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煦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

2019年12月1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思路：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防范化解市域社會治理难题为突破口，以开展市域社会治理试点为抓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市域特点、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努力的方向，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社会治理能力的优势已得到了充分凸显。如果说以前我们注重的是社会管理，那么以后的转向就是治理。管理通常强调的是单向性，从管理者到被管理者，而治理强调的是双向性，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存在着反馈、交流和互动，正是这种交流和互动，才保证了这次疫情信息的透明，才保证了全国各地疫情防控行为的同向性，才保证了全国上下打赢疫情阻击战的顺利部署，才保证了广大人民对战胜疫情的满满信心。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地方实践

近几年来，各地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

2019年以来，金华市通过以“基层党建+社会治理”为牵引，深化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深化诉源治理工作，将“后陈经验”“浦江经验”等全国典型全域推广，连点成线、串珠成链、聚片成面，打造诉源治理的金华模式，不断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金华率先将诉源治理相关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指标，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抓手，民商事案件“万人成讼率”纳入季度排名考核中，有力督促诉源治理工作开展。

目前，金华全市有各类调解组织5260个，人民调解员1.6万人，其中专职调解员288名;个人命名的品牌调解工作室133家，建立公检法调解室108家，商会、企业调解组织1290家，活跃在基层一线，成为保障诉源治理成效的中坚力量。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如何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如何创新市域社会治理？厦门给出了“中国之治”的市域样本。

位于厦门中心老城区的鹭江街道，近年不断拓展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然而，伴随着城市发展，传统条块分割的治理方式日益显露出诸多问题。为打破各自为政的“数据孤岛”局面，鹭江街道综合监管指挥平台应运而生。该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以街道为核心，横向对接综治、城管、公安、市场监督、环卫、安监、社区等职能部门系统平台，纵向连接市容管理、垃圾分类、城市执法、市政园林、安全监管、危房管理、环境卫生、综合治理8个层级。

在鹭江街道综合监管指挥平台上的辖区地图中，以四种颜色实时标示事件的整改状态，并标注不同的责任部门，处置全过程可实时监控。平台上还可实时查看每日事件处理量、每周事件处理类型、每月辖区事件整改率排名等大数据及智能分析。

为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示范区建设，2019年以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力开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工作，念好“共”（共建、共治、共享）字诀，打好“五治”（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为基、智治支撑）牌，实施“强化党建夯实治理核心”“培育组织促进协同善治”“健全机构提升社区法治”“活化阵地筑牢红基石”和“丰富活动传播正能量”五大工程20项措施，构建党领导下富有活力的社会协同共治格局，取得良好成效。

顺德全区成立各类调解组织487个，专业调解员队伍超4000人，组建了诉前和解中心、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事人民调解委员会等专业性调解组织，重点打造了20家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在全市率先搭建起远程在线司法确认平台，并向10个镇（街道）全面铺开，调解协议线上线下均可获法律强制执行力，形成了“线上30秒、线下30分”便捷调解服务圈，大大节省了群众时间费用成本，“有纠纷找调解”的社会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去年以来，各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共调解案件5万多件，成功调解近3万件，促成11万群众握手言和，涉及协议金额10亿元以上。

1月24日，响应疫情防控要求，青岛西海岸新区社会治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2014年，青岛西海岸新区在全国率先设立“区-镇街-社区”三级社会治理工作架构，被评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最佳案例。这个逐渐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出了其极大的作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了当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从疫情初起、扩散至今日，其所展现的过程，都映射出了现行社会治理体系的运作情况，从而凸显了这个体系现代化的必要性。当然，此次武汉以及有关部门应对疫情的过程，不仅凸显了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要性，更暴露了政府官员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因此，面对此次疫情的反应迟缓、判断失误、应对不利和束手束脚，也说明了个别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社会治理能力的不足甚或低下。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

201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完善横向体制，增强市域社会治理聚合力。

会议指出，市域层面具有丰富的治理资源和手段，“关键是要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完善、制度建设，把分散的资源聚起来”。会议要求，完善以下四方面机制：一是完善党委领导体制;二是完善政府负责体制;三是完善社会协同体制;四是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2018年6月、2019年7月，中央政法委先后两次举办新任地市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培训班，提出要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来抓，发挥“五治”作用，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山东省青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永祥表示，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既事关顶层设计落地落实，又关乎市域和谐稳定，可以说在新时代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找准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抓住了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牛鼻子”。

社会治理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撑，一年多来，各地积极发挥“智治”支撑作用，提升市域社会治理动力。

福建厦门构建了政务资源共享协作平台，以及六个区级共享协作平台，建立了跨部门和跨层次的信息共享、数据同步、业务协作渠道，使各单位的数据资源为城市的统一平台提供服务。山西太原以社区居民生活服务需求为出发点，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大數据、云平台等信息技术，搭建太原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对原本孤立、分散的社会服务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一个求助电话，网格员了解清楚后，立即带领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一次登门走访，网格员主动贴近民心服务，帮助居民解难题办实事儿;一处诉求出现，网格员迅速上报情况，协调多方处理直至难题消除……各地积极创新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模式，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受益。

天津将全市划分为1.9万个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员2.4万余名，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之中。天津市北辰区井田公寓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莲喜说，在网格之下，居委会还开设邻里守望互助微信群，楼长担任群主，群成员就是每个楼门栋的家庭成员，群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群里进行讨论，大家想办法一起解决，真正共享共治，居民热烈欢迎。

刑事治安案件下降、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群众办事更加便捷……如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效果正在显现。

重心下移，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随着职能转变，政府的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我国逐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但是，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原有的传统管理思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仍然在制约着当前的基层治理。市、县、乡镇（街道）三级作用怎么发挥？有关专家指出，进一步理顺市、县、乡镇（街道）权责关系，完善权责明晰、上下贯通、层层推进的三级纵向治理架构，形成市级统筹协调、县级组织实施、乡镇（街道）强基固本的市域社会治理链条。

市级层面重在统筹协调。市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做好系统谋划是重要前提。市级层面要将市域社会治理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进行谋划推进，加强顶层设计、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推动解决重大问题。

县级层面重在组织实施。县级层面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关键在县域的有效组织实施。要不断优化县级机构职能体系，提高协同高效组织实施的能力。要围绕市域社会治理的目标任务，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压实各方责任，聚焦解决突出问题、组织推动任务落实。

乡镇（街道）层面重在强基固本。乡镇（街道）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只有把基层基础工作做实做强，才能打通市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健全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推动“枫桥经验”由乡村治理向城镇社区治理延伸、由社会治安向各个领域扩展，以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平台为依托，做到信息掌握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服务管理到位。

河北省委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教授哈伯先认为，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关键在“服务于谁？下移到哪里？”这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和服务的难点所在。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必须推进分层治理，而且不可忽视社会治理资金资源下移，减负、赋权、增能须并举。”哈伯先说，“要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配置到基层社区，将更多的时间、精力、重心投入到基层社区。减少由于体制层级多、行政审批程序繁琐等原因造成的资金资源配置与使用的低效低能问题。同时，也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坚持‘放管服三管齐下。”

了解民意的渠道下移也是哈伯先关注的一个方面。他认为，除了鼓励各级党政干部走进社区，倾听基层群众心声、了解鲜活民意外，还要建立起相应的配套机制。在此基础上，要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还要处理好“既要倾听民意，也要推动民议;既要满足民需，也要借助民力”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