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欣宇 韩志斌

20 世纪30 年代，奥地利历史学家、东方学家①维特克认同自身“东方学家”的身份，并以此自称。参见Paul Witte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Colin Heywood, e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2, p.36.保罗·维特克（Paul Wittek，1894—1978，以下简称维特克）提出了“加齐起源说”，②“加齐”为阿拉伯语词汇，即 ，指从事“加扎”（ ，“入侵、征服”）的人。对奥斯曼早期国家形成过程进行系统阐释，③关于“早期国家”的概念，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所说的奥斯曼早期国家指的是趋于形成过程中的国家、逐渐迈向成熟形态的国家，即奥斯曼帝国建构之前的政治形态，属于古代国家的类型。参见韩志斌、姜欣宇：《“加齐起源说”与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历史阐释》，《世界历史》2019 年第2 期，第17 页。产生深远影响。④相关内容参见：韩志斌、姜欣宇：《“加齐起源说”与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历史阐释》，《世界历史》2019 年第2 期。维特克在质疑奥斯曼帝国“游牧部落起源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加齐起源说”的解释架构，直接证据为布尔萨清真寺1337 年铭文与阿赫麦迪（Ahmedi）的《伊斯坎德记》（Īskendername），即认为奥斯曼帝国起源于一个“边疆社会”中的“加齐团体”。事实上，在维特克原版的“加齐起源说”中，伊斯兰教仅仅起到凝聚“加齐团体”的作用，维特克并没有将奥斯曼国家的兴起视作“伊斯兰圣战”的结果，但后来的“加齐起源说”被发展成为“加齐理论”，成为“伊斯兰圣战”的代名词。20 世纪4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加齐起源说”的诠释路径进行了批判和否定。⑤Gyula Kaldy- Nagy,“The Holy War (jihad)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3-4(1979—1980): pp.467—473; Rudi Paul Lindner,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Colin Imber,“The Ottoman Dynastic Myth”, Turcica 19 (1987)：pp.7—27.；Colin Imber,“The Legend of Osman Gazi”, in E.Zachariadou, ed., The Ottoman Emirate (1300—1389), Rethymnon:Cre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尽管学界对“加齐起源说”的质疑不断，不过，迄今为止，在西方学界仅有两位学者提出新的解释模式。美国学者希思·沃德·洛里(Health Ward Lowry)在吸收以往奥斯曼起源问题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加齐起源说”进行系统批判，并提出“劫掠同盟假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鲁迪·保罗·林德纳(Rudi Paul Lindner) 则试图通过文化人类学部落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解释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①Rudi Paul Lindner , “Ottoman Government and Nomad Society, 1261—1501”, Ph. 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76; Rudi Paul Lindner,“What Was a Nomadic Trib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4, No.4,Cambridge, 1982; Rudi Paul Lindner, Explorations in Ottoman Prehistory,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2007.即“部落-国家理论”。本文试图在爬梳相关最新史料的基础上，归纳“劫掠同盟假说”与“部落-国家理论”两种不同的叙事范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奥斯曼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历史阐释，从而在纷繁芜杂的理论与史料中窥探客观历史真相。

一、洛里对“加齐起源说”的驳斥

1947年，希腊学者阿纳基斯（George Arnakis）对维特克有关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观点进行批判。②Arnskis, Hoi protoi othomanoi (1947), see 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9.20世纪70至90年代，对“加齐起源说”提出质疑与批判的文章开始涌现。一些学者，如科林·海伍德(Colin Heywood)，则通过考察维特克的生平，试图解释维特克主张奥斯曼国家“加齐起源说”的文化动因。③Colin Heywood, “Wittek and the Austrian Traditio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1, 1988;Colin Heywood, “Boundless Dreams of Levant: Paul Wittek, the George-Kreis, and the Writing of Ottom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1, 1989.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学（Bogaziçiniversitesi）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希思·沃德·洛里在吸收以往奥斯曼起源问题研究成果的同时，应用奥斯曼税册档案等材料，对“加齐起源说”进行系统批判。维特克用以引出“加齐”概念的两条关键史料，即阿赫麦迪的《伊斯坎德记》与1337年布尔萨铭文，成为洛里批判“加齐起源说”的逻辑起点。

