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索特

六月的一天，菲利普和阿黛尔结婚了。那天多云，刮着风。后来出了太阳。距离阿黛尔上次结婚有段时间了。她穿一身白：白低跟鞋，紧裹臀部的长色自裙，轻薄上衣下穿白色胸罩，脖子上一串淡水珍珠。他们在她的房子里举行了婚礼——她从上次婚姻中得到的房子。她的朋友都来了。她信赖友谊。房子里很拥挤。

“我，阿黛尔，”她清晰地说，“把自己完完全全交予你——菲尔，做你的妻……”当伴郎的是她的小男孩儿，此时表情淡漠地站在她身后。她衬裤上别的“一样借”是个银色碟状物，是她父亲在战争期间佩戴过的一枚圣克里斯多夫勋章。有几次，她不得不把束腰带往下翻卷，以便向人展示它。一位老妇人在靠近门边的地方坐着，用拐杖把手勾住她戴的那条小狗的项圉，好像她只是参加一场园游会。

婚宴上，阿黛尔笑得很开心。她喝了太多酒，开始放声大笑，用花哨的长指甲挠着自己赤裸的胳膊。她的新婚丈夫仰慕她，他可以像小牛犊舔盐一样舔她的手掌心。她还年轻，仍有美貌，尽管已是它最后的光泽胆她也到了不可能再要孩子的年龄——如果她还会有这种想法的话。夏天来了。在午后昏沉的时分她会出现，穿着黑色泳衣，四肢晒成褐色，身后是令人目眩的阳光。她鲜明的胴体从海水中走上光滑的沙滩，她的腿，她的湿发，她的优雅，这一切既不羁又显得悠然自得。

他们的生活安顿下来，主要是她的生活。那是她的家具、她的书，尽管这些书没怎么有人读过。她喜欢提起她的前夫德莱瑞尔先生，他的名字叫佛兰克，一位垃圾运输帝国的继承人。她叫他“德来疯”，但讲起有关他的事情她不无感情。在她的童年时代和八年“令人筋疲力尽”（用她自己的话说）的婚姻中，“忠诚”都是她的准则。她承认他们的婚姻条款很简单？她的工作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做好晚餐，一天被千一次。有一次在佛罗里达，他们和另外一对夫妻合租了一条船，打算到比米尼群岛去钓北梭鱼。

“我们先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她丈夫愉快地说，“然后上船、启航！等一觉睡醒，应该已经穿过墨西哥湾流。”

一开始似乎顺利，结果却奠如人愿。海上的状况十分恶劣。他们从未能驶过墨西哥湾流。那位来自长岛的船长迷了路。德莱瑞欧付给他五十美金让他离开驾驶室、下到舱内去。

“你懂船吗？”船长问他。

“比你懂得多。”德莱瑞欧告诉他。

他那时已被阿黛尔下了最后通牒。她正躺在他们的小舱里，面色惨白。“无论哪里，找个港口靠岸，不然你就准备好今后一个人睡！”她说。

菲利普·阿德特经常听她提起这故事，还有不少其他故事。他优雅有礼，听时头略往后仰，仿佛对方是份菜单。他和阿黛尔是在高尔夫球场认识的，当时她正学打高尔夫球。那是个潮湿的雨天，球场空荡荡的。阿黛尔和一个朋友正在开球，这时一个秃头提着个装了几个球杆的布袋子，过来问他能否加入他们。阿黛尔的球开得还不错，她朋友开的球却蹦到了路对面。他又重新摆好球，但这杆只是蹭到了球边。菲尔这时有点儿害羞地拿出他的旧三号木，沿球道笔直地把球打出两百码。

那就是他的性格：沉静、有力。他读过普林斯顿，然后加入了海军。他看起来就像当过海军的人，阿黛尔说，他的腿强壮有力。第一次约她出去，他对她说，有的人喜欢他，有的人则不喜欢他，这是件挺可笑的事。

“那些喜欢我的人，我很容易就会对他们失去兴趣。”

她不太明白他的话什么意思，但她喜欢他那副被时光磨损的样子，尤其是眼角那块儿。那让她觉得他是个男子汉，尽管他大概并非如此。他也很聪明，她解释说，模样有点儿像个教授。

被她喜欢是件好事，而被他喜欢则似乎更非同寻常。他身上有种对世界的淡漠，他甚至对自己也不怎么在乎。

他赚钱并不多。他为一家商业周刊撰稿，收入和她靠买卖房屋挣的钱差不多。在他们结婚几年以后，她开始有点儿发胖了。她的脸仍算得上漂亮，但她的身型松垮下来。她睡前会在床上喝一杯酒，像她二十五岁时那样。菲尔则在睡衣裤外面套一件运动夹克，坐在那里阅读。有时候，早展他在草坪上走走，她望着他，一边小口喝着她的酒。

