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雷

(北京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1]1马克思的思想和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这就需要我们对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和事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而这恰好是马克思传记的主要内容。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出版了数十种语言撰写的数百种马克思传记，包括中国学者撰写的数十种马克思传记。这些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缩影，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马克思传记在国外的创作历程

马克思传记的创作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传记的创作

恩格斯是首位打算撰写一部涵盖马克思生平、思想和事业的马克思传记的人。1869年，恩格斯为《未来》杂志撰写了《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恩格斯撰写了《卡尔·马克思》，不仅描述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还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该文发表在次年的《人民历书》丛刊上。马克思逝世后，在1883年4月30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我已六十三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一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传记”[2]19-20。可见，恩格斯认识到写一部详尽的马克思传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之看作和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同等重要。同年5月22日，在致贝克尔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指出：“传记我当然要写。另外，这部传记也将是一部《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1849—1852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3]509显然，恩格斯打算撰写的马克思传记也是一部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史。

马克思的家人、学生和战友撰写了一些关于他的生平和事业的文章，包括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动荡生活简记》、李卜克内西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列斯纳的《一八四八年前后》、左尔格的《关于马克思》等。虽然这些文献篇幅不长，大多以回忆性文章的形式呈现，并非系统的马克思传记，但是它们代表了早期马克思传记的创作形式，为之后的马克思传记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918年，马克思的学生和战友、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和事业的《马克思传》。该书以详实的资料、严谨的论证、深入的理解和优美流畅的语言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很快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成为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传记之一，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梅林错误地评价了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关系：“拉萨尔的名字虽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将永远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名字并列，但马克思仍然始终未能完全克服自己对拉萨尔的偏见。”[4]399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列宁和苏联东欧学界对马克思传记的创作

1914年，列宁撰写了《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阐述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该文刊登在1915年出版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28卷上，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普及。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苏联于1921年成立了由梁赞诺夫任院长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不仅开始了全面系统地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和著作的工程，开启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的工作，为马克思传记的创作奠定了详实、可靠的资料基础，还将创作马克思传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开展。为此，梁赞诺夫论述了马克思传记创作的重要性及其条件：“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现代历史编纂学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任务……直到最近，这样一项工作还缺乏两个主要条件：首先，一部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其次，一部他们的全部通信集。”[5]61梁赞诺夫强调，必须出版一本符合科学要求的马克思传，并将之列入马克思的著作全集。为此，在主持编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过程中，梁赞诺夫于1924年主持编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与著作导论》(又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全面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和事业。此外，苏联学者费多谢耶夫等人和斯捷潘诺娃分别于1973年和1978年出版了《马克思传》，民主德国学者格姆科夫等人于1968年出版了《马克思传》。苏联作家谢列布里雅柯娃还用文学的形式创作了描写马克思生平和事业的三部曲——《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盗火》和《生命的顶峰》，揭示了马克思丰富多彩的一生。这些都构成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传记的创作

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广泛传播，西方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撰写马克思传记。1910 年，美国学者约翰·斯巴哥出版了一本比较详尽的马克思传——《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事业》。此后，滕尼斯于1921年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吕勒于1928年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生平和著作》，柯尔施于1938年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伯林于1939年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史华慈查尔德于1948年出版了《红色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传奇》，科尔纽于1955年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3卷)，吕贝尔于1957年出版了《马克思思想传记》，费切尔于1963—1965年完成了《马克思：思想传记》，布卢门贝格于1972年出版了《马克思的画像》，麦克莱伦于1973年出版了《马克思传》等。直到21世纪，德国学者霍斯菲尔德还于2009年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其中，英国学者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试图将马克思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并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别具匠心的选材，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传记之一。

总之，马克思传记在国外的创作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进程，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历程

马克思传记的传播与创作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进程，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

(一)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传记的传播和创作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曾将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介绍给国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先后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2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年)和《中国之社会主义》(1904年)等文章，谈及马克思及其思想，称其为“社会主义之鼻祖”，其思想主张为变私有财产为共有财产。梁启超介绍马克思的思想主要因为后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某些方面契合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需要，希望用之为改良活动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适合中国国情。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朱执信是第一个较为系统介绍马克思的人。1905年，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和第3号上连续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单列了约5000字篇幅的《马尔克》(即马克思)一节，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在此过程中，朱执信坚持用“三民主义”的思想框架来解释《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一些思想，希望用马克思的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服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和事业。渊泉在1919年4月1—4日《晨报》第7版副刊上发表了《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刘秉麟在《新青年》1919年5月6卷5号上发表了《马克思传略》，陈公博在1920年4月2日《政衡》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胡南湖在1922年51卷4号《今日》上发表了《马克思传》，雁汀在1922年5月5日《晨报副镌》上发表了《马克思传》，陈友琴在1923年11月15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上发表了《马克思小传》，萧三在1949年2—3期、6—8期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明之于1947—1950年在士林书店等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等。这些介绍马克思的著述大多较为简短，有利于时人初步了解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和事业。

