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艳华

摘要：纵观贵州电影，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表达到多元化的风格敘事、从外省导演的视野到本土导演的自我书写漫长过程。二十一以来，贵州电影迎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但总体来说被瞩目是立足于本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上，长远来看，贵州的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做好贵州区域空间的民族生态景观、民族人物情感、民族艺术演绎的三者融合。

关键词：贵州电影   电影发展   贵州导演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032-06

1905年《定军山》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影史的序幕。而后，中国电影发展重心移至上海，并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潮，开创了早期的中国电影的繁荣景象。30年代初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中国共产党首次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开展，对电影的艺术教育功能给予了极大的推动与肯定，并由此拉开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在经历了抗战时期“孤岛”与“沦陷区”的电影短暂消沉之后，新中国电影进入了全面的复苏与重建的艰难历程。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在体制改革、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新的突破，实现了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的美学突破与艺术认可，如第五代导演80年代在国际电影节上的频频获奖。跨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影片数量激增，影片内容趋于多元化。在时至今日的世界电影市场中，中国电影制造成了尤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顾中国百年来的电影历程中，贵州电影的发展是有着自身独特性的。在早期的电影史中，由于贵州偏远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贵州电影在中国影史的版图上曾经被缺席、被漠视。但随着贵州在经济、民族文化等领域的不断前行，贵州电影呈现出了不同时期令人瞩目的贵州影像，本文从影史的考察维度介入，结合贵州在不同影史发展史段的代表性影片，梳理贵州影史的发展脉络，以期呈现出贵州电影历史影像的清晰面孔。

一、贵州电影的萌芽

19世纪末，电影在上海已作为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被大众所接受。电影数量、电影明星、电影公司成为了彼此上海经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但“贵州地处西南腹地，多山地，交通不便，与外部联系相对较少，加之历史原因，经济十分落后，和其他省份相比，在信息传递与交流方面，相对落后和闭塞。电影在贵州的发展因上述等原因，相比全国其他省份，发展缓慢。”[1]“贵州电影的出现，始于民国12年（1923年），区境私立南明中学校庆活动放映的无声影片（默片），内容为英国人拍摄的印度大象动物纪录片。”[2]但这次的放映行为，是贵州本地人所为还是外来传教人士或商人所为，并未寻得切实的资料记载。在1923年以后，贵州陆续出现过电影的放映，但由于早期贵州影院的尚未出现，因而大部分的电影放映行为都是在露天场所进行。

贵州有史料记载的电影放映人是贵州人刘玉清与明华轩。1925年，“贵州商人刘玉清在贵阳市内的中华南路自办的“刘源春澡堂”内，卖票放映了一部无声电影——《鹰眼神探》，引起轰动。[3]“1927年，赤水人明华轩“奔赴上海，购得厢式电影放映机一台，幻灯机一台和部分幻灯片，回路经过重庆，在一家医院租得《绿珠》《花好月圆》《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等无声片，运回赤水。”[4]根据史料记载，明华轩在上海购买电影器材时，还自编自导了一部《游园记》影片，虽然影片内容极其简单，只是几个镜头的组合，但在当时中国电影仍属稚嫩的现实状况下，编导合二为一的意识是电影艺术的一种进步体现。随着电影放映的兴起，贵州影院在贵阳、遵义等较为发达的地区相继建立。“1930年前后，省城贵阳建立起“明星”“民众”“神光”“中华”等六家影院。”[3]其中“明星”影院1930年“放映的《一颗红蛋》，为贵阳放映的第一部有声片。”[2]遵义地区在30年代也陆续出现了商业性的影院。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贵州电影的放映主要以滑稽影片、家庭伦理影片为主，电影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逐渐被贵州人所接受。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左翼电影运动的后续影响，加之抗战时期文化西迁的政策，贵州电影本土创作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贵州制造开始显现。在贵州电影史上，张道藩在电影上作了早期的宝贵尝试。张道藩是贵州盘县人（1897-1968），美学造诣颇高，著有《近代欧洲绘画》《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等作品。1937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张道藩创作了《密电码》的电影剧本，并由黄天佐导演，在贵阳黔灵西路进行拍摄。该片取材于真实事件，剧情惊险刺激，开创了中国谍战电影的先河，是贵州影史上剧情片的开山之作，并被当时不少影评人认为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影片。在1945年，张道藩从伦理思想的角度，创作了《再相逢》，亦是反响不俗。

