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雯

病毒不分国籍，也没有护照，它是无数个幽灵的分身，悄悄潜入我们的地球村。短短两周之内，国内疫情控制住了，海外疫情却暴发了。

这两天，华人回国成了热点，负面新闻也不少。例如，澳洲籍华人女子“返”京后拒绝隔离、在海外发烧的人隐瞒病情回国、留学生“硬闯小区”等。一时间，不理智的网民纷纷指责这些回国的人是“千里投毒”。

海外华人的真实处境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又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和选择？回国“避难”的选项又真的有那么轻易吗？

回不来的人

橘子在英国工作，本身就是武汉人，1月初回国过年，在封城之前提前回到了英国。“我在英国有必须本人亲自处理的事，虽然当时的英国还算安全，但我心里一直在担心我的家人。”

武汉封城之前，并没有什么疫情新闻，橘子几乎每天都和家人在武汉市区到处跑。回到英国以后，橘子和公司说明情况后就开始自主居家隔离。既担心自己，也忧心远方的家人，而且死亡近在咫尺—朋友的家人被感染后去世、微博的肺炎求助超话里也有认识的人。

“我当时有一些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会不受控制地悲从中来。做饭做到一半就觉得世界崩塌了，我就蹲在地上开始哭。因为一星期没出门，我出去倒个垃圾，深呼吸一口，就又哭了。”

“我住的地方原本没什么人，很安静，你会觉得生活无限平静和美好。但当你打开手机，会发现屏幕另一端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感觉实在太分裂了。”

也正因为经过这些，当英国暴发疫情后，橘子比周围的英国人来得更为敏感。“我一开始和他们说，他们觉得我反应过度了，当地媒体上说这是流感，他们认为我危言耸听。”

而且橘子上班搭乘的地铁是从机场出来的，室友也都在机场、酒店、物流公司这些人流众多的地方工作，随着英国疫情的升级，橘子申请了在家工作，尽量不要外出。和一个多月前刚从武汉回来时的状态相比，橘子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佛系”了—不去参与讨论、保护好自己。

欧洲整体情况不容乐观，身处荷兰的李青目前也正在家办公。荷兰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在2月27日确诊，在意大利疫情暴发之际，荷兰还有900个学生去意大利北部滑雪。“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很担心，但也不能跟公司说要在家办公，荷兰人会不能理解。”

李青的公司在机场附近，她每天要坐火车去上班，在机场转公交。“我就想着，改成6点去上班，避开早高峰。上火车的时候就站在车门旁边，那里人少，还有空气流通。我每天还裹着厚厚的围巾，遮住口鼻，上下班都要窒息了。甚至都想在公司附近住旅馆了。”

她也挣扎过要不要戴口罩出门，但有韩国女生因为戴口罩被电车售票员要求下车，李青想想还是算了。“他们认为，生病的人才戴口罩，既然生病了，就不该出门而应该待在家里。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不是自己。我觉得这不算是歧视，而是观念问题。大部分荷兰人还是挺善良的，虽然也有华人因为戴口罩被打，后来查出来也是个移民打的。移民之间互相歧视吧。”

好在荷兰政府很快就呼吁大家在家办公，李青也终于安心了一些。华人超市早就被抢空，连网店也因为承担不起配送压力而关闭了；虽然荷兰人并未表现得太过担忧，但也出现了“抢购潮”，民生必需品也都被一扫而光。

“我们在当地有工作、有牵绊的，也不是说回国就能回的。”

回来的人

也有立刻辞职回国的。在意大利疫情开始暴发之际，张兵怕晚了回不去，加上父母催促，他就仓促离职了。“我3月1日提的离职，6日就走了。”

但张兵也坦言，自己本就不打算在意大利扎根，疫情只是加速了他回国的时间。目前他还在宾馆隔离，“一人一间，环境挺好的”。

在英国工作的王敏恩也准备回来了，提起英国的“群体免疫”，她一直说自己“气死了”。“英国现在轻症不检测，就算检测了也不给治。”

