺华老师教学理念中，除了继承了崔承喜的教学体系，也进一步发掘了她的舞蹈魅力——用心灵去舞，创造出“启发式意念教学法”，要求在心态上半点虚假都不容。金老师所指的“意念”，是人经过向内的自我观察，由心而發的舞蹈概念。笔者曾在金老师的课堂上练习和表演古格里，被金老师批评跳舞的目的不纯，没有表达出真实的情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笔者始终在反省，什么是“真实”的情感？通过与朝鲜族舞蹈的多次磨合，甚至与舞蹈节奏、气息、韵律的同呼吸、共命运，笔者至今才领悟到金老师“真实”的涵义。反观当年的自己，对于这门“自悟性”极强的舞蹈，没有经过对自我的思考，又如何能跳得好？在儒家文化关照下的朝鲜族舞蹈，也选择了用“自悟”的方式，挑选她的学生，也正是因为这种自悟的要求，使学生自觉追求深度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一定的水平。

《残春》也是一部具有内省精神的作品，通过对人生和命运哲学般的形而上的思考，把朝鲜族舞蹈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残春》的创作动机缘于编导妻子的分娩，编导从妻子分娩时的样子顿悟到生命来之不易，从中体会到生命的艰辛与神奇，体悟到生命的脆弱与坚强。作品选用一首凄凉幽怨的吟唱古朝鲜王朝兴衰的南朝鲜民歌，在悲凉吟唱伴奏下，对朝鲜民族的舞蹈语汇进行了革新，大幅度扑伏、扭曲、抽搐、搏击、腾跃、跌落、旋转……强烈的呈现出一种内省、焦灼的生命状态，唱述了“惜春长怕花开早，早生华发，人生如梦，匆匆春又归去”的烦恼，也于深沉的情调中呈现出难以抑制的生命激情。

三、道教的补充力量

文化是一个有机体，互渗互动，作为身体文化的舞蹈是灵肉合一的艺术。在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结构中，儒、释、道和民间的草根力量构成一个菱形站位，各自独立又互相贯通。朝鲜半岛虽然不存在向中国这样完整的道教形态，但是道教对古朝鲜的影响还是不可否认的。其实道教观念上的对“形”“气”“神”的重视，不仅与中国古典舞身韵课的身法不谋而合，与朝鲜族舞蹈的核心“气息”，更是如出一辙。在崔承喜的教学体系中，朝鲜舞气息的发力点在于腹部，由丹田气息带屈伸律动。无论是脆韵、颠韵、顿韵、横韵还是晃韵，都要求由丹田发力，再扩散至身体的各个部位，最后从末梢发出。金艺华老师创造的意念教学法，更强调了“心、意、气、身”四个环节的连环传导，要做到“心带意，意带气，气带身”。这种舞蹈思维难道不是由道术而朝鲜舞的转变吗？

除此之外，在精神修养上，“道”文化崇尚的自然和生命意识，由此打破了儒学循规蹈矩的身体。由于对《易经》中“阴阳”思想的不同阐释，儒道两家出现了不同的身体形态。儒家更多的体现了“乾”和“阳”的概念，古典舞《秦俑魂》和《木兰归》是代表。道家则更多的关注在“坤”和“阴”上，显出道家阴柔的特质。从这个角度看，朝鲜族舞蹈自然飘逸，安静潇洒的特质又一次与道家不谋而合。《行者》是第八届桃李杯民族民间舞组的获奖作品，“长夜路漫，西风凛冽。踽踽行者，心济苍生！”是编导对作品意境的概述。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不同，道家的出世，追求的是删繁就简、去蔽澄明的过程，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的境界。行者，是行走于世间的智者，是云游与天地间，与生命对话的老者。透过游刃有余，似有似无的动作轨迹，我们应该看见的是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和对生命的关照。所以说，《行者》既呈现了儒家对君子的言说，又呈现了道家对生命的感悟。作为朝鲜族舞蹈文化的另一种声音，道之舞巧妙的调和补充了儒舞，并且与儒舞共同丰富了朝鲜族舞蹈文化，搭建了朝鲜族和中华民族文化沟通的桥梁。

舞蹈是“艺术之母”，舞蹈又是“最古老的艺术”。作为这门最古老艺术的门徒，在受她影响的同时，也通过对她的研究，了解她的今生另世。舞蹈作为一种自足的艺术，不会受制于一种文明或宗教，更不会受制于一种制度或思想，因为她还来自于人类自身不可取消的身体能力。因此，对舞蹈多一份思考，多一点执着，追随前人的脚步，只为解开神秘面纱下的谜底，体会这最高的韵律、节奏、程序、理性，同时也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的“舞”。[5]

参考文献：

[1]刘建，张苏琴，吴宏兰.舞与神的身体对话[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一然.三国遗事[M].[韩]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

[3]叶舒宪.熊图腾[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2018.

[4]安鼎福.东史纲目卷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