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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路:一弯新月

2020-03-25 04:07:47 《天涯》 2020年1期

客舱里响起日语广播:“上海即将到达,上海即将到达。”艾米丽·哈恩和姐姐海伦走上甲板,呼吸长江入海口处咸腥的空气。崇明岛像一个巨大鲸鱼浮出海面。

一艘来自日本的“秩父九号”客轮,缓缓驶进吴淞口。上海的轮廓渐渐明晰、放大。黄浦江边标识浅滩的红色浮标,像艾米丽-哈恩动荡不定的心。

一九三五年二月的这一个下午,美国《纽约客》专栏作家艾米丽-哈恩,从东京来到上海。两座亚洲大城,是姐姐海伦选择的两枚药品,为艾米丽-哈恩治疗情伤。服了第一枚,无效,妹妹依旧郁郁不乐。不知道第二枚的药效、上海的药效,怎么样。

春寒与失意很洽和。姐姐故作开心,逗妹妹看江面上低飞的水鸟:“它们算是海鸥还是江鸥?”妹妹含糊嘟囔:“反正都是鸥啊。”对于一场爱情、一个情人的丧失,这个已经三十岁的女子有着毫不含糊的创痛——一阵阵袭来,像客轮上一声声的汽笛。

艾米丽·哈恩出生于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两条大河的融汇处。少女时代,想研读化学,后来又谋划当雕塑家。只因威斯康辛大学“矿冶工程系从来不招女生”这一规矩让她愤怒,就赌气,执意考取这一男性化的专业。“从荒凉群山里勘探、冶炼出火焰与金属”,的确像对这女子一生的总结,无论爱情还是写作。不过,她此时还没有洞悉这一专业与未来之间的隐秘关联。

大学毕业,艾米丽-哈恩在一家矿冶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就厌倦了。一九二七年,美国飞行员驾驶单翼飞机横跨太平洋的消息,蓦然唤醒了她。辞职,像单翼飞机一样横跨非洲,她在刚果丛林部落中生活两年。回国后,把非洲的壮丽传奇,转化为《纽约客》上的一篇篇文章。从此成为这一著名杂志的专栏作家。在大学讲授写作课。当演员、作广告代理商、兼职导游。爱上有妇之夫、好莱坞某剧作家,无果,受挫感强烈。遂有了姐姐操持的这一次东方之行,计划半个月之后回到美国。

其实,转道香港回到美国,已经是九年之后一九四三年的事情。那时,她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项美丽——上海治愈她、成就她,用一个名为邵洵美的作家、出版人、花花公子、文化抗战者、中国丈夫,作为中药药引。

邵洵美

秩父九号缓缓接近十六铺码头。

犹太富翁维克多-沙逊所建的华懋饭店,金色尖顶闪烁光辉。英文刊物《字林西报》所在的大楼,一行行一个个窗口面朝江水,像英文打字机上排列有序的字母,暗含了上海故事的一切可能性。再稍微远一点,位于江西路上圣三一教堂的尖顶,依稀有鸽群飞起……

所有这一切都像是舞台,虚位以待,静候一个美国女子登台、叙事、抒情。

此时,艾米丽·哈恩或者说项美丽,还不知道谁来演对手戏,台词、悬念与高潮是什么。

江西路是一条与外滩、四川路相平行的马路,南至延安东路,北到苏州河,三公里左右的长度。

我在江西路来回走了一下午,寻找艾米丽-哈恩被邵洵美改名为项美丽后租居的公寓。无法认定眼前哪座建筑,收留过一个美国女子的爱与孤独。新一代男女居住其中,创作出新一代的孤独与爱。

在回忆录中,项美丽对江西路公寓的表述,仅有如下文字:

“公寓位于中式河岸建筑中的一楼,窗户对着拥挤扰攘的大街。河对面有日本人虎视眈眈。”

“房间漆成绿色。前房客在床上大约堆了六十个抱枕,外皮是五颜六色的鲜艳缎布。床头旁是一座塞满书的书架。”

“其余家具,木头灯座、椅子、小桌子,全部漆成绿色和银色。天花板也贴满点点星斗,甚至绘出一弯新月。”

显然,我无法根据这些表达,确认项美丽所租公寓的位置。就像无法根据上海天空上那一弯真实的新月,判断人间处于秋夜还是春宵。

盯着江西路边一座座历史保护建筑上的铜制铭牌,一路读下去,像打开了一系列名人小传。项美丽应该反复走过它们。从她的公寓,步行到外滩的《字林西报》社上班,或者去华懋饭店参加沙逊的宴会、沙龙,或者与友人去跑马场看马聊天,时间都不会超过二十分钟。

我想象她走在江西路上的样子——短发,长裙,掠过一座座银行、钱庄、咖啡馆、酒店……在紅砖尖顶的圣三一教堂前,停下脚步。教堂内传来盛大管风琴声与合唱,大概就是胡蝶与潘有声在举行婚礼。周边挤满看客。项美丽笑了。继续走自己的路,想象自己的婚礼?她也的确在被路人观看。她不知道自己美得自然而然。

如果开着沙逊赠送的那辆浅蓝色雪佛兰跑车掠过街头,她更像一场旋风,卷起周围枯叶般衰败的目光,引发各种艳羡、非议、传言。比如,为摄影爱好者、拥有上海第一台禄来福来照相机的沙逊当裸体模特,等等。她是当时上海滩各类小报关注的话题之一。写上海,就必然被上海书写。

几十年后,当我看旧照片中的这个女子,目光也像枯叶,用衰败向青葱春日致敬。她有一双坦率无邪的大眼,肩膀上蹲着一个名为“密尔斯先生”的猕猴。项美丽的这一独特宠物,往往蹲在她的大衣口袋里、背包里、衣架上、茶几下、副驾驶位置上,突然窜出,就可能破坏了一个觊觎、一场试探、一次挑逗。也让一个女子的中国之夜,缓解、缓释了一些恐惧和寂寞。

这只猕猴,是项美丽上海生活的一个观察者、一个角度,比我乃至比邵洵美,都更深刻地了解一个美国女子的处境与心境。

江西路南端与福州路交界处,位于十字街头的四座建筑,各自向后凹出一个圆弧形轮廓,相互呼应,组成一个著名的圆形广场。它们分别是:一九二二年落成的工部局大楼,一九三三年落成的汉弥尔登大楼,一九三四年落成的都城饭店,一九三六年落成的建设大楼。其中,汉弥尔登大楼、都城饭店的所有者,都是沙逊。

项美丽在一九三五年出现于上海,恰到好处——都城饭店刚刚启用。一切都是崭新的:床榻,街景,高处的风声与鸟叫。她与邵洵美在这里开始同居、进入新生活,很合适。黄浦江上的流水与帆影,像爱情诗集里的插图,很动人。站在窗口,俯瞰街道上的行人和那个圆形广场,邵洵美解释了汉语中两个古老的词组:“相思”“花好月圆”。项美丽笑了:“真美!比英文中的‘爱复杂动人啊!”

