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国 桥

(岭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鲁迅虽不好作长篇小说，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呐喊》等，却是几乎每篇“无一句废句，无一个闲字”[1]83，高度简洁，信息量大，意味隽永。鲁迅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是他将批判的锐利刀锋，指向自身[2]300。批判他者，不在话下。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鲁迅高举他手中的文学之镜，对准中国反封建革命的火热现实，把批判的锋芒引向了传统。有学者对此反思后指出，“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而鲁迅批判传统的说辞，万不能被抽象对待[3]31，33。学者的反思提醒我们留意，只要我们学会思考，原有关于鲁迅批判对象的厘定，决非铁板一块。我们如果从《呐喊》来看，鲁迅所批判的对象，就不仅限于传统，其范围已超出了传统。鲁迅的批判带有全息性，当前、传统和童年等世界，都是他批判的对象。批判一切，容易给人产生虚无主义的印象。但鲁迅在“荒原”中的严厉批判，却指出了一条长期被遮蔽的精神归途。

一、当前世界：不断衰败的征途

可以这样说，《呐喊》所开启的“当前世界”，正走向不断衰败的征途。社会败象迭生，较为集中的体现是，在世行走的各种人物，陷入了交流的危机。人与人之间，虽一山一水不隔，却如隔万水千山。每个人为孤独所恣意包围，都深味着被他人刻意排斥的冰冷，因而每个人的社会融入，均甚感吃力。文化污垢的层层累积，堵塞了人际交往的正常通道，致使将心比心的温馨交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抗争的力量将难以凝聚，因此一个交流困难的社会，必将是危机四伏。人的危机就是交流的危机，社会的危机也同样如此。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活跃”于《呐喊》世界中的“社会”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早已经破碎，甚至是断裂。因而每个人虽都是“此在”[4]274，痛苦地存在着，但却不能“共在”，而多是“异在”，是在异己中存在。概而言之，破碎甚至断裂的异己关系，主要体现在革命者与民众、读书人与民众、民众与民众、读书人与读书人等四种关系当中。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社会效果如何评价，是迫切需要反思的现实问题。我们穿越《呐喊》的镜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革命者与民众者之间的彼此孤绝。社会在急剧变动，读书人如何抉择，现实中同样难以绕开。《呐喊》中的读书人与民众，相互隔离。诚然前两种情形，相互的疏远有阶层固化的嫌疑。不过《呐喊》中民众与民众、读书人与读书人之间，阶层相同，但他们之间交流的通道，并未畅通。前者置身于冷漠，后者则你我相轻。每个人都树立起心灵的警察，心扉不再愿意向他人敞开。“现实社会”似闻一多所说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辛亥革命是近现代中国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对“革命”的成败反思与评估，自它爆发以来就没有停歇过。鲁迅作为“想走异路”[2]437的热血人士，是以小说书写的形象方式，加入到反思的队伍中。从《呐喊》的实际情况来看，以流血为惨痛代价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革命失败的重要表现是它只触及社会的物质外壳，而深层的观念性变革，则没有从根本上触碰。民众还很愚昧无知，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结核病，他们压根也不了解革命，以为革命就是想要什么就是什么，以为革命就只是改穿长衫为洋装，革命只是剪掉外在的辫子而已。内心的辫子如果不剪掉，剪掉再多的外在辫子，也无济于事。革命者“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439。《呐喊》中革命者“启蒙”道义的不担当，镜像式地转向了“应该”的现实诉求。鲁迅指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的“革命话语”，是以精神“启蒙”(改变精神)的面貌出现。再后来的情形是，“救亡压倒启蒙”[5]21，甚至有人提醒说要“告别革命”。

《呐喊》意义上的革命者，有读书人的身份，尽管有时显得特殊。于是革命者与民众交流的困难，便转为读书人与民众的孤绝。容易见出的是，读书人作为“存在”，其内涵所指相对繁复。《呐喊》中“从乡下跑到京城”，与“一位前辈先生N先生”“闲天”，结交了“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以及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又要急着离开，等等有诸如此类行为的“我”，是已经睁开眼睛来看世界的读书人。他们已用新思想武装头脑，但对现实的介入变得懦弱，行动显得迟缓，对民众的沉默麻木，无能为力；民众对于他们，多数报以谩骂。而因循传统的读书人，或如举人们赵太爷钱太爷等乡绅的飞黄腾达，或如孔乙己陈士成等穷人的枯寂落寞，前者祸害民众，为民众所害怕；后者远离民众，为民众所嘲笑。害怕与嘲笑，容易导致交流中断。新旧两种读书人，看民众时很远，民众看他们时，也就不近。新旧读书人需接受再教育，因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6]55；松动固化的阶层，使教育普及民众，应能改善彼此的关系。

