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70年来，贵州中短篇小说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书写了贵州乡土的历史镜像，涌现出蹇先艾、石果、苏晓星、何士光、李宽定、石定、欧阳黔森、肖江虹、冉正万等优秀中短篇小说作者，实现了小说话语的突围也凸显出叙事的困境。贵州的中短篇小说依据地域文化及其所牵引出的内涵表征，叙写出独特的边地经验和民风民俗，以独有的品貌不断参与、丰富甚至冲击着中国文学的中心图貌。但是，新中国70年的贵州中短篇小说也凸显出文学的独特性话语尚未完全建立的缺憾，本土的“乌蒙”“乌江”等文学标识虽有言及，但并未在实践创作和理论层面获得真正确立。

关键词：新中国70年   贵州中短篇小说    叙事突围   美学困境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026-06

五四新文学以来，贵州文学因为对现代文学的书写模式、思想装置等方面的信息接受缓慢，常被定位于后发位置。自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承袭了解放区文艺路线，具有全新文艺思想及其书写范式的新中国文学开始融入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溯历史而进，贵州的中短篇小说也参与到新中国70年的文学宏流之中，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学景观，贵州中短篇小说在当代小说的中心构造之外，以自己独有的品貌不断参与、丰富甚至冲击着中国文学的中心图貌。用著名文艺理论家逄增玉的话说，就是“没有这些不断出现的来自内地边缘、边塞边疆的文学新人新作，新的文学世界、文学经验与血液，现代文学的中心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木之山。”[1]本文即拟在新中国中短篇小说的发展视域下，考察70年来贵州中短篇小说创作与全国此一时期的对话关系，也由此抽绎出新中国70年贵州中短篇小说作为边缘话语的书写特质。因为，它尽管可能势单力薄，但亦是独具意味的。

一、话语的突围与叙事的困境

1950年8月，《贵州文艺》创刊，这被界定为贵州当代文学的开始，当然也是当代贵州中短篇小说的开始。重温《贵州文艺》创刊号《稿约》，可发现如下内容：“反映人民大众的斗争生活，工农兵群众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的活动，人民剿匪、缴粮、生产及协助政府建设的热情。”[2]同样，有“国刊”之称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也鲜明地提出“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3]的办刊思想。两个刊物一中心一地方，办刊方向形成了互文关系，自是成为贵州以至全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路向。就贵州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言，石果、苏晓星、伍略、微山、韦瀚、傅泽等作家应时而出，在社会主义文学的美学视镜下，贵州乡村的社会风尚、生产实践被作家们纳入到书写实践中，汇入此一时期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壮阔潮流。

首先是被鲁迅赞赏的老一代作家蹇先艾，在面对新的时代诉求中实现了叙事话语的转向，原先的“老远的贵州”的写作路径被鲜活而富有新生活气息的文学书写替代，质朴深沉的艺术风格被置换为清新明快。社会主义政权刚刚确立，在贵州文坛具有高峰位置的蹇先艾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贵州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精神风貌与写作内质，其他有如石果的《喜期》《风波》等面世并获得较好反响，《喜期》写新中国成立前遭到地主迫害的叶三娘一家，在新的时代到来后，养女叶玉珍以及被地主强换的儿子腊生经过多重波折，最终一家人欢喜团聚。该作品最先发表于《西南文艺》，后1953年3月被《人民文学》转载。同年9月，石果的短篇《风波》再次登上《人民文學》，对于生长于贵州山区的一名作家以及整个贵州文学来说，作品刊登的意义远远超出内容本身。《风波》的叙事设置也风格独具，一对寡居多年的母亲杨幺嫂和女儿杨春梅同时面对婚姻问题，两人均用柔弱的身躯抵御了陈旧礼法，实现命运的自我主宰。此一时期的短篇小说还有胡学文《八庄苗家》、韦瀚《团结沟》、伍略《鸡声斜月》、苏晓星《彝山春好》、熊正国《高路边的彝家》等等。中篇小说方面，主要有苏晓星《良心的中伤》、微山《刘家山》等。从数量上看，中篇小说的创作不及短篇，但是《良心的中伤》等作品仍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这部取材于彝族僻远乡村的小说将车后老人作为叙事主角，新政权刚成立时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社会斗争被作为叙事背景，乡民心理、行动的摇摆被作为叙事的主要表现，负隅顽抗的匪徒最终失败，车后老人也获得了真正的新生。