“你知道吗？”

“什么？”

“我十五岁时就有了很棒的性交。”

他抬起头。

“我开始得没那么早。”他承认说。

“也许你应该早一点开始。”

“不错的建议，不过现在说有点儿晚了。”

“你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爱吗？”

“我记得。”

“我们那时几乎停不下来，”她说，“你记得吗？”

“算是前后扯平。”

“哦，真会说话。”她说。

他睡下以后，她看了部电影。明星们也老了，也有了关于感情的各种问题。但那不又一样，生活已经给予他们巨大的回报。她看着，想着。她想到自己曾经是什么模样、有过什么。她想到她也许本来可以当明星。

但菲尔知道什么弛已经睡着了。

秋天來了。某天晚上，他们在奠里西家里做客。莫里西是个高个儿，职业是律师，他是很多人的遗嘱执行人，也作信托人。他说，他真正的教育来自阅读别人的遗瞩，也就是审视一个人的心灵。

晚餐桌上有个做计算机生意发了财的芝加哥人.他很快就暴露出自己是个蠢材。他在吃饭时祝酒：“为了隐私和体面生活的终结！”

他带来一个神情沮丧的女人。这女人不久前发现她丈夫和住在克利夫兰的一个黑女人通奸，而且，奸情已经持续了七年。他和那女人可能还有个孩子。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来这儿对我来说就像是透一口气啦！”她说。

女人们都富有同情心，她们了解她不得不做什么——她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七年！

“是这样。”她的同伴赞同。

“重新思考什么？”菲尔不明白。

他们回答得不怎么耐心。欺骗！他们说，在所有这段时间里她遭受的欺骗。这时，阿黛尔继续往自己杯子里倒葡萄酒。她的餐巾盖在她之前打翻的一杯酒的污渍上。

“但那段时间你们也过得很幸福，不是吗？”菲尔直率地问，“时间已经过去了，幸福度过的时间不可能突然地转化为不幸。”

“那个女人偷走了我丈夫，她偷走了所有他在神前立下的誓约。”

“很遗憾，“菲尔轻声说，“但这种事其实每一天都在发生。”

他们一致强烈抗议，头向前猛伸，像群嘶呜的圣鹅。只有阿黛尔默然地坐着。

“每一天。”他重复道。但他的声音被淹没了，理性的声音，或者至少是真相的声音。

“我永远不会抢别人的男人，”阿黛尔这时说，“永远不会。”当她喝醉的时候，她的脸蒙着一层倦怠，一种似乎看透一切的倦怠。“而且，我永远不会违背誓约。”

“我觉得你不会。”菲尔说。

“我也绝不会爱上一个二十岁的人。”

她指的是那个家庭教师，当年那个女孩儿，她的衣服遮掩不住身体里进射而出的青春。

“不，你不会的。”菲尔说。

“他抛弃了他妻子。”阿黛尔对大家说。

众人沉默不语。

菲尔脸上那点儿笑容消失了，但看起来还算愉快。

“我没有抛弃我妻子。”他平静地说，“是她把我赶出来了。”

“他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阿黛尔继续说。

“我没有抛弃他们。不管怎样，当时我们之间已经结束，在那件事发生之前的一年多就结束了。“他尽量淡然地说，好像他讲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是我儿子的家庭教师。”他解释说，“我爱上了她。”

“所以，你和她发生了什么？”莫里西问。

“是的。”

当你几乎说不出话的时候，当你甚至难以呼吸的时候，你知道你还爱着。

“两三天后。”他坦承。

“在你家里？”

菲尔摇摇头。他有种怪异而无助的感觉，他放弃了自己。

“我在家什么都没干。”

“他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阿黛尔重复说。

“你很清楚这些。”菲尔说。

“他抛弃了他们。他十九岁就和她结婚了，他们那时已经结婚十五年。”

“不是十五年。”

“他们有三个孩子，”她继续说下去，“其中一个有智障。”

发生了什么，让他几乎无法说话。他感到心口那儿有股强烈的恶心，好像过去的那部分私密被从里面掏出来。

“他不是智障，”他努力开口说，“他只是……有一点儿阅读的障碍。就是这样。”

