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发展历史研究

2020-03-20陈睿

文教资料 2020年1期

关键词：蒙学

陈睿

摘要：蒙学教育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起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阶段，兼有知识学习和道德教育的双重责任，对儿童成长与学习的意义重大。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蒙学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系统梳理蒙学教育在古代朝代更迭中的发展变化，深入了解蒙学教育的历史演进，探索蒙学教育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蒙学古代教育历史研究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古代称孩童进入书塾学习读书写字为“开蒙”，一般年龄在三至四岁，作用在于使人摆脱愚昧，接受文化教育。胡适先生指出：“向来小孩子开蒙念书，照规矩是《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古代启蒙教育之初还会举办拜师礼，即“开蒙礼”①，目的在于营造尊师重教、崇礼崇德、行正行善的文化氛围。《养正遗规》中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而养正莫先于礼。盖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于圣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②意思是说，给孩童启蒙，是行圣人一般的功德，意义极其重大深远。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有着悠久绵长的历史，在传统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经历朝历代的继承发展，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蒙学教育的研究日趋深入，在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大量著作和论文。调查发现，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学教材、教学方法、教育理念、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等方面，系统梳理蒙学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数量较少。如陈艳华（1999）具体分析了蒙学教材繁荣发展的三个阶段——秦汉、唐宋、明清时期，并且总结出了蒙学教材的发展特点。此外，前人的研究还较多分朝代研究蒙学教育的阶段发展，如孙名瑶（2019）在分析宋朝蒙学教育的同时，探究其对当代启蒙教育的启示。赵宏欣（2017）以三部蒙学经典读物为例，探讨传统蒙学的教育理念。孙太宇等（2012）梳理了蒙學教材的发展历史，从中总结启蒙教育的特点。以上学术成果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文将系统梳理蒙学教育在古代各朝代的发展变化，探讨相关原因，总结发展特点，深入研究蒙学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演变。

1.商末周初时期——最初的蒙学

关于蒙学最早的论述来自中华文化的源头《易经》。《易经·蒙卦》指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蒙卦这一卦名有其来由。蒙卦是《易经》总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卦，蒙为蒙昧、无知。序卦中提到：“蒙也，物之稚也。”即蒙代表初生的幼稚阶段。唐朝著名经学家孔颖达有云：“蒙者，微昧暗弱之名，物皆蒙昧也。”蒙卦以卦象论，属山水蒙，山为止，水为险，正是险在眼前而不自知，因此此时最需要教育和引导。唐代诗人杜甫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对此做出解释：儿童刚初生时仿佛山里的泉水，清澈、纯正，如果不加以教育，放任其自流，就会变得污浊。彖辞指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就是说，人在蒙昧时期，如果能打破迷蒙，就能渐入佳境，步步高升。此时要引导孩童诚心求学，独立思考，掌握规则，使孩童受到启发促进其发展。

古代特别重视儿童教育，把刚开始的教育称为启蒙，也称“开蒙”，指孩童开始学习受教，开启蒙昧，明白事理。童蒙养正、发蒙之说皆源于此。

2.西周时期——最早的蒙学教材出现

夏商两代，蒙学读本无史料可考。班固《汉书》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③可知我国古代出现最早的识字教材是西周的《史籀篇》，是当时用于孩童教育的教材，现已亡佚。《史籀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识字教材范本。《史籀篇》大体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四字为句，二句为韵。秦统一后，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命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命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篇》大篆，略加修改，形成小篆字书，用于识字、写字，是对《史籀篇》的发展。

3.春秋时期——私学促进蒙学的产生

西周时期，礼崩乐坏，国家日趋衰落，士阶层崛起。由西周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文化现象朝着私人讲学的“学在四夷”转变，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在蒙学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开创的私学在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极大地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成为独立的活动，民间社会对孩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机构开始出现，数量逐渐增多。

孔子提出的“六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当时的教育体系。春秋时期，私学教育处于“漆书”“竹简”时期，治学条件匮乏艰苦，教学书籍奇缺，当时人们采用朗诵、记忆的方法把教材文字内容全都记在脑子里。这种特殊的方式不仅使中国古代典籍完好地代代流传下来，还运用到后来的儿童启蒙教育中。