英国本地还是一切如常，而且外面戴口罩的人很少，政府也不提倡健康的人戴口罩，因为生病的人才会戴口罩。加上媒体报道的一些“华人戴口罩被打”事件，于是王敏恩和公司申请在家办公。

有韩国女生因为戴口罩被电车售票员要求下车。“他们认为，生病的人才戴口罩，既然生病了，就不该出门而应该待在家里。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不是自己。”

有一次必須出门，她决定戴着口罩，在地铁上的时候感到非常紧张。“我怕有人打我，结果没人看我。”后来回家的时候，和她坐在同一排的人总是侧身看她，她瞪回去后，那人就瞥开，隔了一会儿又侧身看她。对面的英国老爷爷直接对着那人翻了个大白眼，很多人都看到了，接着对她抛个媚眼说“不要理他”。

之前王敏恩也在背后被人嘲笑过她是个“冠状病毒”，但她认为“整体还是好人多”。

王敏恩原本就打算在3月底回国续签，随着英国疫情的暴发，她和公司申请提前回来。“机票每天都在涨，回国的航班有一半都会被临时取消，我每天拿着本子算，哪个航班比较稳。正常情况下来回一万元左右，现在单程都要两三万元。”

“一方面，回国比较安心，另一方面，也会担心在路上交叉感染，但至少国内会给你治疗。”

在这波“回国潮”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留学生。欧美学校都陆续停课改上网课了，对他们来说，回到熟悉的家人身边更安全，也更安心。

赵秋琪是一名美国学校的大三学生，但这学期她来到法国交换，趁着春假去意大利玩了两周，没想到意大利疫情突然暴发。回到法国上了两天课后，法国的学校建议他们自我隔离一周。隔离完以后，赵秋琪就收到美国学校劝返的消息。

“当时法国确诊的人数只有300多个，我想再等等，没想到过了两三天就破千了。我家人都希望我回去。”

不同社会对疫情的反应不同，赵秋琪对此感受颇深。当中国发生疫情、华语报道铺天盖地地袭来时，在法国的报道里这是“出现在中国的危机”。所以当赵秋琪每天忧心忡忡地滑手机更新国内疫情时，法国人不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赵秋琪被学校要求在家隔离时，她按照学校建议，立刻去买了消毒水、口罩，并告诉同住的人将不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作为中国人很认真在执行这件事，但可能有点吓到我的法国住家。”

赵秋琪也和周围的法国人聊过这件事，但法国人会认为这只是“更严重一点的流感”，年轻人得了没关系，日常生活仍然照旧。“我知道这个病在国内很严重，也认可就像个大流感，但国内报道经常会形容拍了CT后人们的肺变白了，像是磨玻璃，这一点和大流感给我的印象很不同。”

“我在美国本部的学校已经停课了，但停课第一天，大家都在学校的草坪上开派对、吃野餐、晒太阳。中国人会觉得匪夷所思，但的确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或者和我们的观念相差甚远。”

随着法国确诊病例的暴增，赵秋琪决定回国。

“下飞机后回家隔离，各种登记，非常严格。虽然很严，但很放心，因为就算确诊了，我也能被照顾好。但在法国，出了什么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有一堆在美国的同学回国，还有人想组团包机回来。”

正从英国回国途中的毕业生Kevin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机场有很多穿着全套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人，基本上都是华人。

想回来的人

孙雨薇是在美国念书的大一学生，她想回国，却“失败”了。很多大一学生的家长建了一个群，希望包机将孩子接回国，已经有八十几个人报名了，但因为航班被大面积取消，包机失败。

因为家住“风暴中心”的武汉，经历过那些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孙雨薇的父母也更为焦虑。也想过给孩子买张机票自己回来，又担心在飞机上交叉感染。而且现在武汉还没解封，回国也要隔离，回来的路上会遇到什么也还是未知。

