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贇，郑子皓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在1998年突破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界定[1-2]，我国已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越8 000美元，处于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趋势回落或停滞、劳动收入份额难以提升、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等诸多问题，这实际上是许多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或一些发展中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时均需面对的问题。

经济学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各生产要素产出占比进行了研究，得出劳动收入份额大体上稳定不变的结论。随着卡尔多典型事实的提出，这一结论很快成为当时经济学界的公理。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冰岛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均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情况。我国学者也注意到此情况并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导致1979年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提升。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城市居民整体收入提高，这也解释了1984到1985年间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白重恩等[3]分别用GDP收入法和要素成本法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测算，两种测算结果均表明，从1995年开始，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下降；孙文杰[4]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的角度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1987—1997年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升，1997—2007年劳动收入份额整体呈下降趋势；李稻葵等[5]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U型变动趋势，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下降，随着劳动力转移的完成，劳动收入份额就会上升；章上峰等[6]从技术偏向的角度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有小幅上升趋势，这一结论也间接表明了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变动规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有很多：产业结构变化、国有经济占比、税负水平以及经济开放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均有显著的影响[7]；劳动收入份额也受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并且取决于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8]；有偏技术进步对要素分配也有重要影响[9]，其主要通过影响要素跨部门流动和重新配置的结构效应和非对称地影响要素边际产出的产业内效应这两种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10]；此外，进出口[11]、经济社会制度[7]、最终需求结构[4]也通过间接作用影响着劳动收入份额。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是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时，国外学者主要运用Solow的分解思想，从产业自身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和产业在总体经济层面上比重的变动两个角度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进行解释。Young[12]就通过Solow分解法得出产业结构转型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国内相关研究对产业结构变化是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持两种观点：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转型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具体表现，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罗长远等[13]从不同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的角度分析了各产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和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都是导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白重恩等[7]38采用系统矩估计法解决模型内生性后，也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各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产业间结构的变动，而且后者较之前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更大。另有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对产业结构的变动并不敏感。方文全[9]40通过对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虽然产业内效应显著影响到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但产业间效应，即整体的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是劳动力人口大国，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所得，而小部分高收入群体更多依靠的是资本带来的收益。提升劳动者报酬在社会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以有效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所得，使社会收入分配更加平均，缩小贫富差距，从而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更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背景下，深刻分析我国关于初次收入分配背后的动因，探索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作用机制，对帮助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二、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

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产业间资源要素的再配置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动因之一。产业结构的变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从某一时点观察会发现产业结构水平已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配第在《政治算术》中首先提出，劳动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会更倾向于参与到收入水平更高的制造业而非收入较低的农业和商业中，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劳动力向可以获得更高收入的产业转移。Clark[14]在此基础上加以验证并归纳得出以下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上升。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开始上升。库兹涅茨[15]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提出，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到工业占主导，再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转变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所以说，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目标就是在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下，完成劳动力与国民收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的转换，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和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

分产业来看，我国自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基本完成了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的过程。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收入和劳动力比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以服务型、高附加值型为主的第三产业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收入和劳动力比重总体呈较快上升趋势。由三次产业本身的产业性质所决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收入占各产业内总收入比重较高，所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越高，而以资本导向为主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具有相反的作用。在产业间要素流动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比重呈倒U型的非线性变动特征，所以，第二产业占比应当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更为显著的作用。从产业结构整体角度看，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即一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可以看作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以各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且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理由相信，随着劳动力与国民收入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主导产业的变动，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的需求也会随之产生变化，导致劳动人口和劳动报酬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劳动收入份额。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1：中等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变动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两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为正。

H2：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非线性变化特征，故第二产业占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向且比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更加显著的影响作用。

H3：产业间资源要素经过不断重新配置且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明显差异，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受到产业结构变动的显著影响。

但是，要具体得知在中等收入阶段整体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以及各个经济地区之间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还需通过实证研究来进一步得出具体且可靠的结果。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的选择与处理

本文依据三次产业法对产业结构进行划分，再根据各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度量产业结构的变化。为验证假设H1和假设H2，考察三大产业中每个产业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以及程度的差异，分别选取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为验证假设H3并研究现阶段宏观层面下整体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以及程度，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层面产业结构变动的变量。该变量数值越大，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越超前。劳动者报酬占社会全部要素总报酬的比例就是劳动收入份额，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主要通过收入法GDP、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三种途径求得。其中，通过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最为常见。借鉴吕光明[16]的研究，劳动收入份额(lr)用收入法中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来表示。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在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时不考虑劳动报酬中的自我雇佣收入。

借鉴已有研究结果，税负、贸易开放度、投资水平、技术创新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分别采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进出口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研发经费(R&D)支出和人均GDP等指标来控制以上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变量设置及其含义如表1所示。由于要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更好地考察各变量变化率的影响作用，尽可能减少计量分析的误差，在回归估计中将劳动收入份额变量lr进行logistic转换，即取代理变量ldsr，令ldsr=ln[lr/(1-lr)]，并对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作取对数处理，故表内变量名除ldsr外均表示相应含义下数据取对数处理后的代理变量。