除张道藩在贵州电影创作上的凸显外，贵州的爱国人士纷纷投入到电影的创作中，贵州优秀演员罗军等人积极参演了在爱国主义影片《日本间谍》（1939）《保家乡》（1939）《胜利进行曲》（1940）等影片，这些影片播放以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贵州电影人在战争期间的创作与演绎，可以看作是贵州电影号角在历史时空中的首次吹响。

二、贵州电影“十七年”

1949年建国后，中国历史进入新的纪元。电影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征程，国家电影制片厂进行了有计划的建立。“开国后1950年，1月15日西北影片经理公司在西安成立，高歌任经理，王辉、罗光任副经理。2月1日西南影片经理公司成立，拓新任经理，下设四川、云南两省办事处和贵州发行站。”建国初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国营制片的第一步。由于当时许多内陆省份当时并未来得及设立电影制片厂，因此贵州影片的拍摄基本上都依托于这几家电影制片厂进行。

这一时期的影片延续了左翼电影运动中的纪录美学特征。例如水华导演的《白毛女》（1950）《土地》（1954）《林家铺子》（1959）、成荫导演的《钢铁战士（1950）《南征北战》（1952）、汤晓丹导演的《渡江侦察记》（1954）等影片都是以解放斗争、革命历史等为纪实内容展现。建国后贵州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一场风波》（1954），由贵州作家石果的文学小说《风波》改编，林农、谢晋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该影片以反抗旧社会封建思想为主题，讲述了立福嫂和女儿杨春梅两个人的情感追求，她们在对抗旧势力为代表的族长杨永成及“家族法规”同时，积极宣扬新的婚姻法，敢于突破封建牢笼，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另一部由贵州作家汪德荣小说改编的电影《云雾山中》（1959）则将影片思想集中体现在了反压迫、求解放的表述上，导演黄野通过解放军歼土匪、解放吴家寨这一革命事迹的演绎再现了广大农民渴望解放、解放军英勇顽强的生动画面。两部影片的反封建意识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后，宣扬科学、民主等思想潮流，符合当时的国家政治主流文化创作，作品呈现出质朴感人的纪实美学风格。

1958年，在北京、上海等已有的国有制片厂基础上，国家决定在各个省份建立电影制片厂。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周林以及宣传部部长王小川对此事十分重视，周林还亲自题笔写下了贵州电影制片厂的厂名。贵州电影制片厂当时设厂址在今贵阳醒狮路。为更好地进行影片的摄制，当时的贵州省委申请了专用的资金，派专人订购了许多先进的国外产的电影拍摄器材与设备。除在硬件设施上的筹备，贵州电影厂还选派不少青年工作者远赴北京电影学院、“八一”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地进行学习与实践。“1959年，孟靖原回“贵影厂”工作……在建厂的第一阶段，已经能拍摄新闻纪录片，影片的后期制作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加工完成，贵州厂抽调去学习的职工，边学习边工作，拍摄纪录片14部。”[5]这些纪录片有着强烈的新闻纪录片风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关于生产劳作方面，如煤田钻探、贵阳养鸡场等;第二，关于工程建设方面，如黔桂铁路通车典礼、新机场试航等;第三，是关于文艺生活方面，如赛马、工艺美术放光彩等。1960年，贵州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几部影响较大的新闻纪录片，如《周总理和贵州各族人民同庆“五一”》《朱德委员长视察贵州》。在专注于纪录片拍摄的同时，贵影厂还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了黔剧《秦美娘》（1960）与苗族作家伍略小说改编的《蔓箩花》（1961）。《秦美娘》改编自黔剧，是著名的第二代导演孙瑜的最后一部作品，影片对旧社会的封建侗族婚俗“养女从舅”进行了批判。电影对《蔓箩花》讲述了苗族的清水江旁，善良美丽的姑娘蔓箩与勤劳勇敢的青年猎手阿倒约相爱，但是当地的地主恶霸大拐垂涎蔓箩的美貌，强行抢走蔓箩，阿倒约在众人的帮助下，救出了蔓箩。可黑心狠毒的大拐不甘心，放出毒箭射死了阿倒约，蔓箩万念俱灰，跳崖殉情。从此之后，清水江旁年年开出美丽的蔓箩花。这个根据贵州民间苗族传说改编的电影，因其神话母题的阐述，成为展现贵州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优秀代表作品。1961年，因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发展滞缓等原因，贵州电影制片厂在省委的决议下，决定关闭，直至1963年，贵州电影制片厂完全结束。