我国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传记。1929年，著名翻译家李一氓根据1927年版的英译本翻译出版了梁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与著作导论》，译名为《恩格斯马克思合传》，由江南书店出版。1930年，刘侃元重译了该书，译名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由春秋书店出版。1945年，由著名翻译家罗稷南根据1936年英文版翻译的梅林的《马克思传》上卷出版，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于1948年由骆驼书店再版。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罗稷南的《马克思传》上、下卷全译本。1949年3月，由董秋斯等人编辑翻译的拉法格等人的《回忆马克思》一书，由东北书局出版。其中，董秋思翻译了拉法格的《忆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的《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遨游》《马克思与小孩子》，林淡秋翻译了莱斯奈尔(列斯纳)的《一个工人对于马克思的回忆》等4篇译文，书末附录了萧三翻译的《马克思传略》、葆荃翻译的《马克思是怎样学习的》《马克思年表》等三篇文献。1949年5月，该书由山东新华书店再版。

随着中国革命的推进，我国学者开始创作系统的马克思传记。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季分别于1926年、1930年、1932年出版了三卷本近70万字的《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这是用白话文写作的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和事业的马克思传记，将其一生分为少年、壮年、中年和老年四个时代。该书的主要材料直接来源于外文文献，并对当时其他版本的马克思传记进行了考证，指出斯巴哥的版本不仅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还破坏了他的无产阶级运动领袖形象；梅林的版本虽然论证详尽，但是主要突出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对他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家的形象突出较少，同时没有客观公正地论述他与拉萨尔的关系；梁赞诺夫的版本由于篇幅的限制，对马克思的革命家形象论述得不够充分。这样，李季就开创了我国学者在创作马克思传记过程中和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的先河。李季试图揭示一个完整的马克思形象，“马克思能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同时又能做一个学者，他能‘怒发冲冠’，即刻又能‘雍容自若’……他一入社会的战场，即成为一个奋勇无匹的战士，一进研究室，即成为一个精思玄妙的学者”[6]11-12。可见，完整的马克思形象应该是“学者”和“战士”的统一。同时，李季力图坚持客观性原则，强调记述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批评必须以公正为原则，不仅要表彰马克思的学说和事业的正确之处，也要不加掩饰地揭示其不对之处。在此基础上，李季指出，“马克思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运动，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凡属有觉悟的无产者以及完全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当具有无限的敬意”[6]553。这样，李季不仅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圣贤学说来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品格，还指出了其学说的革命性。为此，在创作马克思传记的过程中，李季突出了对无产阶级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等内容的介绍，以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所帮助。从影响上看，李季的马克思传记得到了广泛传播，于1936年、1949年不断再版。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传记的传播和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界翻译了众多版本的马克思传记。1959年，刘辽逸、青水等人翻译的苏联作家谢列布里雅柯娃《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于1982年再版。1984年，青水翻译的谢列布里雅柯娃《盗火》上卷和何宏江、黄有自翻译的《盗火》下卷，以及潘欣铭翻译的谢列布里雅柯娃《生命的顶峰》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59年俄文版翻译的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 1818—1844)，于196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王以铸、刘丕坤、杨静远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61年俄文版翻译的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 1844—1845)，于196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卷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柏林建设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德文版。1965年，樊集翻译的梅林《马克思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梅林在一些问题上用拉萨尔的观点来处理马克思传记，存在着政治不正确之嫌，因此受到我国学者的广泛批评，至今未曾再版。

1973年，马集翻译了马克思生前的亲人、战友和学生回忆他的生平和事业的文章集，以《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为名由人民出版社发行，其中收录了拉法格的《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的《忆马克思》、列斯纳的《一八四八年前后》、左尔格的《关于马克思》、燕妮的《动荡生活简记》等。1983年，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年之际，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收录了1973年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内容，还增加了一些马克思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包括安年柯夫的《〈美妙的十年〉片断》、柯瓦列夫斯基的《回忆卡尔·马克思》等。2005年，在恩格斯逝世一百一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回忆马克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三十六篇文章，比之前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大大增加，新收录了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以及马克思父亲给他的信等资料。这些文献对于人们全面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和事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传记的传播和创作

