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瑞涛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主干道京师路上的校训碑可谓是一个标志性符号。校训碑是1997年夏，时年85岁的启功先生拟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内容，并精心写就。碑文内容可谓是启功先生求学和为人的真实写照，也是在校师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信念。值得注意的是，高大的校训碑镌刻的并非是不易识别的繁体字，而是几个疏朗清晰的简化字，在其劲健的用笔下显得格外清隽，而简化字入书恰恰是启功先生书法的一大时代特色。

启功先生书法作品众多，其中有不少简化字书法作品。然而当代写简化字的书法家并不多，能独具特色者更是寥寥。相比之下，启功先生的简化字作品就显得格外瞩目，令人在惊讶之余，又会感到它们与先生的繁体字作品在技法和格调上并无二致，依旧是点画精到，结构严谨，富于变化且和谐自然。其艺术水准之高，足以在书法史上写下浓重一笔。

按照固有的思维，对于入手学书法就是古代法帖，参观书法展也是看繁体字的我们而言，书法作品采用繁体字似乎已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在用繁体字创作的过程中，不时加入有趣的“异体字”会增添不少“文化”趣味。如某书家的书法作品是用简化字书写，可能在观者看来，不仅会欠缺古雅的意味，甚至会对书写者产生文化素养不高、不够专业的诟病。因此，很多书法家往往会排斥不够“传统”的简化字，甚至会认为写简化字书法是“非专业”的行为。然而，启功先生并不排斥这条“非专业”的创作路，而且还进行了大量这种“非专业”的实践。对此，启功先生有他独到的见解和充分的理由。

首先，启功先生深谙汉字形体演变的规律，对历史上很多名实有争议的字体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在所著《古代字体论稿》中系统阐释了汉字形体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如对书写场合的不同会影响字的风貌，书法的载体、书写工具、地域性和个体差异等因素，都有精到的见解。正因为有文字学家和书法家的双重身份，让启功先生对汉字书写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他认为汉字的简化是符合“宜写宜识”这一文字发展规律的。因此，用简化字进行书法创作，可以说是从顺应文字发展规律和具体识读需要的角度做出的选择。

启功 行楷书北京师范大学校训 纸本 1997年

启功 行书毛主席诗 纸本 1975年

启功 行楷书毕业寄语 纸本 1987年

另外，作为书法家和教师的双重身份，启功先生在落实国家文字政策方面无疑也起着表率作用。这一点不仅是从普通公民角度出发，也是从人民教师以身示范角度出发，先行做出的表率。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规定在全国印刷及书写的文件上一律停用繁体字，通用简化字。虽然政策中不限制书法艺术的用字，但启功先生却及时调整，进行了简化字书法创作的实践。对此，启功先生说：“有人曾问我：有些‘书法家’不爱写‘简化字’，你却肯用简化字去题书签、写牌匾，原因何在？我的回答很简单：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人与人交际的工具。简化字是国务院颁发的法令，我来应用它、遵守它而已。它的点画笔法，都是现成的，不待新的创造，它的偏旁拼配，只要找到和它相类的字，研究它们近似部分的安排办法，也就行了。”

启功先生还指出：“在书法方面，点划形式和写法上，简体和繁体并没有两样；在结字上，聚散疏密的道理，简体和繁体也没有两样，只如穿衣服，各有单、夹之分，盖楼房略有十层、三层之分而已。”虽然说得很轻松，但从观者角度来看，“艺高人胆大”其实是启功先生能用简化字创作的最重要原因。启功先生在书写时驾驭那些并不太容易写美观的简化字，已经达到挥运自如、游刃有余的地步，这种能力不是一般书法家能做到的。这既源于他对书法传统结字规律驾轻就熟的把握，也是他笔墨精熟、胆大心细的体现。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也可以得知启功先生的简化字作品与其内容题材有重要关系。为学校、单位的题名题词，为书名、报头题签，书写纪念碑文等大部分使用简化字，有时还同时书写繁简两种以供对方在不同场合选用。启功先生说：“我自己给人写字时有个原则，凡作装饰用的书法作品，不但可以写繁体字，即使写甲骨文、金文，等于画个图案，并不见得便算‘有违功令’，若属正式的文件、教材，或广泛的宣传品，不但应该用规范字，也不宜应简的不简。”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题字只是启功先生出于实用目的而进行的书写，不应归入书法作品，但我们在面对这些精彩的题字时，谁又能说它们不是书法作品呢？难道同一书家，书写同样艺术风格的作品只因字体小有区别就要划分出作品与非作品吗？武断的论定无疑是片面的。平心而论，无论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还是在全国其他地区，当我们看到启功先生清新自然、精致温润的简化字书迹，总会因其书法秀美流畅而对书法艺术产生敬慕乃至亲切感。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启功先生身体力行地实践简化字书法创作，对普及书写审美、弘扬书法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启功 楷书内蒙古师范大学校志 纸本

启功 楷书四川省简阳中学 纸本 1996年

启功 楷书中国印刷博物馆建馆纪念碑碑文 纸本 1996年

通观汉字的演变历程可知，其演变是“实用简化”与“艺术美化”两大主要因素交融发展的结果。“隶书者，篆之捷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是追求“实用简化”的结果，当然由隶而楷行也是同理，而“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东汉·赵壹《非草书》）则是对“艺术美化”的追求，是书法艺术审美自觉，走向独立的体现。在汉字逐步简化中，实用性与艺术性二者不可偏废，例如草书作为最为简洁且艺术性最强的字体，本应最善于记录和欣赏，但由于草字有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在辨识度方面有不易快速识读的弊端，从而削减了传播过程中的运用范围，也就降低了其实用性。就字体来说，篆、隶、草、行、楷这些字体虽然在随着历史不断简化，但这都应归为繁体字，是古人书法的常用字体。简化字是我们特殊时代背景下，顺应实际需要的产物。启功先生用简化字进行书写创作，既体现了“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也是当今时代，将汉字的“实用简化”与“艺术美化”进行的一种交融和探索，当然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启功先生曾写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表达其为学和处世准则。对于这种准则，我们在他的文章和生平记事中已深有体会。在艺术中，启功先生也有相通的理念，其书画的清新畅达会给我们类似的体验，而简化字书法也不例外，也应属于启功先生个人准则在艺术实践中的杰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