第一，洛里针对阿赫麦迪的《伊斯坎德记》，指出阿赫麦迪在创作这一作品时存在政治动机。阿赫麦迪原名塔吉丁·伊卜拉欣·本·希德尔 (Tacüddin Íbrahim bin Hidr)，出生于格尔米扬埃米尔国(Germiyan)。④塔吉丁·伊卜拉欣·本·希德尔（阿赫麦迪）可能出生于1334 或1335 年，除了希思·沃德·洛里所提到的他出生于格尔米扬埃米尔国的说法外，还存在他出生于锡瓦斯(Sivas) 与阿玛西亚(Amasya) 的记载，他可能于1412 年逝世。参见Kemal Silay,“Ahmedi’s History of the Ottoman Dynasty”,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16, 1992, p.129.他于14 世纪80 年代投靠奥斯曼人，成为巴耶济德一世的门客。1402 年，巴耶济德一世在安卡拉被帖木儿击败，阿赫麦迪转而为巴耶济德的儿子苏莱曼王子(Prince Süleyman)服务。洛里认为，阿赫麦迪在“大空位期”（1402/3—1413 年）创作《伊斯坎德记》，目的是规劝奥斯曼帝国素丹对欧洲异教徒及其国家发动战争，不要在穆斯林之间同室操戈，防止重演巴耶济德一世的历史悲剧。他将早期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称为清扫异教徒的加齐，具有政治目的。换句话说，《伊斯坎德记》所叙述的内容并不能被完全视作真实发生的历史，他所给予“加齐”的含义也不能视作“加齐”一词在13 世纪末至15 世纪初奥斯曼早期国家建立时期的真实含义。

第二，洛里认为，维特克对1337 年布尔萨铭文释读存在问题。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奥尔汗的头衔并非“素丹、加齐们的素丹之子、加齐、加齐之子、大地贵族及世界英雄”，⑤维克特的释读为：Sultân, son of the Sultân of the Ghazâs, Ghâzî, son of Ghâzî, marquis of the horizons, hero of the world)(Sultân ibn sultân al-ghuzât, ghâzî ibn al-ghâzî, Shuja’ad-daulâ wa’d-dîn, marzbân al-âfâk, bahlavân-i jihân, Orkhan ibn‘Othmân.).而是“尊贵的大埃米尔、为主道而战的战士、加齐们的素丹、加齐之子加齐、国家、宗教与天地的勇士、时代英雄”。⑥洛里将其释读为：The Exalted Great Emir, Warrior on Behalf of God, Sultan of the Gazis, Gazi son of the Gazi,Champion of the State and Religion, and of the Horizons, Hero of the Age, Orhan, son of Osman，([Line 2] ... al- amīr al-kabīr al-mu’azzam al mujāhid [Line 3] sultān al ghuzāt, ghāzi ibn al-ghāzi, shujā’al-dawla wa’l-dīn wa-l āfāk [Line 4] pahlavān al-zamān[?] Urkhān ibn‘Uthmān).参见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35.通过比对原版铭文，洛里发现维特克所引材料并不完全符合原文，翻译上也存在歧义。奥尔汗并未使用素丹的头衔，他仅是加齐们的素丹（统治者）。⑦“素丹”这一头衔直到穆拉德一世时期才被奥斯曼统治者正式使用，参见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37.

与辛那西·泰金（Sinasi Tekin）等主张1337 年铭文是后人伪造的学者不同，①辛那西·泰金（Sinasi Tekin），著有Sinasi Tekin,“Türk Dünyasında‘Gaza’ve‘Cihad’Kavramları üzerine Düsünceler[Baslangıöçtan Osmanlıların Fetret Devrıne Kadar],”Tarih ve Toplum, No.109（January, 1993）：9—8 等作品，他主张1337 年布尔萨铭文是19 世纪时伪造的。洛里承认铭文的真实性，认为“加齐”的确存在于13、14 世纪奥斯曼人的历史之中，但并不能确定其是否如维特克所解释的那样是一个类似兄弟会、骑士团的独特团体。随后，洛里开始研究“加齐”一词在奥斯曼国家成立初期的真实含义。

在《伊斯坎德记》中存在对“加扎”一词的另一种解释：

宗教的协助者淹没卡菲勒，②卡菲勒，另译卡菲尔（ ），意为不信者，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56 页。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之为“加扎”（gazā），即“阿金”（akın） 的 原 因。（Kāf ir üzre akd ılar a’vān-ıdīn, Andan itdiler gazā adın akın）。③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45.

