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垚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当代著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之一，因其1990年出版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以下简称《性别麻烦》）一书中提出的“ 性别操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而声名鹊起。在性别操演的理论框架里，巴特勒认为性别化主体身份是通过一种重复性的、语言性的、戏剧性的操演行为生产，并对身体进行性别的理想化建构而稳定下来的。性别的某种“内在”特质或表面“真实”，实际上是一种话语的效果、一种行为的场域、一种暂时的身份，是一种开放的自然化行为的效果。从其性别操演理论来看，一方面，她改变和颠覆了我们思考性、性别和身体的认知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她反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二元论的“真理体制”，拒绝将性别看作是身体的简单事实或静态状况，而视之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故而引起了许多争议， 如希林（Shilling）指出，“巴特勒通过‘操演性’这一观念来推进其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社会性别化的身体‘除了构成其实在的各式行动，别无本体性地位’”。〔1〕针对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重回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以下简称《身体之重》）一书，重读其重返“物质”的主张。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巴特勒早期的《性别麻烦》《身体之重》两部著述为文本基础，以女性身体问题为研究主题，以对性别化身体的根本质疑、对身体物质性形构的系谱学批判、对身体再物质化与身体再表述为逻辑进路，旨在把握巴特勒理论中的女性身体问题。

一、对性别化身体的根本质疑

身体既是后现代问题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巴特勒研究视阈下的一个主要线索。不论是身体问题，还是性别问题，巴特勒始终与规范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转化性的关系。在《第二性》的导言中，波伏瓦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什么是女人”这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她认为只有以存在主义的总观点去把握身体的时候，它才具体地存在。由此，波伏瓦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2〕而在《性别麻烦》一书的序中，巴特勒就明确指出：“女性主义应该小心不要理想化某些性别表达，这将反过来产生新的等级与排除的形式。特别是，我反对那些真理体制，反对它们规定某些形式的性别表达是错误的或后天衍生的，而另一些则是正确的以及原初自然的。”〔3〕这表明巴特勒既不认同像本质论“生理即命运”的论调，也不同意建构论“社会性别是生理性别文化建构的产物”的主张。沿着波伏瓦建构主义话语的路径，在《性别麻烦》开篇，巴特勒以“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为题，重思女性主义的主体“妇女”这一范畴。在巴特勒那里，不仅仅是社会性别，连同生理性别在内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而性别操演理论的提出也正是肇始于巴特勒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二元区分的“真理框架”的“挑衅”，通过对性别化身体的根本质疑，她试图跳脱这个传统的“真理体制”，揭露性别化身体中“前话语”的隐秘逻辑，为性、性别和身体打开更多可能性的领域和未来。

为了讨论性别化身体及社会性别这个当代论辩的循环废墟，巴特勒针对波伏瓦“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这一论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巴特勒指出波伏瓦式的区分导致的结果是引发了女性主义主体的分裂。将逻辑推到极限，如果说社会性别是性别化的身体所获得的文化意义，那么某个社会性别就不会是以任何某种方式，从某个生理性别那里发展、生成，“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暗示了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的一个根本的断裂”。〔4〕其次，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性别看作是文化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上所铭刻的结果。即使我们暂时假定社会性别/生理性别的二元区分具有稳定性，我们也不能得出“男人”这个建构一定是男性身体衍生的自然结果，而“女人”只能表达女性身体。二元社会性别体系的假定隐含地保留了某种模拟关系的信念：社会性别像镜子一样反映生理性别并被它所限制。这种二元分类支持和巩固了异性恋的二元社会性别体系，此时的身体被看作是生物现象而被自然化了。最后，巴特勒认为不仅仅是社会性别，包括生理性别在内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和产物。既然身体在波伏瓦那里是一种情境，而社会性别又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身体一方面作为一个被动的场所和工具接受文化意义的铭刻，另一方面又通过它自身某种诠释的意志决定着自身的文化意义，身体与文化意义就只存在外在的联系。那么，“我们就无法诉诸一个没有被文化意义诠释过的身体；因此，生理性别不能构成一个先于话语的解剖学上的事实”。〔5〕

