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學”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关键词]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东亚汉语史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01-07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与越南人学习汉语的关系至为密切，这是越南人近千年来学习汉语的智慧结晶。越南人通过汉喃“小学”“蒙学”课本，不但了解汉语书面语体语言，还对汉语“口语”语体语言有所接触和把握，而越南人及其相关学者所编写的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又是他们认识汉语语言规律的集中体现，其语言教学意识，则又制约着他们在编写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时所要表现的语言内容及其所采用的体例与结构形式。

一、近代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类别

我们根据刘春银、王小盾、陈义编写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2002），刘春银、林庆彰、陈义编写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补遗》（2004）等工具书，①

以及对于越南国家社会科院下属汉喃研究院图书馆，法国国家科学院东方语言研究所图书馆、法国法兰西远东学院图书馆、亚洲学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以及梵蒂冈图书馆等地的实地调查，发掘出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等与汉语学习相关的课本110种左右。这里，我们依据教学安排、内容和功能进行分类，打破传统“四部”、“小学”和“蒙学”等的分类模式，将重要的汉喃课本76种进行分类，计有十类：

第一类是字书类，其中包括《字典节录》（1852）、《字学训蒙》（1877）、《字学四言诗》（1882）、《字学求精歌》（1879）、《检字》（1895）、《难字解音》《幼学文式》（1915）、《习汉字式》（1899）、《华文字汇纂要习图》（1899），共9种；第二类是辞书类，其中包括《三千字历代文注》（1819）、《今文字略》《村居便览》《大南国语》（1899）、《三千字解译国语》（1917）、《日用常谈》（1827）、《五千字译国语》（1909）、《字类演义》、《指南玉音解义》（1761）、《南方名物备考》（1901）、《指南备类》《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1897）、《道教源流》（1845）、《南国方言俗语备录》（1914）、《大南国粹》《俗谚略编》《南雅民志考》（1912）、《人事常谈谚语集》，共18种；第三类是音义类，其中包括《三千字解音》（1831）、《汉字自学》（1942）、《二十四孝演音》（1871）、《三字经解音演歌》（1836）、《诸经日诵集要》（1898），共5种；第四类是音韵类，其中包括《钦定辑韵摘要》（1839）、《字字国语古》（1918）、《千字文解音》（1890）、《国音新字》《翻切字韵法》（1745/1834）、《三教一原解音》（1860）、《诗学圆机活法大成》（1835）、《诗韵集成》《诗韵集要》（1841）等，共9种；第五类是注译类，其中包括《明心宝鉴释义》（1836）、《三字经撮要》（1851）、《三字书新汇》（1911）、《三字经》《南风解嘲》，共5种；第六类是讲史类，其中包括《阳节演义》（1886）、《小学北史略编》、初学问津（1874），共3种；第七类是常识类，其中包括《村学指径》（1904）、《塾学指南》、《五字经》（1899）、《幼学汉字新书》（1908）、《启童说约》（1881）、《幼学普通说约》（1908）、《陈文庆小学格致》（1912）、《课儿小柬四字国音体》《女小学》《医学三字经》（1937），共10种；第八类是范文类，其中包括《初学指南》（1773）、《幼学文式》（1915）、《初学五言诗》《词翰举隅译国语》（1907），共4种；第九类是训蒙类，其中包括《女训三字书》《小学句读》《四字训蒙》《幼学故事寻源》（1942）、《四字训蒙》《训蒙集》，共6种。另外，还有一类是与越南语学习相关的用欧美语言及日语编写的越南语和汉语教科书，比如《西汉同文法》《西语译汉入门》《安南语广文典》等等。