在此之后，因特殊历史环境，贵州电影进入了一段较为长期的沉寂期，外部电影制片厂也仅有八一制片厂摄制的《突破乌江》（1961）、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苗岭风雷》（1977）、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火娃》（1978）的这几部影片。直到文革结束后，贵州电影才再次走入历史的视野。

三、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1979-2000）

1979年，“改革”成为了新中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建设主旋律的最强音，相应地中国文艺界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夏衍先生曾在文章中谈到：“电影生产既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又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一种事业。”[6]1958年冒进的“省省办制片厂”策略，后来又大面积的下马，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着重与提高影片质量，改善放映条件、受众观影环境上，所以各地省办厂重建工作都进行了严谨的实地考察。加之文化大革命前已有的7个电影制片厂，和改革开放后新建的4个厂，“依靠这11个厂，36个摄影棚，不建新厂，到1985年实现年产120部影片的规划，是完全可以胜任有余的，没有必要搞那么多制片厂……省办厂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人才分散，势必会降低影片质量。”[7]在“贵影厂”无法重建的现实环境下，贵州电影生产相比较于其他省份来说是一种较为薄弱的存在。1979年，在发展电影事业的行动上，“全国6个大区29个省、市、自治区，除贵州外都有所动作，规模有大有小。”[7]由史可见，当时的贵州在电影生产上，自我主体书写能力缺乏，因而只能依靠外界的电影制作平台来制作影片，在电影内容取材上，由于贵州都市化进程的缓慢，借助贵州文学作品改编成了贵州当时电影的一大特色。

根据资料统计，这一时期的贵州电影作品主要有《毕昇》（1981）《四渡赤水》（1983）《良家妇女》（1985）《奢香夫人》（1985）《林中迷案》（1985）《业余警察》（1985）《山雀儿》（1987）《血溅秋风楼》（1989）《谋生奇遇》（1993）《无名三侠客》（1993）《残月》（1993）。这些影片有根据史实改编的《毕昇》《奢香夫人》;有反映抗日解放的《四渡赤水》《血溅秋风楼》;有反思封建思想，追求进步自由的《良家妇女》《山雀儿》《残月》等。通过对上述影片的分析，贵州电影呈现出了文学与电影结合、娱乐片商业属性的凸显等特点。

在文学与电影结合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贵州作家李宽定小说的改编。“贵州电影的文学策划从改编到‘生产剧本（李宽定语），应该是电影写作文化的一大进步。”[3]由李宽定小说改编，第三代导演黄建中导演的电影《良家妇女》是一部极具艺术内蕴的影片，电影在影像符号的建构与思想主题升华上都属当时剧情片艺术风格的上乘之作。影片讲述了解放前夕在贵州黔北的山寨里，大媳妇与小丈夫这种旧社会的畸形婚姻习俗对人性情感的压迫与命运悲剧的形成，整部影片充盈着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反思意识。电影开头便以甲骨文的演变将“妇女”二字作了阐释，最初的甲骨文“女”字是一个跪在地上的女子，“妇”字则是一个执扫帚的女人，寓意女人辛勤勞作的身份。这一演变来点明影片中的李宽定语：在我们中国，最可敬的是女子，最可悲的呢，也是女子。《良家妇女》的悲剧色彩源于旧社会思想中，女性地位确立在生儿育女的工具上，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如五娘的婚后守寡，三嫂的拜佛求子，大嫂的认命，都是封建思想浸透下的女性僵化形象表达，疯女人的出现将女性悲剧色彩渲染到了极致，最终在外来进步思想的帮助与感化下，余杏仙完成情感抗争的仪式化——休夫，获得了自我的自由选择。

