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任琳 本文节选自《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

霸权国对于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平衡失败导致霸权衰落，而非仅仅是由于提供公共产品的霸权消耗和大国权力转移等外生因素所致。

在国内层面，金融（利益集团）忽视国内权力生产之国家逻辑，追求无限度的超级全球化，与国家主张有节制全球化的立场产生分化。当天平过度偏向市场一侧，流入制造业等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足，经济高度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导致普通民众就业不足，收入差距拉大，加之税收的二次分配能力下降，国内政治压力加增，民众质疑以霸权稳定为基础的超级全球化。当市场与国家两种逻辑的失衡趋近极值时，支持全球化和霸权稳定的金融利益集团就处于阶段性失势。

在国际层面，一方面，市场逻辑“超重”，天平失衡，霸权衰落：不受约束的资本（国家金融力量的消长）导致国家失去对金融的绝对掌控，全球陷入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之中，霸权及其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失去有效性与合法性，例如从单一美元债券到IMF债券的演变体现出霸权国的国际信誉下降。霸权因缺乏对国际金融的有效监管而导致国家权力资源消耗，全球融资能力下降，危及其国际领导权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国家逻辑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天平失衡，霸权衰落。霸权国滥用制度红利，借助国际制度非中性将本国利益凌驾于系统内其他国家之上，甚至将制度作为打击对手国的工具，导致信用赤字、治理赤字，实质上会导致霸权国丧失全球融资所依赖的国际信誉基础，使得霸权因缺乏置信空间而影响力下降。

本文分析的切入点是来自霸权国的金融力量受到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双重驱动。霸权衰落具体表现为：霸权国利用金融渠道积累权力资源、形成霸权影响力的能力下降。前者是霸权生产的基础性力量，而后者是霸权生产的力量激活机制，或者说是权力资源向影响力的转化。因此，就影响评估而言，当金融的市场逻辑超越国家逻辑，消耗了霸权国国内的权力资源、阻滞了国内权力资源的生产，抑或是影响到霸权在国际层面的可置信程度时，金融不再是巩固霸权，而是在侵蚀霸权，由此折射出在国家与市场两种逻辑的驱动下金融之于霸权的生产和消耗机制。

企业雇佣结构、中间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刘啟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 铁瑛 本文节选自《管理世界》2020年第3期

近年来，尽管中国企业雇佣大学生的比例在增长，但出口产品质量却没有发生显著提升，形成了所谓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本文将企业异质“雇佣结构”引入质量异质性理论框架，探讨劳动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结合企业劳动技能投入和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互补性对“质量变动之谜”进行解释。

综合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雇佣结构升级正向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雇佣结构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具有互补性，企业中间品质量越高，雇佣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也越强；雇佣结构升级对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到了中间品质量下降的拖累，最终导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并没有发生显著地提升，即在中国大学扩招背景下形成了“质量变动之谜”。

基于本文的分析结论，我们发现，在企业雇佣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中间投入品质量提升的互补效应并没有得以及时发挥，正是这种错配造成了中国出口企业的“质量变动之谜”。因此，短期来看，降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的进入门槛，扩大高质量的中间品进口仍然是实现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一条捷径，这也可以更好地发挥大学扩招以来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作用，匹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速换挡期的大背景，将增长的重心转移到“质”的层面上来。

基层治理中政策的搁置与模糊执行分析—一个非正式制度的视角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崔晶 本文节选自《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1期

“政策搁置与模糊执行”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的生成机理与存在方式反映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基层政府在应对上级政府的多重任务压力时，往往呈现多样性的政策执行策略，在这一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相伴而生。从“形式之名”与“合法性基础”两个维度上来划分，非正式制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变通、共谋和“惠及乡里”。本文提出，非正式制度之外，政策的搁置与模糊执行也反映了基层政府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执行样态。政府组织在政策选择时，由于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征。

“政策搁置与模糊执行”是在层层加码压力下，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一种真实的选择。从非正式制度的形式之名和权威基础两个维度来分析，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变通的模糊执行”。当基层的“政策搁置与模糊执行”与上级政府的正式制度（政策）的要求在名义上一致，并且与正式制度的合法性（权威）基础相同时，这样的非正式制度是可以公开的，这时如果它的行为可以转化为正式制度，就与“变通”这一形式重叠，成为“变通的模糊执行”。例如，上文提到的某街道“大城管”的改革，自上而下的部门整合和协同的要求，到了基层城管执法队变通为几个城管机构的设立，改革渐渐地也被街道的其他事情冲淡，搁置了起来，但是大城管综合协同执法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因而这一改革就成为了模糊执行的状态。

“共谋的模糊执行”。当“政策搁置与模糊执行”與正式制度在名义上不兼容但与合法性基础相一致时，它是不可以公开的，此时就与“共谋”重叠，不可以转为正式制度，成为“共谋的模糊执行”。例如，政府内部的上下级或各部门之间为了应对上级的任务压力而虚报政绩，以及在各类检查验收时，通过政府上下级之间和涉及的各方主体的合谋达成某种协议，掩盖问题，扭曲信息等。政府部门在应对多任务时，在层层压力下通过“共谋”让有些政策没有执行或搁置，达不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被模糊执行了。

“惠及乡里的模糊执行”。当基层政府的“政策搁置与模糊执行”与上级政府的正式制度（政策）的要求在名义上一致，与正式制度的合法性（权威）基础相同时，这样的策略是可以公开的，这时如果它不可以转化为正式制度就与“惠及乡里”重叠，成为“惠及乡里的模糊执行”。例如，上文提到的“易地扶贫”政策，基层扶贫干部既需要代表国家执行扶贫政策，及时地汇报各项材料和扶贫指标，同时，扶贫干部也会受乡村逻辑的影响，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动用乡村社会的人情关系等“柔性化”的策略来完成任务。但是最终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选择标准的“一刀切”仍然给村民带来“不公平”感，甚至出现了基层工作人员求着贫困户协助他们完成工作的情况，也就是说扶贫政策的某些方面没有被很好地执行，扶贫目标不能完全实现，导致这一政策的模糊执行。

“拼凑应对的模糊执行”。当“政策搁置与模糊执行”与以上三者都不重叠时，政策处于“纯粹的”搁置、间断或拼凑应对的状态，这也是“旧政策集”的堆积状态。例如，上述案例中某镇政府在对河流的综合治理过程中，并非使用了“变通”“共谋”或者“惠及乡里”的策略，而是在政策执行中或许是资金或许是其他原因，导致了治理工程的暂停，从而带来了政策的搁置，同时镇政府自始至终没有考虑民众的参与治理，导致了民众污染行为的不降反升，引起了治理工作的间断与污染的加剧，没有完成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这样，在基层政府层面就堆积了很多被搁置的或者“拼凑应对”的政策，形成了“拼凑应对的模糊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