二、近代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体例及结构形式

汉喃课本的体例安排与结构形式，与其编写者所确定的教学课程性质、标准要求，以及教学目的存在密切关系。比如《三千字解音》题富文堂印于皇朝辛卯年（1831年），署月常人训郡公校订并序、吴时仕参与校阅于景兴丙申年（1776年）云云。其书首有后人新置之纸，手题《自学短要三千字》，正文以“字学纂要”为题。然后，列“天地举存”等，用喃字注音，取便的是学习者的读音习惯。再如《三千字解译国语》《越南汉喃文献目录》称它为汉喃越三语辞典，收汉字三千个字头，以喃字释义并以越南文注音，编者、时间均不详。《越南汉喃文献目录》还说它另有启定二年（1917年）抄本一种，无喃字部分。我们看到的版本是柳文堂藏版，题为：“维新乙卯年季秋新镌”，即维新九年，公历1915年印本。其《序》称：“一字一义，叶以音韵，所以便初学之记诵也。前此注以喃字，或一字而可叶数音，未足为据。自有国语字注，而书各有字，字各有音，截然不相混乱，善哉！”可见，本书的注音是有时间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用喃字注音。但喃字注音也有问题，即一个字有时会标注几个注音，这就会给学习者带来不便。第二个层次，就是所谓的“国语字音”，即1885年以后用罗马字拼注越南汉字音。因为大量使用罗马字是在1907年前后，所以，这里的“国语字音”标注当在20世纪初期。用罗马字拼注越南汉字音相较喃字确实有其准确和便利之处，所以，本书《序》又说：“国语字体，诚为我国普通学之第一法门也。”这篇用汉字写的《序》之后，是用“国语字音”翻译过来的“国语序”。正文则称：“增注三千字国语解音”，然后是“三千字注音”。汉字的旁边是喃字，汉字的下边是罗马字注音。比如“子”（6页），喃字是“昆”，罗马字注音则是“con”；“夏”（11页），喃字是“务”和“夏”，具有两个读音，罗马字注音则是“wua”“ha”；“莲”（11页），喃字是“莲”，罗马字注音则是“lian”、“len”；“更”（22页），喃字是“吏”，罗马字注音则是“gang/gai”等。作者这样安排，显然是为了满足具有三种文字学习习惯学生的需要，即学习旧的读音和学习新的标准读音要求都得到了相应的满足，这肯定与其汉语中级水平程度汉语教学目的有关。

再如，《字典节录》由范公撝（字廷宜）于嗣德五年（1852年）编撰。《字典节录》是汉字难字字典，收录了约五千个字形相似、难以区辨字义的字，依声排列，加以释义，其“序文”称为“叙说”。范公撝写道：“闻之《大学》，传曰：致知。解得‘致知二字，其亦学问中人之一大骨子乎？不觉从来之学问如何。问之恳要诸有用字，则懵然罔觉；问之切近诸常用字，则阒然罕知。即如眼前常事，何者为厶、如丏堷、丏氵彼渃、丏檞、丏

云云。”“无论田夫野老，在所不知。至于穷经老蠹中人，亦属罕见。何也？少辰专步单义，次则较习对联、小叚，及长徒竞文章，其于致知实学，视之辶藐然，未遑留意，所以然也，为此忄耿然。因宦事余闲，略观字典古书，述采所罕尝见之切要诸眼字，辑编成帙，颜之曰《字典节录》，启训家儿，使之熟肄，务得临辰便用，有所凭有所稽，聊以助常行欠缺之万一云耳！若欲备求博赜，则有玉堂字典诸成书焉！”其正文，比如《字典节录》卷之壹，“一”字下注释：“日而反。数目之始也。又与‘纯同，诚也。”日而反，日母之韵平声开口三等止摄。而《广韵》于悉切，影母质韵开口三等入声臻摄。按此注音，入声读音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从而派入了平声？而“刭”字的注释则是：“刭，景。割颈也。”“景”是用了直音法注音。“景”，《广韵》居影切，见母梗韵开口三等上声梗摄。“刭”，《广韵》古挺切，见母迥韵开口四等上声梗摄，二字音同，三四等无别。《字典节录》基本上不分析字形结构，这也是它在体例安排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三、近代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考述

