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以来，人们普遍为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感到焦虑，还有人呼吁重新赋予“守门人”权力—这是一种礼貌的说法，意思是让未经过滤的群众尽可能远离政治决策。

但这种自由主义的冲动，反映出人们误读了近代史：恰恰是精英、而非大众放弃了自身制定连贯政策的责任，成全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此外，精英们对直接民主无耻的蔑视，不仅证实了民粹主义言论，而且也忽略了公民投票可以作为对付民粹主义分子的高效武器。

英国保守党时任领袖，可能对脱欧煽动者奈杰尔·法拉奇嗤之以鼻，但很多人最终认为，法拉奇所提出的英国脱欧主张基本合理。而上千万的英国选民继续投票选择“脱欧”，却是因为他们所熟悉的鲍里斯·约翰逊向他们保证，他们做了正确的事。

民粹主义政客，往往试图在自身和民众之间建立某种直接联系，从而切断民众和传统政党乃至职业记者的联系。像意大利五星运动创始人贝佩·格里洛这样的人物，总是一成不变地批评老牌政客和传统媒体。所有民粹主义者都声称，对“真正的人民”及其意愿具有独特的了解，并承诺充当他们的“代言人”。

事实上，关于“人民”和“声音”的说法，其意义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于是，公民投票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就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在所谓“真正的人民”构建完毕后，任何关于“人民意愿”的问题，都有了预先的答案。对民粹主义者而言，“人民”扮演一种完全被动的角色，他们只需要在正确的方框中画勾，用来确认民粹主义者提出的观点正确。

因此，与其重新“赋权”给守门人而被民粹主义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如何能让全民公决发挥恰当的民主作用，才是我們应当问的问题。

人们也可以说，至少在像匈牙利、土耳其和波兰这样的国家，损害已经造成，那里的民粹主义者利用选举，有时也利用操控度极高的“民族协商”来巩固自身权力。社会科学家才刚刚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将专制民粹政体转变回恰当民主体制。我们需要新的策略，来应对被称为“民主倒退”“宪政倒退”和“专制化”等问题。

一个办法是，关注许多民粹主义政府受益于高度分裂的反对派的问题。这有时是民粹主义者自己有意操弄的结果。分裂的反对派更加难以结成同盟，也更难选出最好的候选人，来挑战已经掌权的民粹主义者。

以匈牙利2018年议会选举备受折磨的讨论为例。在讨论极右翼尤比克党是否应当与左翼自由派结成联盟之后，反对党仍然基本上各自为战，而总理维克多·奥尔班的匈牙利青年民主联盟，则趁机赢得了总计199个议会席位当中的133个席位。

毋庸讳言，组建左翼和极右翼联盟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很难为拒绝投票给尤比克党候选人而去指责匈牙利自由派人士。

全民公决的二元化结构，能够摆脱这样一种困境。尽管经常会产生非同寻常的联盟，但这对个人选民而言基本无关紧要。因为一旦公投结束，联盟就已经实现了目标。更令人乐观的是，可以以揭露民粹主义政府不受欢迎的方式来设计全民公投，以此来破坏其所谓代表人民意愿的主张。

理解了全民公决真正的民主潜力，某些民粹主义政府—例如匈牙利政府—已经人为加大了真正自下而上行动的难度。

虽然看似违背传统智慧，但直接民主却可以对抗民粹主义运动。尽管无法保证这样的策略在任何特定环境中都能取得成功，但这样做总比坐等“守门人”的救赎要好。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扬﹣沃纳·穆勒，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即将出版《民主规则》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