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 张思思

原教育部的几位老同志让我们去上海看望参加过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的老教授们，其中一位是曾担任过历史命题组组长的复旦大学黄世晔先生。到黄先生家是他的老伴给开的门，一位身材瘦高、慈祥和蔼且很有风度的老人，一边说着流利的普通话一边将我们带进客厅。

客厅摆满书柜，一眼望见的是《于漪文集》《于漪教育文丛》《于漪新世纪教育论丛》，我们不禁惊呆了，难道眼前这位就是大教育家于漪老师吗？再看看各种印有“于漪”名字的奖杯、奖牌和照片，万万没想到我拜访黄先生竟遇见崇拜已久的于漪老师！黄先生见状笑着对我们说：“别看家里我年纪最大又是教授，但是在外面于漪老师的名气比我大。我是恢复高考前两年参加过命题工作，于老师在中学可是一直与高考打交道。”于是，我们抓住宝贵的机会访谈了于老师，她以一位中学老师身份回忆所经历的高考往事，讲述了她本人对语文教学与考试的看法，并谈论了对目前高考改革和命题的建议。

于老师既是高考停止的见证人，又是恢复高考的亲历者

问：您作为建国初期的复旦大学毕业生去当中学老师，不觉得大材小用吗？

于：1951年我们从复旦大学毕业，“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组织安排。那时候我是怀着一颗办好教育的热心，先是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工农速成中学教书，在那里与黄先生相识并结为夫妻。工农速成中学培训任务结束后，毕业于西南联大的黄先生转至复旦大学教书，而我就到中学从事教学，一干就是60多年。虽然在大学读的是教育专业，可工作后一改再改专业，先教中学历史，也教过思想政治，后以教授语文课程为主，并且一直在杨浦中学，即现在的杨浦高级中学工作。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做一辈子中学教师而感到是“大材小用”，虽然我教了一辈子书，但只要还在教学岗位上，就得继续学做教师。

问：1966年高考停止后对您在中学的教学有什么影响？

于：“文革”以前我就教高中语文课，由于教学效果很好，经常上一些公开课，那时就有点小名气了。1966年我教高三年级，这一届是我亲手从高一带到高三的，正在为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备考时高考突然停止，高校也不招生了，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学校纷纷停课，学生外出“串连”，而我作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人物受到批判，被开了数次批斗会，斗得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但是，以我多年从事教育的工作经验，感到人生活得要有意义，必须得好好学习，一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社会是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

“复课闹革命”时，学校派我带学校最乱的年级、最乱的班。当时杨浦中学77届高中共有11个班，属这届学生最调皮捣蛋，影响全校50多个班级无法正常上课。调我去教这届学生并担任年级组长，不得不说确有难度。见这一届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我就计划一方面抓稳定因素，让一些行为偏差、调皮捣蛋的孩子慢慢稳定下来，另一方面抓学习知识，把一些愿意学习的孩子抓在手上进行培养，打算把对学习感兴趣的孩子组织起来开展分班教学。

同校的老师们经历过“文革”，对“被整”“挨斗”心有余悸，当我把分班教学计划的建议向同事们讲述后，有的老师劝我说：“于老师，你‘文革’还没被斗够啊，还要抓学生的文化学习？”为此，我们年级组就分不分班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讨论。有的人觉得这个年级稳定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再分班，原有的秩序会被打乱，接下来情况不明不好办；还有的人怕将来再来一次“文革”，因抓文化知识再次挨批。讨论的结果是大部分老师不同意分班。老师们曾专门去问教育局革命委员会领导，但局领导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出一句肯定答复的话。所以，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很难做出是否分班的抉择。

经过再三思考，我一再坚持全年级进行分班教学，同时向老师们表明了态度：“如果有问题我一个人担当，与在座的老师们没关系！”这样既解决了老师们的后顾之忧，也为分班教学带来一种新的尝试。我认为，不管今后是否有高考，作为一名老师，不仅要对学生今天的成长负责，也要对学生明天的发展负责；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一肩挑着学生的现在，一肩挑着祖国的未来。可见，教师这个职业是多么地高尚。

问：您尝试的分班教学成果如何呢？

于：我们全年级进行分班教学，对不同水平班级的学生因材施教，大大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一经传出，我们比别的学校早半年实施了分班，结果杨浦中学77届三班和六班两个快班的学生成绩突出，百分之百考取了大学，以后还都考取了研究生。我清楚地记得那年高考科目每科满分为100分，有两个学生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其中一个学生的数学考了满分！我们学校因高考成绩出色，当年就被各种媒体竞相报道。