（一）注释中国文献。比如《三千字历代文注》，今存印本一种，越南嘉隆十八年（1819年）重印本。属于汉字辞典性质，收录三千个字条，并采摘史册如《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文献中的文句为例。它本来是由清朝人徐崑玉（字自溟）撰写的，越南吏部尚书阮有慎（字真之，号意斋）在徐崑玉原文的基础上加上了注释，并由越南人段伯贞校订。《三字经解音演歌》，今存印本：一为明命十七年（1836年）印本；一为盛文堂1888年印本。另外还有抄本三种，比如136页抄本，抄于维新八年（1914年）；48页抄本，高24公分，宽13公分，抄于成泰十七年（1905年）。《三字经》的六八体喃译本，并有喃注。《三字经撮要》是《三字经》的喃文译注本，其在辛亥年（1851年）由制科榜眼武侯（武惟清）（一作武维清）演音并注解。《嗣德圣制论语释义歌》也是如此，今存成泰八年（1896年）印本一种。《论语》二十篇的注音、释义及六八体演喃，共七卷，嗣德编撰，黄有秤、吴惠莲审阅，黄柄等检校。《明心宝鉴释义》是为中国作品《明心宝鉴》的喃字译注本，

有巴黎藏本三种：一为明命十七年（1836年）印本，163页；一本亦为同庆三年印本，150页﹔一本为近文堂印本，152页。此书内容为有关善恶祸福等问题的名言，分成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份、存心、戒性、勤学、训子等二十篇。《阳节演义》是潘荣《阳节》的喃译本，讲述中国历史兴亡教训、德治与法治、诸子学说等。《越南汉喃文献目录》称其今存印本五种，其中的二本为同文堂同庆元年（1886年）印本；一本为观文堂成泰庚寅年（1890年）印本，观文堂成泰庚寅年印本（62页本）又与《二十四孝演音》《幼学越史四字》《三千字解音》《明道家训》等四种书合订。还有两种本子为盛文堂1878年印本，其中同文堂印本及盛文堂印本藏于巴黎。

（二）摘录或编辑中国、越南等国家典籍诗文字韵书词句而成。《小学句读》，今存抄本一种，陈选选注，有序、引及总论。它是童蒙教科书，内容为从《论语》《孟子》《朱子语录》等书中摘出的若干短句。《诗韵集要》，今存福文堂绍治元年（1841年）印本二種。韵书，由济南人李攀龙编辑，由侨居越南的中国人郑德昌（俊弇氏）校订，有郑氏及金陵人徐启岱（祖山氏）的序文各一篇。本书分上平声、下平声各十五韵，又上声二十九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合计一百六韵，每韵下列所统单字，并简要注其字义。此书的《序》称“宗乎古而和乎今，顺于音而简不繁”，“传及南国，而南国之士亦知珍而宝之，遵而行之。”《诗韵集要》是一部十分珍贵的韵书文献，韵书本身没有太大的语音史价值，但它的存在，却证明了越南古代汉语韵书的巨大社会功用价值。这是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而且是中国学者所不知道的，在汉语韵书史研究上意义重大，弥补了东亚三国汉语韵书研究没有越南汉语韵书的一个缺憾。《钦定辑韵摘要》，今存印本八种（一印本藏于巴黎）。它是由《佩文韵府》摘出重要字词选编而成，仍依韵排列，附有音义及成语、诗篇的例证，用为作文参考资料。此书由当时越南翰林院范文谊、黎维忠、阮文超编辑、校订并印行于明命己亥年（1839年）。各本均含序文、奏、凡例、目录、编印人员名单各一篇。《诗韵集要》也是我们的重要发现，其意义更大于《诗韵集要》，因为它完全由越南人编辑印行，而且在越南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这亦是我国学者所不了解的。