1978年，易廷镇、侯焕良翻译的民主德国学者格姆科夫等人的《马克思传》由三联书店出版。由管士滨根据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70年法文版翻译的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 1845—1846)于1980年出版。1980年，我国学者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3年版本翻译的苏联学者费多谢耶夫等人的《卡尔·马克思》由三联书店内部发行。1981年，罗章龙翻译的民主德国学者西格里斯特《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在我国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传记的译本之一——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由王珍根据1995年修订的英译本翻译，于2006年首次出版，至今已经印刷了四个版本。2013年，黄文前翻译的费彻尔《马克思：思想传记》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李寅翻译了英国学者伯林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一书，由译林出版社2018年出版。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创作了一系列马克思传记，包括石仲泉的《马克思与燕妮》(1980年)、顾锦屏的《马克思》(1997年)、刘建军的《马克思传》(1997年)、魏小萍和张云飞的《马克思传》(1998年)、萧灼基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1983年)和《马克思传》(2008年)、张光明和罗传芳的《马克思传》(2010年)、章铮和闫月梅编著的《马克思传》(2013年)等。2018年，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袁雷和张云飞创作的《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出版。

总之，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密切相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三、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的启示

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进程，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传记创作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密切相关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12。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也是如此。十月革命之前，梁启超和朱执信就分别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角度介绍马克思的思想，以期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务。从时间脉络来看，虽然资产阶级在中国首先传播马克思的思想，但是传播这一思想的主体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苏联成为我国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虽然梅林的《马克思传》要先于梁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传》，但是后者于1929年就在我国翻译出版，而前者直到1945年才在我国翻译出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马克思传记的创作与我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密切相关。《马克思传》作者、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运用《资本论》理论和方法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新时期的迫切任务。”[8]407可见，《资本论》是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依据。从整体上看，马克思的形象和思想传入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密切相关。因此，马克思在中国学者的眼中并非是一个静止的革命者或学者的形象，而是一个被寄托了现实和理想诉求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撰写马克思传记的中国学者往往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接受了长期的马克思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因此，中国学者往往带着深厚的情感来塑造马克思的形象，因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突出马克思作为伟人的一面，但这并非是有意识将马克思神圣化或者简单出于为尊者讳的价值考量，而更多的是长期受教育后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的自然选择结果。在实践中，中国学者撰写马克思传记整体上是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不仅推动着马克思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培养了一批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这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推进交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的历史重任。

(二)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与批判国外错误思想密切相关

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过程不仅是与国外学界交流和沟通的过程，还是与国外错误思想交锋的过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马克思的学说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因此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抵制和反对，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通过马克思传记来妖魔化马克思。史华慈查尔德在《红色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传奇》中利用一切机会来诋毁和攻击马克思的人格。针对马克思大学时期开销较大而令父亲生气一事，史华慈查尔德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让父母伤心的浪荡子，甚至父亲的去世与他的败家行为密切相关。作者对这一结论很有信心，强调自己引用的资料都是来源于梁赞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编辑出版的权威文献，尤其是 MEGA1。在此情形下，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曲解，就成为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为此，李季撰写的《马克思传》就指出斯巴哥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破坏了他作为无产阶级运动领袖的形象。同时，针对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资本论》过时论的论调，萧灼基指出，创作《马克思传》是“对当下甚嚣尘上的‘《资本论》过时论’的有力回击”[8]1。可见，中国学者创作的马克思传记承担着坚持和捍卫马克思思想的责任。

(三)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创作与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挖掘密切相关

英国学者伯林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的社会转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马克思很多从未出版过的作品得以面世；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资本论》的草稿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他思想的阐释。而且，诸多事件本身也必然地改变了人们看待他作品的视角；其观点与我们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甚至连对他最不宽容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9]20因此，马克思传记的创作要将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其中。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传记的创作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随着马克思的文献的发掘和理论研究的推进而推进。然而，由于马克思的文献和手稿浩如烟海，相当一部分著作在他生前并未出版，不为人所知。“即使在多病的晚年，马克思仍然不断迈向新的科学领域和目标，写下了数量庞大的历史学、人类学、数学等学科笔记。”[1]4其中，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直到1972年才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辑出版。在此之前，梅林曾指出，从1878年起，马克思就没有再为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他生命的最后十五个月是处于一种慢性死亡的状态，这表明梅林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晚年研究的意义。梁赞诺夫指出，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的研究充满了不可饶恕的学究气。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我们逐渐具备了全面阐述马克思晚年笔记及其思想的条件。为此，袁雷和张云飞的《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一书全面“考察了马克思在东方社会问题、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伟大贡献，力求展现出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和全面性”[10]30。显然，只有不断深入挖掘和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传记的创作。

总之，马克思传记的传播和创作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密切相关，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密切相关，与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推进密切相关。只有在立足于实践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传记的传播和创作，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