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隆

坚守初心 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对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上的再推进，彰显着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如何建立，如何落实，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1660萬人，较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了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较1978年末的7.7亿人，累计减贫7.5亿人。中国用了短短70年时间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落幕，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扶贫工作的重心将转向“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已经提上日程。

制定“相对贫困”的新标准

所谓“相对贫困”，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依靠个人或家庭的劳动力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虽能维持其食物保障，但无法满足在当地条件下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其他生活需求的状态。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等目标。

那么到了2020年，是不是就没有贫困了？

答案是否定的。“不是说到2020年中国就没有贫困了，而是到2020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2019年3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如是说。

“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转向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 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侨大学教授张赛群撰文指出，相对于由物质财富匮乏造成的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则是对特定参照群体而言的，即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由于主观认定的可维持生存水准的差别而产生的贫困。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张赛群表示，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对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庄严承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相对贫困也是有标准的，标准随着整体收入来确定。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表示，我国还没有开始制定相对贫困的标准。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邹一南也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的扶贫标准是以2011年不变价计算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而随着2020年以后绝对贫困的消除，新的扶贫工作将不应再有统一的标准。”在邹一南看来，取而代之的是应设定一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在该比例以下的为相对贫困人口，这一做法也符合国际惯例。

政府主导，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

“脱贫攻坚阶段，我们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建立了贫困精准识别退出机制、五级书记抓脱贫的责任体系、贫困地区统揽全局的动员体系、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体系、第三方评估严格抽查的评价体系……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成绩有目共睹。”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罗丞表示，“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方向，继续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继续加强和完善治理措施。”

张赛群直言：“在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鼓励贫困家庭、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脱贫致富，从而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体系。”

《决定》指出，要“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张赛群分析称，一方面，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顶层制度设计是基础。政府在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尽可能扩大贫困家庭、贫困人口的受惠范围，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社会各方参与是关键。《决定》指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

“为了如期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我们采取了很多超常规的举措，建立了包括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东西部协作扶贫在内的多位一体的大扶贫体系。”邹一南认为这种举措能够在短时间内凝聚全社会的力量，集中全力实施攻坚，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将扶贫任务分配到各个行业部门，也很容易造成碎片化分割管理的局面。邹一南说：“教育部门管上学、卫生部门管医疗、民政部门管低保、交通部门管修路、建设部门管住房、农业部门管产业、扶贫部门管开发，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发生。”

由于各级扶贫办作为职权相对有限的政府机构本身不具备统筹协调各个行业部门的能力，邹一南建议，未来应探索将涉及相对贫困群体帮扶的各项工作统筹起来，把扶贫开发、社会保障、医疗救助、教育培训等问题放在一起综合考虑，更有利于长久地、稳定地解决贫困问题。

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产业质量

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对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上的再推进，彰显着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如何建立，如何落实，至关重要。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主要是缓解和缩小城乡差距，其根本在于基本制度的建立。李小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长效机制的核心，比如教育、卫生、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城乡差距问题，这些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加以解决。”

罗丞提出：“把医疗卫生作为基本保障;把发展产业提升质量作为根本保证;把就业创业作为重要手段;把贫困村组道路建设作为基础支撑;把壮大集体经济作为主要抓手;把激发内生动力作为重要举措。”

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宋圭武着重强调了产业的重要性，“没有产业，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稳定脱贫便缺乏经济基础。”宋圭武表示，要有效发展产业，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进一步疏通产品供销渠道;大力发展贫困地区旅游业，融合推进文化和产业，努力提升产业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同时，易地搬迁要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

由于缺乏分工和规模效应，有些地区分散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产业收益低下，抗风险能力较差，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突出，已成致贫的基础性因素。宋圭武表示，必须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着力提升产业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率，充分发挥好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进一步规范合作社建设，让贫困户享受到更多的产业发展收益。此外，为了能够降低农产品中间流通成本，要进一步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切实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着力解决好价格波动和需求波动问题，保障收入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