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霞，韩亚琦

(1，2.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00)

义利问题是古今中外学者从未中断研究的价值命题，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交流和由此产生的思想碰撞，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流派。但什么样的义利观才是最为正确并应当普遍遵循的价值理念，这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确义利观”之前的较长时间里，学术界存在的各种说辞并未形成定论。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期间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这不仅是对国际社会普遍流行的现实主义原则的破冰，也标志着正确义利观作为具有政治性的价值导向，成为权衡我国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决策价值标准，在学术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性研究价值。已知自2013年以来，学术界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余篇，受研究周期较短的影响，目前学界尚未形成专门性的著作成果，但相关研究仍可见于尚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营造国际环境》和张宇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等多部著作中。对这些研究成果分类梳理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清晰客观的研究图景，这对深入解读习近平正确义利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习近平正确义利观提出的背景

一个理论的提出必然是多种背景因素合力催生的，有其背后深层次的逻辑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正确义利观，是学界研究的逻辑起点。

有学者从时代环境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习近平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的背景原因有五个：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看，“中国传统的先义后利思想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逐渐上升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二是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视角来看，“新中国外交一直秉持重视道义与责任的外交理念和实践特色”；三是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虽处于战略机遇期，但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使有利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四是从国内视角来看，“我国经过改革开放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面临着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新课题”；五是从周边局势看，“是解决周边外交难题的需要”。[1]

也有学者从价值立场加以理解，认为正确义利观的提出是科学把握中国身份认同的需要，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中国正是站在“为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而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的外交理念和价值立场。[2]学者王泽应则从理论创新的视角出发，认为提出正确义利观是“科学把握现代国际关系伦理并深刻思考的结果”，在当代国际关系伦理中“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无法正确认识当下国际格局中的义利关系，正确义利观是对二者实现双重超越的必然选择。[3]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可以看出，正确义利观是鉴于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国内环境，西方“世界主义”等价值理论无法正确处理当下国际关系格局中难解症结的局面提出的。它以创新性和超越性的价值方案重新整合义利关系，同时向世界宣告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有变，表明中国将继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努力的坚定态度。

二、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理论逻辑

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处理新时代国际关系和整合国内社会秩序的价值理念创新，学界对正确义利观理论逻辑的把握重点在于多层次剖析其“是什么”，目前主要从正确义利观的理论渊源、基本内涵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理论渊源

正确义利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遵循特定的生发逻辑。对原始理论的挖掘有助于大体呈现出正确义利观的理论指向和价值立场，这类研究的学者通常会遵循“过去—现在”的纵向思维，认为正确义利观是基于某种或多种思想孕育并积淀而成的意识整合。以理论回顾的方式研究正确义利观的生成是部分学者的关注重点，大致来看，学界对正确义利观的理论渊源主要以中国传统义利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义利观为研究参照。

1.正确义利观是对中国传统义利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有学者从古文会意字中“义”“利”的本原意蕴探究正确义利观的初始文化基因。“义”(義)本意为“献给我的羔羊”，具有利他的“奉献”之意，而后成为隐性社会道德准则；“利”本意为“以刀割禾”，具有“收获”之意，而后泛指“为己”的物质利益。对二者关系的认知便形成了义利观，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以义取利、见利思义”等理念都是中国传统义利思想的精髓，正确义利观正是对这种义利思想精髓的传承。[4]尚伟指出，“‘协和万邦’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价值追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正确义利观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5]罗建波同样认为，“正确义利观是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和发扬”，其继承性体现在承袭“中华文明中根深蒂固的道义、正义的传统观念”，但正确义利观中“追求国家独立、捍卫民族尊严、反对单边主义以维护世界和平”等理念，“体现了中国人应有的民族大义与国际正义”，使“‘义’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6]61-64邓玉琼指出，正确义利观具体“继承了传统儒家义利观的道义优先和义利兼顾法则”，但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实现了对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7]以上学者对正确义利观的理论来源在宏观认识上具有一致性，即都认为正确义利观是对中国传统义利思想精髓的继承，在文化延续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此外，学者对不同时间节点和学派思想的把握使研究呈现一定的特殊性，但精细化把握的同时不免有碎片化的瑕疵，有待学者进行全面系统性的梳理。