这批学生现在多已近60岁，他们经常来看我，纷纷说道：“于老师，当时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抓学习抓那么紧，现在才体会到确实是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对他们讲，你们那时是小孩不懂学习的重要性，人生要有意义，必须得好好学习。我们老师有责任要培养好你们这些孩子，这也是国家建设的需要、人才培养的需要。所以，教师的生命是在学生身上延续的，教师的价值是在学生身上体现的。

问：恢复高考给中学教学带来了哪些变化？

于：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情，小平同志这个壮举撬动了整个社会，拯救了中国教育，转变了社会风气。“文革”期间强调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不敢抓文化知识教育，谁要是抓学生学业会受到批判。而恢复高考政策的出台，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而且对教育发挥着力挽狂澜的作用。教学大纲和各科教材相继出版，使中学教学很快走上了正常轨道，教育秩序马上恢复常态，整体教育得到正常发展，也给我们这些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吃了一颗定心丸。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的不仅仅是人才选拔制度，也恢复了人们对知识的尊重，表现为整个社会追求的是要学习、要文化、要改变命运，把学习知识、渴望知识当作一件光荣的事情，极大地激发我们老师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我感到高考抓住了当时国家急需人才的契机，使全国教育由一盘散沙走向了正规，将办教育的重点聚焦在为国家培养人才上，所以，对整个教育来说是拨乱反正，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和风气，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民心的稳定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投身教育第一线并不忘语文教学的研究

问：您不仅在中学语文教学上有很高的建树，而且研究成果丰硕，请问您是如何做到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研究的？

于：教育事业是创造性的劳动，作为一名人民的教师，不仅要将课本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要因材施教、教学得法。只有教出自己的个性，学生才能获得最大的收获；只有不懈地进行教学改革、探究和思索，才能让自己不断获得新知和提高。所以，我主要从总结教学经验入手，围绕语文专业特点进行研究。简单举例讲一下我的几个研究思路：

其一，语文的多功能研究。

我觉得语文教育绝不只是实用功能，还包含认识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发展功能。比如读先秦诸子的文章就对春秋战国的情况有了认知，读契诃夫的文章就可以了解沙皇俄国，这就是语文的认识功能；语文的审美功能，指语言文字一定是审美的，语言美、音韵美，文中的山水美、人情美、品格美。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文句可以流传千古？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孟子讲“与民同乐”，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认识超越了孟子，变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因此千年不败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形成了语文的教育功能。语文还有发展功能，人的语言文字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的语言文字的运用是跟随人的思想情感同步发展的。语言文字的内容是魂，教师在语文教育中教的是语言文字及其包蕴的内涵，教的是民族精神的精髓、人类进步文化的精粹，所以，学生在学语文的过程中会被感动。

其二，语文教学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张单程车票，每个阶段的成长都需要中华文化滋养心灵。学生儿童时期激发兴趣，热爱祖国的山川、热爱语言的美丽，初中要认识理解中华文化，到了高中就需要理性的思考。感性的认识是一时的，真正要形成价值观念一定是经历了理性的思考，所以高中阶段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人的一辈子都要在价值取向的选择当中，而中华文化首要的就是价值取向。比如我们中华民族信念中“天人合一”，赞天地之化育，顺应自然规律，人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种认识高度是西方所未企及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再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传统美德的“孝”等观念，也都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精华。我认为语文的考试题目可以从中恰当地精选某些内容，还可以再深化一点。因为学习传统文化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优良传统中的精髓部分内化为自己做人的优良基因，在现时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代不一样了，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信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这三个部分符合时代需要，要传承、转化和发展。

其三，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研究。

以我个人多年教学的经验来讲，我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始终是有争论的，不应人为地将之剥离开来。第一，语言文字本身是表达情意的，是人所独有的，因此语言文字工具一定是包含了人文的内涵，包含了人的思想、情感和态度在里面。词有褒贬之意，所以语言文字是有情感色彩的，这是对于语言文字工具本身的本质性的认识。第二，从世界范围来看，语言文字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有所突破，认为语言和人的思想、情感是同时发生的，其本身就是思想情感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例如，1994年广东省语文高考作文题目为《尝试》，考场上竟然有考生写学做小偷，暴露出的思想肤浅和丑陋令人震惊。针对这种现象，我曾在《语文学习》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文章《弘扬人文，改革弊端》，文中探讨了语文的本质是什么，语文教育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因此，教育部在课程标准中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作为了语文的基本特征。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很大反响。