不久,他们就租居于江西路上的无名公寓。与酒店里的华丽、冷艳相比,公寓散乱、喧嚣,更能让一对情人体会一种日常性和永恒感。酒店,总是提醒一个居住者:你是过客,你处在酒醉后的幻觉里如梦幻泡影。

都城饭店外十字街头的圆形广场,是一个关于满月的幻象?被江西路、福州路垂直交叉,分裂为四瓣、四弯新月?

从抑郁的、游客身份的艾米丽-哈恩,转身为欢乐的著名作家项美丽,缘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邵洵美出现了。

自二月末登陆上海,艾米丽-哈恩与姐姐海伦,就在朋友、交际明星弗里茨夫人引领下,以旁观者、记者的眼光,审视周遭罂粟花般盛放的上海:

——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受伤、跛脚的沙逊,从棉花到大烟、炮弹、房地产、娱乐等等领域无不涉足的上海滩第一富翁,在华懋饭店顶楼江景卧室内,陷入一群又一群艳丽女子的包围。他用一瓶纽约香水、一打巴黎丝袜,就能赢得芳心。“马与猎犬”酒吧内,有爵士乐队驻场演奏、名扬远东,其名称透露出了沙逊对于女人之外的其他爱好:马与猎犬。“下午茶”传统,也是由沙逊引入并蔓延上海滩。饭店大堂内,金融家、政客、掮客、大使、艺术家、黑社会白相人,来来往往。

项美丽

——万国艺术剧院内的音乐会、讲座、辩论会、晚宴,西服与长衫同在,香水与狐臭并存。

——乘黄包车在弄堂游荡,耳边是阵雨般的麻将声、沪剧声腔、叫卖声,侵入呼吸系统的是杏仁甜汤和飞利托杀虫剂的气味,时时瞥见弄堂或街头的倒毙者。

——法租界逸园内的跑狗场、酒会,兴奋的狗与酒意。

——酒吧内的英美醉水手,萨克斯抽泣声,拥舞在一起耳鬓厮磨的寻欢者。

——花园里的陶瓷圆形凳子,寓意天人合一,但却“让臀部回忆起那股冰冷、不适的触感”。椅子靠背过矮,也让高大者的头颈找不到依赖。“皱巴巴的旧报纸在热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刮擦声。”

——中餐馆里冗长的聚会。菜都凉了,聊天的人意犹未尽。

——弗里茨夫人别墅内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物:领事、三面间谍、孙中山保镖、名媛、诗人、明星……

邵洵美家庭合影

艾米丽·哈恩对这一切都厌倦了。上海,缺乏非洲达姆鼓声一般的激越、浪漫。姐姐海伦已经回国。尽管在《字林西报》谋得职位,采访商业大亨,报道一家通过四周悬挂装有东南亚树獭的笼子吸引客人的药店,在上海滩新闻界初有声名,艾米丽-哈恩仍提不起兴致。失眠。数次提起行李去十六铺码头,准备一走了之。又转身,回到华懋饭店——总该发生一些新惊喜、新创痛再离开吧,否则,如何回忆上海?

具有分水岭、里程碑意义的四月十二日,终于到来。

弗里茨夫人爱好京剧,投资组建了一个梅兰芳、邵洵美参与运作的京剧团。四月十二日晚上,京剧团在兰心大戏院演出《王宝钏》。观众席上,艾米丽-哈恩懵懵懂懂。中国的“寒窑”意味着什么?她只觉得王宝钏的水袖和扮相很惊艳。

演出结束,京剧团成员欢聚共饮,艾米丽-哈恩终于看见自己一生的对手戏扮演者,内心颤抖。若干年以后,她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我的中国丈夫》,这样描写第一眼看到的邵洵美:“他的头发柔滑如丝,黑油油的,跟其他男人那一頭硬毛刷不可同日而语。当他不笑不语,那张象牙色面孔是近乎完美的椭圆形。当你看到那双眼睛,就会觉得是真正的完美,顾盼之中,光彩照人。他的面色近乎苍白,在那双飞翅似的眉毛之下……”

邵洵美也在这个女子身上,重逢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留学伦敦与巴黎时的异国风致。一种异样的美,吸引他在这个女子面前充分展现才华与魅力。他们用英语互相赞赏、探寻,酒杯轻轻相碰,像两具迅速升温的身体——红酒,的确有着火焰的本色与使命,去燃烧,或者去毁灭。

“邵先生给我起个中文名字好吗?”艾米丽-哈恩撒娇。邵洵美笑了:“这不难的——艾米丽,上海话的读音就是‘项美丽啊!”艾米丽-哈恩惊叹:“哇!上帝!这么好的名字,这么中国!——我是项美丽了,从今天开始!”她转身向周围朋友宣布,掌声、碰杯声、赞同声响了起来。

“我再给你起一个小名——中国女子都有小名——你是‘蜜姬,甜蜜女子。”邵洵美握着项美丽或者说蜜姬的手,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下这两组汉字。

一对貌相极端搭配的男女,热切互动。周围的人,预感到某种故事的发生。上海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乏这种故事,尤其是诗人作为主人公的这种故事,从徐志摩到郁达夫。言情小说家周瘦鹃引领的“鸳鸯蝴蝶派”,只能产生于这剧变的城市、剧变的时代——文学与生活相互模仿,事实与虚构有着抹去边界的巨大势能。据学者考证,“明星”一词,就出自周瘦鹃的灵机一动。

弗里茨夫人旁观邵洵美、项美丽,脸色暗淡下来,后悔自己成为某种故事的动因。她暗恋邵洵美已经多年。

四月是美好的、残酷的。一切细枝末节,迅速成长为粗枝大叶,结出果实——甜蜜或者苦涩。

邵洵美外公盛宣怀,是洋务运动倡导者

“他躺到左边的小床上,面对一个盘子,点燃了那盏灯。他的朋友,一位名叫华清的小个子男人也面对盘子,躺到另一边。他们各自把小杯子放在某种竹器的一端,又将自己的嘴唇凑近竹器的另一端,将竹器悬放在灯火上以后,深深吸一口。一道蓝烟从口中呼出,空气中突然弥漫着一股气味,那正是我在上海街头曾经闻到过的异味。”