2.正确义利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延续与反思

张新平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义利观”是正确义利观的理论来源之一，正确义利观的提出是“对近代国际关系史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反思”的结果。[8]166-170杨军和郝尧丽认为，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基本原理和共产党人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和“中国要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价值自觉，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正确义利观的价值取向。[9]这表明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奠定了正确义利观的价值底色，但对比学界对中国传统义利思想作为理论渊源探究的深度和广度，鲜有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对正确义利观展开集中而深刻的审视，这并不是学界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是并未完全解决马克思主义与正确义利观的理论衔接问题，这是当下学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以上学者的研究思路为我们理解正确义利观的理论内涵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参考，指出了正确义利观与中国传统义利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承续关系。不过，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本土化文化基因的历史追溯，研究分布不均衡也不全面。需要指出的是，正确义利观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同时，也糅合了国外伦理思想的优秀精髓，尤其是吸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国际关系理论，这在现有研究成果中或被学者忽略或并未进行深入挖掘，因而使正确义利观的理论来源并未完整、系统地呈现出来。

(二)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基本内涵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官方界定式的政治话语表达，体现着党中央对应当坚持何种义利观的方向指引。学界在阐释正确义利观的内涵时，通常以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界定为权威。王毅在《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一文中，引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正确义利观的精辟论述：“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10]习近平总书记对正确义利观的内涵说明，在政治界和学术界都得到了一致认可，学界也往往是在这一论断的指引下展开对正确义利观的学术研究，并以特殊的理解思路和研究范式对正确义利观的科学内涵进行学理解读，这着重体现在对正确义利观基本原则和目标指向的研究。

1.正确义利观的基本原则

中国任何战略选择和价值抉择都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和立场，对正确义利观基本原则的归纳有利于从内涵上解读何为正确义利观，这也是当下学界对正确义利观内涵研究的一种思路。

首先，正确义利观强调义利关系的辩证统一。武茂昌基于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的系列重要讲话分析了正确义利观的科学内涵，他从三个角度阐释何为正确义利观，即强调“义字在前”、“绝不放弃核心利益”、“关键是做好义利辩证统一”。[1]秦亚青认为，提出正确义利观“表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以什么样的理念和行动展开特色鲜明的大国外交。”践行正确义利观最根本的是坚持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具体来看就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辩证统一”、“实现共同繁荣与谋求自身发展的辩证统一”、“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与实现自身利益的统一”。[11]李海龙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正确义利观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具体体现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有机统一”、“妥善处理共同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关系”、“理性协调实现自身利益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4]可以看出，正确义利观的核心原则在于义利关系的辩证统一，“义利统一”体现在既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又尊重各国发展权益；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弘扬国际道义，义利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和谐共生的辩证统一关系。

其次，正确义利观强调道义优先，着重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邓玉琼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的特定实施范围和实施对象，这“既坚持了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义利原则，又充分使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多的道义的帮助。”[7]许利平等认为，正确义利观是对承袭了70多年对外援助思想的理念创新，需将正确义利观中“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思想精髓贯通在具体外交活动中，要着重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12]115-117张宇燕认为，保持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和实现外交道义有机统一的落脚点，要“以正确义利观夯实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础”。[13]100-105罗建波认为，正确义利观表明了“中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价值立场，不仅要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解读正确义利观的时代价值，还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中国自身所肩负的责任和道义。[2]以上学者的观点正是对习近平“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义利观的精准化解读。

2.正确义利观的目标指向

正确义利观作为一种价值思维有其具体的目标指向，正如王毅外长所言：“正确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14]旗帜引领方向，践行正确义利观要走向何处，这是学界在进行理论剖析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柳宏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秉持正确义利观是“命运共同体中国方略的推进举措和行动安排”[15]，正是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下，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才能取得一系列的显著成果。赵义良认为，确立“各国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正确义利观的指导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重要价值之一。[16]邓玉琼同样指出，正确义利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本伦理价值观，在应用逻辑上应坚持“以道义来构建共同体，以利益来夯实共同体”，这与“着力解决资本逻辑下正义的缺位”问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要求相契合。[7]由此可见，践行正确义利观的目标指向落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学界对此达成了基本共识。