读书人与民众内部，阶层归属虽然相同，但交流起来仍很艰难。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动急剧，新旧交替更是迅猛，连时代弄潮儿如梁启超，竟担心自己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便是有力的证据。从《呐喊》来看，读书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狼，还不如说狼与狼之间的关系是读书人，新的读书人之间如此，旧的读书人之间更甚。鲁迅属于“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阵营，是“唯新是从”的读书人。《呐喊》中的“我”，及其他展现的世界，虽都不是真实的鲁迅，但无疑是他心灵的外化。鲁迅《呐喊》对传统及国民性的批判，挑明他已与旧读书人的毅然决裂。旧的读书人营垒，勾连起一条异常残酷的食物链。打断了孔乙己们的腿，进而使他们爬着走的，不是如“我”那样的新型读书人，而是来自旧传统的丁举人们。逼得陈士成们走投无路的，是旧的读书人统治着的社会。阿Q无论在哪里，都无立足之地。阿Q瞧不起小D与王胡，还欺负吴妈与尼姑。寡妇单四嫂子的四周，游动着无数双欲望的眼睛。同一阶层交流起来，同样变的困难重重。

鸭吃蝌蚪、鹰衔鸽子、马车压小狗、虎蝇吞苍蝇、猫吃兔子、老兔虐幼仔等，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都只是现实的隐喻，它指明现实中的正常交流，着实不太容易，它往往会陷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的险恶境地。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造物太胡闹”，“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2]580-581“造得太滥，毁得太滥”，是自然的法则，更是社会的法则。认定如此的法则，信任的纽带将被捣毁。“当前世界”如此，它将是长夜漫漫。社会不幸若此，是商业兴起使然，更与传统有关。

二、传统世界：渴望冲破的藩篱

人与人之间出现交流的危机，是当前世界衰败的“症候”。当前世界与传统不离不弃，它出现危机与衰败的迹象，传统的作用不容低估。而鲁迅眼中的传统，是近乎野蛮的世界。原因主要是，“传统世界”中的人际关系，不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亲密表现，而是“我怕人人，人人怕我”的背离体现。人与人之间淤积的传统经验，厚实得密不透风，是它们设置了排斥、猜忌等交流的障碍，人的社会之路布满了荆棘、坎坷。受传统惯性的深刻影响，当前世界中的不同个体，便处于彼此撕裂的泥淖之中。从《呐喊》来看，传统世界是人们渴望冲破的藩篱。

与物质、制度层面相比，观念的变化更显缓慢。传统经革命的猛烈冲击，它的物质、制度面貌容易改变，但想更新它的内在观念，却变得异常艰难。传统观念之所以阴魂不散，是因为它所依附的媒介硬壳还在。传统观念之强大功能，表现在它对人的复制轻而易举，因此在这些人物身上，传统观念容易得到激活。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他们可以通过戏剧活动，来接受传统观念，他们对戏剧的态度，因而就至关重要。戏剧或转化或强化的，是民众的精神。中医与此不同，它重在救治民众的肉身，它同样能透露传统的信息。透过《呐喊》构筑的文学镜像，我们目击到的传统场景，是一片亟待走出荒蛮的丛林，丛林中文化吃人、戏剧厌人，是时常发生的事情。

塑造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任务，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需要遵循人物性格自身的发展逻辑。沈从文对此说道，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汪曾祺领会了沈从文的意思后，作了如此阐发：“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7]223抒情性小说如此，寓言性小说亦然。为完成人物塑造的核心任务，小说家往往会调动各种写作手段，如言语、行动、肖像、环境描写等等。鲁迅为把底层百姓如阿Q与读书人如“狂人”、孔乙己、陈士成等这两类人物写活写深，一样也采用了诸多的创作策略。写活说的是人物的真，他有血肉、有魂魄，如在眼前；写深则是指人物与主题紧密相连，即人物承载着传统的观念，而当中的潜台词是，人物及其观念需及时得到更新。《呐喊》有时显现出来的明显特点，便是主题先行。情况不管怎样，《呐喊》中这两类人物的塑造，确实能体现出“真-深”两重性特点。