从题材看，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的17年间贵州的中短篇小说以农村题材为主。与乡村世界、乡土文化浑然一体的生活体验让作家能够熟稔地发掘创作资源，同时新的时代赋予的新气象给予了作家全新的体察视角。社会阶层的变革也修改了作家的知识空间，甚至像蹇先艾这样原先持有凝重而深沉的艺术风格的作家也开始自我重构。在具体的小说叙事中，小说人物开始用敌与我、地主与贫民等两极化方式进行阶层分隔，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生活从外至内地重构了乡村世界的既定规约与差序格局，催生了贵州乡民精神世界的重组，这也赋予了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尽管边远但是充满蓬勃情绪的乡土。因此，在《卖粮的早晨》《大枫树谭家》《喜期》《风波》《八庄苗家》《团结沟》《鸡声斜月》《彝山春好》等作品中，贵州乡土新的人地关系、乡土社群等得到崭新的艺术性绘制，参与到新的历史经验书写与表征之中，当然这是新中国对文学的艺术召唤。但是，就当时也是文学主流之一的军旅题材而言，贵州的声音较为微弱，仅有傅泽的《咽喉地带》等作品问世，革命者兼作家的双重身份给军旅叙事提供了特殊的构造要求。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贵州在当时的革命叙事中少有响亮之音。

文革期间贵州的中短篇小说陷入困境，“自1965年起，50-60年代出现的许多（几乎是绝大多数）作家，失去了创作的权利，‘文革中则更被排除到创作队伍之外，形成了中老年作家的整体空缺，小说创作队伍的素质出现了致命的文化的、文学的缺陷。”[2]新一拨贵州中短篇小说的勃兴，有待文革结束后老作家的重新出发，以及新一代作家何士光、石定、李宽定、赵剑平等浮出历史地表。老作家有伍略、苏晓星、韦瀚等，但是话语定势深深地嵌入到老作家内心，在阔远的时代框架之下原有的审美意识仍是牢牢地影响着他们对改革大潮的叙事反应。相反，年轻一代所历经的特殊际遇和他们对世界的开放态度和合为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创作模式，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乡场上》《远行》《种包谷的老人》《天凉好个秋》《公路从门前过》《良家妇女》《小家碧玉》等等，短篇抑或中篇均体现出五四文学以来贵州小说的创作高峰。此一时期的贵州中短篇小说，在反映改革开放带给人的心灵世界解放并及外在世界的敞开，均实现了与国内同期小说的积极对话姿态，其人物内在世界的挖掘深度、社会生活的开掘广度都表征出作家们扎实的生活根基、厚实的文学经验与熟稔的小说书写。其中，何士光以《乡场上》《远行》《种包谷的老人》等挺入国内小说创作的最前沿并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地位。而李宽定的《良家妇女》《小家碧玉》、赵剑平的《白羊》等，在复杂人性的解剖中表征出生活的艰辛、苦涩，又并未消磨掉内在世界的朴实、淳厚与善良，主人公的精神领地中升腾的是对灰暗生活中诗性反映，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有继续阐释的空间。

1990年代至今，贵州的中短篇小说作家继续新人新作迭出，欧阳黔森、戴冰、谢挺、冉正万、肖江虹、王华、肖勤等陆续进入评论界视野，他们对小说的书写内容有所扩展，艺术品质也有所提升，可以说中短篇小说都得到了数量和质量的收获。欧阳黔森的《敲狗》《断河》《十八块地》，冉正万的《奔命》《树上的眼睛》，肖江虹的《傩面》《悬棺》《蛊镇》，王华的《天上没有云朵》《逃走的萝卜》，肖勤的《暖》《丹砂》等，将贵州小说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8年，青年作家肖江虹的《傩面》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充分显示出贵州小说创作在全国的认可度。但是，目前对上述作家小说书写并未有富含学术分量的研究与阐释，因为“一个学科的兴起，是以‘史料学为基础的，没有史料学建设，它只能被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学科自律的群体。”[4]相比较而言，上述作家目前正活跃在中国文坛，要做历史性的界定需要历时性、共时性的沉淀与考验。