在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里,项美丽写了这样一个中午的场景,发生在邵洵美家。她好奇、入神地看着。刚刚认识数天的这一个中国诗人告诉她,这叫“吸大烟”,吸过后就感觉内心宽大了。“比吸雪茄有意思多了,来,尝尝,亲爱的。”

项美丽从这个被蓝色大烟渲染出颓废之美的男子手中,接过那一个陌生竹器——烟枪,深深吸一口。神志渐渐模糊。躺在他的身边。似乎回到故乡两条大河的交汇处,又像来到苏州河、黄浦江约会碰头的外白渡桥……

缓缓苏醒过来。听邵洵美说已经半夜了,她吃一惊,以为只是迷糊一会儿。“大烟的力量这样大!”邵洵美告诉她:“多抽几次,力量就弱了——有些像恋爱?”两个人都笑了,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四月下旬,在邵洵美的邀请和陪伴下,项美丽去南京游玩了一次。两个人都明白,某种对手戏已经开演,势不可挡。在南京中山陵,他们第一次合影。后背依靠着玄武湖边的古城墙,邵洵美告诉项美丽,他在一九二七年曾经从政,参与南京城市建设。拆迁城墙,是他最为痛苦、痛心的工作,就愤然辞职回到上海,“从此万事不关心,过自己的日子——我原名云龙,云中龙,自由自在才好啊。”

项美丽问他:“你是国民党员吗?”邵洵美说:“曾经是。我相信过这一个党。现在,我厌倦了它,厌倦政治。我只想着写作、翻译,把手中几本杂志办好,把我的时代印刷厂办好,给作家们出版好书——我……现在……又只想着你了……”声音突然颤抖起来,像一个高烧者的梦呓,附近鸡鸣寺的钟声和鸡鸣也不会唤醒的梦呓。

两年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邵洵美、项美丽将会彻底明白:政治不会讨厌每一个人。政治携带着军事、经济、文学,疾风骤雨般敲响每一个人的家门心扉并叩问,让他必须对一个充满疑难的时代,做出自己的回答——就连“爱谁,为什么爱,如何爱”,也是两个人之间的小政治,关联全世界。

但此时,尚且是一九三五年春天,在南京,项美丽沉醉在邵洵美的独白里。返回上海的火车上,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对白如下

邵洵美:“我知道这一切都要发生。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了。”

项美丽:“我也是,我身体有某种东西在疯长,我知道,它们是爱、是爱你……”

邵洵美:“你还想着去非洲、回美国吗?”

项美丽:“不!哪里也不去了。爱上你,像爱上大烟,力量这样大……”

邵洵美:“我们名字里都有一个‘美。”

项美丽:“那一天为我取名的时候,就有意的吧……”

之后,有了江西路南端都城饭店里的汉语解词课,关于“相思”“花好月圆”;有了靠近苏州河某座公寓里“密尔斯先生”的反复审视、排斥和最终接纳,针对一个总是随夜色到来的高大中国男子;有了项美丽的代表性作品(钛烟》……

“我觉得中国没有邵洵美就不可爱了。”多年后,项美丽在书中这样写道。

“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了”,其实,这句话是旧台词,邵洵美在多年前就说给表姐盛佩玉听了。

一九一六年四月,十岁的邵洵美在外公盛宣怀的葬礼上,第一次看见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

葬礼盛大,轰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送葬或旁观的人流,自静安寺路上的盛府迤逦延展至外滩。抬棺者一百余人,系当年为慈禧太后抬棺的原班人马。在上海停棺一年,在苏州停棺两年,才告别这难舍难分的人间,落土安葬于盛宣怀的祖籍地江阴。

作为李鸿章的心腹同僚、洋务派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哀荣备至,似乎对称于生前创造的众多“中国第一”之荣光:第一家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家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條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第一家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商人与官绅兼备,算盘与权柄并举,盛宣怀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段落和注脚。

在盛宣怀停棺于苏州的两年间一系列祭奠仪式中,邵洵美喜欢上大自己一岁的盛佩玉,偷偷为她拍照。以死亡为背景的初春,触目惊心,像一缕残雪中的红梅。

邵洵美开始热衷于追随母亲去盛府走亲戚,期待碰到表姐。一个鼻梁高挺的希腊风格少年,暗恋一个越来越美丽的少女。读《诗经》,邵洵美懂得表姐名字的来历:“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遂将自己原名“云龙”,改作现名。盛佩玉问表弟为何改名?邵洵美说:“表姐懂——咱俩在一首诗里了!”

一部《诗经》决定了一个少女、一个少年的名字,也间接影响了若干年后一个美国女子的汉语命名。人间的事,就是这么悠长、抒情。

一九二五年,十九岁的邵洵美出国留学前,敦促母亲回她娘家提亲。盛府的人,大都对衰落的邵家不看好。尽管有一个任过驻俄头等参赞、湖南巡抚、台湾巡抚、上海道台的祖父邵友濂,尚能荫泽后世,但邵洵美父亲吃喝嫖赌、不走正途。盛佩玉对家人说:“关键不在表弟的家,关键在于我。”语气决绝。定亲。盛佩玉为邵洵美织了一件白绒线马甲。表弟给表姐写了首题为《白绒线马甲》的诗,发表在《申报》。这张报纸被盛佩玉珍藏一生,在晚年时时拿出来看。

邵洵美与盛佩玉拍了一张合影照,就揣着照片去了伦敦、巴黎。一路寄回印刷有异国风景照的明信片,一路写下思念的短句子,就有了后来出版的爱情诗集《天堂与五月》,献给表姐。诗集封面有邵洵美设计的图案:一朵茶花。盛佩玉生于茶花盛开的五月,盛宣怀就给这个孙女起了小名——“茶”。

之后,因家中名下几幢房产失火焚毁,邵洵美提前结束学业,与在异国相识的徐悲鸿、蒋碧薇、徐志摩、张道藩、常玉等友人,道别回沪。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邵洵美与盛佩玉在卡尔登饭店结婚,轰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不久,蒋中正、宋美龄也在这一饭店举办婚礼。邵洵美、盛佩玉的证婚人,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两人的西式婚纱照刊登在《上海画报》封面。参加婚礼的友人如云,有徐志摩、陸小曼、郁达夫、刘海粟、钱瘦铁等等。

婚礼当晚,郁达夫就去霞飞路上的尚贤坊,约会刚认识不久的王映霞,一起到福州路裕丰泰酒馆痛饮。王映霞已悉郁达夫心思,席间颇殷勤,风情无限。不久,结婚,又是一个引发媒体热议的鲜艳事件。徐志摩、邵洵美、郁达夫,三个诗人,次第把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故事,贡献给上海滩的流言与闲谈、记者的兴致与笔端。