以往老式的读书人，直接受传统文化濡染，传统观念对他们的熏陶，更为便捷深刻，因而相比之下，传统的文化观念更容易复活在他们身上。儒家观念已深入到孔乙己的骨髓，他娴熟地操练着传统的话语，满嘴“之乎者也”乐此不疲。时代在飞速地发展变化，新兴的商业原则正在“鲁镇”弥漫开去，固守传统读书人不应有的清高，已使孔乙己难以立足，新社会的巨大车轮，已把他远远地抛在后面。不过值得注意的倒是，将孔乙己双腿打断，使他只能爬着走者，并非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而是横行乡里的举人。孔乙己的身材虽然高大，但下身却形同侏儒。孔乙己虽断了双腿，只能侏儒般地行走，但心智还算正常。而“狂人”之言为心声，他的病中“日记”，则已表明他心智之紊乱。“狂人”乱了心智，患了严重的迫害症，这突出地表现为，在他的臆想中，周围的人与物，全已蜕变为迫害他的力量，他甚至总担心被他人吃掉。“狂人”极度恐惧的体验，有着“历史”的根由：“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2]447血，染红了历史的天空。五伦文化倡导的“仁义道德”，在《呐喊》中已成为杀人于无形的利刃。怕死比死本身更可怕。“狂人”之“狂”，源于怕死本身。五伦文化，是把人逼疯的文化。更有甚者，能把人逼死。与孔乙己好吃懒做不同，更与“狂人”心智的紊乱不同，陈士成则更加发愤图强，他迫切地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他全部的人生价值归依，便是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他的头脑异常清醒。但他的愿望还是落空了，他依然扮演着“陈士败”的角色，因为他参加了十六次科举考试，结果还是名落孙山。陈士成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已无路可逃，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孔乙己双腿断了，狂人心智乱了，陈士成生命没了，传统读书人的遭遇与命运，多是悲剧。

儒学的历史演进，表现为“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双重交织。儒学的“表层”结构，是指它的符号化，重在逻辑演绎。如此符号化、重逻辑的“表层”儒学，相对容易被孔乙己、“狂人”和陈士成等读书人所接受。儒学的“深层”结构，“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势、情感取向”[8]275，它的心理体验性、流动性、下意识性明显，它是“表层”儒学的来源。靠着打短工度日的阿Q，儒学对于他来说，就是“日用而不知”。五伦文化中衍生的“精神胜利法”，是阿Q日常行走赖以遵循的原则。“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辩证法。从好的方面看，它是精神的虚幻满足，心灵创伤的修复，心理平衡的获取。从坏的方面看，它坚持失败的哲学，用心灵的虚假充盈，取代现实的不如意，将它坚持到底，常使人原地不动，寸步不移，毫无作为。有“精神胜利法”作后盾，当阿Q面对苦难，甚至是遭遇杀头，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个人与民族不幸如此，都将会是“万马齐喑”、了无生气。

读书人与老百姓一样，无聊了会看戏，患病了会看病。戏剧特别是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它源远流长，雅俗共赏，老少皆宜。面对京剧等戏剧，《呐喊》的态度与以往不同，不是无聊了会看戏，而是看戏了倍感无聊。与其说年轻时看“社戏”本身令“我”回味，不如说是看“社戏”的过程使“我”神往。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愈发感到戏台的沉闷，觉得它已“不适于生存了”[2]589。与其说是戏台“不适于生存了”，不如说是它承载的传统信息，已变得十分令人烦闷。相对而言，中医承载的传统信息，更加丰富。《呐喊》提醒我们注意，华小栓死于中医的偏方，而哪怕是中医的正方，也还是救不回宝儿的命。华小栓与宝儿的肉身都终结在了本应灿烂的童年。传统世界编织的精神、肉身牢笼，紧得都密不透风。为了不窒息身亡，冲破顽固的传统牢笼，就显得相当迫切。