表1 变量的含义

(二)模型的设定

为验证假设H1和假设H2，考察三大产业中每个产业变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以及差异，设立模型(1)：

ldsr=α+β0Indit+β1taxit+β2inoutit+β3r&dit+β4investit+β5aveGDPit+μi+vi+eit

(1)

为验证假设H3并研究中等收入阶段整体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程度，设立模型(2)：

ldsr=α+β0upit+β1taxit+β2inoutit+β3r&dit+β4investit+β5aveGDPit+μi+vi+eit

(2)

模型(1)中，Ind是三大产业中各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first、second、third的代理变量。模型(1)和模型(2)中，i表示第i个省份，t表示第t年，α为常数项，β表示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的系数，μi为与时间无关省份个体效应，νt为与地区无关年度个体效应，eit为残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的时间背景为中等收入阶段。根据世界银行界定，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1998年突破8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所以选取我国1998—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考虑到部分数据的可得性，建立了1998—2017年除新疆、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外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20年跨度的省级面板数据，共计580个观测值，并使用Stata 15对选取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处理。本文所使用的全部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级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省级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实证部分首先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模型(1)和模型(2)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报告P值为0.0000，强烈拒绝原假设，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3报告了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模型(1)的回归①、回归②和回归③分别报告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表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量first、third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third的系数大于first的系数，表示第二产业占比的变量second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second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要明显大于third和first。也就是说，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正向影响，并且第三产业占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比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具有相反且更强的的影响作用。模型(1)的估计结果验证了假设H1和假设H2。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了宏观层面整体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变量up的估计系数为正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在验证了假设H3的同时，也说明劳动收入份额受到宏观层面产业结构变动显著且正向的影响。控制变量方面，模型(2)中，所有控制变量均在较高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也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模型(1)中，代表投资水平的变量invest在回归①和回归③中不显著，在以农业为主第一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第三产业中，资本不占据产业发展的主导地位，这可能是导致投资水平变量invest在回归①和回归③中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的原因。其余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均在一定显著水平下显著并在三次回归中系数的影响方向一致，这也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吻合。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没有任何标记表示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值。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基本回归模型控制了非观测的年份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解释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如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可能造成产业结构的变动，也可能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造成影响。因此，为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更准确地估计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采用由Arellano等[17]提出，并由Blundell等[18]改进的系统GMM两步法对模型(2)进行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表4报告了引入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的系统GMM两步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Hansen检验的P值为0.497，接受了原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的假设。在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中，AR(1)的P值为0，说明模型在1%水平拒绝“随机干扰项无一阶自相关”的原假设；而AR(2)的P值为0.817，说明差分残差的二阶序列相关性零假设被接受，没有二阶自相关。主要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均在一定显著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大小虽与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有差异，但具体影响方向一致。这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处理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是稳健的，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基本回归所得主要结论的可靠性。

表4 系统GMM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没有任何标记表示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值。

(四)区域异质性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自199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从总体上来看，由于资源禀赋、政策差异等原因，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别。本文在全国省级层面分析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中的29个省级个体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回归，比较并分析中等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作用的差异，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分地区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没有任何标记表示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值。

从分地区回归结果看，各影响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变量up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在回归系数上，东部地区要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下，产业结构的变动在不同地区都能有效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由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成熟度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更多趋于向劳动收入份额更高的服务型、高附加值型产业转变；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第二产业基础薄弱，对高技能人力资本的需求小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首要动力是以资本为导向的资本深化。产业结构变动方面的区别可能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大于中部、西部地区的原因。

反映投资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变量invest、r&d在中部和西部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效率低，研发经费投入利用率低的问题。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aveGDP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与前文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下，各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一定的逆周期性，即在经济扩张时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在经济衰退阶段劳动收入份额上升。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相关结论

在充分研读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收入份额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中等收入阶段这一时间背景，借助1998—2017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采用系统GMM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在全样本基础上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得出如下结论：

1.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劳动收入份额对于第三产业变动的敏感程度大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其影响程度大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动。

2.从产业结构整体变动来看，在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变动的共同作用下，产业结构整体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这一结论在考虑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是成立的，并与分地区回归结果相吻合。按照当前趋势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有效途径之一。

3.基于区域异质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都能有效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产业结构转型所处阶段不同。

4.从其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在全样本回归与分地区回归时对劳动收入份额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说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逆经济周期性。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水平和技术创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如何解决中西部地区投资效率低、研发经费利用率低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政策启示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可缩小收入差距，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新矛盾，使我国更快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推动产业结构变动是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结合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保持当前产业结构总体的变动进程仍然是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要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切忌为了加速产业结构转型而脱离实际。产业结构的发展更要考虑到区域差异，应结合地区特点，以自身优势产业为主导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2.在传统的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是关乎民生的重要产业，保持第一产业的稳定发展是保障人民生活、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也要改造传统农业，将科技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促进以技术为核心的第一产业发展。

3.第三产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程度较高，且对高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重要作用。应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促进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出服务业的发展，制定针对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

4.从其他因素来看，中西部地区资本和研发经费的投入都要做到有的放矢，要保证投入的精准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产业结构的变动，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增多，均对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应促进劳动力结构转型，在使劳动力质量满足当前产业结构需求的同时，提高劳动者个人报酬，进而提升劳动收入的总体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