对新婚生活的回忆,盛佩玉在晚年回忆录《邵洵美和我》中写道,邵洵美最让她动心的话就是:“在苏州,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了……”

让人动心的话,往往像台词、诗,有着非现实的品质。但又合乎量子力学中的“观测者效应”原理——一种事物,会因为他者的观测而改变。也暗通于王阳明的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艳起来。”

邵洵美的“看”“观测”,是重要的、有意义的,让盛佩玉、项美丽一一明艳起来。

我一看见盛佩玉的全身照,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孤单、宁静、美好的女子——

她站在花园一角,着白底碎花旗袍,脚上穿一双缀有珠玉的鞋子。双手环抱于胸前,好像是在代替邵洵美的手臂搂着自己。衣襟上别着一小朵茉莉花,表明这是初夏时节。现在,上海街头仍有挽着篮子卖茉莉花的老人。盛佩玉望着镜头,面色洁白,眉目淡远,像宣纸上刚刚落笔的一痕春山,风再稍微大一些,就会吹散这些水墨——一幅中国画,嫁给一座古希腊雕塑?格格不入?倒更像互补共生。

当项美丽出现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候,盛佩玉已经生育五个孩子。丈夫成长为民国时代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新月派诗人,先后出版过十几种刊物,如《狮吼》《金屋》《新月》《诗刊》《时代画报》《论语》《人言周刊》《万象》等等。在苏州河北岸杨树浦办起的印刷厂,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印刷机,解放后捐献国家、运往北京,印刷《人民画报》。理想主义、完美主义的邵洵美不计成本出版、印刷,总是亏损,倾尽家财。盛佩玉毫无怨言,用自己从娘家带来的陪嫁和积蓄填补。

“我把金的、银的、铜的、锡的甚至木的,陆续当了、卖了钱来过日子,没了首饰,不影响我的颜色。”盛佩玉这样安慰丈夫。邵洵美用修长的双臂环绕妻子的腰,像枝条抱紧一朵茶花。

盛佩玉以姐姐态度待人处事,使邵洵美一生保留了弟弟般的天真气。

听徐志摩说四明村有夜莺鸣叫,邵洵美喜欢济慈的诗《夜莺颂》,就去四明村徐志摩家连续住了两个晚上。终于听见,欢喜地回家,要拉着盛佩玉一起去听,被姐姐教导:“要懂事啊!人家夫妻要过日子的好不好。”多年后,陆小曼来探望病重的邵洵美。尽管家中困窘,邵洵美还是把一枚吴昌硕所刻“邵氏图书珍藏”白色寿山石印章换了十元钱,置办一桌酒席招待。因思念徐志摩,邵洵美还曾用一盘菜、一双筷子,痴痴坐待长相、风格与自己酷似的兄长前来一聚,直到天亮。

重情重义轻金银。邵洵美以“海上孟尝君”闻名文化界:早年,把自己的头等舱船票,换成三张普通舱船票,与两个囊中羞涩的朋友一道,自巴黎回国;民国时代上海文学界的聚会,只要他在,都由这一个世家子弟张罗、买单;接济众多处于困境的朋友如夏衍,先支付版税,再出版其著作;营救胡也频未果,赠送路费以帮助丁玲抱子还乡;翻译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并发表在自己办的英文杂志上;诗人、学生徐迟来向老师借英文打字机一用,邵洵美干脆割爱相赠;以中英文化基金会之名,选拔、资助许国璋留学英国……

钱锺书出国留学离开上海那一天,其他朋友站在黄浦江边挥手。邵洵美则划着小船,将钱锺书送上邮轮才回身——这一场景,杨绛念念不忘。早年,她多次随着《围城》中“范小姐”的原型人物,找盛佩玉玩。走到邵家楼下,“范小姐”就大喊:“茶!茶!”盛佩玉就在窗口露出那张茶花般的笑脸:“来了!来了!”

家中,盛佩玉常常要张罗两桌午饭或晚饭,一桌是胡适、叶公超、施蛰存、郁达夫等等喧哗复骚动的作家友人,一桌是安静的家人、孩子。项美丽时常来做客,随行的“密尔斯先生”在餐桌周围上蹿下跳。盛佩玉就起身安抚它。一开始,大家用英文交谈,照顾项美丽的感受。谈到热烈处,汉语、沪语就占了上风。盛佩玉就小声提醒:“用英语啊,先生们,用英语……”大家都回过神,笑起来。

一次,项美丽在邵家吃大闸蟹后身体不适,家仆欲送其离去,免得麻烦。盛佩玉不允,恐其有重疾,坐在项美丽身边守候一夜。她甚至建议项美丽搬到家里来住,免得一个人独居,不安全。项美丽则时常约盛佩玉去逛街。此情此景,邵洵美内心的惶惑与喜悦,大概都有一些吧。

晚年,盛佩玉回忆起项美丽当年的样子,这样写:“她身材高高的,短黑色的卷头发,面孔五官都好,但不是蓝眼睛。静静地不大声讲话。她不胖不瘦,在曲线美上差一些,就是臀部庞大。”项美丽也在后来的作品中回忆盛佩玉的样子:“她个子小巧,很漂亮,对自己的漂亮似乎一无所知。”这些文字中,美意、善意与妒意,或许都有一些吧。

某日,邵洵美告诉妻子外出办事,晚上会与朋友酒聚很晚,不回家了。几个孩子要看街景,盛佩玉就带他们过外白渡桥,到外滩。或许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驱使她来到江西路。在靠近苏州河一处公寓楼下,看见邵洵美的轿车。她知道项美丽住在这里。手抚汽车,站了半天。街灯亮了,孩子喊饿,她才长长叹出一口气。招手叫来黄包车,回到苏州河以北杨树浦的家。

第二天清晨,邵洵美进门。盛佩玉端来一杯热牛奶,看丈夫慢慢喝完,才说:

“婚前,我们约法三章,没忘吧?”邵洵美点头不响。

“不可另有女人,不可抽大烟,不可赌。”邵洵美脸红,不响。

“偶尔小赌,可以。哮喘了,累了,抽一抽大烟,我谅解。但,每天夜晚十一点前必须回家,否则,我会找上门去——你有孩子在家等着呢。”听完这些话,邵洵美两眼涌出泪水……

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诗集《诗二十五首》中,有邵洵美的代表作《季候》:

初见你时你给我你的心,

里面有一個春天的早晨。

再见时你给我你的话,

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夏。

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

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

最后见你是我做的短梦,

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这首诗,不知道献给盛佩玉还是献给项美丽。无论献给谁,都在预言一个悲伤的结局。

“关键是我自己。”多年前姑母来盛家提亲时,盛佩玉劝导家人时说的这句话,像已经预感了未来。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进入关键时刻——淞沪抗战爆发,直到十一月,沦陷。