第三，洛里发现在奥斯曼贵族中，拥有“加齐”头衔的官员大都是阿金哲武装的世系首领，例如无髯米哈尔（Köse Mihal）的儿子加齐·阿里·贝克（Gazi‘Ali Beg）与加齐·埃乌莱诺斯（Gazi Evrenos)，这说明在14、15 世纪奥斯曼人的语言中，阿拉伯语“加扎”（gazā）与“加齐”（gāzi）实际上是对土耳其语“阿金”（akın）与“阿金哲”(akıncı)的语义转借。④akın 在土耳其语中为攻击、涌入的意思，akıncı 具有突击兵之意。参见周正清、周运堂主编：《土耳其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70 页。

“阿金哲”是奥斯曼军队中的一支非正规武装，其成员装备简陋，负责在战场上骚扰、劫掠敌人。15世纪的拜占庭史家多卡斯（Doukas）叙述道：“他们（即阿金哲）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手中的棍棒什么武器都没有。他们冲过去进攻基督徒并像捉羊一样逮住他们。”⑤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p.46, p.52, p.52, p.69.

除此之外，1472 年穆罕默德二世签署的一份命令显示，阿金哲中不仅包括穆斯林，而且包括基督徒。

你们从30 户卡菲勒与穆斯林中征召一个骑马的阿金哲……如果卡菲勒中有人能够充当阿金哲，那么他们应当被首先征召，如果在他们之中找不到这样的人，你们再去登记穆斯林。⑥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p.46, p.52, p.52, p.69.这一命令下达于赤勒门（Çirmen）地区。⑦奥斯曼桑贾克(sancak)（旗），位于巴尔干地区，包括今保加利亚、希腊与土耳其的部分地区。根据

16 世纪初的资料，这一省份共有12684 户（hane）基督徒与1578 户穆斯林，⑧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p.46, p.52, p.52, p.69.也就是说，依此命令征召而来的阿金哲中，基督徒至少占八成以上。而这次战役的目标是进攻伊斯兰教国家白羊王朝(Aq Qoyunlu)。因此，可以说阿金哲的组成与宗教信仰无关，阿金或加扎也并非针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基于以上分析，洛里认为“加齐起源说”的主张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奥斯曼国家并非由“加齐团体”缔造，其建国过程并非是一场宗教战争。因此，应当构建新的理论范式解释奥斯曼国家的形成问题。

二、“劫掠同盟假说”的提出

洛里对拜占庭晚期及奥斯曼早期罗姆⑨罗姆（ ）是阿拉伯人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称谓，主要指小亚细亚地区。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过长期考察，⑩主要作品包括：Heath W. Lowry, Fifteenth Century Ottoman Realities: Christian Peasant Life on the Aegean Island of Limnos, Istanbul: Eren Press, 2002；Heath W.Lowry, Defterology Revisited: Studies on 15th & 16th Century Ottoman Society, Istanbul: Isis Press, 2008.对维特克的“加齐起源说”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质疑与批判，并通过对14 至16 世纪奥斯曼国家基本史料的系统梳理，提出“最初的奥斯曼国家更可能是一个为了‘占领土地’与获取‘战利品’而联合起来的‘劫掠兄弟会’，而非一个意图在邻近的基督徒中传播伊斯兰教的‘宗教兄弟会’”。⑪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p.46, p.52, p.52, p.69.洛里依据16 世纪史家西奥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有关奥斯曼国家起源的记载提出一个理论假说，认为奥斯曼国家可能起源于一个由伊斯兰教徒和和基督徒二者一起合作构筑的“劫掠联盟”（plundering confederacy），此观点被称为“劫掠同盟假说”。