《华文字汇纂要习图》，摘自《康熙字典》，今存印本一种。法国人吴低旻编辑并引于成泰己亥年（1899年），含小引一篇，是专门供越南人学写用的汉字字汇工具书。

（三）调查记录与自编。《南雅民志考》，又名《南雅民志考集》，是越南的谚语方言及歌谣的汉译集，阮焯编撰于维新壬子年（1912年），陈友讲检阅，汉文间有喃文。此书仿《诗经·国风》的风格，分成若干章，并加以注解。《南风解嘲》，越南的歌谣、俗语集，今存印本一种，抄本三种。此书按《诗经·国风》的样式将越南的歌谣译成汉语，汉喃两种文字间用。其印本附载《征夫抒情》长诗，内容为一征夫想念远方的妻儿。《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又名《圣制字学》、《字学解义歌》，今越南存其印本九种，十三卷。其中七种为成泰九年（1897年）印本，610页，高28公分，宽18公分；另二种为成泰十年（1898年）印本。此书是解释汉字字义的汉喃对照词典，各字头与对应字组织为六八歌体，嗣德作，黄有秤、吴惠连、黄柄编辑。此书分堪舆（两卷）、人事（三卷）、政化（两卷）、器用（两卷）、草木（两卷）、禽兽（一卷）、虫鱼（一卷）七目，每目中以一汉字（大字）、若干喃字（小字）相间的方式介绍相关字词，各字连贯起来成为六八体，但间有小注。《国音新字》，是越南文字方案，根据《康熙字典》的四声符号和越南语语音特点制定，今存抄本一种，16页。此书题南城居士阮子编辑，含序文一篇。此书中的文字方案包括两个部分：二十二个干音字母，每字母四划，依诗韵读法定其音；一百一十个支音字母。此书的方案根据“每个干音有五个支音”的理论，将干音字母进行笔划换位，得到五个支音字母。八个声调的符示，将圆环（o）或半圆环（c）标在字的四角表示八声，圆环为四阳声，半圆环为四阴声；干音、支音用反切法拼读；书写法，按左支音右干音、上支音下干音的规则记字；字数，即越语词的音节数量。《南方名物备考》，汉喃双语辞典，题善亭邓文甫撰并序于成泰辛丑年（1901年），今存158页印本二种。作者为邓春榜（1828-1910年），字希龙，号善亭。此书含引文、目录各一篇，其正文按类分成以下项目：天文、地理、时节、身体、疾病、人事、人伦、人品、官职、饮食、服用、居处、宫室、船车、物用、礼乐、兵、刑、户、工、农桑、渔猎、昆虫等，其与朝鲜朝《名物考》具有类似的编辑体例。《日用常谈》，汉喃辞典，范廷琥（1768-1839年）撰于明命八年（1827年），存抄本一种，240页。此书含小引及目录，并按天文、地理、儒教、道教、身体、房屋、服装等分为三十二目。此书抄本附载四部作品﹕其一为《御制百家姓》，录有四百六十八个中国单姓，每一姓氏下皆注明郡望；其二为《回文诗式》，收录圆形、扇形、山形、壶形等各种回文诗，附有阅读法；其三为《增订幼学须知杂字采珍大全》，为常用字词和词组的解释，分成天文、地理、时节、人物、商业、五谷等目；其四为《指南》，两篇汉文文章的喃文译注。《安南国语新式》，又名《字字国语古》，越南文正字法和语法书，编者不详，撰于启定三年（1918年），今存抄本二种。此书在拉丁文字中间有喃字，含序文四篇、引文一篇，概述了20世纪初越南语拉丁文字的字样、书写法、结构、读法以及声调，所论包括越南文二十五字母、六个元音字母、十九个辅音字母等，书后附载关于元音、辅音的评论和歌辞。此书的64页抄本，还附载相狗法、豢狗法以及请求改葬的文书范文。

四、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汉语的语体性质

按照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等课本所反映的汉语语体特点分类，以汉语文言书面语为主，兼而有汉语口语成分掺入其中。

文言书类，比如《初学问津》，《越南汉喃文献目录》称其今存印本二种，皆藏于巴黎，一本

为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印本，36页，高21公分，宽14公分﹔一本为嗣德三十五年（1882年）印本，18页。此书是四言体汉喃对照的童蒙历史教科书，其内容包括自盘古至清道光的中国历史和自泾阳王至阮嘉隆的越南历史，每一页上栏为汉文，下栏为喃文。另外，书中附载一篇关于儒佛道三教的论述。原文有：“混茫之初，未分天地。盘古首出，始判阴阳。子会天开，天皇御世。地辟于丑，地皇出焉。人生于寅，人皇继治。三才既定，是曰三皇。有巢燧人，二君继作。教民巢橹，故曰有巢。爰及燧人，教民火食。帝伏羲氏，承运而兴。爰制六书，始画八卦。炎帝神农，教民稼穑。用药疗疾，医道以兴。黄帝轩辕，用兵讨叛。造历定岁，作乐和音。冕旒衣裳，舟车宫室。铸金陶土，染采治丝。画野分田，制度大备。”