通过以上梳理，发现新中国70年贵州的中短篇小说，很长时间是在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框架之下展开书写实践的。从建国初期至今，历史现场、历史经验在小说中得到了有力呈现，特定时代的历史主体也在贵州几代中短篇小说中被图绘出来，成为鲜活的书写经验。作为与主流文学存在距离的边缘文化区，贵州小说也贡献了自己的话语力量，并且贵州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版图有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地域性和民族性两个方面。

二、边地经验与中心构造的对话

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曾指出： “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5]贵州独特的地理形势濡染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塑造着他们独特的内在品性和文化，同时也成为贵州作家文学书写的重要土壤。新中国70年的贵州中短篇小说，很多都自然或不自然地携带上了贵州地域文化质素，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相溶汇聚、相互阐释，演变为作家身份的重要标识。其实，早在现代文学伊始，老一代作家蹇先艾、寿生已经在创作中将贵州地域文化纳入进来，作为文学价值呈现的重要基础。

关于贵州地理形势独特性而言，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有关于贵州的“汉孰与我大？”“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一州主，不知汉广大”的地理与文化的描述，后有陈法，今有汪文学等学人进行过解读，陈法言贵州“黔处天末，崇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6]汪文学认为“黔中地理与繁华都会地，固然无与伦比;与广博坦荡的中原地理，亦截然不同。……位于高原之黔中与西北塞漠的地理，同有雄奇险峻之美，但塞漠的苍茫悲壮则黔中所无。黔中山水的清秀隽朗又塞漠所不具。”[7]陈汪同为贵州籍人士，虽言语之间对贵州的态度有异，但是对贵州自然山水的概括却大抵相同。贵州特别的山水形构引发了小说家们的关注，新中国建立起来，贵州小说家开始在小说中用新的视角来体察贵州山水甚或把山水作为文学叙事的重要基础，构建为小说中的风景话语。

石果《石土地》开篇写到：“大山中夹着个小坝子，这是贵州管的一个边沿地区。”[8]在贵州山间常有这样的小坝子，这也是贵州人的主要生存之地，《石土地》的小说叙事就是在这样的坝子上展开。石定《重阳》中的故事发生在木莲溪，也和《石土地》中的类似：“从深山崖谷流出来，流过青岗塘这一片肥活的田坝。”[9]与平畴的坝子相配合的新中国初期零落的住居条件，《喜期》中叶玉珍母女居住的地方是“四壁透风、大部分是包谷杆子拦成的小茅草房。”[8]在另一位作家微山的中篇《刘家山》中，开篇亦是对故事生发地刘家山进行形象描绘：“好个刘家山，九里十八弯湾，山前一川水。山上千倾竹，水边万石田。”[10]又如石定《天凉好个秋》，莽子被带进村长家堂屋时，“一轮明月正从对面崖大树林上升起，把清幽皎洁的光影投在山野崖谷，投在枫香溪四周收割了的、空旷而宁静的田地上。”[11]如此的地理环境和乡民居住地，形构为新中国初期贵州的乡村景观，生活于此的人民与山水相映相适，具有與山水相统一的生活品性，如罗吉万的《黑宝》中这样描叙大山老林里的磨石寨：“偏僻的一个苗族寨子，有古老的石板梯道，也有新开的盘山公路，山色水声很诱人。”[11]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以来贵州中短篇小说对本土风物的描叙富有生气，充满鲜活的生活经验，所有人物、故事都在如汪文学所言“雄奇险峻”但又“清秀隽朗”的土地上展布，人物的生命流转与地理形势形成互构，形构出性格各异、命运各殊的小说人物，如前述罗吉万《黑宝》中的黑宝爹、石定《天凉好个秋》中的莽子，老作家蹇先艾《大枫树谭家》中的谭家媳妇朱小妹，《春耕》中熊春祥、熊大嫂夫妇等等。同时，黑宝爹、莽子、朱小妹以及熊春祥、熊大嫂夫妇在一个特定时代里行走着生命的欢愉与低沉，将个体生命与贵州乡土摔打在一起，凸显出贵州边地文学的审美质素，与当时的中心话语形成对话关系，共同编织出新中国中短篇小说的书写版图，形成了“贵州的也是全国的”文学书写的历史经验。