4.秦汉时期——蒙学稳步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天下大乱。秦灭六国，初次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秦丞相李斯颁布禁止私学的限令，否定自孔子以来私学的教育作用，使蒙学的发展遭遇十余年的停滞危机。

到了汉武帝时代，蒙学教育终于重获生机。汉武帝采纳经学家董仲舒的建议，在文化方面大力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使儒学成为正统。今文经成为汉代官学，古文经则成为私人传授的私学，其继承孔子私学的口耳相传之法，私学得以自由发展。到了东汉末年，私学已占据社会主要地位，并且出现了郑玄、马融等古文经学大师。从类型上看，汉代私学分为蒙学和精庐两种学习形式。蒙学为启蒙教育，对应现今小学阶段的学馆;精庐，也称精舍，为高等教育，对应现今初高中、大学阶段的学馆。汉代出现了一些新兴蒙学教材，如《急救篇》《凡将篇》《元尚篇》等，其中史游的《急救篇》成为当时的识字教材集大成之作，全书用字无一重复，开始以姓名、饮食、农业等内容为主线编排，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蒙学教材。汉魏以来，识字教材增多，有蔡邕的《劝学篇》、顾恺之的《启蒙记》、王羲之的《小学篇》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的影响和辐射力日益扩大，以儒学教学内容为主的私学，教学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儒学，还扩展至佛学、历史、科学等方面。南朝梁代史学家周兴嗣编写了《千字文》一书，全书篇幅短小精悍，仅一千字，这不重复的一千个常用汉字经过巧妙的组合，以儒学为主，生活常识为辅，四字为一句，讲究对仗和韵律，易于记诵，是一本综合性的识字教材，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早的、流行时间最长的蒙学教材。《千字文》一书还经由朝鲜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皇室学习汉语的经典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历史阶段的蒙学教材基本都是识字教材，目的较为单一，扩大识字量和习字，涉及生活知识和道德教育的教材十分有限。

5.隋唐五代时期——蒙学形成

隋唐时期，私学遍布乡野与城镇，还出现了专教识字启蒙的私立小学。唐初经学家孔颖达在任职国子监忌酒前，曾担任私学教师。

唐朝经济繁荣，思想开放，崇圣尊儒，蒙学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高度重视，官办小学和地方乡学数量增多，出现了社学、寺学等形式的蒙学机构，还有士大夫在自家教授子孙的家学，教学方式有师授和家传两种。唐代蒙学教材教学内容比过去更加丰富，逐渐从单一性识字教材向生活常识、社会知识、道德品质等综合性教材转变，教学内容涉及文学、地理、伦理、饮食起居等多方面，教材类型基本定型，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教育体系。

从教育对象上看，唐朝以前主要是社会上层子弟，唐朝及以后扩大到普通的乡野庶民。唐代实行科举制，使庶民阶层的人有了被选拔入仕的可能。唐代还特别设置了童子科，对于孩童及其父母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出现了为童子科考试而编写的广为流传的蒙学教材《兔园册府》。唐代不仅重视知识教育，而且十分看重德行教育，认为“先做人，后读书”，教育思想伦理化倾向明显。蒙学教育承袭了此教育特点，在教学中以德行教育为先。蒙学教材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道德思想，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讲授道德伦理的蒙学教材，如《太公家教》等。

6.宋朝时期——蒙学获得巨大发展

宋元时期是我国蒙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宋朝统治者结束了唐末混乱的局面，重又一统天下。宋朝统治者“重文治”“兴文教”，大力兴建学馆，系统整理与编订前代蒙学教材，加之造纸、活字印刷技术的应用，蒙学教育获得巨大发展。宋代蒙学教育大力发展的原因还在于蒙学教育大家的影响和推行作用。南宋教育家朱熹首次把學校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他重视小学教育，认为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编写了《童蒙须知》等蒙学教材。北宋教育家张载重视童蒙教育，认为“蒙以养正”，著有《张子全书》，书中提出了“学须有疑”等著名的治学观点。

