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新冠病毒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传染病，而是一场公共社会危机。它似乎在昭示：任何时候，我们熟悉和珍爱的生活方式，都可能会为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而终结。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国人民在勠力同心、坚定战疫之余，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新冠病毒不仅会让人的肌体发生呼吸衰竭，更会让社会短期经济发展陷入衰退。

对经济体来说，疫情是一种外部冲击，扰动经济走势，打乱社会秩序，使经济系统和重要经济变量偏离既定轨道。

在疫情爆发早期，短期的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控制疫情、保障人民健康的代价被支付，封城、延长假期，千方百计防止局部危機演化成为整体危机；而战役进入相持乃至全面反攻阶段时，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就成为了化解风险的共同着力点。

迅疾而至的外部冲击

今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情之危急、发展之迅猛、牵涉面之广，对比SARS有过之无不及。疫情的发展尚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经济企稳的内生性动能被阶段性压制是毫无疑问的。

从经济增长的底层动力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拉动。

新冠肺炎对消费的影响是肉眼可见的。消费者紧闭家门足不出户，商铺集体歇业，跨区域交通也被受限制，让消费的服务与供给能力断崖式下降。

受此次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尤其是交通、旅游、住宿餐饮、线下培训、零售、会展等行业，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小企业的聚集领域，也是吸纳就业的“海绵”。如果不在短期内解决疫情，失业问题很有可能会接踵而至。

以电影市场为例，去年春节档取得58.59亿元票房，2020年春节档却几近颗粒无收；去年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国零售和餐饮业完成10 050亿元销售额，今年很多餐企囤下的食材白白浪费；去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 139亿元，今年初的旅游市场一片黯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数量降幅超8成，大量航班因疫情熄火……有专家预测，春节后的短短7天，电影、餐饮和旅游3个行业的经济损失就达到了10 000亿元。

也有很多人寄希望于疫情结束后的报复性消费反弹。然而，这是并没有太多根据的乐观，消费的止跌回升并不能覆盖掉前期的损失。

各地的严防死守，让经济处于半瘫痪状态。很多国内的投资项目也被按下“暂停键”。春节本就是返乡高峰，延长假期、复工复产被推迟，企业的生产、投资都会受影响，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短期基本停滞。还有部分尽调无法进行，企业投融资计划搁浅，港股IPO节奏被打乱，据说京东、百度等公司的港股回流计划也因故押后。

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项世卫组织对流行病发出的最高预警，势必打乱跨国贸易的节奏。这方面，我们有着深刻的记忆：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2003年春季广交会成交额仅为44.2亿美元，只有16 400多位客商到会，远不如2002年春季广交会到会客商逾12万人、成交额168亿美元。

总体来看，一段时期的消费低迷、投资乏力、贸易降低以及失业率提高是客观存在的挑战，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将承担较大压力，恐会影响全年表现。

敏感但不脆弱

新冠肺炎疫情是时代的新考题。同样是冠状病毒，同样在春节前后发动突袭，它不仅给我国社会和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唤起了整个民族关于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的集体记忆。

但今天的局面同“非典”发生的时代不能完全类比。

17年后，中国拥有了击退疫情更足的底气：比之2003年1.4万亿美元的GDP总量和1 000美元的人均GDP水平；2019年的GDP总量达14万亿美元，人均迈上10 000美元新台阶，整整翻了10倍，公共卫生体系和体制建设也更加完善。

但焦虑也由对比产生。2003年正处于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黄金时期，投资热潮下，经济波动的自我修复能力配合政府的“救市”，并未使经济陷入困境。

当下的中国，面临内部结构调整和矛盾释放、外部世界经济和贸易下行、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等不利环境，增速放缓、债务压力沉重、中小企业生存状态不佳，逆周期调节尚在进行时。

从时间窗口来讲，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攻克脱贫攻坚最后堡垒，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已经到了冲刺阶段。