处理好教育教学与选拔考试之间的关系

问：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习惯思维，认为分数就是一切，读书是为了分数，考试是为了分数，求学也是为了分数。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于：我感到这种思维很可怕。为追求高分数，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比选拔考试教的还要深、还要宽，孩子们不堪重负，老师们顶着压力。以前我教学时也有压力，但是我不去做应试的教学，力求教孩子们基本知识，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我教66届高中语文的时候是不布置课外作业的，就是带着学生读书、读报和写作。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语文高分学生都是我教过的。我认为简洁即是智慧，措施简明扼要最好，教会学生真本领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高三或高中学生用所有的时间来刷题，就是为了应对高考取得高分，考背大量作文范文应对语文高考，这说明应试现象是我们教育中存在的最大弊病，造成很多学生在高考、中考的不能承受之重。孩子背作文，大量是别人的思想，而我们要求的是学生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其实，许多弊病并不是考试本身带来的，是与思想观念、思维定势、盲目追求有很大的关系。

问：人们常说教学与考试是一对矛盾，您是如何处理的？

于：基础教育是大众教育，是为未来国民的素质奠定基础，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就应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从小就要打好基础。高考、中考是选拔考试，选拔就要择优，就要有方向性的引领。基础教育要站稳立德树人的脚跟，千方百计提高育人质量。教育不可能一簇齐，也不会万千学生一个样式、一个水平，在教育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尖子涌现出来，所谓“举其要而为之”。学生每个人的天赋、条件和所处的环境等都不一样，比如最近诗歌大会上的小姑娘武亦姝会背两千首诗词，就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兴趣、爱好和能力都有差异，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解读也不同。而现在的学生不断刷题以应付考试，这种方法把尖子学生磨平了，显露不出学生的特长个性，只能把孩子们引向应试的死胡同。

现在教学很多时候是“满地捡芝麻”，没有把握学科的关键和核心要素，把选拔和教学绑在了一起，课程标准和考纲在学校的地位一看便知。有的老师不大清楚课程标准，但是考试大纲肯定最清楚，可见教学完全是为了应试。目前在教学中很多时候是重复思维和简单思维，在一个层面上不断重复进行思维操练。高考考什么题目，教学中就拼命加深程度，这是不对的。我们以前数学学习重点是逻辑思维的训练，课后练习也是典型的试题，以一当十。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是数学老师教出来的，至今都要感谢数学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我极好的逻辑思维方法，这是一辈子活着都要用得到的东西。同样，语文既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也是学习其他学科必备的工具，是人一辈子都需要与之打交道、用得上的方法。

因此，理顺教和考二者的关系非常重要，不同的职责要区分清楚。针对现在以学定考是不是选拔的问题应值得深入探讨研究，建议选拔考试最好是与基础教育若即若离。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中学这一求学时期，能够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时间和精力把学校功课完成，其他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创新发展个性，这样有利于夯实基础教育，为国家发展积累人才。

问：您如何理解考试选拔的功能与作用？

于：考试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检测，一个功能是选拔。检测，其功能是检测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成效，有了检测就能知道教和学的情况，根据检测下来的结果加以改变，所以考试很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改进教学，提升教育质量，这是考试的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选拔，我觉得迄今为止，考试还是最公平的一种选拔方法。因为，社会非常复杂，比如说推荐当然是一种好的办法，但它需要许多配套条件，如果那些条件不成熟，那么推荐就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对每一个受教育的孩子来说，高考、中考还是最公平的。

选拔也好，检测也好，考试只是一种手段。但现在办教育的过程中，大家往往把手段变成目标，从选拔功能来说完全用分数定乾坤是不全面的。我觉得选拔一定要遵循国家的要求，当前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心里要有底，要十分清晰，这点非常重要。选拔和基础教育是不一样的，基础教育是大众教育，是国民教育，是培养良好的未来国民素质的教育，应该根据教育的培养目标来实施，我们所培养的应是有理想、有情操、有良好科学文化素质的人，这与国家需要的人才是相同的。而高考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使其将来能推动社会往前走，因此需要理想信念坚定、科学文化素质扎实的人，还要有创新的思维。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差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优秀的程度，我认为高考选拔的功能应是引领方向的，永远是指挥棒，但不是指挥考试的知识点。如何发挥高考指挥棒的作用，要从宏观上深入思考，使高考在人才培养方向上起引领作用。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高考的手段和政策绝对不如今天严密，但还是选拔出了大量人才，说明高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何况有选拔就有淘汰，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说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永远发挥着，是指挥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内涵的关键要素。

对语文学科命题的建议和高考改革的希望

问：上面您介绍了很多语文教学的经验，那么您认为考试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考查学生？