14 至16 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国家在宗教、种族与文化等层面的融合而表现出多元性。洛里赞同16世纪史学家，威尼斯人西奥多·斯潘多尼斯所记述的关于奥斯曼国家起源的说法：即奥斯曼国家可能由四位边疆领主，即无髯米哈尔、埃乌莱诺斯、图拉汉（Turahan）与奥斯曼共同建立。根据阿舍克帕夏扎德（Asikpasazade）的记述，无髯米哈尔曾与奥斯曼并肩作战，是一位基督徒，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促成布尔萨城在1326 年4 月向奥斯曼人投降。①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p.57, p.64, p.139, p.92.洛里认为，埃乌莱诺斯也不是一个穆斯林，很有可能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说至少出身自基督徒家庭。1417 年耶尼杰·瓦尔达尔铭文（Yenice Vardar）记载，埃乌莱诺斯是一名哈吉（完成麦加朝觐者），他的的父亲名叫以撒（Isa），这位以撒有可能就是法兰克的以撒（耶稣）（Isa the Frank），是一名阿拉贡（Aragonese）或加泰罗尼亚（Catalan）雇佣兵，曾在比提尼亚为安纳托利亚的卡雷西（Karesi）埃米尔国服务，②卡雷西（Karasi）：13、14 世纪安纳托利亚国家，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南岸，于1345—1346 年被奥尔汗兼并，参见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7, 9.之后加入奥斯曼人。由此，洛里主张奥斯曼国家有可能是由穆斯林与基督徒领袖共同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战利品和奴隶。同时，洛里列举了更多证据佐证他的假说。他发现无髯米哈尔与埃乌莱诺斯的家族在奥斯曼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埃乌莱诺斯的头衔是“加齐们与穆吉哈丁的马利克”（malik al-ghuzat wa’l-mujahidin），③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p.57, p.64, p.139, p.92.无髯米哈尔之子阿里的头衔也同样如此。在奥斯曼早期历史中，使用“马利克”头衔的情况十分罕见，④马利克即阿拉伯语 ，意为国王、君主，参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编：《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79 页。其几乎仅被奥斯曼君主加以使用。而15 世纪及之后的一些资料显示，以上提及的无髯米哈尔，埃乌莱诺斯等“建国者”的家族在奥斯曼国家享有特殊待遇，⑤例如，这些家族享有拥有世袭蒂玛尔的权利，参见Irène Beldiceanu-Steinherr, “En Marge D’un Acte Concernant le Pengyek et Les Aqingi,”in Revue des études Islamiques 37 (1956): 30，转引自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141.奥斯曼统治者习惯于派遣自己的儿子到各省担任省督，但几乎仅限于安纳托利亚地区，而巴尔干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些“建国者”家族进行统治。⑥A. D. Alderson, The Structure of the Ottoman Dynas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9, p.91.尽管这些家族享有很高的地位，但奥斯曼统治者从未将自己的公主嫁与这些家族成员，而在14、15 世纪，奥斯曼统治者经常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统治者，以结成政治联盟。⑦A. D. Alderson, The Structure of the Ottoman Dynas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9, p.91.

希思·沃德·洛里的“劫掠同盟假说”是20 世纪以来对于奥斯曼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其意义在于，洛里借助详实的史料否定了维特克的有关主张，认为“加齐”并不是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纽带组织在一起，类似于欧洲骑士团的独特团体。他证明在14 世纪初的奥斯曼国家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宗教区分或迫害，基督徒也可以在奥斯曼国家中谋求官职，参与或指挥作战。可以说，在奥斯曼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宗教因素并未发挥决定性作用。

洛里也否定了奥斯曼人起源于一个纯粹的土耳其人游牧部落的说法，认为“如果在十四世纪上半叶，大批穆斯林游牧部落的战斗人员迁入奥斯曼人控制的比提尼亚（Bithynia）地区，⑧拜占庭省区名，包括今天土耳其的布尔萨、伊兹尼克等城市，奥斯曼人在此地区建国。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远不同于当前状态的国家”。⑨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p.57, p.64, p.139, p.92.他也否定了维特克有关比提尼亚地理位置的说法，不认为这一地区吸引了来自小亚细亚各地人员的涌入，主张“15 世纪，在巴尔干发生的情况并不符合理论（即‘加齐起源说’）对于比提尼亚地区的假设，认为在之前的世纪，奥斯曼比提尼亚的地理位置吸引了来自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公国及其它穆斯林土地的稳定人潮（既有新来的游牧民也有加齐与行政官）。假设事实如此，那么在之后的世纪，巴尔干地区就不需要如此多的基督徒（参与行政管理）”。⑩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p.57, p.64, p.139, p.92.