这是全面复兴的最关键时期，这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斗争。

经济失序不仅不能成为新冠疫情的次生灾害，反而要成为打赢疫情阻击战的支撑与托底。

正是如此，政府和企业不再在“延期”与“复工”间摇摆。分城施策，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正如发改委的表态：没有经济保障的防控措施是不可持续的，也难以达到战胜疫情的目标，最终受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越是望向历史，我们就会越坚定：近几十年国际上大的疫情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两个季度。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比任何时期要强，我们抵御重大灾害的能力也比任何时期更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经济表现可能敏感但不会脆弱，新冠肺炎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这场暂时性的外部冲击，不会改变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无法撼动经济基本盘。

走出阴霾 重塑肌体

抛开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企业的命运随着疫情高低沉浮，忧虑正爬满无数中小企业家的心间眉宇。他们的挣扎渴望被关注，他们的困难值得去纾解。

诚然，疫情是企业思考转型的时点，摆脱路径依赖的良机。但眼前的问题是，疫情终将结束，可企业能不能等到它结束？严峻的形势下，部分企业的倒闭和小范围的群体失业，已经出现了征兆。

面对大考，中国可以使用哪些财政和金融政策工具来抗疫情、促增长？

疫情爆发后，政府快速反应，财政金融协同精准发力，在2月初密集推出多维度的政策工具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疫情防控是第一要务。截至2月13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805.5亿元，实际支出410亿元，力度大、行动快，试图发挥集中动员的体制优势，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阻击战。

为了稳住经济，一整套开闸放水、减负降费的“礼包”接续而来。人民银行送上“及时雨”，在宣布超预期开展市场公开操作，2月3日和4日两天累计投放基础货币1.7万亿元，保持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设立3 000亿元专项再贷款与财政贴息，规定对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同时，政府出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政策措施，助力企业穿越“火线”：例如减税降费、调低社保缴费基数、提供低成本融资等等，上海更为中小企业出台细则，由房屋所属国有企业免除2020年2-3月的租金。

从中央到地方一套组合拳下来，不仅强力保障抗疫前线的救治和物资供应，也将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降至1.6%以下。

如此支出，财政赤字率必会上扬，但套用前财政部长金人庆在防治非典时的那句名言：“财政减收终可数，经济发展难限量。”

为企业减负就是为发展蓄能。

2019年，企业债务违约金额达到1 165亿元的历史新高，普惠型小微企業贷款不良率是3.22%，标志着我国企业将进入一个整理资产负债表的紧张时期，将有一批民营企业被迫收缩版图甚至破产重组。

对日子早就不好过的民企来说，疫情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会成为压垮个别企业的稻草。

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会不会演化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小微企业的不良占比较小，另外银行业拨备覆盖率达到180%以上，有充足的资源应对不良率上升。”疫情是暂时的，从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回旋余地来看，不会对金融造成大的影响。

政府在不断“提气”，企业家也在“争气”，大家都憋着劲熬过2月份的萧条。病毒逼着社会治理体系的成熟、企业的成长和优胜劣汰。积极展开自救、正视困难又满怀希望，是企业家该有的思想姿态。闯关夺隘，化蛹成蝶，经济的韧性恰恰来自于每一个不服输、有闯劲的经营单元，处理公共风险需要政府与市场、企业、个人等形成合力。

新冠肺炎的爆发是中国稳健发展之路上的插曲，无需妖魔化灾难，疫情带来的磨难值得铭记与反思。

熨平经济波动之后，大国将锚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适时调整财政和金融政策，规避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同时重塑信心，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孕育新的投资机会，让复兴之力充分涌流，尽情释放。

大国是从无数磨难中走过来的，我们应该从残酷的教训中习得更多。

2003年的“非典”，让人惊觉完善公共卫生系统和提升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重要性。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又一次大考，重新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议题涵盖重大的经济意义，但又绝不仅限于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它促使着人们去反思目前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存在的漏洞、去探讨如何建设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去思考如何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