《女小学》，《越南汉喃文献目录》称其今存抄本一种，题鸟程严衡平叔编辑，南定劝善坛印于龙飞壬寅年。《女小学》与中国《女儿经》属于一类读物，并基本沿袭了中国同类文献，属于女子启蒙读物。此书论述女子应具的德行，并附有若干女范故事。如“女子工质，秀禀坤柔。早尊姆训，婉娩须问。贤名外着，善行内修。躬执妇道，古女同俦。天地生禀，气运不齐。有清有浊，有贤有愚。七岁年方，早入书堂。初学礼让，次习文章。漳法不道，非言勿张。恶语不出，乞自思量。《孝经》《论语》，声声琅琅。有过则改，呼吸宜详。敬重父母，如天如地。姊妹骨肉，无我无尔。学则连业，游则我处。勿悔勿争，毋嫉毋妒。人间百行，孝乃为先。昏定晨省，始终勤拳。五更鸡鸣，起皆盥漱。笄总弗髦，栉縰已了。昧爽而朝，问安以候。总角妗缨，皆背容臭。舅姑將至，如事双亲。长者捧水，敬奉殷勤。请沃以盥，盥卒授巾。深闺兰房，出入有常。”可见，此书仍然是文言语体。

再如《博物新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称其今存印本九种，三册，其余八种印本，皆为维新己酉年（1905年）印本。此书是近代科学知识读本，为英国医士合信撰，有灵河陈仲恭所作的两篇重刊序，分别序于嗣德三十年（1877年）和维新己酉年（1905年）。此书题竹堂范富庶编印，含序文、目录各一篇，有插图，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有嗣德三十年（1877年）本。此书第一册介绍物理知识，包括热、水、光、电、气等；第二册介绍天文地理知识，包括太阳、彗星、地球、经纬线、大洲大洋等；第三册介绍地球上的各种动物。如其《地气论》写道：“大地体圆如橙，其外有气以环绕之，如蛋白之包裹其黄也。自地而上，高约一百五十里，人物皆处其中。若鱼类之在水，鱼类赖水以长，人藉气以生。鱼不能离水，人不能离气，其理相同。第其为气有数种，合而言之曰生气；分而言之曰养气、曰氮气、曰湿气、曰炭气，皆可以法较辨之。是气虽无形无味，其实乃地上一物也。气之为色青而蓝，凡晴空无云，仰望苍然者，乃气之色，非天之色。气愈远愈高，则其色愈蓝；愈近愈薄，则其色愈浅；浅甚则玲珑不见寺。遥望远山，见蓝影模糊，亦气之色，如观沧海，水深则色绿，愈深则色苍，其理亦此耳！”

此外，有的文献则是文白夹杂，兼而流露白话成分。如《大南国语》所收，有许多就是白话词语成分。如《嗣德圣制解义歌》（1897年）关于“腱”的解释，就用“浪头筋”、“筋头”等口语词说明。再如《指南玉音解义》（1761年）对“胳膊”、“肐肢”等口语词的收录与解释，也体现了口语语体教学的需要。

五、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汉语教育史价值

（一）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的研究价值。

过了江户唐话课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等阶段后，日本近代汉语“通语”课本编写产生了诸如《唐话纂要》《唐语便用》《官话指南》《二十世纪清语读本》《言文对照北京纪闻》《日华会话辞典》《中国文典》之类的教科书和工具书，①由此，日本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以其先进的教学理念、系统化教学理论而著称于世。

而到了高丽朝、朝鲜朝等阶段后，朝鲜半岛近代汉语教育，就近代汉语“通语”课本产生了诸如《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象院题语》等教科书和工具书。与日本汉语教科书不同，朝鲜古代的“质正”制度与“事大”国策相辅相成，传统官话“会话”课本盛行，特色十分明显。而越南汉喃汉语课本，与中国传统“小学”“蒙学”课本关系更为密切，但经过改造，加注喃字与“国语”音，所满足的是越南国家汉语教育需要的现实。越南经历了“北属中国”的历史阶段以后，受到法国殖民意识的影响，过早地将汉语教育浸染上了殖民色彩，所以，用罗马字注音成为其主要形式之一，适应的是其所谓强化“国语”语言教育的实际。