在那一刻，好几年前他和儿子在一起的情景又回到他脑海里，令人痛苦。那天下午，他们把船划到一个朋友家的池塘中央，然后跳下水，只有他俩。那是夏天。他儿子当时是六岁或是七岁。在更为凉爽、深静的水上，覆着一层薄薄的、温热的水，有淡绿色的青蛙和水草。他们游到最远的岸边又游回来，男孩儿湿漉漉的金发脑袋和紧张的小脸露出水面，像一条小狗。那是快乐的时光。

“给大家讲讲后来的事吧。”阿黛尔说。

“没有什么后来。”

“后来发现这个家庭教师是个应召女。他抓到她和别的男人上床。”

“是这样吗？”莫里西问。他身子靠在桌上，手托着下巴。你以为你了解一个人，因为你们会一起吃饭，会一起玩牌儿，但你真的不了解他。你其实对他一无所知，事实总会让你惊讶不已。

“那并不重要。”菲尔嘟哝着说。

“但他还是娶了她，就这么蠹，”阿黛尔自己接着往下讲，“那女的到墨西哥城去找他，他当时在那里工作。于是，他娶了她。”

“你什么都不了解，阿黛尔。”他说。他还想再说些什么，但开不了口。他像是透不过气。

“你还和她联系吗？”莫里西问。

“除非我死了！”阿黛尔说。

他们谁都不可能真的了解，他们谁都不可能看到墨西哥城以及他倆度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第一年周未开车沿着海岸行驶，越过库埃纳瓦卡：阳光照在她裸露的双腿和手臂上，他像站在一幅被禁的照片或是一件摄人心魄的艺术品面前，感到晕眩、倾倒……在墨西哥城那纵情的、无视过往的两年。它给予他的是种近乎虔诚的感觉。他仍然能看见当她的脖子前倾时后颈那优美的曲线，他能看见她光洁的背上微微凸起的、令人销魂的脊骨，像一串珍珠。他能看见他自己——从前的自己。

“我和她还有联系。”菲尔说。

“和你的第一任妻子呢？”

“我也和她联系。我们有三个孩子。”

“但他还是抛弃了她。一个卡萨诺瓦。”阿黛尔说。

“有些女人具有警察般的头脑。”菲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好吧……”

他站起来。他意识到他今晚做的每件事都错了，而且次序颠倒。他已经毁了他的生活。

“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们，如果有机会，我还会那么做。”

他走到外面以后，屋子里的人继续谈论。那个被她丈夫欺骗了七年的女人说她明白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他假装他无法控制自己，”她说，“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有一天我经过伯格道夫商店，在橱窗里看到一件我喜欢的绿色大衣。我走进去把它买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又到了另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件我觉得更喜欢的大衣，所以我又买了一件。当我终于买完了，我一共有四件大衣挂在衣橱里——只是因为我没法控制我的欲望。”

外面，在最高处的苍穹里，丝丝缕缕的云朵漂浮，星光黯淡。阿黛尔终于逼他走出来，一个人远远地站在黑暗中。她脚步不稳地朝他走过来。她看见他仰着头。她在几码之外停住，也仰起头看。天空开始在她上方旋转。她意外地迈出一两步，稳住身子。

终于，她问：“你在看什么？”

他没有回答。他不想回答。

“彗星，”过一会儿，他说，“报纸上说，今天晚上能最清楚地看到彗星。”

沉默。

“我没看到任何彗星。”

“你没有？”

“它在哪儿？”

“就在那儿。”他向上指着。它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只是个普通的小星星。它是多出来的那颗星星，在昴宿星团那边。他知道所有的星座。在那令人心碎的海岸上，他曾看到它们在黑暗中升起。

“来吧，你可以明天再看。”她说，几乎在安慰他，尽管她并没有朝他靠近一点儿。

“明天它就不会在那儿了。只出现一次。”

“你怎么知道它今后会出现在哪儿？”她说，“走吧，已经很晚了，我们离开这儿。”

他没有动。过一会儿，她独自朝那栋房子走去，房子楼上楼下每个房间的窗户里都毫无节制地亮着灯。他站在原来的地方，仰望天空，然后望着她越来越小的身影穿过草坪、走近那片光晕、出现在灯光里、绊倒在厨房的台阶上。

阿灵顿

纽厄尔和一个捷克女孩儿结了婚，他们之间出了问题，经常酗酒、争吵。这事发生在凯泽斯劳滕，他们遭到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其他家庭投诉。代理副官韦斯特维尔特被派去解决问题，他和纽厄尔曾是同班同学，但纽厄尔是那种不大会被人记得的同学。他内向，不怎么和人交往。他长相有些古怪，额头高高凸起，一双浅色的眼睛。他妻子雅娜嘴角微微下垂，有一对漂亮的乳房。韦斯特维尔特并不认识她，他只是见过她。