学界对正确义利观的应用原则分析，有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其科学内涵，也是正确义利观何以正确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上述研究观点我们将正确义利观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指向作为对正确义利观基本内涵研究的学理补充。

三、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实践逻辑

正确义利观的实践逻辑即如何将这一价值理念外化为具体的行动步骤，精神指南必须为解决现实伦理问题提供指导。在这一研究层次，学者们探讨了正确义利观在具体外交和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

(一)正确义利观在外交领域的实践

有学者认为正确义利观和“一带一路”倡议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正确义利观规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彰显出正确义利观的美好追求。[9]丁煌和王晨光认为针对当下重利轻义的北极治理现状与困境，践行“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路径选择，着重体现在“以义为先”、“取利有道”和“互利共赢”三个层面。[17]张颖认为，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对非洲外交所秉持的重要价值理念之一，它凝聚了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通过与非合作帮助非洲国家谋求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中非双方的共同繁荣。[18]柳宏以中国首访中东三国为例探究习近平秉持正确义利观的外交实践，指出习近平秉持正确义利观，并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宏观顶层布局将正确义利观从外交思维转化为具体行动步骤。[15]另外还有学者概述了针对发展中国家正确义利观的整体践行思路和举措，主张以“一带一路”作为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纽带、以“国际发展合作署”助力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工程、以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推动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的关注和解决。[2]

(二)正确义利观在教育领域的实践

正确义利观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理念归属于意识形态建设是毋庸置疑的，自然也引起学者对正确义利观培育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吕增艳认为，需要“正视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现实取向和影响因素”，提出“明晰顶层设计”并“深入扎根实践”，以加强对大学生正确义利观的培育。[19]还有一些学者对党员干部等特定群体的正确义利观教育问题也有所涉猎，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延伸探究，但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质量也有待提升。

除上述研究重点领域外，学者对正确义利观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践，和以“价值观认同构建”传播正确义利观问题也有所关注。可以看出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角度的多样化，虽各有侧重但得出不少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和结论，并且已经注意到在具体实践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和针对特定群体进行正确义利观培育的重要性。这是将正确义利观专题研究内容具体化和对象精确化的可喜表现，为学界继续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也同样需要继续深入展开正确义利观在不同领域和群体中的应用和发展研究。

四、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时代价值

理论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时代的需要程度，正确义利观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其应有效力，学界对正确义利观的时代价值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夯实了新型伦理价值尤其是国际关系伦理的基础。王泽应指出，正确义利观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承载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20]刘鸣等学者从外交伦理的角度更具体地探讨了正确义利观的伦理价值，认为正确义利观“奠定了全球伦理尤其是新型国际关系伦理的理论和价值基础”[21]91。

第二，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新时代国家形象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正确义利观能否准确有效地表达党和国家意志，其价值理念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增量效应是学者的关注重点之一。罗建波指出，正确义利观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个性与特色，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天下大同”的世界追求、“自我约束”的内敛风格、“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和“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作风。[2]李海龙认为，正确义利观展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正义的负责任大国形象。[4]

第三，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学界认为，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提出，是对当今国际社会普遍流行的以权力限定国家利益，以及以国家利益确定对外政策目标的现实主义原则的超越和创新，是为整合国际关系秩序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武茂昌指出，正确义利观“是针对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它“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联结，为世界贡献出中国智慧。”。[1]刘清才和周金宁认为，正确义利观是“解决国家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和谐的大智慧”，西方现实主义原则不是正确看待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合理理念，而正确义利观“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冲突的根源”。[22]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界对正确义利观的时代价值研究，整体上立足于国家层面和世界层面。虽然也有学者将研究视野从国际拉回到国内，如张青卫和韩兴武认为，正确义利观是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这可以从有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社会发展要求”和“历史发展要求”三个维度来理解。[23]但整体研究呈现出重国际轻国内的现状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正确义利观在国际话语上的影响力，但学者却也容易忽视其在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影响。正确的思维图式需要广泛的社会共识才能真正得以生存，否则，终将在多元价值中消退湮灭。正确义利观绝不是脱离人民群众而独立存在的价值理念，学界必须真切认识到正确义利观在个体中的应用价值，才能进一步发挥其在社会秩序中的整合作用。