洛里通过详尽可信的史料证明，奥斯曼国家自形成之初便具有浓厚的城市化伊斯兰教色彩，奥斯曼的统治者熟悉阿拉伯语与波斯语，采用埃米尔、加齐、穆吉哈丁等伊斯兰风格头衔，甚至穆拉德一世（1360—1389）称自己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王中之王”（ ）。①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p.86, p.73.而奥尔汗的1360 年捐赠章程（vakfiye）则表明奴隶行政官（书吏）、②即瓦克夫（vakıf）捐赠文件，参见Selcuk Aksin Somel,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Ottoman Empire,Lanham and Oxford:The Scarecrow Press,2003,p.227.阉人的存在，证明在14 世纪初，奥斯曼人已具有完备的行政体系。可以说在布尔萨被占领之前，奥斯曼国家已被“浓厚城市化伊斯兰传统”所浸染。③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p.86, p.73.因此，奥斯曼早期国家并不是纯粹的战士团体，“加齐起源说”在此方面的论述与史实不符。

三、林德纳“部落-国家理论”的推演

洛里的“劫掠同盟假说”几乎完全依据史料证据加以阐释，基本没有引入宏观理论作为构建话语体系的依据。而与洛里相反，林德纳以人类学部落理论为出发点，探讨这一问题。20 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学术界对中东部落史的研究日益深入，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被逐渐引入中东历史研究领域之中。④参见韩志斌、闫伟：《20 世纪西方学术界关于中东部落社会研究述评》，《中东问题研究》2016 年第1 期。在奥斯曼国家兴起问题方面，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鲁迪·保罗·林德纳便试图通过文化人类学部落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解释奥斯曼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林德纳的研究亦从这种人类学领域的创新理论开始。

部落（或游牧民）起源说是奥斯曼早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⑤西方学术界对于“部落”的概念并未形成一致观点，参见莫·戈得利埃著，沈静芳译：《部落的概念》，《民族译丛》，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4 期。并且在历史学与人类学领域长期流行。⑥相关作品包括：Mehmed Fuad Köprülü,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G. Leiser, trans. and 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Rudi Paul Lindner, Explorations in Ottoman Prehistory,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2007；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Ⅰ: Empire of the Gazi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280—180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等。林德纳主张奥斯曼早期国家的游牧部落起源说，但他认为这一部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的血缘部落。⑦早期社会学、人类学家主要从亲属关系的角度研究部落组织，参见莫·戈得利埃著，沈静芳译：《部落的概念》，《民族译丛》，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4 期，第31—33 页。关于林德纳的部落人类学思想可参见鲁迪·保罗·林德纳著，尹波涛、郭洁译：《游牧部落曾经是什么？》，《西北民族论丛》，2015 年01 期。

林德纳提出，维特克等学者对“部落”这一社会组织的认识存在误解，他们仅仅将部落视为一种父系继嗣组织，认为其成员间具有血缘纽带，然而现代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以上定义并不适用于真正的游牧部落。而林德纳认为实际上“部落是一个其成员共享利益的政治组织”。⑧Rudi Paul Lindner,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 p.9.