民俗书写的另一模式是将民俗事象植入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成为叙事推进的参与性力量。在这类小说中，虽有叙事的主要场域，但民俗的踪影仍是无法消弭，作家总是在故事阐述的关键节点让民俗出场，实现文本的内蕴增殖。由于贵州民俗繁多而形态各异，其多样化的存在方式让新中国以来的贵州小说家会在作品中无需进行刻意雕琢，即可在叙事中进行民俗活动的植入。如苏晓星的短篇小说《幸福楼》，小说主体是关于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乡镇干部对于农村改革的态度，小说中主人公补幸福、乃幸福之称谓均来自侗家人关于父亲、母亲的民俗约定，小说中补幸福和妻子关于结婚时的约定的对话显示出侗族婚俗与现实的话语纠葛。欧阳黔森的《断河》中将武陵山区粗粝的民风与具有神秘色彩的刀客故事相互结合，给小说文本创造出开阔而凌厉的艺术风格，看似粗犷的故事讲述中蕴含着恣意流淌的生命形式，在这部小说中，民俗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背景，作家在民俗之上叠加出小说故事的多层次意义。新中国70年，贵州小说的民俗书写最具代表性当属肖江虹，肖江虹小说的民俗叙事被《人民文学》卷首语评价为“堪称范本”，其对于民俗的文学绘制一方面以“工匠精神”精细地雕刻出悬棺、傩戏、家谱、喊魂、制蛊等民俗的真实镜像，另一方面又将民俗的内质显影出来，让其归入到生命存在、生死等问题的形上拷问中，这种对于民俗与现实关联的剥离，以及将民俗引向普遍性内质的思考，显示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文学高度，这是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探索，其价值意义不可低估，其倾心之作《悬棺》《蛊镇》《傩面》被指认为“民俗三部曲”或“巫傩三部曲”，成为作家文学书写的标识。

在贵州中短篇小说的民俗书写中，其对于小说价值的体现也是饶有趣味并充满风致的，小说叙事常常通过拆解、融汇、分离等措施，对民俗展开叙事干预，民俗所天然携带的群体性空间营构被作者进行叙事操控，如石果《风波》中杨幺嫂和女儿杨春梅的婚姻就被置放于黔北乡村的婚俗中，民俗的场景性、集体性特质所烘托出来的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成为母女故事生发的叙事场域，个体性和公共性形成融合关系。这样的叙事装置在蹇先艾、欧阳黔森、肖江虹的民俗书写中屡屡可见。作家们对贵州乡土民俗的叙事处理也引发了民俗价值与小说故事主体的价值互动，民俗所潜藏的文化符码与小说文本的现实性事件相分离、相和合，或隐或显地推动了文本价值的生成，形成了新中国70年贵州中短篇小说民俗叙事的独特景观。放眼全国的文学书写，民俗文化应该是贵州文学资源的重要宝库，理应成为贵州作家挺立于全国文学之林的重要凭借。但是，贵州多彩的民风民俗在小说中的叙事呈现上還有待于深度上的掘进，部分小说要么是将民俗简单地与现实相互叠加，要么完全成为民俗的“奇观式”展演，民俗与叙事主体没有形成紧密关联，如果从中将民俗抽离出来也不影响小说叙事的推进，这是甚为遗憾的。同时，如果能将贵州独特的山地环境和本土风习贯通起来，书写出关于“乌蒙”“乌江”等的文学地标，形成富有风度、风貌的“贵州书写”，那将会让贵州的小说创作中上升到文学现象的层面，这是作为贵州学人的期待，也是作为贵州人建立文化自信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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