三、童年世界：备受侵扰的角落

虽然华小栓和阿宝，都已为旧传统思想所害，但《呐喊》的书写还是告诉我们，相比于行将就木、奄奄一息的老人，生命力旺盛、活蹦乱跳的儿童，更容易有勇气和能力撞击传统的束缚，前提是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得变换恰当的治疗方法，即是能及时变“中医”为“西医”。鲁迅在儿童时期，有过“中医”不能救治其父的痛苦经历，这更是增强了他的变换意识[2]437。鲁迅深知在儿童时期的受辱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推己及人。他的《呐喊》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儿童身上，除了与自身的体验有关之外，还与“五四”前后“少年中国”的文化氛围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呐喊》对儿童的叙写，已是高度的自觉，成为经常性的行为。儿童的身影挥之不去，他们以一言一行，拓展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呐喊》构筑的“童年世界”，整体上喜忧参半。喜的是，它充满希望；忧的是，它备受侵扰。欢乐与痛苦相伴，希望与绝望同在。鲁迅既叙述了儿童世界的备受侵扰，这给人带来痛苦与绝望；又描写了他们的率性而为，这给人送去欢乐与希望。

如果说当前与传统世界，充满了确定性的话，那么童年世界则指向了未来，它暗示着种种可能性，因而关注童年世界的状貌，即是展望人自身的未来与可能性。童年世界人人都有，但孩子们的遭遇，则各有各的不同。因而鲁迅《呐喊》的童年叙写，变得精彩纷呈。《呐喊》展示儿童们的不同经历，约而言之有四。其一是因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夭折了的儿童。所谓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指的是依然沿用中医，而延误了病情。其二是因故仍受传统影响甚至毒害的儿童。传统的文化观念，仍在恣意蹂躏儿童洁白如纸的心灵。其三则是嘲笑迂腐守旧的儿童。迂腐守旧与儿童好动的天性格格不入。其四是遵循并释放了自然天性的儿童。儿童有赤子之心，交往无功利，天性尤好玩。鲁迅如此大张旗鼓地书写儿童，是有着他精心的思虑，他的作品“无一废句，无一闲字”，与他经常性的意图考量不无关联。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艺术“是时时有一确定的企图来创造出某物”[9]147，“确定的企图”在艺术创造中不能缺席，艺术如此小说亦然，不过小说“创造出某物”，是语言的符号性存在。穿越《呐喊》的符号性存在，我们才能猜到鲁迅儿童书写的诸多“确定的企图”。

夭折的儿童如华小栓与宝儿即是。“华家”的小孩“华小栓”，身患肺病，咳嗽不断，形体消瘦。罹病原因，是空气混浊，环境肮脏。空气与环境恶劣，是大人的行为所导致，罪责在大人，而不在华小栓。空气与环境如果依然如故，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华小栓”得肺病，呼吸感到困难。“夏家”的孩子“夏瑜”，原想力挽狂澜，优化生态，从根本上治愈“华小栓”的肺病，但他最后英勇就义的血，却被错误地当成“药”来使用，空气与环境未能得到净化，“华小栓”也随之夭折了，“夏瑜”的治疗方法，也就暂时宣告失效。鲁迅想表达的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中医偏方，是挽救不了“华夏”孩子们的命的，泱泱“华夏”的前途真是渺茫难测。偏方如此，正方也然。《明天》中三岁的孩子“宝儿”，不幸患有中医所说的“中焦塞”病，即是消化不良。宝儿的母亲单四嫂子，带着他找到何小仙看病，何小仙给他开了“火克星”的“保婴活命丸”[2]475。但宝儿的命还是没保住，“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孩子的梦”[2]441，她的苦难仍在四处蔓延，《明天》里其实并没有“明天”。中医及其传统，同样害死了宝儿。夭折儿童的冤魂，在向传统做无情的控诉。