由此林德纳主张，之所以难以在历史中找到奥斯曼人的真实谱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游牧部落组织常常虚构自身的族谱。因此，“维特克证明奥斯曼并非一个具有血缘联系的氏族，他发现在奥斯曼谱系中存在种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实际上反而证明他们的社会组织是部落”。⑨Rudi Paul Lindner,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 p.9.同时，林德纳认为在奥斯曼人中，拜占庭基督徒、定居农民的出现恰恰反映出奥斯曼人是一个开放的集团，而这与“部落”组织的特点相吻合。

林德纳进一步引用人类学家对东非努尔人、俾路支斯坦马里人、伊朗巴瑟利人的研究成果，解释奥斯曼人的“部落”，认为部落成员的身份允许具有不同背景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并和平地执行他们各自事务，而在比提尼亚，一些拜占庭人发现这是一条可供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康庄大道。综上所述，林德纳认为奥斯曼人的情况符合现代人类学对“部落”组织的定义，奥斯曼人是一个开放的，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游牧部落。

作为部落首领的奥斯曼为其部落民提供了有效保护，开辟了新的牧场与狩猎地，拓展了生存空间。奥斯曼吸引新的部落民、非游牧民与非土耳其人(non-Turkish)加入奥斯曼集团，例如无髯米哈尔。

随着非土耳其人及非游牧者的加入，以及所占领土不断扩大，奥斯曼集团开始从一个纯粹的游牧部落转型为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林德纳认为这种变化主要源于经济、军事、政治三个方面。首先，奥斯曼所占土地本身适宜农耕，且农业产出可供给更多人口生存；其次，比提尼亚平原地区多拜占庭堡垒、城市，攻城作战需要更多步兵，而非部落骑兵；最后，对于农民、市场、宗教机构及城市的管理促成奥斯曼官僚机构的产生。①参见Rudi Paul Lindner,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9—p.36, p.7.而伴随部落向国家的转型，奥斯曼统治阶层与其游牧追随者逐渐脱离，同时，游牧民对奥斯曼统治者感到不满，他们与奥斯曼国家的关系日渐疏远，最终成为后者敌视的对象。此外，在14 世纪20—30 年代，统治安纳托利亚的蒙古政权陷入内乱，②作者指伊尔汗国在小亚细亚统治的崩溃，参见Claude Cahen, The Formation of Turkey-The Seljukid Sultanate of Rūm: Eleventh to Fourteenth Century, tr. and ed., P. M. Holt, London: Longman, 2001, pp.227—233.具有正统伊斯兰教知识的城市学者逃亡边疆，新兴的奥斯曼集团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这些学者也推动了奥斯曼游牧部落向城市化伊斯兰教国家的转型。而林德纳认为，之所以后世奥斯曼史家在追述其国家早期历史时偏重于描述“圣战”题材，主要源于相关学者的宗教观念，并且他们对于游牧部落知之甚少，甚至存在偏见。③参 见Rudi Paul Lindner,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9—p.36, p.7.

林德纳也注意到了存在于早期奥斯曼国家中的宗教、种族、文化融合倾向，并以此再度否定了奥斯曼国家的“加齐（圣战）”起源说。同时，林德纳全面审视了从13 世纪初至14 世纪安纳托利亚的整体历史，既关注了拜占庭帝国的衰落，也考察了蒙古人入侵对小亚细亚的影响。林德纳将20 世纪文化人类学领域对于部落社会研究的理论成果引入奥斯曼早期历史研究领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可供思考的方向。

四、奥斯曼早期国家两种理论范式评析

洛里提出的“劫掠同盟假说”与林德纳的文化人类学“部落-国家理论”解释模式反映了奥斯曼早期国家形成的某一维度，但两种模式皆存在缺陷。洛里的“劫掠同盟”理论存在难以自洽之处。正如洛里自己所说“很难解释一个国家，从其建国开始便明显展现出浓厚的伊斯兰官僚色彩，但在穆斯林统治精英与基督徒追随者间却没有显著区别”。④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p.136, p.10.

