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防灾科技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 101601)

以往人们多了解诗话、诗选等诗学著作，却容易忽视古代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诗学之书——诗法著述。这里所说的诗法著述，是以汇聚总结诗歌写作技巧为主体内容，以罗列诗法名目与技巧条目为主要形式的诗学专书。这种著述形式从唐代发轫，经历了宋元明清的繁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据笔者考察约有一百五十余种。诗法著作在五代时期颇为兴盛，但学界目前对这一时期诗法著述的总体特征研究不足，本论文则致力于探讨这一问题。

一、书多残佚且撰述时间难以判断

五代时间短暂且战乱不断，但诗法著述的数量却很可观。据笔者统计，五代诗法著述存世的有五种：徐夤《雅道机要》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王玄《诗中旨格》一卷、王梦简《诗格要律》一卷和僧神彧《诗格》一卷。佚书有七种：倪宥《金体律诗例》一卷、徐蜕《诗律文格》一卷、佚名《骚雅式》一卷、佚名《吟体类例》一卷、佚名《诗林句范》五卷、佚名《杜氏十二律诗格》一卷和徐三极《律诗洪范》一卷。而唐代存世的诗法著述有二十三种，佚书十二种。宋代存世的诗法著述有十八种，佚书三种。对比可以发现，五代时期是存世之书数量少于亡佚之书的特殊时期。

五代这一时期的诗法著述，都是靠南宋陈应行《吟窗杂录》的收录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即便是存世的诗法之书，其保存下来的内容也十分短小。《雅道机要》今其内容包括“卷前总目”“明物象”“明门户差别”“明联句深浅”“明势含升降”“明体裁变通”“明意包内外”“叙体格”“叙句度”“叙搜觅意”“叙磨炼”“叙血脉”“叙通变”“叙分别”“叙明断”十五条，这已经算得上是内容“丰富”了。《风骚要式》今其内容只包括“君臣门”“物象门”“兴题门”“创意门”“琢磨门”五部分。《诗中旨格》只保留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以具体诗例来说明诗之美刺讽喻之术，下半部分为“拟皎然十九字体”。《诗格要律》其内容先言六义，然后有“凡二十六门”短小的篇章。神彧《诗格》今保留下来的内容为“论破题”“论颔联”“论诗腹”“论诗尾”“论诗病”“论诗有所得字”“论诗势”“论诗道”，共八则。以上就是五代诗法著述全部的“吉光片羽”了。

即便是保留了作者的诗法之书，也很难断定其书究竟是晚唐还是五代，或者是宋初时所做，因为这些作者的生平事迹一般比较模糊。

例如《雅道机要》的作者徐夤，他的生卒年就不详。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四，徐夤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登进士第，后来在五代时也有活动，例如依闽王王审知，为掌书记。后唐庄宗即位后，以其曾指斥先帝，欲杀之，徐夤归隐于寿溪。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雅道机要》的创作年份是很难判定的，现在只能以为此书大约为徐夤晚年时的作品，所以系于五代时期。《诗中旨格》的作者王玄，也是生卒年及生平不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仅记录王玄为“正字”。正字乃官名，北齐始置，在秘书省与校书郎同主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则王玄可能曾官秘书省，究竟是唐朝的秘书省，还是五代十国某一割据政权的秘书省呢？这就不得而知了。罗根泽考其为五代时人，宋初或犹在世。张伯伟考其生年当在五代末，其书产生年代已经在北宋之初。因为诸家言之不同，只能暂将《诗中旨格》放在五代讨论。《诗格要律》的作者王梦简，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陈振孙记录其为“进士王梦简”，则此人当登第。该书所引诗人多为晚唐五代人，疑王梦简亦为五代至宋初人。但《诗格要律》创作于唐代还是五代呢？这就很难考证了。再例如《风骚要式》的作者徐衍，生卒年及生平活动俱不详。那么《风骚要式》具体成书于五代还是宋初？只能存疑了。同样，《诗格》的作者僧神彧，也是生平事迹不详。《宋史·艺文志》将其书放置于李洞《贾岛诗句图》之后，而《诗格》引诗亦多为晚唐之作，又引贾岛诗而称“古人”，可推知其人当在五代，或生活至宋初之时。如此以来，《诗格》的具体创作年份也只能是一个问号。