受毒的儿童如小D与妹子就是。小D是《阿Q正传》中“小Don”的简称。小D与阿Q相比较，异点与同点都有。与阿Q不同的地方是，小D还比较小，因为O的一半便是D，说明他还没长圆整。如果传统未能得到更新，D如果在慢慢长大，旋转后便会变成O，就是说小D长大后，就成为与阿Q一样，脑后同样会有小辫子摆动，鲁迅因此交代说，小D其实是小同。根据小说文本，小D尽管还小，但他的外貌、言语、动作与职业，都已与阿Q有惊人的相似。由于他们都靠打短工谋生，因此他们为抢夺食物，彼此的矛盾也最为激烈。鲁迅含着泪写阿Q，当他面对小D时，理应也更加如此，毕竟小D还更小。根据《狂人日记》，“狂人”的“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但五岁的“妹子被大哥吃掉，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而且“我四五岁时”，已知晓“爷娘生病”时，最好的孝敬办法，是割肉煮熟后给他们吃[2]454。“狂人”幼小的心灵，已植下恐惧的种子，童年的天空本应阳光灿烂，但它却布满了阴霾。五伦文化表面充满温情，暗地里却藏着杀机。面对受毒的孩子，鲁迅报以深刻的同情。

夭折与受毒的儿童，容易带给人绝望与痛苦。不过，恰是在绝望与痛苦的最深处，“救救孩子”的呐喊声，如雷鸣般，隐隐传来。与此不同的情形是，受扰的儿童与率性的儿童，是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能直接给人带来欢乐的讯息，他们或许才是希望之所在。孔乙己好为人师，当他想教会咸亨酒店的伙计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时，虽然该伙计不乏“做掌柜”的野心，但他面对孔乙己已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最后是“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这足以表明，孔乙己所传承的传统文化，已不再引起酒店伙计的兴趣，但构成骚扰倒也是事实。而“邻舍孩子”们，围着孔乙己犹如围观怪物一样，当无利可图时，他们同样远离了孔乙己[2]460。酒店的伙计与“邻舍孩子”们所愿意走的人生道路，当不与孔乙己相同，至于它妥当与否，另当别论。孩子天性好玩，尤其好玩小动物。小动物的天性则好斗，因而轮不到人去打、去毁它们，它们已自己先打、先毁起自己来。展现在孩子们面前的，是猫和兔、猫和猫、兔和兔、小鸭与蝌蚪等动物残酷的争斗图。动物好斗的天性，给孩子树立了恶的榜样，孩子以及成人的好斗，与榜样的力量有关，更与人本有的动物性伏根有关。有时孩子们之间没有太多的经验淤积，交流起来会更加容易，宏儿与水生、迅哥与童年伙伴的交流就没有什么障碍，他们才是通往未来的希望。

四、家园归向：安慰灵魂的自然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潜藏着一部“儿童文学”。《呐喊》中儿童们极具目的性的登场，以及他们诸多际遇的上演，是新生中国热切的镜像呼吁。杰姆逊指出，鲁迅的小说寓言性极强，它是民族国家的隐喻。国家民族的新生与独立，期待于崭新力量的“主体性”存储。积累如此的崭新力量，起点不在缥渺的远方，而在脚下的坚实土地。希望之所在，是儿童及其自然天性的呵护。鲁迅一生喜与青年交往，而青年之前便是童年。人与人编织的复杂社会网络，多少令他厌倦，甚至令他厌恶。从社会网络中退守回来，便是自然。相比之下，鲁迅与人的距离很远，而他与自然的距离更近。一张一弛之谓道，一味刚强进取，身心易疲惫不堪，自然的淡泊与宁静，则可医治充满创伤的心灵。至少从《呐喊》的隐秘书写来看，呵护儿童及其自然天性，是鲁迅精神的归乡之路。