在一定程度上，“劫掠联盟”假说存在的矛盾或许要归因于洛里考察对象的局限性。他对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西部进行了充分考察，但忽视了对安纳托利亚内陆的探讨，尽管如洛里所说，早期奥斯曼集团的扩张皆在比提尼亚平原及巴尔干地区进行，但是奥斯曼集团所处的区域并不封闭、偏远，其必然受到小亚细亚内地的影响。洛里对于小亚细亚内地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劫掠同盟”理论无法全面解释奥斯曼国家在13 世纪末14 世纪初兴起的全景。

反之，林德纳借用人类学部落理论，证明奥斯曼国家起源于游牧部落组织，对此，希思·洛里对林德纳是这样评价的，“他采用了大量人类学词汇，但在奥斯曼历史研究领域，现有史料难以支持（他的理论）”。⑤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p.136, p.10.此外，林德纳主要采用了16 世纪及之后的材料，其中大多是当时史家对小亚细亚中部及南部托鲁斯山等地区游牧民的描述。⑥参见Benjamin Braude,“Reviewed Work: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by Rudi Paul Lindner”, Speculum, vol.62, no.3, 1987, p.701.

不仅在历史学领域，林德纳的相关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也没有获得普遍认可。例如，人类学家理查德·塔珀（Richard Tapper）肯定了林德纳对关于游牧生活、畜牧经济和部落主义的界定，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他并没有指明部落团体与酋邦、派系以及社团的区别；二是林德纳高估了共同利益对部落凝聚力的作用，并且低估了血缘、道德与部落信任及偏好的紧密联系。理查德·塔珀认为，匈奴人和奥斯曼人的部落特性实际上仍然发端并且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基础之上，即使血缘意识形态并未在这些部落的世代相袭中完全得到普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林德纳专著的另一个主题是对奥斯曼游牧社会的分析，为此他在选择性分析现代民族志研究样本，尤其是巴特（Barth）对伊朗境内巴瑟利人以及比特斯（Bates）对土耳其南部于吕克人（Yürük）研究样本的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模型。但令人遗憾的是，除对复杂问题的大量误读、误解外，他所总结的游牧社会之基本经济、社会和政治特征实际上具有高度偶然性。⑦参见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59—60.

此外，20 世纪中叶以来，针对中东地区进行考察的文化人类学领域大致出现了四种部落形成国家理论，即以让- 皮埃尔·迪加尔（Jean-Pierre Digard）、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部落理论，以E. E.埃文斯-普理查德、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等为代表的裂变制-世系群（segmentary lineage）部落理论，①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André Gellner）（1925—1995）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他对摩洛哥等中东地区的部落社会进行过长期研究，代表性成果：Ernest Gellner, 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Ernest Gellner, Muslim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Ernest Gellner, Saints of the Atla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以G. R.加思韦特（G. R. Garthwaite）、洛伊丝·贝克（Lois Beck）等为代表的部落联盟与国家中央集权化部落理论，以及以弗雷德里克·巴特为代表的生成性理论。②Steven C. Caton,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of Trib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deology and Semiotics of Power”,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这四种部落理论是通过对某一地区特定人群进行长期田野考察后得出的，创作出民族志作品，并从中提炼出对于该社会组织的观点。有些观点或许存在普遍适用性，但需要针对具体环境、历史情况加以分析，并不一定适用于各地区人类群体的社会活动。

可以说，科学人类学理论并非一种可以包罗万象的固定原理或公式。总体来说，林德纳的相关论述是以理论倒推历史情况，因此很难得出可信的结论。并且，现实存在的社会组织或详实的史料是构建科学人类学理论的基础，而当前缺乏有关13 世纪奥斯曼人的可信资料。因此，尽管奥斯曼人可能在谱系想象以及群体构成的开放性、随意性方面符合现代人类学家对于部落的定义，③例如，埃文斯-普理查德发现个体努尔人可以轻易加入其它裂变支，而努尔人部落中甚至存在大量丁卡人后裔。但仅凭这一特性便将奥斯曼人直接认定为部落恐怕难以成立。因此，林德纳的相关研究似乎在特性与共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上有所漏洞。