再者，五代诗法著述佚名的情况较多，例如《骚雅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十二律诗格》一卷等，都作者未知。在书籍已佚且作者失其名的情况下，这些书的成书时代也多难以判断。

另外，对于那些佚书来说，判断成书时代更是难上加难。如《金体律诗例》的作者倪宥、《诗律文格》的作者徐蜕、《律诗洪范》的作者徐三极、《风骚格》的作者阎东叟等，都是其人不详，事迹亦不详，或为晚唐五代时人。因为《金体律诗例》《诗律文格》《律诗洪范》《风骚格》这些书都是佚书，又不能根据书中的内容来判断成书的年代，所以只能根据《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等书目著录的位置，姑且将这些书系于五代时期。

二、继承唐代余绪中也有创新

五代的诗法著述依然沿袭唐代的题名习惯，多被命名为“某某格”“某某式”。

例如命名为“格”的有《诗格》《诗中旨格》《诗格要律》《诗律文格》《杜氏十二律诗格》《风骚格》。命名为“式”的，有《风骚要式》《骚雅式》。出现的一个新变是五代时出现了“某某范”这种新式题名，如《诗林句范》《律诗洪范》。《尔雅》卷上：“范，法也。”[1]3《孟子·滕文公下》：“吾为之范我驰驱。”注云：“法也。”[2]160所以“洪范”即是大法之意，所谓诗范和诗格、诗式一样，还是诗法的意思。

五代的诗法著述多继承晚唐诗法著述中的著述内容，例如徐夤《雅道机要》中多条继承贾岛、齐己之说，“明门户差别”二十门，盖出于《风骚旨格》“诗有四十门”，从名目到诗例都没有变化。此外，“明联句深浅”二十种句，大体同于《风骚旨格》“诗有二十式”。“明势含升降”所列八势及“明体裁变通”所列十体，亦与齐己《风骚旨格》“诗有十势”“诗有十体”相近。这其中“洪河侧掌势”“丹凤衔珠势”“猛虎跳涧势”“龙凤交吟势”“猛虎踞林势”从名字到诗例，二书都是相同的。但《雅道机要》多了两个以自然风景作为中心词的“势”——“云雾绕山势”“孤峰直起势”，这也可以看做是《雅道机要》的一点创新。

再者，《雅道机要》对中唐以来诗法著述中的“物象”之说，又有新的技巧阐释。徐夤已经不像晚唐贾岛《二南密旨》、虚中《流类手鉴》那样，简单地罗列物象的内外意，而是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在具体写作中如何有效地写作外意与内意。而且，《雅道机要》中又有“叙搜觅意”“叙通变”条，再从理论角度探讨了诗歌设意求意的重要性与操作性。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他第一次用鲜明、完整的理论方式规定了吟咏物象应当以‘意’为宗，并且用自己大量的、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咏物实践，证明和发展了‘求意’的可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雅道机要》具有明确的理论意义和清醒的实践品格。”[3]

徐衍《风骚要式》开篇“以是而论，不可妄授”[4]451云云，这种将诗法的揭示注入一定的天机奥秘特征，是初唐元競《诗髓脑》以来诗法之书写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风骚要式》中具体的论述又受晚唐《二南密旨》《流类手鉴》的影响颇多。王玄《诗中旨格》的下半部分为“拟皎然十九字体”，是抄录了《诗式》中这十九个字和它们的阐释，再加上了诗例。对比两者可以发现，除了“志”“气”“思”“诫”等少数几个字的解释有差异外，《诗中旨格》基本全盘复制了皎然的《诗式》，发挥之处也就是每一字后面添加了诗例而已。

王梦简《诗格要律》“凡二十六门”，其中五门与齐己《风骚旨格》四十门中所列相同，即君臣门(《风骚旨格》作皇道门)、礼义门(《风骚旨格》作理义门)、嗟叹门、终始门(《风骚旨格》作始终门)、是非门、鬼怪门，但其中几个所举的诗例又不同。其余二十门均为自创。《诗格要律》这二十六门的最大特色是将门类与六义结合在一起，这算是王梦简的一个创新。