韦斯特维尔特去时，纽厄尔正在客厅里。他对韦斯特维尔特的来访并不感到意外。

“我想我得和你聊一会儿。”韦斯特维尔特说。

纽厄尔轻轻点了下头。

“你妻子在吗？”

“我想她在厨房里。”

“这事儿和我无关，但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纽厄尔似乎在考虑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最后说。

在厨房里，那位捷克妻子脱掉鞋子，正在涂脚趾甲。韦斯特维尔特进来时，她只是抬头瞥了他一眼。他看到那张富有异国情调的欧洲人的嘴巴。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聊一会儿？”

“聊什么？”她问。厨房的桌台上放着没吃的食物和没洗的餐具。

“你可以到客厅来一下吗？”

她没答话。

“只需要几分钟。”

她专注地盯着她的脚，不理会他。韦斯特维尔特和他的三个姐妹一起长大，他在女人面前亳不拘束。他碰碰她的胳膊肘儿示意她出去，但她迅速闪开了。

“你是谁？”她说。

韦斯特维尔特回到客厅，像兄弟一样和纽厄尔交谈。他告诉纽厄尔，如果他和妻子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会危及他的职业生涯。

纽厄尔想向韦斯特维尔特倾吐。但他沉默地坐在那儿，开不了口。他无助地爱着这个女人。当她打扮起来，她就是那么美丽。如果你在Wienerstube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看到他那圆鼓鼓的白额头在灯光里发亮，而她坐在他对面抽着香烟，你会诧异他是怎么把她弄到手的。她粗暴无礼，但有时候并不是这样。当你把手放在她赤裸的背上，你就像拥有了渴求的一切。

“是什么让她感到困扰？”韦斯特维尔特问。

“她过去曾过得很糟糕，”纽厄尔说，“但一切会好起来的。”

他们又谈了些别的什么，但韦斯特维尔特都记不起来了。后来发生的事把它抹去了。

有段时间，纽厄尔因临时任务被派去别的地方。他妻子没有朋友，觉得无聊。她去看电影，在镇上四处游荡。她还到军官俱乐部里，在那里的酒吧喝酒。星期六她待在那里，裸着肩，酒吧要关门的时候她仍在那儿一个人喝酒。打理俱乐部的军官达迪上尉注意到她，问她是否需要别人开车送她回家。他告诉她再等几分钟，等他关好店。

早晨，在灰色的光线中，达迪的车仍停在营房外。雅娜能看到，别的人也都能看到。她转过身摇醒他，告诉他他必须离开。

”現在几点？”

“我不管几点。你现在必须离开。”她说。

然后她去了军警局，报告说她被强奸了。

在他漫长而又令人羡慕的职业生涯中，韦斯特维尔特像是个小说中的人物。在波来古附近的大象草丛中，他的一条眉弓被砂浆碎片划了一条很宽的伤口，如果伤口再低半英寸或再深一点儿，就会使他失明或丧命。但这个事故所有的影响不过是令他的相貌更加个性鲜明。他在那不勒斯驻防时，和当地一个女人有段长期的恋情，她是位侯爵夫人。只要他肯辞职和她结婚，无论他要什么，她都会满足他。他甚至可以有个情妇。这只是他的轶事之一。女人们都喜欢他。最后，他娶了个来自圣安东尼奥的离婚女人，那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他们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他五十八岁死于某种奇怪的白血病，发病初期，就像脖子上生了奇怪的疹子。

殡仪馆里很拥挤，一个普普通通的房间，贴着红色的壁纸，摆放着长凳。有人致悼词，但站在走廊上的人很难听得到。

“你能听到他在说什么吗？”

“没人能听到。”站在纽厄尔面前的那个男人说。他发现说话的是布雷西，布雷西的头发也白了。

“你去墓地吗？”纽厄尔在仪式结束后问布雷西。

“你可以搭我的车。”布雷西告诉他。

他们开车穿过亚历山德里亚，车里坐满了人。

“这边有个教堂，是乔治·华盛顿当总统时经常去的。”布雷西说。又过了一会儿，他说，这是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少年时代的家。

布雷西和他妻子住在亚历山德里亚的一栋白墙板房子里，房子带条狭窄的前廊，挂着黑色百叶窗。

“‘让我们越过河流到树荫下休息，这话是谁说的？”他问他们。

没有人回答。纽厄尔感到其他人对他不屑一顾。他们都把目光移开，看着车窗外。

“有人知道吗？”布雷西说，“是李最伟大的战术指挥官。”