于：我感到现在孩子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都不太理想，学习成绩很多时候是刷题刷出来的，导致学生只掌握了支离破碎的知识点，缺乏整体思维，写不出好的文章。尤其1985年标准化考试引进我国后，高考这根指挥棒产生了空前的指挥效应，基础教育都不得不跟着走，导致高中和初中的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教学和考试捆绑在一起。标准化考试以客观题为主，包含大量判断和选择，对于有些学科毋庸置疑是起作用的，但大量用在语文上就不太适合。因为语文学科的特点是要靠语言文字来传递和表达信息，学生只有在通过语文知识理解了教材内容后，才有可能将信息进行内化，借助语言在大脑中形成相关的知识体系。所以，使用标准化试题很难全面测量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标准化试题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破坏了人的“横向比较，纵向贯通”整体思维能力，对于文科而言，离开了整体思维，就不能很深入地理解文本的地位、价值、意义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标准化考试在广东省先行试验，广州语文教研室的同事们发现一年试验下来学生的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不行，曾就这个问题与我进行过交流。我们的意见一致并认同：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倘若讲不出道道，是无法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表达出来的。文科这方面的标准界定很难，首先要明确评价量化标准是不是完全科学。有的阅读理解好的孩子可以写出非常好的文章，可该怎么打分，根据是什么？因此，文科考试和世界先进测评技术接轨时，不仅含有客观试题部分，同时也要考虑坚持中国学科的特点。

我曾经思考过语文考试用什么方法更好地考查学生，比如阅读能力究竟怎样考才能反映出学生真实的阅读水平？读和写结合起来考行不行？老师们都明白阅读能力是很难考测的，一定得有所表达才能知道学生是否读懂了。那么，是不是可以给学生一篇文章，然后请学生分析文章语言表达上有哪些特点，通过写阅读后的学习体会，来考量学生是否抓住了文本的核心价值，学生又是怎么认识的，等等。假如学生读不懂文章就写不出来。通过这样的考试方法，学生读的能力和写的能力都能考查到，这种方法可能比仅仅考字词句有更好的导向作用，因为它要求学生非得多读书不可。

问：您对高考语文学科命题有什么建议？

于：是有一个建议，我感到传统文化的考查还可以再深入一点，并不一定选择很深的文字，而是重在考查学生对于这些文字的核心价值的把握能力，语文命题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例如，是否在考词句的基础上用些大的问答形式，问问这些词句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今天如何来理解，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对此有何感悟等，这样高考语文的引领作用也就体现出来了。目前社会上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根本源头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掌握这些文化知识，要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正确理解、深入感悟，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了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才会有文化定力，而有了文化定力我们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拓创新，否则我们只能永远跟着别人走。

问：请简单谈谈您对高考改革的意见和希望。

于：我们的教育培养目标非常明确，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可是在实施过程中追求的目标就变了，为考而教、为考而学，成了“育分不育人”“求学不读书”。其实，仅凭一张考卷是考不出人的综合素质，考试只能考所学过的知识以及某些能力。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把分数看透、看破，把考试分数作为录取的依据，但分数并不代表一切。如果不改变“刷烂万道题”的做法，对于孩子来讲日后的发展没有后劲，对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从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这样下去长此以往国家发展会后继乏力，后果非常可怕。

40多年来，高考背负着应试教育、以分取人、加重学生学业负担等诸多“罪名”走过了教育改革的风风雨雨，高考改革非常复杂，从理念到习惯思维，到一整套的体制做法，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推行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不论高考方案怎么改革，这项国家考试制度得以存续至今，是因为“高考”在人们心目中比其他选拔方法更公平、公正，是其他制度无法替代的。高考对个人的意义体现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体现为有效地实现人才选拔。我希望考试机构能向社会多发发声音，选拔考试会面临淘汰，考试成绩不能和人的评价画等号，高考改革必须按照规划好的目标继续坚持前行，改革永远在路上。

结束了与于老师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从她的充沛精力看不出像90岁的老人。1978年邓小平主持科教工作以后提出评选特级教师，由于于老师挚爱教育事业、热爱所有学生，教学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首批语文特级教师。此后，于老师不断受到各种嘉奖，但她没有炫耀，也没有停止工作，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教学探究和思索，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毕生心血。有颁奖词这样写道：“她已是90岁的耄耋老人，有着60年的教学生涯。她依然活跃在语文教学改革的第一线，坚守‘在讲台上用生命唱歌’。她深爱着学生，痴迷着语文教学。‘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但一辈子还在学做教师！’她用这样的话语不断地鞭策着自己，也勉励着更多的青年教师。于漪，师者的楷模。”在此，衷心祝愿于老师身体健康、岁月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