作为《宇林西报》记者、《纽约客》专栏作家,项美丽追随中国军队作战地报道。尤其是关于八百壮士的文章,震惊世界。四行仓库的枪炮声,就在项美丽租居的江西路公寓外响彻,四天四夜。苏州河北岸像剧场内的观众席,站满租界里的欧美人士和华人。对岸,英雄们在演出一部壮烈悲剧。吴淞口外停泊的日本航空母舰上,轰炸机一架一架飞来,轰炸公共租界以外的上海城区。商务印书馆焚毁于大火,纸张残片在苏州河上随风高,像黑色的鸟……

八月十三日当天,邵洵美一家七口带了少许衣物,从已经成为日占区的杨树浦,逃入项美丽租居的霞飞路某一弄堂,避难。其余财产、古籍和印刷厂机器,岌岌可危。如果被日本人作为中国人财产而没收,可就要了邵洵美的命。怎么办?

与盛佩玉同岁的项美丽,像邵洵美的另一个姐姐,站出来:“我去。咱们签一个假协议:你早已经把印刷厂和财物都卖给我了——我回自己的工厂去搬运。”

一对男女的恋情进入高潮,在城阙倾颓之际——倾城之恋。

项美丽通过美国领事馆拿到一张通行证。租三辆卡车,车顶各插一面美国国旗。雇十几个俄国人作为搬运工。一天之内,项美丽坐在驾驶室内,率领这一车队,先后五次越过外白渡桥搬运财物。其中一车古籍,被一个大约热爱读书的日本兵盯上,试图拦下。幸亏有项美丽所请的英国巡捕出面,化险为夷。

那一天,邵洵美和盛佩玉站在霞飞路弄堂口,等着、盼着,看项美丽一次次归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患难与共的亲情,在三个人心中滋生、涌现。

时代印刷厂在徐家汇新址再度开动机器,印制《良友画报》《中华画报》。邵洵美重新开始工作。家人生计暂时无虞。分别租居于霞飞路一弄堂内两处公寓,让项美丽和邵家来往更加频繁。她感到自己被盛佩玉接纳了。两个女子同乘邵洵美的轿车掠过街头,成为小报追踪报道的热点新闻。“密尔斯先生”去世,她俩一同把它安葬在小花园一角。项美丽被邵洵美的孩子呼为“蜜姬姨”。抱最小的孩子去看电影,孩子在她怀里撒了一泡尿,让她开心大笑……

某天,邵洵美与项美丽之间的对手戏,出现以下对白——

邵洵美:“我想和你结婚,娶你——佩玉同意。她为你准备好了一个手镯,这是中国的礼仪。”

项美丽:“为什么?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邵洵美:“我、佩玉都想和你永远成为一家人。中国话叫作‘天长地久。”

项美丽:“中国话里还有一个‘妾字。我可不愿意成为这一个宇。”

邵洵美:“你知道我有两个名字,还有一个名字‘邵云龙。我过继给伯父,有两个父亲。也就是说,有两个我,我可以有两个妻子,为两个家庭接续香火。你成为我的妻,和佩玉一样,不是妾。而且,我们结婚,你将来就能与我一起埋在余姚老家祖坟里了。”

多年后的回忆录中,项美丽说,邵洵美关于入祖坟的话,荒诞而又震撼人心。

在纷乱的年代,在沦陷的上海,项美丽的确时常害怕孤单单死去,似乎突然丧失了少女时代独自游荡非洲的那种勇敢。原因,就是她的确爱这一个欧化的中国男子。于是,有了余姚祭拜祖坟之行和一纸婚书。而这一切对白与情节,都是盛佩玉在策划、导演。她用自我的宽阔,回报、安慰一个异国女子。

领到婚书那一晚上,项美丽突然想起在都城饭店里学会的一个词,说:“这才真正算是‘花好月圆了吧?”邵洵美笑了,点点头。过一会儿,幽幽叹了一口气:“你永远是自由的。”项美丽明白,这个中国丈夫的话,是在为两个人减去重负。也明白,“两个妻子”在这男人心中的前后序位。两个姐姐般、花朵般的妻子,让人间有力量同时涌现两个满月?或许,有一个月亮,仅仅是水中、镜中、江西路上十字街头的幻象——

如果项美丽的确这样想了,内心会有怎样的悲伤?我不知道。

月亮花朵无穷已,天下的疑难陈旧不息——需要“西江月”“蝶恋花”这两个适宜表达爱恋、失意、怀旧等等情感的词牌,让一代代悲伤者填词抒情,但难以写出新意。流放途中的苏东坡,在黄州写《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在密州写《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月下西江,是自西而东的长江。蝴蝶恋花,不管那花朵是一朵罂粟还是一朵茶花。

邵洵美给项美丽讲过苏东坡其人其事。一九四三年从香港回到美国后,项美丽给女儿卡罗拉写了两本童书,一本是《中国ABC》,一本是《中国故事绘本》,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其中,描述了苏东坡、唐诗、宋词——正是这些人、这些言语辞章,造就了一个中国丈夫和一个美国女子的命运。

在先后写下的五十余部著作中,项美丽有十余部写到邵洵美或其化身——在笔下,在纸上,一次次回到上海,回到旧爱前欢的酒味、大烟气息和满城梅雨。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沿九江、南昌、金华、温州……这样一条航线,英国诗人奥登乘一艘意大利轮船,进入上海。像三年前的项美丽那样,他用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在甲板上,眺望渐渐放大的上海。

孤岛时期的阴郁云朵,压低了名闻世界的外滩建筑天际线。

奥登和作家衣修伍德,受伦敦菲伯出版社和纽约蓝登书屋的委托,在三月来到中国采访抗战,准备写一本书,关于“我们眼中的战争”。

第一站是汉口。国民政府此时自南京西迁,“汉口隐藏着所有线索,能使一个捕捉到它们的人,看见五十年后的中国”。奥登如是说。他们用三个月时间,去战场、城乡采访。与宋美龄喝下午茶,聊天,恰好蒋中正回家,奥登为他们夫妻拍合影。宋美龄很美地盯着镜头,蒋中正皱着眉头侧望左前方。在史沫特莱的引荐下,访问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在记者招待会上,巧遇正在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摄影师伊文思、卡帕。参加汉口文艺界人士欢迎英国友人茶话会,冯玉祥以诗人身份提议:“你们可以去上海,那里也在抗战,一种隐蔽的抗战。”

于是,有了第二站上海。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到六月十二日,奥登和衣修伍德开始观察“一种隐蔽的抗战”。

汉口路上夜总会里的水兵、爵士乐、贴面舞,霞飞路上的花园酒会、诗歌朗诵会,福州路上的灯笼、妓女、鸦片馆,虹口一带日军占领区里的和服、木屐、东京小调,街头巷尾的乞丐、死尸、难民救助营……作为孤岛的租界生活,是一个令奥登惊愕的异数,与伦敦、巴黎一样依旧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但四周,无穷无尽的苦难与厄运,终将大海般淹没这一切——

“旧日生活的计时器依然滴答作响,却注定了将要止步,就像丢弃在沙漠里的一块表。”奥登,以诗人的敏感,听见上海倒计时一般的滴答滴答声。那么,存在“一种隐蔽的抗战”,给上海这一块表拨正时针、上紧发条,与战场上的死难者一道迎接破晓?