宋代蒙学教育机构数量众多，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官学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为皇室子弟设置的宫廷宗学，据《宋史》记载：“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选宗子就学。”第二类是国子监小学，宋神宗时期起兴建，到宋徽宗时期发展加大，学生人数接近千人，《宋会要》中还记载了当时国子监小学的条制：“小学生八岁能诵一大经，日书字二百。”可见，宋朝十分注重儿童读经和识字写字。第三类是官办州县小学，早在宋仁宗时期，湖州等地就设立了州县小学。据《续资治通鉴·宋志》记载：“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宋徽宗时期首次大规模设立州县小学，并且对入学条件、学校规章制度、师资配备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宋代私学性质蒙学机构名称不一，性质却相同，承担着蒙学阶段的教育任务，有社学、义学、乡校、家塾、冬学、京学、舍馆、书会等蒙学机构。如农民子弟利用冬日闲暇时间读书上学，称为冬学。私学的多种称谓正是体现了蒙学机构在宋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广泛存在和普遍性。

宋代继承和发展了儒学，称为理学，十分注重修身养德。南宋学者王应麟编写了《三字经》，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内容丰富，被称为蒙学第一书。民间有俗语说“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三字经》蕴含的思想价值和人文道德底蕴为世人所公认，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北宋时期出现与《三字经》齐名的蒙学读物《百家姓》，作者不详，把相互之间无意义联系的中华姓氏用押韵的方式连贯起来，易于儿童学习和记诵，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成为经典识字教材。

7.元朝时期——蒙学完善化系统化

元代蒙学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元朝政府普遍设立小学，并且鼓励私塾、家塾等形式的教育。元世祖忽必烈沿用“汉制”管理国家，发扬儒家思想，发展汉人的蒙学教育，如元代学者许衡曾教授蒙古子弟汉人仪礼，还参与了蒙学教材的编订。元代儒士陈栎担任“童子师”，一生施教于家。宋代理学思想到了元朝深入人心，融入民众中，元朝平民百姓把孩童的启蒙教育当做要务看待，对蒙学教育的重视程度极高。

元代蒙学教育相较于历代教育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次制订了系统的教学计划。元代学者程端蒙编订了《程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童蒙教学法的著作。该书规定了孩童读书、习字、写作的次序，后代基本遵照以上规则执行，蒙学教育从元代开始有了系统稳定的教学程式。

宋元以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蒙学识字系列通用教材，有了“三、百、千”的称呼，这三本经典蒙学教材各有特点、相辅相成，意义非凡。

8.明清时期——蒙学繁荣发展，趋于完备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推动，加上统治阶级用文化教育巩固统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蒙学教育非常兴盛。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采用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方式，教育体系较为完备。教育范围逐渐扩大，贫民子弟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但是阶层歧视、教育不公现象依然存在。明代官办的蒙学教育主要是社学，洪武八年命天下立社学：“但有三五十人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④清康熙时正式向全国推广义学：“各省、府、州、县，夸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明清时期高度重视道德教育，“蒙以养正”是最高的教育理念。此外，明清时期对蒙学教师的筛选和录用十分严格，明太祖规定：“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一般由地方官员或者乡民举荐为师，正式聘用老师的时候，“具书致礼”，按照乡里最诚挚尊敬的礼节聘请老师。

明清时期的蒙学教材数量众多，在数量上远超前代，在内容上日渐丰富，十分重视封建伦理教育，着重突出历史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的教育，一般与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紧密联系。此外，蒙学教材分类日益细化，出现了成体系的专门性分类教材。例如，有专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女小儿语》《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等，内容多为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及普及生活常识。还有专讲写诗作词的《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学习声韵、格律的专用教材。清代蒙学教材还注意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选用有意思的图片、插画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例如，被称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幼学琼林》。

回顾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蒙学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历朝历代教育实践的深入推进，古代蒙学教育稳定发展，逐步积累，范围逐渐扩大，体系日趋完备，另一方面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教育中的一块珍宝，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持续不断在现代社会中绽放跨时代风采。

注释：

①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0%E8%92%99%E7%A4%BC/19854601？fr=aladdin

②出自陈宏谋《五种遗规》中的《养正遗规》（乾隆四年），清代蒙童教育教材.

③班固.汉书·艺文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

④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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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宝良.明代的义学与乡学[J].史学月刊，19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