（二）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我们曾对日本近代汉语课本所体现的教学意识有所探讨，并认为其中有一些学者出于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需要而编写教科书，他们的教学意识是明确的，即力图让学生掌握汉语的特点，并与日语对比进行教学，尤其是在会话教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121～132）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旨在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其所编教科书往往充斥着中国各方面情报，让学习者以此为阶梯而掌握刺探中国情报能力与途径也成为此类教科书教学的基本目的，所以，在教学理论与方法上尽力围绕着“速成”做文章。高丽朝和朝鲜朝，因为“事大”需要，以培养通晓中国事情的“通事”与“质正”中国各方面制度与文化的学者为目的，所以，其所编教科书口语与传统小学课本分离，灵活的实地“会话”教学与“死记硬背”的“呆板”书面语讲读教学、写作教学兼而有之，“科举入仕”“事大”遣使入朝，殊途同归。[2]（2～15）越南科举制度的实施与中国同期的科举制度前后相距不远，但在阮朝（1802-1945年）中后期衰落，1919年被废止。尽管如此，越南所形成的传统私塾教育体系都十分稳固，所以，“小学”“蒙学”教育发达。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使得越南不得不在培养“通事”的教育上加大投入。沈玉慧在《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鲜使节与安南、南掌、琉球三国人员在北京之交流》一文中提到，朝鲜使节李商凤在与越南使节正使陈辉淧、副使黎贵淳、三使郑春澍交流时，除了“笔谈”之外，也用官话交流，但越南使节给李商凤的印象是：“南蛮鴂舌”，难以听得懂。而与首席通事则很顺利，看来朝鲜与越南通事所学官话基本都是“通语”，没有沟通障碍。越南培养通事主要是在培养口语会话上下功夫，这一点与朝鲜朝培养通事并无二致。[3]（109～153）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注音力图“口语化”，汉语官话音特点突出，所适应的是口语教学实际。由此，这些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就成为了我们研究东亚汉语教学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三）东亚汉语言文字学史研究价值。目前，利用我国学者对于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研究中国汉语言文字史的研究尚不充分，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汉语言文字史学术价值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并期待着学者们加以充分利用。比如汉语语音史，国内外汉语与越南语语音关系研究文献不少，比如马伯乐、高本汉、王力、三根谷彻、清水政明以及阮才谨、王禄、阮庭贤、江佳璐等，就是如此。《三千字解译国语》有“打”（31页）字，越南语固有词是

d -ánh，汉越语词是d -ad，打人（dánh）、下棋、赌钱等用固有词，不能用汉语借词，而“打倒敌人”，只能用汉语借词。[4]（277～297）汉越语词是d -a，音，这就与汉语近代语音考订关系密切。对“打”字音研究的论文很多，如黄峰的《“打”字的音和义》（1998）、李炜的《从宋人笔记看“打”字音变》（2005）、王耀东的《“打”字的来源及读音考》（2011）等。《宋本广韵》释“打”为，德冷切，端母庚开二，上声，拟音[teg]，和今天的“打”音无关，和“鼎顶”同音。今天的“打”音，据周祖谟在《唐五代的北方语音》（1988）一文中的考订，起源于韵书之外的口语俗读，唐代《燕子赋》“打”字同“舍谢骂下跨亚价呀价”等相近，所以，归在了“麻部”，而注音较早则见于欧阳修《归田录》“丁雅反”。[5]（3～15）唐作藩《苏轼诗韵考》将之归在了马韵，并下结论说：“看来，《中原音韵》将打字归入‘家麻部只是记录下北宋以来的这一音变的事实。”（1990）[6]（91～113）元明之际的《中原雅音》将“打”字注为“都假切”，明代徐孝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将“打”字列入假摄，这些都说明了它作为正式音读的稳定性。由此，《三千字解译国语》中的“打”汉越音d -a'不是偶然的。