孙雨薇自己也在左右摇摆中。“我周围很多人都回去了，也有很多人在考虑中。留学生在美国挺尴尬的，医疗资源也许不会优先用在留学生身上。学生反正在上网课，和家人一起会更有安全感。”

和孙雨薇同一个学校的唐小嫄也对要不要回国举棋不定。“平时就很想家，现在更想回到一个安全、熟悉的地方。然后也怕得了病，医疗资源不会向我们公平开放，我们买的保险不一定能报销一些内容，这也是挺大一笔数目的。”

但何米就持不同态度。“学校说在可见的未来是上网课，但也没说整个学期都上网课，万一到时候疫情控制住了，总不能再打飞的回去吧。而且我在上直播课，回国意味着每天凌晨两点要爬起来上一个半小时的课。”

美国给出的建议是让大家勤洗手、少聚集，口罩是安慰剂，可以防止自己把病毒传染出去，却不能保护自己不受病毒感染，而且周围人都不戴的话，自己戴了也没用。不同的中国留学生对此抱持不同态度，有人相信所以安心了，也有人不信所以更担心了。

在美国大学教书的董俊表示，回国还牵涉到临时更改课表、退宿、更换选课导师等一系列问题，短时间内收拾行李、找直飞航班等，着实不容易。近期他才送一个大二的学生去机场，从美国印第安纳州开3小时车去机场，再护送她飞2个半小时到纽约（芝加哥已经没有直飞国内的航班了），学生再独自搭14个小时左右的飞机到上海。“我现在每天要跟5、6个学生沟通，大家都很紧张。”

在英国工作的王敏恩也准备回来了，提起英国的“群体免疫”，她一直说自己“气死了”。“英国现在轻症不检测，就算检测了也不给治。”

在德国工作的王芳原本希望和先生一起回国，她的先生是英国人，去中国需要签证。都准备递签了，大使馆告诉他们，现在不会审批任何签证，可以递交，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审批下来，建议现在不要递交，不然护照也不一定拿得回来。

“我这几年免疫系统、心肺功能都不太好，而且德国比较严，还不能在家办公，我每天上班的路上会有很多感染风险。我原本把回国当作万不得已的选项，已经和先生做好了辞掉工作的准备。但现在也回不去了，我不能抛下我先生一个人回去。”

在公司里，王芳也是被视为“反应过度”的那个人。“他们有关病毒的事会来问我，但不会完全相信我，会看看我的反应，他们真的很淡定。”公司里有同事从威尼斯去迪拜，回德国后发烧了也没做檢查，因为在迪拜机场做过检测呈阴性，就默认自己没有生病。“我们公司基本上就在裸奔吧。”

但公司里也有意大利同事主动向她询问买口罩的事。国内疫情暴发的时候，王芳在网上订了600个口罩，结果不发货了。后来她在德国药店陆续买了200多个高价口罩，寄回去给国内的家人。等德国确诊人数开始上升时，德国基本也买不到口罩了，她偶然间买到了二十几个很贵的简单口罩。

不过，王芳现在出门也不敢戴口罩，一来怕引起侧目和关注，二来怕之后德国大暴发，自己还要出门买菜，口罩不够用。“如果德国暴发，我会和经理商量休年假，要是不让我休，我就选择辞职。”

虽然德国人看上去很淡定，但超市也都被抢购一空了。王芳说卫生纸、鸡蛋基本都空了，两周前就买不到米和意大利面了。“恐慌还是存在的，有一派人认为尽量别出门，一派人认为没事。”

在海外的华人，大部分是留学生，还有已经在当地工作、组建家庭的人，疫情当前，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和选择。在异国他乡生活并非易事，因为人是在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条件下生存的。

而面对不同的国情、抗疫政策、文化差异，海外华人在“要不要戴口罩”这件事上都是极为纠结和矛盾的，那么在做出“是否回国”的决定时，也必然面临内心的挣扎。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