而在部落向国家转变方面，伊朗、④伊朗恺加（Qajar）王朝的建立被认为提供了有关这一进程的实例，参见Steven C. Caton,“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of Trib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deology and Semiotics of Power”,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100.北非、⑤Ernest Gellner,“Trib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 E. Evans-Pritchard, The Sanusi of Cyrena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9.中国北方等地区提供了一些相关实例，⑥主要指中国北方草原游牧人群建立政权的过程。但皆与林德纳对于奥斯曼部落-国家转型的解释存在较大出入。在北非，盖尔纳发现如果不依靠宗教（清教主义），很难对部落民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⑦Ernest Gellner,“Trib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119，在该文中，盖尔纳提到存在马穆鲁克模式部落国家，但15 世纪至16 世纪初的奥斯曼亲兵（耶尼切里军团）并不符合其对于马穆鲁克体系特点的解释：教育、隔离、与财产隔绝、断绝亲属关系。而林德纳主张奥斯曼人并未依靠宗教思想进行社会动员。伊朗的情况则是部落联盟首领本身被纳入到国家统治结构之中，因此其可能动员部落民或其它资源夺取国家政权，⑧Steven C. Caton,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of Trib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deology and Semiotics of Power”,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101—102.这同样与奥斯曼的情况不同。或许，中国北方部落民建立国家的方式最符合林德纳的设想，然而，以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研究契丹部落向国家转型的例子来看，通过选举产生的部落首领往往与其潜在竞争者通过血腥杀戮的方式——“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才能获取稳固的世系王位。⑨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7 月第1 版，第216 页。在相关文献记载中几乎看不到奥斯曼在获取领导权的过程中与他人发生过激烈斗争。⑩或许奥斯曼的叔叔敦达尔（Dündar）曾与他竞争首领一职，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参见Rudi Paul Lindner,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3.因此，综上所述，在有关部落形成国家的人类学理论方面，林德纳的解释同样并不可靠。

可以说，林德纳的有关主张难以推进学界对于奥斯曼早期国家形成原因的探讨，然而，反映在其著作中的问题并非一种简单的逻辑漏洞，可以说，林德纳以“文化人类学理论”推导奥斯曼历史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近代以来借助“科学手段”解释历史方式的延续，①“自启蒙时代以来，科学逐渐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各人文社会学科也争先恐后地宣布自身是‘科学的’”。参见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8 月，第272 页。但存在某一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现实情况的客观问题。

余 论

自1916年，美国人赫伯特·吉本斯（Herbert Adams Gibbons）出版《奥斯曼帝国的创立：奥斯曼人兴起至巴耶济德一世之死，1300—1403》一书以来，②Herbert Adams Gibbon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Osmanlis Up to the Death of Bayezid Ⅰ, 1300—1403,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8.西方学术界对于奥斯曼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已历时百年。在此期间，大致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专门探讨奥斯曼国家起源问题，并对此问题进行完整解释的理论体系：即“加齐起源说”“劫掠同盟假说”与“部落-国家理论”。在奥斯曼国家形成自何种群体的问题上三种理论提法各异，但皆主张奥斯曼人具有融合特征。奥斯曼人并非一个纯粹的土耳其人群体。

东西方都在进行对于奥斯曼人身份、历史的想象与构建，学术界对于奥斯曼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一些作品也在推动这种历史想象的进行。因此需要基于这些历史现实，以更加合理的解释模式探究奥斯曼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而避免陷入某些仅以批判为目的，“虽然在表面上拒斥了意识形态，但本身往往亦难逃某种意识形态的窠臼”的“新史学”模式。③昝涛：《意识形态与历史学——浅析土耳其现代史研究的几种范式》，《北大史学》2007 年第1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07页。上文对摒弃理论所造成的缺陷（即洛里的“劫掠同盟假说”）已做出了评析，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何种理论是可以适用于奥斯曼早期国家历史研究问题的科学理论。

尽管在奥斯曼国家兴起问题的历史性研究方面，尚未产生被学术界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加齐起源说”“劫掠同盟假说”与部落人类学理论至少反映了奥斯曼国家形成的某一维度，依据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与通常认为的不同，基督徒与比提尼亚当地居民对奥斯曼国家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二，在其形成之初，奥斯曼国家便具有较为完备的城市化伊斯兰行政体系，④参见Ariel Salzmann,“Review: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Speculum, Vol. 81, No. 2, 2006, p.558.奥斯曼国家的建立并非一次“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事实上，奥斯曼早期国家形成问题可以归为文明交往领域的一个典型个案，这一国家很大程度上形成自“伊斯兰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间的交往互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