再如汉语文字史。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除了用了汉字之外，还用了喃字和国语字。越南喃字，过去都认为是阮诠（13世纪人）所创造，这是根据越南人汉文编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五中的记载而来的，即陈仁宗绍宝四年（1282年）八月，“时有鳄鱼至泸江，帝命刑部尚书阮诠为文投之江中，鳄鱼自去。帝以其事类韩愈，赐姓韩。诠有能国语赋诗，我国赋诗多用国语，实自此始。”但后来，学者们在越南永福县安朗县塔庙社（即乡）发现了一块1209年刻制的《报恩碑》。

碑文中有些喃字，比阮诠喃字写的《祭鳄鱼文》早73年，[4]（245）由此，阮铨创造说就显得不牢靠了。喃字基本上是按照汉字的部首偏旁构造字形，基本结构有：会意字、假借字、形声字等。目前有一些学者研究喃字，没有考虑到越南喃字和中国汉字的直接关系，往往误以为有些汉字俗字就是越南喃字，比如范宏贵、刘志强《越南语言文化探究》所举越南喃字自创字，比如“”、“”、“”（248页）。我觉得还很难说这些字是越南人的自创字，我们如果和中国字书韵书联系起来看，就不会作如此之简单的判断了。他们所举的这几个字，仍然见之于中国文献中：“”，见于《广韵》产韵，“炙肉。”“”，《金石文字辨异》解释为“上声·养韵·往”字，引《汉张平子碑》。“”，是“蒸”字，见于《中华字海》第973页，引自《李壁墓志》。这说明，对越南汉喃字的辨析，还有待于与中国文字文献结合来考订才能确认。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为汉语俗字研究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目前，虽然有了一些相应的研究成果，但我认为，学术水平仍然不够高，学术盲点不少，还需要进一步挖掘。

至于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价值，就更应该挖掘了，比如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词语类聚”意识十分明显，这从其编写的体例就能够看得很清楚。比如《大南国语》（1880）中蕴含了不少的汉语词汇史资料，可以与清代宫廷满汉“成语”类辞书、朝鲜《语录解》、《古今释林》（李义风）类辞书相比较进行研究。《大南国语》按部门分类，共有50部门，包括天文门、地理门、人伦门、身体门、身体举动门、宫室门、婚姻门、耕农门、蚕桑门、菽粟门、饮食门、饼饵门、女装门、织维门、草色门、冠带门、锦绣门、衣服门、火用门、器用門、撒网门、舟船门、鋳冶工用门、法器门、公器门、作用门、文事门、兵器门、珍宝门、众香门、杂技门、人品门、酬应门、疾病门、丧祭门、丧礼门、俗语门、百花门、百果门、蔬菜门、百草门、百木门、羽虫门、毛虫门、鳞虫门、甲虫门、虫豸门、水部、土部、金部等。另外，《大南国语》还将词语各部门中的次一级小类进行了分类，书中虽没有具体标明这些小类的名称，但作者有意识地对每部门里的词语分成若干个小类，就能使学习者更好、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与理解词典中的词语。如天文门中有天、季节、方向、日等小类，其中跟“天”有关的词语有：昊天上帝、大冶、洪钧、毂运、弓张、碧汉、青穹；跟“季节”有关的词语有：苍天、昊天、旻天、上天；跟“方向”有关的词语有：皞天、阳天、赤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变天、钧天等；跟“日”有关的词语有：日、金马、铜盘、黄金镜、赤玉盘、大明、朱明、东君、阳马。尽管归类不一定合理，但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规则的。一般情况下，意思相近或相同的词语一起出现时，在最后一个词下，作者就会加上“同上”两个字，然后介绍下一小类的词语。《大南国语》中的许多词语现在不易查找，我们只好根据其所归类别，得其大意。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在东亚汉语教育史的重要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相信，随着新的文献不断得到发掘，我们对它的认识将更为深入，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无未、陈珊珊：《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4期。

[2]李无未、张辉：《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依据》，《古汉语研究》，2014年第1期。

[3]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鲜使节与安南、南掌、琉球三国人员在北京之交流》，台北：《台大历史学报》，2012年第50期。

[4]范宏贵、刘志强：《越南语言文化探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5]周祖谟：《唐五代的北方语音》，《语言学论丛》（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6]唐作藩：《苏轼诗韵考》，《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