“存在着。我们在努力着。”在英国总领事的宅第内,邵洵美和项美丽,回答了奥登的疑虑,用以下事例支持自己的这一结论——

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自一九三七年沦陷撤入租界孤军营后,拒绝投降,终日练兵,以待重回战场;抗日地下组织乃至杜月笙青帮,在租界内采购大量药物等违禁品,运往国内各个战场;项美丽屡屡收留来自延安、重庆的特工,租屋内的天花板上藏着发报机,不断搬家以躲避追捕;包括邵洵美在内的文化人结成同盟,以租界为掩护,出版抗战刊物和书籍,被查禁销毁后再更名出版;被日伪机关列入黑名单,邵洵美不得不买了一把手枪以防身,短期逃离上海避难时,项美丽、盛佩玉继续支撑所办刊物运作下去;郑振铎等人组成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正为国家秘密收购古籍经典,与日伪机构争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存;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日题材故事片《风云儿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举国传诵……

戴着破鸭舌帽、披大衣、穿拖鞋的奥登,用模糊的目光,聚焦于这个穿着暗花丝绸长袍的公子、情种、诗人、战士等气质融为一体的中国人身上:“我明白了上海的意义,对于抗战,对于未来中国。但来中国几个月,我没有读到一首抗日诗。诗人们哪里去了?”

邵洵美愣了一下,笑了:“有!怎么没有?我就知道一首抗日诗。”奥登精神一振,拿出笔记:“怎么写的,请讲——”邵洵美做出努力回忆的样子:“抱歉,我一下子背不出来。记得其中一句……‘敌人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我明天把这首诗的完整版带来。”奥登举起酒杯:“邵先生,我等着这首诗!”

回到家,邵洵美抽上大烟。盛佩玉很无奈。他解释:“就抽这一次——烟雾可以赐予灵感。”他开始“回忆”这一首本来不存在的《游击歌》,用英文在纸上写下来,在第二天交给奥登。又一鼓作气,写下这首诗的中文版

时季一变阵图改,

军装全换老布衫:

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

锁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

英雄好汉拿出手段来,

冤家当作爷看待,

他要酒来我给他大花雕;

他要菜来我给他虾仁炒蛋。

一贪快活就怕死,

长官命令不肯依,

看他们你推我让上前线,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熟门熟路割青草,

看见一个斩一刀;

我们走一步矮子要跳两跳,

四处埋伏别想逃……

奥登和衣修伍德回国后,接受BBC电台采访时,朗诵了上述那一首赞美游击战并“在中国广泛传诵”的抗日诗篇,并说明:“这是由中国诗人邵洵美先生翻译为英文的。”汉口、上海之行,改变了奥登诗风,像奥登之行改变了邵洵美的阴柔诗风一样——难以想象,一九三八年的《游击歌》,与一九三六年的《季候》,作者是同一个诗人。

我读过邵洵美在战前写作、出版的畅销书《小姐须知》。这本女性生活指南,警句妙语迭出,充满一个花花公子、世家子弟、才子的诚意和深意:“假使你喜欢嫁一个有钱人,那么你就得先学会用钱的方法。”“男人在你面前表示富有,是预备着用金钱来买你的灵魂与身体。”“留神男子的手在你身上的轨道,他一定会在许多站头停住。”“切勿提起关于身世的话,这会使你失掉小姐应有的矜持。”“你爱音乐吗?留神吹箫与吹喇叭的男子。”……

如果处于当下世俗生活,邵洵美必如鱼得水、从者云集。但,他远在一九三七年前后、奥登前后。那一个广大、沉痛的时代,要求邵洵美焕然一新像蝉蜕蝶变。

在上海,奥登就开始构思、写作著名组诗《在战时》,其中有以下名句:

今夜在中国,让我追念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繆佐显现出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让一切都有了个交代。

奥登诗中追念的“那一个人”,指的是孤独、隐忍、在缪佐古堡终于写出杰作《杜伊诺哀歌》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奥登把中国看成一个诗人,一个“十年沉默,工作而等待”“一举而让一切都有了个交代”的伟大者。里尔克诗歌的翻译者之一、诗人冯至,读到这首诗,深感振奋,在一九四三年写出《工作而等待》一文,说:“如果我们不对于中国断念,就寄望于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

一九四五年八月,光复,中国“一举而让一切都有了个交代”。

邵洵美、项美丽也从组诗《在战时》中认出自己——工作而等待。这一对情人或者说夫妻,同样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

这组诗的最早翻译者是邵洵美,发表在一九三八年秋创刊、由项美丽任主编以便得到租界庇护的抗日杂志《自由谭》上。当然,《在战时》的更好译本,出自卞之琳后来的手笔。同一期《自由谭》,还发表了邵洵美的诗《游击歌》。出版七期之后,由于日本方面干预,杂志遭查封停刊。同时停刊的还有《自由谭》的英文版《Candid Comment》。邵洵美遭日伪机关追踪。成为汉奸的五弟邵式军,捎来五千大洋并劝诫邵洵美附逆,遭痛斥,二人断绝兄弟关系。

《自由谭》创刊号封面,有一头戴斗笠的男子怀抱瘦骨嶙峋的孩子,一女子在蒙面哭泣,背景中是一架投弹中的轰炸机。“自由谭”三字沉雄磅礴,集自颜真卿的碑帖《麻姑仙坛记》。刊中,发表了叶浅予、梁白波、张乐平、陶谋基等画家的抗战漫画。编者按显然出自邵洵美:“先前大人先生们认为浪漫、无聊、横冲直撞、惹是生非的漫画家们,现在却如此地在努力迈步!”像是在自我宣示——

先前大人先生们认为浪漫、无聊、横冲直撞、惹是生非的邵洵美,现在却如此地在努力迈步!

