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股市的确一直处在上涨通道中。但2月份以来，美股大跌，并数次熔断。

新冠肺炎疫情的利空肯定不容低估，它是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但另一个视角，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下跌。过去几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美股科技企业正在出现“阶层固化”，最明显的特征是万亿股（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股票）出现，而其他新兴互联网公司则表现平平。

2018年，蘋果和微软先后超过万亿，峰值为1.38万亿美元和1.27万亿美元。之后，亚马逊和Alphabet（谷歌母公司）也分别在2019年4月和2020年1月新晋万亿股。其间，四只股票的市值有所浮动，但在本轮大跌之前，它们最低也始终保持接近9千亿美元的水平。

这四只股票有三个共同点：

第一，都掌控着互联网的流量入口，无论是PC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它们有着无可撼动的霸主地位，其他创新公司如果正面竞争，根本不是对手。

第二，它们都是“老公司”，全都创立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微软、苹果创立时间分别是1975年和1976年，而亚马逊和谷歌则是“90后”，分别创立于1995年和1998年。也就是说，即使最年轻的谷歌也是22岁的成年人了。

第三，把以上两条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出第三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公司正在“阶层固化”。即使是最炙手可热的Facebook（创立于2004年），市值也长期只有“四大”一半的水平。

尽管“四大”依然创新力强大，依然在为我们创造富有艺术感的产品，提供一流的使用体验，但这种固化格局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领域，颠覆式、革命式的创新早已告一段落。之后的创新，只能算是改良主义和局部行动。

阶层固化不是一个好事情，不管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它总会增加社会在变化时期的动荡风险。在资本市场，这个逻辑也是一样的。

而且，后者正在愈发依附于前者。那些创立于最近 10年的互联网公司，多数都被“五大”（加Facebook）收购，YouTube被谷歌收购，WhatsApp、Instagram则被Facebook收购。此外，相对独立的优步（Uber），但它已连续10年亏损。还有特斯拉，如果不是中国上海工厂的成本优势，它估计还在股价的泥潭中挣扎。

后面这些新兴互联网公司，每一个都不缺创新，但实事求是地说，它们创造的新模式和“五大”，特别是“四大”相比，显然缺乏那么一点“刚需性质”，其激动人心的程度也大大逊色于过去的“老伙计”们—苹果让个人电脑成为可能，微软把人类卷入视窗时代，谷歌颠覆在线广告的逻辑，而亚马逊劈开了在线购物的纪元。

我们发现，“00后”（2000年之后成立）的这些互联网公司，股价总是处在大起大落之中，唯有“四大”持续称雄华尔街。但坏的一面是，当投资者都拥挤在少数几只股票中，那么当重大利空出现，就会发生严重的“踩踏效应”：以前是机构投资者一起抱团取暖，现在是大家同时作鸟兽散。

数据显示，以2月份股价最高值来算，四大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1.3万亿美元，微软最多，大约蒸发了4000亿美元，苹果和Alphabet约为3700亿美元和3100亿美元，亚马逊最抗跌，但也蒸发了差不多2400亿美元。

阶层固化不是一个好事情，不管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它总会增加社会在变化时期的动荡风险。在资本市场，这个逻辑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