而另一部由李宽定同名小说改编、华克导演拍摄而成的《山雀儿》则将反思的视角放至了农村与城市（贵阳）两个空间的意识表达上。在山群围绕、思想保守的村落里，山雀不满父母定下的婚事，将他许配给了家境优越但身形不显高大的强二。在她与同村的铁匠铁头相恋之后，她选择向强二退婚，为偿还彩礼费用，山雀来到了省城贵阳，在王教授家做了保姆。在王教授及其女儿的影响下，山雀的文化思想意识逐步提高，对曾经的恋人铁头只顾挣钱而忽略文化的学习心生失望，而此时，强二因通过中专学习，成了当地科学文化知识的带头力量。这一变化，让山雀对自己的情感选择产生了迷茫，在母亲、村里众人的劝说下，无法再次冲破内心牢笼的山雀只有选择嫁给了铁头。虽然影片的结尾并没有彻底表述情感自由的抗争，但通过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的思想转换，将现代进步思想对于人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时期，贵州电影除了与文学上的艺术接轨，还呈现出了在剧情表达上新意迭出的娱乐片。1984年上映的贵州作家犹学忠编剧、徐伟杰执导的剧情悬疑片《林中迷案》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片以西南边陲的一个凶杀案为线索，展开了一系列案情复杂、动人心魄的缉凶过程。另外一部由犹学忠编剧的作品《业余警察》更是用轻喜剧的叙事手法将故事演绎得引人入胜。

四、新世纪以来贵州电影的双重走向（21世纪以后）

21世纪以后，中国电影市场业开启了全面化的进程。外资影片的融入、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角逐电影奖项成了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现实选择。在全国电影市场重新洗牌、建设的大环境下，贵州电影在立足于空间艺术演绎、民族多彩文化传承上走出了不一样的贵州电影。

新世纪后，第六代导演率先将镜头移至了贵州的时空里。以陆川导演的《寻枪》（2002）《王小帅“三线”三部曲《青红》（2005）《我11》（2012）《闯入者》（2015）为代表。这些影片在特定的艺術叙事语境之外，不同程度的展现出了外来的“闯入者”对贵州的最初印象。

《寻枪》体现的主题是“用传统的意象空间指涉现代人的心理问题”。影片在主题立意上的表达与取景地青岩古镇有着莫大的关系，空间的地域样貌对于影片内容符号化的表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升华作用。在贵州多雾的天气里，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古镇高低不平的山坡、石梯，年代悠久的城门遇城墙，幽深而狭长的石板小径上光滑的青石，马山家古朴的木屋结构，这些影像符号融入至电影的叙事中，恍如置身于时空的迷幻之中，让人产生欲望的探究之感。导演陆川也曾提及：“空间和画面构成的另外一种讲述，给予你的事情绪的感受，它是非理性的，他是一种情感。”[8]影片里能指的是马三对枪的寻找，而所指的却是，马三作为现代人对于“枪”隐喻的是身份的寻找，是权利的身份、男性的身份、父亲的身份的寻找。这是传统的生活空间意象与现代的情感心理空间意象进行的反差性影像表述，“从小镇内到小镇外，寻枪主题表现的是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和破坏带来的焦虑，而初涉入现代生活的古朴小镇则是展示焦虑的情绪空间。”[9]《寻枪》在电影艺术语言的表达上，率先将贵州青岩的古镇形象跃然在了影像上，并成为了第六代导演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陆川导演之后，另一位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也将目光投向了贵州贵阳。王小帅因其少年时光在贵阳渡过，结合其自身经历拍摄了以贵阳空间为展现的“三线”三部曲：《青红》（2005）《我11》（2012）和《闯入者》（2015）。在影片里，贵阳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城市进行了记忆式的意象呈现，这种呈现既是故事发生的载体，也是故事叙事中参与的主角。导演通过影像符号的表现力，用细节还原了记忆中的载体——贵阳。王小帅通过三个不同维度的影像建构起了历史时空中的贵阳。第一个维度是独有的贵阳物质性表述，如地形、气候、语言、饮食习惯等;第二个维度是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中，人物的命运与情感表述，如三线建设背景下人物的生存状态;第三个维度是这一城市空间里人物的思想蜕变与社会价值观表达，如自我与社会的认同、反思。这三个不同维度的影像内容在互为表意的叙事过程中，完成了对历史中“贵阳”城市意象建构与表达。

除陆川与王小帅电影中的贵州关注外，其他外省导演也不乏优秀的作品涌现。如宁敬武导演的《滚拉拉的枪》（2008）《鸟巢》（2008）、闫然导演的《幸存日》（2011）《云下的日子》（2011）《凤凰台》（2014）《不朽的时光》（2016）、朱一民导演的《扬起你的笑脸》（2000）《小等》（2013）、毛晨雨导演的《新寨还愿记》（2007）《秘密人》（2010）等电影作品都对贵州空间的民族景观与人物影像给予了丰富的、多元化的意义书写。