恰恰在奥登来上海采访的时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了。项美丽与来自延安的杨刚,联手将其翻译为英文,邵洵美负责润色——其英文写作水平比项美丽还好。首发于《Candid Comment》之后,单行本、英文版《论持久战》也由邵洵美出版。毛泽东很高兴,在《论持久战》序言中称赞“我上海的朋友们”。邵洵美駕驶自己那辆棕色纳什轿车,腰里掖着手枪,把五百本《论持久战》塞进租界的一个个信箱,包括工部局、汉弥尔登大楼等等建筑物、公寓的门缝内……

一个宣称“万事与我无关”“厌倦政治”的人,终究还是投入到与政治有关的万事万物之中。

邵洵美甚至写信给政府里的高官朋友,要求去前线,“恨不得驾驶飞机,连人带马投入到日军中去”。久等没有回音。明白,自己的“飞机”与“马”,只能是杂志、书籍,同样可以“投入到日军中去”。

一九五八年,邵洵美因给远在美国的项美丽写信,被投入提篮桥监狱。一个长宽各六尺的小号牢房,关着七个囚徒。狱友之一,是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马桶在墙角发泄着臭气、愤懑之气。囚室阴暗,邵洵美或许时而想起自己当年营救无果、被关押在这里的丁玲丈夫、诗人胡也频?

与贾植芳聊天,尚能安慰一颗孤单的心。邵洵美哮喘着说,出版英文版《论持久战》、创办《自由谭》,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战士了,不再是鲁迅先生所厌倦的花花公子。五十年代的高中语文教材,有鲁迅的杂文《拿来主义》。其中一句:“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课文后附注:“这里讽刺的是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全中国背书包的孩子,都知道了邵洵美,一个被鲁迅讽刺的上海人。其处境与心境可想而知。邵洵美怀疑自己无法活着走出监狱,只能对贾植芳唠唠叨叨,期望通过他将来向公众说明——

“我不是靠结婚发财的人,盛宣怀也是我的祖辈。我也不是靠出版、印刷谋名谋利的人——我也是革命者。鲁迅如果再多活两年,就知道我也在抗战,随时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一九四九年胡适劝我去台湾,我没去。我厌倦国民党。我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上海的朋友们啊。入狱,与鲁迅文章也有关吧。那封给项美丽的信,不知道她收到没有……”

一个祥林嫂般唠唠叨叨的落难公子,四肢着地擦洗地板。围观的人说他“像一台拖拉机”,他也很开心,笑声、哮喘声的确像拖拉机声。贾植芳看着这“一台拖拉机”,很难过。一个被赞赏为“玉树临风”的人,“风”,很重要——必须是站在四月春风里,才仪态美好。倘若寒风凛冽,这玉树也会成为枯木吧。多年后,贾植芳在文章中为邵洵美作辩护,兑现承诺。

项美丽没有收到邵洵美的求助信。那封信甚至没有越出上海,就拆开在位于江西路圆形广场旁边的上海市公安局。

在一九五七年寄往纽约的信中,邵洵美希望项美丽能汇来一点生活费。由于鲁迅的文章,新中国没有一个机构接纳他。幸而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可埋头翻译拜伦、雪莱、泰戈尔等人的文学名著。译笔熨帖,才气纵横。版税寥寥,难以维持生计。但邵洵美保持了旧贵族调子:没有发胶,就用刨花浸泡过的水来梳理,保持头型的清爽;没有咖啡馆和咖啡机,就用勺子把家中残存的几粒咖啡豆细细研磨;皮鞋破了,还是要用鞋油细腻擦亮,再起身去参加关于他的批斗会,深刻检讨与一个美帝女子的非正常关系……

《游击歌》中的“大花雕”“虾仁炒蛋”,大约也是邵洵美喜爱的食品,但早已经从这个“资产阶级分子”的生活中消失。甚至靠卖大衣、卖旧家具,换一点食物果腹。

一九六二年四月出狱,那一天,是三轮车夫把病重的邵洵美背进家门。

临终前的一张照片里,邵洵美穿一身中山装,也像三十年代穿一件长衫那样妥帖。坐在沙发上,满头白发,腰杆笔直。眼神无辜、安静,像终生没有长大的少年。

姐姐、情人、美国妻子项美丽,从邵洵美的生活中渐次消失,始于一九三九年。

为写作传记《宋氏三姐妹》,项美丽由邵洵美陪同,在这一年去香港采访宋蔼龄。宋蔼龄曾是盛家的英文教师,与邵洵美、盛佩玉相熟。项美丽用一年多时间数次往返香港、重庆,采访宋氏三姐妹,并开始这部后来轰动世界的传记写作。每次自香港出发,由于随身携带行李重量受管制,她像其他旅客,提前穿上一层层新买来的衬衫、棉袄、大衣、长裤、棉裤、围巾,丰满、隆重而又艰难地到达重庆,将这些衣物捎给朋友——由于反复被日本人轰炸,陪都的物资极度匮乏。

追随宋氏三姐妹的脚步,项美丽在客厅、废墟与战场之间奔波,疲倦、憔悴、孤单。她给远在上海的邵洵美写信,希望这一个中国丈夫能去重庆安慰自己。那一纸婚书,邵洵美偶尔也会掏出来看看,苦笑着,再小心翼翼折好装进口袋。此一时期,邵洵美在上海多方搜集宋家史料,翻译成英文后寄给项美丽,为她提供写作素材,却拒绝去重庆与这一个妻子相会:“费用太贵了,而且,我若去重庆,日本人会找佩玉和孩子们的麻烦。”项美丽意识到,“上海之爱”这一大剧,在缓缓落幕。

一九三九年去香港前,项美丽开始戒大烟,并劝邵洵美也戒掉这一习惯:“瞧瞧你和我左手食指上的烟渍……”邵洵美感到不安。项美丽爱他、爱上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座城市存在罂粟和幻象。那烟渍,像情侣共同的私密文身,像定情戒指。他给项美丽解释:“我没有大烟瘾,消磨无聊而已啊。”他知道:项美丽能戒掉大烟,也就能戒掉邵洵美和上海。一场倾城之恋,对白和情节已经不多了——她自身也在一点一点离开项美丽,返回艾米丽·哈恩。

邵洵美举办了一个“离开与返回”的小仪式:在霞飞路某咖啡馆,两人共享一个花篮形状的巧克力栗子蛋糕。巧克力的苦涩,栗子的甜美,像一个注解。窗外,一群俄罗斯侨民拉着手风琴歌唱着走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日本人声称“亚洲是亚洲人的”,开始驱除、拘捕英美人士。正是因为出示了那一纸与邵洵美的婚书,艾米丽·哈恩幸免与当时的情人、英军少校鲍克瑟一同进入集中营。在距离集中营一英里的地方,租房住下来。邻居逃难后废弃的花园,野草疯长,破水管汩汩流淌像在倾诉着乱世之情。街道沉寂,店铺关闭了大半。揣着邵洵美邮寄来的一笔钱,她买来奶粉、糖,给自己与英军少校共同的女儿卡罗拉准备过第一个生日……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欠你多少。我以你妻子的身份,拿到日本人发的中国护照。这两年时间里,我是邵夫人,一个出生于美国的中国人。我确信,即使不是我的,至少你拯救了卡罗拉的生命。”艾米丽·哈恩一九四三年被日本占领军遣返美国后,在写给邵洵美的信中说了这些话。

“我确信,即使不是我的,至少……”这句话中,有多少哽咽、心痛、牵念、无奈、伤怀、慰藉,混融其间?