五、研究述评与建议

概而言之，学术界对正确义利观的学理解读，大致建构了整体的学术空间并为学界继续展开深入探讨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但就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必须正视当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进一步的改进。

第一，研究成果总体上数量有限，研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现有期刊论文仅30余篇且部分成果质量有限，专门性著作更未出现，这显然不能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事工作发展的实践要求。这主要由于正确义利观进入学界视野时间较晚且研究周期较短，学界对这一专题研究的重视度和参与度都需进一步提升。

第二，相关概念的延伸阐释尚需明确，有关理论论述的逻辑尚需充分延展。例如，有部分学者对“正确义利观”的科学内涵把握较为模糊，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概念混淆的现象。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确义利观”起，“正确义利观”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意义和时代内涵，不再局限于学术性话语表述而是作为一种权威性政治表达。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并未明确区分“正确义利观”和“正确的义利观”的本质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第三，研究分布尚待均衡，现有研究布局呈集散不均状态。例如，对文化渊源和理论来源的挖掘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欠缺，且现有研究范式大多侧重于对国内义利观演变发展的纵向比较分析，而中西方思想比较的横向国际化视野研究较为薄弱；有关实践应用研究不够全面，主要体现在学者集中于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的应用发展，现有研究中正确义利观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用差异的比较分析尚不明显，地域性研究视角失衡；对时代意义的研究中也多侧重于宏观国际层面，对群体和个体的研究关注较少。

第四，研究思想的站位有待提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外事工作中的要求。[24]但从现有研究分析，学界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并未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进行系统链接，正确义利观理论构建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的目标尚存较大的距离。

第五，研究方法亟待丰富，创新性研究不足。学者在整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以理论定性为主，只有极少数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式。学术性探讨应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文本研究的学理支撑可以帮助在研究过程中梳理思维逻辑，但理论来源于实践，缺乏实证分析消解了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不利于形成真实的学术认知。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502当前，学术界一方面面临着相关理论的深度探索任务，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实践指导和政策建言的重任。因此，必须进一步改进学术界在上述研究中的问题，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积极促进学术动员、丰富研究成果。学术研究发挥社会作用有赖于学者自身的投入和努力，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是深化这一研究的基本前提，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并继续推进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第二，推进系统性和全面性研究。一是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典论述及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义利思想的挖掘，系统完整地梳理挖掘正确义利观的理论来源和文化基因，为深入科学诠释正确义利观提供理论依据。与此同时，正确义利观的理论内涵及话语形式所表现出的中国特点、中西方价值理念的差异和当下塑造国际社会秩序的症结表现，以及我国为何提出正确义利观，这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这些都需要学界进行深度思考并作出科学的回应。二是加强理论研究的动态性，在对已有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探究习近平正确义利观在时态和空间上的演变发展。即正确义利观在初始提出阶段和发展应用阶段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延展，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需要学界进一步总结其发展路径。三是强化理论阐释与实际运用研究，丰富正确义利观在社会和个体中的应用与发展思考。中国哲学一直倡导“极高明而道中庸”，学者对正确义利观在面向国际、提升国际话语力量研究的同时，也必须增加深入群众、面向个体的“接地气”研究。四是提升理论研究的思想站位。思想站位影响着对正确义利观理解的高度，未来学界必须立足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义利观如何参与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其应有的政策效应。

第三，创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除增加实证研究的方法应用外，学界应认识到现有研究虽然涉及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门类，但还应进一步拓展交叉学科研究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方式和思维理路才能实现对既有研究的创造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