“被他自己的人射杀了。”纽厄尔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一个失误。”

“在钱斯勒斯维尔，在暮色中。”

“那地方離这里不远，大概三十英里，”布雷西说，“这在军事史上史无前例。”他瞥了一眼后视镜：“可你怎么会知道？你在军事史里是个什么角色？”

纽厄尔没回答。

没有人说话。

长长的车队缓慢地移动，进入墓园。已经停好车的人们走在车流旁边。这里的墓碑之多超乎人的想象。

布雷西伸出一只手臂，对着某个地方轻轻挥了下，说了句什么，纽厄尔没听到。布雷西刚才说的是“蒂尔就埋在那块的某个地方”，他指的是某位荣誉勋章得主。

他们和许多其他人一起走着，在幽幽的音乐声中往终点走去。乐声仿佛来自古老的河流，终点的那条河，摆渡人等在那里。乐队的人穿着深蓝色制服，聚在一个小谷地里。他们在演奏“wagon wheels”，带我回家……不远处就是坟墓，绿色防水布下的新鲜泥土。

纽厄尔就像在梦游。他认识周围的人，但并不真的了解他们。他在一块墓碑那儿停下来，那里埋葬着韦斯特维尔特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的死亡相隔三十年，最后葬在一起。

前行的队伍很长，纽厄尔觉得他又认出了一些人。一面厚厚的、折起来的旗被交给了韦斯特维尔特的遗孀和她的孩子们。他的家人以及其他人手里都拿着黄色的、长茎的花，鱼贯行经棺木。纽厄尔一时冲动，也跟着他们走过去。

枪队在致呜枪礼。军号吹响悠长的丧葬号音，清脆、纯净，声音在山丘间远远回荡。那些退休的将军、上校们肃穆站立，一只手捂在胸口。他们曾在各个地方服役，但没有人像纽厄尔一样在监狱里待过。经过调查，他妻子对达迪的强奸指控被撤销了。在韦斯特维尔特的帮助下，纽厄尔被调去了别的地方，以便可以重新开始。后来，雅娜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父母急需帮助，当时还是个中尉的纽厄尔帮她搞到了钱，寄给了她的父母。她对他真心感激。

“啊，我的天，我爱你！”她说。

她全身赤裸、两腿分开跨坐在他身上，爱抚着自己的臀部，他近乎晕眩地躺在那儿，她开始骑着他扭动。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一夜。后来，他被指控贩卖军需品中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在军事法庭上，他沉默不语。他只希望他当时没有穿那身军装，它就像荆棘做的王冠。为了拥有她，他背叛了他的军装、银杠肩章和班级戒指。在向法庭申请宽大处理并担保其人格的三封信中，有一封出自韦斯特维尔特。

虽然他的刑期只有一年，但雅娜没有等他。她跟一个叫罗德里格兹的男人走了，那人开了几家美容院。她说，她还年轻。

纽厄尔后来娶的女人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几乎一无所知。她比他年龄大，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她的脚不好，只能走很短的距离，例如从停车场走到超市。她知道他曾经在军队里服役——有一些他穿军装的照片，多年前照的。

“这是你，”她说，“你那时是什么？”

纽厄尔没有和其他人一起离开，他没有理由这么做。这里是阿灵顿，他们最后都会躺在这里、做最后一次集合，他几乎能听到遥远的号令声。他沿着他们来时的那条路往回走。马蹄声最初微弱，但慢慢变得节奏清晰，三个背部挺直的骑手和六匹黑马的马队走近，刚才拉着棺木的沉箱现在空了，巨大的辐条车轮沉沉地碾过路面。戴黑帽子的骑手没有朝他看一眼。密集的墓碑连成一片不间断的线，沿着山坡逶迤向下，直达那条河边，就他目力所及，它们都一样高，只有这里那里间或有块大一点儿的灰色碑石，像行军队伍里骑在马上的军官。在暗淡下去的光里，他们似乎在等待，宿命般地严阵以待一次伟大的进攻。有一会儿，这景象、他有关这些死者以及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怀想，令他升起一种崇高的感觉。葬于阿灵顿是种殊荣。他永远不可能长眠这里，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他也永远不会再有和雅娜一起度过的那种日子。他记住了那时候的她，那么年轻、窈窕的她。他忠于她。尽管这只是单方面的，但也已经足够。

最后，当他们全都站起来，手捂在胸口上，纽厄尔独自站在另一边，坚定地敬礼，满怀忠诚，一如既往地像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