在外来导演着力展现贵州隐秘空间影像的同时，另一幅属于贵州本土导演书写的瑰丽影像也在展开。进入新世纪后，贵州籍导演胡庶拍摄了纪录片《我不要你管》（2001），贾樟柯导演曾在其著作《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册》中提及该片，认为影片的艺术思想性令人联想到了1947年的《小城之春》。胡庶的另一部原生态电影以苗族少女小片的成长经历《开水要烫 姑娘要壮》在国际上也是深受好评。2005年后贵州电影迎来了新的发展意象，贵州第一位女性导演丑丑的处女作《阿娜依》（2006）登上银幕，随后她的《云上太阳》（2010）《侗族大歌》（2017）电影作品更是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景观推向了世界的视野。《阿娜依》是丑丑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影片以苗族姑娘阿娜依学习苗族刺绣、与侗族小伙阿憨相恋的故事为内容，将苗族刺绣与侗族对歌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黔东南黎平千户苗寨、台江等地徐徐展开，美不胜收。《侗族大歌》改编自侗寨的真实事件，以歌喻情，诠释了远离城市喧嚣的侗寨桃源里，平凡却感人至深的友情、爱情。相较于《阿娜依》与《侗族大歌》的内在民族空间描绘，《云上太阳》则引入了外来文化的视角，通过法国女画家波林这一外来人物的“闯入”，对黔东南丹寨县这片原生态的纯净美好进行了展现，影片中古老的造纸技艺、传统的锦鸡舞、善良的民族情怀，都体现了苗寨里淳朴的人们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至善。

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不仅仅是丑丑导演，其他本土导演也从不同的民族文化领域介入，展现不同的贵州民族景观。如吴娜导演的《行歌坐月》（2011）、《最美的时候遇见你》（2016）;陶明喜导演的《铁血警魂之卧槽马》（2009）《飞翔的爱》（2009）《神马都是浮云》（2012）《嗨起，打他个鬼子》（2013）、唐煌导演的《脸谱》等。

2015年被誉为贵州电影“新浪潮”之年。这一年佳作迭出：《致永不消逝的青春》（2015）《最美的时候遇见你》（2015）姑鲁之恋》（2015）《丹寨往事》（2015）。但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黔东南籍导演的《路边野餐》（2015），该作品在当年荣获不少国际奖项，被引为艺术电影作品的创新之作。电影中长达42分钟的长镜头将黔东南小镇那真实而又虚幻的秘境之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将“贵州”独特的空间与电影影像形式相结合，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2018年更是被喻为“贵州电影”年，毕赣导演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饶晓志的《无名之辈》三部影片将贵州电影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点。《地球最后的夜晚》电影延续了《路边野餐》长镜头的表达形式，故事叙述线索复杂且物像象征意味隐晦。毕赣用自己所领悟的电影美学理念结合人性情感、精神内化把黔东南这一地域空间拍得亦幻亦真，搭建起了艺术极致的“黔东南宇宙”。《四个春天》与《无名之辈》两部影片都以贵州小城里的“小人物”为对象，折射了底层人物的光芒。《四个春天》导演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通过对父母2013-2016年四个春天的日常生活影像记录，演绎了平凡、真切亲情，令观众共鸣与动容。《无名之辈》的多线性叙事相较于《四个春天》多了更戏剧性的冲突，通过几个边缘人物的遭遇，将小人物内心充满美好善良在都匀的风雨桥上交汇与上演。进入2019年，取景于贵州花溪夜郎谷的《送我上青云》上映后，艺术口碑反响良好。该片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探寻现代女性的情感价值观，成为了思想性与艺术性都俱佳的女性题材电影。

五、结语

回顾贵州电影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贵州电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表达到多元化的风格叙事、从外省导演的视野到本土导演的自我书写这一漫长成长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贵州电影迎来了不同文化意识主导下的影像表达：有他者文化意识彰显下的传统空间里的现代性情感隐喻;有自我意识引领下的贵州民族文化本能展现;也有艺术电影理论感知下的形式与风格表述。但总体来说，贵州电影的被瞩目是立足于本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上，而未来贵州电影的发展，更需要在外来文化的参与下，做好贵州区域空间的民族生態景观、民族人物情感、民族艺术演绎的三者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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