一九九七年二月,艾米丽·哈恩在纽约去世,九十二岁,遗物中有一个钱包装着邵洵美的小照片。

此前,一九八九年九月,盛佩玉在南京去世,八十四岁,临终念叨的是“洵美……合墓……”项美丽自美国来信致哀。

此前,一九六八年五月,邵洵美在上海去世,六十二歲。项美丽在十年后才得知这一消息。

同眠余姚一梦空。

十一

另一天早晨,我从邵洵美家所在的霞飞路即淮海路某一弄堂出发,乘四十九路公交车,至江西路圣三一堂站下来,再次走到都城饭店前的圆形广场。我像一缕心事重重的阴云,掠过月亮。

换一条路线走到这里,像不按照页码顺序,随意翻一本爱情小说——有若干关键词矗立街头,就行了。其间的联结、转折、伏笔,由一个游荡者、阅读者,随意建立自己的逻辑和语调,有歧义,也就有新意。

淮海路上邵洵美所居弄堂的大门紧闭。新时代门卫盯着探头探脑的我。项美丽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率领车队进进出出的这扇大门,有透空的铁质图案,可供窥视。这一弄堂后门就是武康路,离武康大楼、巴金花园都很近。弄堂内有几座公寓楼,不知道哪一座住过邵洵美,哪一座住过项美丽。在晚年,邵洵美或许时常走到项美丽的那扇门前站一会儿?门内的新人不知不觉。他或许也乘着四十九路公交车,穿街过巷,在圣三一堂站下来,沿江西路走到都城饭店前的圆形广场,像彩云追月——一个花花公子,的确像彩色云朵,也终将风吹云散天下定。

当然,邵洵美没有勇气再走进五十年代更名为“新城饭店”的这座大楼——一个民国爱情小说的开篇,似是而非。

围成这一圆形广场的其他三座建筑,同样似是而非。工部局大楼,先后成为汪伪时期上海市政府、光复后的民国上海市政府、一九四九年后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部局乐队音乐厅后来成为市政府礼堂,接待过众多国内外领导人。目前正进行施工改造,未来功能不明。建设大厦,有众多公司租居其中。汉弥尔登大楼,已更名为“福州大楼”,其外观与都城饭店或者说新城饭店,构成一一对应的镜像关系,像温庭钧诗句所言:“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两者同样在第八层开始层层收缩至第十四层,像两座纪念碑矗立起来,纪念上海一百年来的风云雷电、风花雪月。

我走进汉弥尔登大楼或日福州大楼。

手持一份一九三五年,也就是项美丽来到上海这一年的汉弥尔登大楼租户名单:可口可乐公司、韩国美军驻华总署、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华孚实业公司、美国船舶管理局、新华航务局、合众公司、中国建设实业公司、美国雷诺金属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阿乐满律师、中央电影服务处、中国电影厂办事处、中国进出口贸易协会、中国麻业公司、中美日报、富中饮料制品公司、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太平洋颜料制造厂……

当下,这座大楼的五楼依然为公寓。公寓里的人,早年是欧美侨民、买办、文人,后来是南下干部、政府职员、造反派、劳动模范。目前居民的身份,我已经不知道了。其他楼层充满各种公司、协会、民宿的招牌。《大众电影》杂志在一九五0年创刊于此,后迁址北京,所以,我没有在楼内遇到耀眼的明星。沪剧、昆曲和苏州评弹声,偶尔从打开的门扉里传来。

一座大楼,就是一部小版本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

电梯像一枚书签,夹在大楼中间。但只能上升到第八楼。出电梯,沿盘旋如葡萄藤状的小楼梯可达九楼以上。我沿小楼梯盘旋而起。透窗俯瞰八楼大平台,一老人正在清理一排鸽子笼。鸽子纷飞,浦江闪烁。两头大犬窜动于老人周围。大平台靠近福州路的边缘处,有摄影师在为一艳丽模特拍照,背景恰好是对面都城饭店或日新城饭店的八楼大平台——邵洵美应该浮现在那里,为项美丽拍照,从而与此一平台上的新时代男女,构成一种对称、回声?

此楼彼楼之间,福州路像两面绝壁之间深刻的峡谷,人流车流如水流。

福州路上曾有“新月书店”,由“新月派”同仁合资共创。胡适、徐志摩、叶公超、潘光旦、林语堂、曹聚仁、沈从文、闻一多、夏衍、邵洵美们,站在新月的立场上,质疑满月,热爱未知、新生、无限的可能性。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三十四岁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加入济南上空的晚风,成为一弯新月,让陆小曼、林徽因仰望复痛楚。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结婚、离婚,在一九四五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终年四十九岁,同样不是一轮满月。

爱因斯坦在谈到量子理论时,说了一句抒情的话:“你是否相信,月亮只有在看着它的时候才真正存在?”从邵洵美、项美丽,到我,一代又一代人来看江西路上这一圆形广场,它才真正存在?

对于项美丽或者说艾米丽-哈恩的中途离去,邵洵美最初大约也抱着审美的、抒情的、新月的态度来看待——那未完成、不完整、幻象般的一切,才值得眷恋、追忆、咏叹。就像苏州河附近项美丽公寓天花板上绘出的那一弯新月,早已预言了两个人的爱情和命运。但在过早到来的晚年里,邵洵美却听不得家人、邻居口中或广播里出现“宋庆龄”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联系着《宋氏三姐妹》,联系着项美丽,联系着民国时代的一切一切——旧时光猝然而至,让他泪流满面。

所谓爱,就是无须再爱了;所谓不再爱,那爱意,反而崭新如初……

我换走另一侧楼梯,自汉弥尔登大楼或日福州大楼盘旋而下。时而止步,透窗俯瞰街心,四座建筑物相呼相应而成的那一圆形广场,的确像被江西路、福州路分解为一弯又一弯新月——对圆满,始终抱持以期待、以绝望。

汗漫,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一卷星辰》《南方云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