僧神彧《诗格》中八种“论某某”的小标题和晚唐题名贾岛的《二南密旨》中的小标题极其相似。“论诗势”部分，共分十势，如“芙蓉映水势”“龙潜巨浸势”“龙行虎步势”等，延续的是齐己《风骚旨格》中的“诗有十势”的演说方式，但内容又不尽相同。其中“龙潜巨浸势”“狮子反掷势”在二书中名字相同，但诗例不同。神彧《诗格》中又有“风动势”“离合势”这种三个字的势名，这算得上是一个新创造。

如此看来，五代的诗法著述虽然篇幅短小，内容和晚唐的诗法著述多有重复，但是也不能完全抹杀其价值。

三、喜谈美刺与诗教

在诗法著述中谈论美刺与诗教，从晚唐题名贾岛的《二南密旨》、僧虚中的《流类手鉴》中就开始了。到了五代时期，在特殊的诗学环境中，美刺政教与诗道变成了诗法著述的主体内容。罗根泽曾指出初盛唐和晚唐五代诗格著述中谈论的内容不同：“前者所言，偏于粗浅的对偶，后者则进于精细的格律与微妙的比兴。”[5]485这里所谓“微妙的比兴”就是指喜谈美刺与诗教。

如徐夤《风骚要式》开篇云：“夫诗之要道，是上圣古人之枢机。故可以颂，可以讽。‘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今之辞人，往往自讽自刺而不能觉。”[4]451王玄《诗中旨格》其书开篇亦云：“予平生于二南之道，劳其形，酷其思，粗著于篇，虽无遗格之才，颇见坠骚之志。且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时明则咏，时暗则刺之。今具诗格于后。”[4]456随后的内容便是以具体诗例来说明诗的美刺讽喻之术，《诗中旨格》中这种解说的总数达到八十多条，例如：

贯休《吊边将》：“如何忠为主，志竟不封侯。”此刺君子不得时也。

周朴《秋深》：“关河空远道，乡国自鸣砧。”此言时之将静，王道无间阻也。

贯休《送边将》：“但看千骑去，知有几人归。”此刺时乱主暗也。

李洞《过荆山》：“无人分玉石，有路即荆榛。”此刺伤时之感也。

……[4]457

王梦简《诗格要律》中先言六义，然后有“凡二十六门”，而且这二十六门的最大特色是将门类与六义结合在一起，例如：

高大门

诗曰：“华岳山峰小，黄河一带长。”右祖咏句，合赋。又诗：“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右李洞句，合颂。又诗：“晴望东溟小，夜观南斗长。”右康道句，合赋。

君臣门

诗曰：“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右王昌龄句，合赋。又诗：“鸳鸯分品秩，龙衮耀簪裙。”右郄殷象句，合比。

忠孝门

诗曰：“父子同时健，君臣尽阵看。”右贾岛句，合赋。又诗：“家肥生孝子，国霸有谋臣。”右黄损句，合讽。[4]457

这就是开篇六义中的“以上六义，合于诸门，即尽其理也”[4]474。王梦简在归纳诗歌体裁或意义之外，又进一步寻找诗句的美讽意味，鲜明地体现出五代的诗学特色。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认为五代时期诗法著述繁荣的原因乃是“由于时代丧乱，朝野上下的文人都走到消极玩味的逃避现实的文艺路上”[5]485，实际上，根据撰著实际来看，五代诗法著作更多的是关心诗教、美刺社会的有为之作。而实际上，晚唐以来，要求诗歌关注现实、讽谕现实的诗学理论逐日兴盛。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黄滔、吴融、牛希济等人的诗论，都是标榜《诗大序》以来儒家诗教的美刺讽谕精神。[6]101在这样的大风气之下，作为诗学论著中的一种——诗法著述，自然也不能免俗。在五代时期，地方割据势力之间干戈蜂起，导致生灵涂炭、礼崩乐坏，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衰世的泥沼之中。有识之士往往寄希望于诗歌能够干预现实、美刺世道，所以不遗余力地指导学诗者用风、雅、颂、赋、比、兴的手法去创作诗歌，用种种物象来指示君臣治乱，隐喻政治环境，以便摆脱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实现对明君盛世的深切期盼，这也正是五代时期的诗法著述喜欢书写六诗、六义，讨论美刺与诗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