回忆总是美好的，回忆中的童年，也总是美好的。鲁迅在《呐喊》中的体验也同样如此。当“我”再次回到“故乡”，已是阅尽了沧桑的人到中年。“我”此次中年返乡，是为了更远地离去。“我”出征-归来-出征，内心五味杂陈。当“我”这回再次出征，孤楚与希望同在。孤楚至少是因为，中年闰土无论是外貌、心灵与生活，都已如荒败萧瑟的“故乡”，变得不堪入目了，岁月的历练、经验的累积已在“我”与他之间，制造了交流的种种障碍。“我”与如今的“故乡”、中年闰土的心灵距离，实在是相当的遥远。然而童年世界的“我们”，却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倒是给人以无限的向往。少年闰土，生活于自然天地中，活泼而灵气十足，率性而为，无拘无束。少年闰土的世界，便是自然的世界，因而“我”与少年闰土的交往，就是“我”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我”与少年闰土之间，以自然为中介的交往中，彼此都能释放天性。“现实”中更值得欣慰的是，闰土的儿子水生与“我”的侄儿宏儿，已在彼此思念对方，但愿他们不再“隔膜起来”，这是“我的愿望”，尽管它有些“茫远”[2]510。而“我”娘家偏僻的“平桥村”，在童年的回忆中，同样成为“乐土”般的美丽存在。之所以如此美好，那是因为“平桥村”近乎自然的环境与生活。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它多随自然而行，少受商业文明污染。而且人与人之间，彼此辈分差别虽较大，但伙伴们都能够如朋友般平等相待，原因是他们之间，少受传统文化濡染：“我们年级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2]590“我”与童年的伙伴一起，在近乎与世隔绝的“平桥村”，尽情地享受着自然的馈赠，钓虾、放牛、划船、看戏、煮豆，渔火、月色、树影、村舍，人与自然交相辉映、同频共振，一切都趣味无穷。特别是月下的村舍戏台，更是美妙得宛若人间仙境：“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缥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照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2]594-595“平桥村”仿佛是世外桃源，此处的自然即是自由，当“我”出征后再归来，自然与自由即是“吾乡”。

人与社会在艰难中不断前行，事实上成人已很难再回到童年，完全享受到自然天性的快乐，“我”与闰土关系的疏远，“我”长大以后对戏剧的兴趣不再，便都是很好的例证。依此不难看出，《呐喊》中的自然天性向往与书写，它是可能性中的可能性，是一种理想性的指引与召唤。文学的可能与理想建造，往往是人超越历史与灾难的渴求。如果都能释放自然天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不困难。它能与“当前世界”形成对比，进而完成对它的批判性超越。《呐喊》中的“当前世界”，已如前述，正踏上一条衰败的征途，最为明显的“症候”是，人与人之间严重隔离，社会是一盘散沙。人日益的个体化，人与人交流的不容易，旧与新的原因都同时存在。

旧的原因生成，与传统密切相关。传统儒学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儒学的智慧指向，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五伦文化的超稳定运作，便是协调智慧的结晶。智慧的高超刚好表明，人与人历史中的交流很不容易，旧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以及新俚语“一个人快活，二个人生活，三个人就是你死我活”，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呐喊》中的五伦文化智慧，已异化为杀人(吃人)的工具。捣碎五伦关系的桎梏，回归自然天性，人身上沉重的文化压力，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新的原因形成，与商业不无关联。新兴起的商业原则，严重地把人物化了，物化带来的后果，是见物不见人，社会在为冷漠所包围，将心比心的人际交流，被推到无限遥远的地方。咸亨酒店是做生意的地方，它的掌柜每次见到孔乙己，首先想到的是，孔乙己欠他的钱没还。掌柜对钱的兴趣已超过一切，伙计由于“样子太傻，怕伺候不了长衫主顾”，招揽不了更多的生意，于是“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掌柜其实已经知晓，美与商业利润联系得空前密切[2]457。商业原则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正在鲁镇这里培养着它的接班人。中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因此“鲁镇”新兴起的商业原则，更多是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是物化的冰冷世界。为从冰冷的物化世界中走出，当务之急是改变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应当拥抱自然，而不是掠夺自然；人不应再沉迷于物，而应是随心舞动。

鲁迅倡导启蒙，又超越了启蒙。革命与救亡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目的是缔造出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新社会。“五四”不全反传统，它只高呼打倒“孔家店”，而不主张打倒“庄家店”。庄子亲近自然，张扬个性，渴望自由，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五四”精神[3]26，有着高度的契合，更容易被“五四”新人们引为同调。鲁迅的《呐喊》之后，沈从文的《边城》继续书写着现代人对自然天性的高度迷恋；汪曾祺也说“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着相当深广的影响”[7]199，诚然也影响了他自己；汤一介等人提倡“文化输出”，“输出”自然智慧成为他们的题中之旨。鲁迅自然之道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