流行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话语或许并不足以满足巴特勒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巴特勒认为问题在于“身体”这一范畴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进一步说，我们为什么关注和指涉某个特定的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而不先探究这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为何且如何给定的？生理性别有历史么？有没有一个历史可以说明性别的二元区分是如何建立的？是否可以揭露这个二元区分是一个可变的、建构的系谱学？如果我们所认为的生理性别的不变性和稳固性受到了质疑和挑战，那么这个生理性别可能和社会性别一样都是文化建构，而二者的区分证明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区分，生理性别其实自始至终就是社会性别。总之，在围绕性别化的身体以及质疑波伏瓦建构主义话语的基础之上，巴特勒强调身体、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本身一样是一种“行动”，是一个“过程”，“它具有意图，同时也是操演性质的；而操演意味着戏剧化地、因应历史情境的改变所做的意义建构”。〔6〕这也就预示着，当性别化身体通过戏剧性、重复性、语言性的操演行为并从其自然化的表象解放后，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可变的疆界，一个对性别化的意义进行增衍和颠覆的场域，身体也由此获得了可能性与能动性，身体不必始终与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及欲望相一致。

在女性主义理论视阈下，如果说巴特勒《性别麻烦》中所提出的操演理论是侧重于把性别看作是身体操演的结果，那么《身体之重》则致力于讨论生理性别和身体的物质性问题，即作为生理性别的表征场所的身体是如何形塑的。巴特勒认为，对本质论来说，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必须植根于女性肉体的生理特征，而在建构论那里，性别分类又总是和社会性别相互勾连，性别仍须被假定为是文化建构的不可化约的出发点。这种性别在物质上不可化约的假设似乎为女性主义研究铺平了道路，也为各种性别分析提供了依据。问题在于，物质性为什么成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符号？物质性又是如何成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符号？性别的物质性本身为什么不可能是一种建构？物质性本身的建构是不是含有一种必需的构成性的排除？基于此，巴特勒认为在激进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常常同时包含着自我确认和自我否定的双重假设：一是“如果这种理论不能将性别理论化为其行动所基于的场域或表层，它就会终将性别假设为非建构之物”；〔7〕二是如果暂时假定性别是一种虚构，性属即社会性别不是作为性别基础的一个性别，“相反，性属制造了一个先于话语的‘ 性别’ 误称（misnomer），建构则成为万物皆为且只为话语的语言学的一元论（linguistic monism）上的建构”。〔8〕也就是说，在她看来，建构论存在两种危险的倾向：一是建构论可能通过重新转回身体物质性本身来弥补自身的局限性，这暗示了某种建构论意义上的本质论倾向；二是将建构论推向极端，进一步演变为话语一元的决定论。建构论似乎陷入到了本质论与语言决定论两极化的泥沼里。

随之产生的就是一场针锋相对且老生常谈的辩论：当建构主义演变为一种语言学一元论时，话语建构就被赋予了生成性与决定性的双重功能，针对这一假设的批评者会发问，如果一切都是话语，那么身体是什么？当建构被看作是一个主体言语行动的隐喻时，问题就变为如果社会性别是建构的，建构者是谁？或者用更贴切的表述，如果主体是建构而成，建构者又是谁？如果说第一种建构论移置和撤离了主体施为，并强调和假定了建构的决定性，那么后者则将建构主义视为一个具有自由意志主体的假设，一种可以被操纵的行为。针对以上几个问题，巴特勒的看法是，问题关键在于保持对文法的怀疑。巴特勒指出离不开社会性别，但又被社会性别主体化了的“我”既不在社会性别化过程之前，也不在其过程之后，而只是在社会性别关系的基质中出现，并且成为这种基质。将主体看作是在此种基质中制造出来，目的不是消解主体，只是试图理解和说明其出现与行动的前提。这也就意味着，性别化活动是一种使自由意志主体首先成为可能的基质，一种其促成性文化的前提。因此，为了置换这场辩论的用语，巴特勒提出：“对于建构的这些概念，我主张重返物质（matter）概念本身，不将其看作一个场域或表层，而视其为一个物质化过程，其最终的稳定产生了我们称为物质的边界、固定性与表层。”〔9〕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与本质论和建构论的论辩，以及对性别化身体的根本质疑，巴特勒主张的重返“物质”概念本身并不是为了否定或废除“物质”这个称谓的作用，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强制性的“物质”的规定，而是为了将其置于女性主义的具体语境，来说明身体不可化约的物质性不能被视为女性主义的必要前提。巴特勒认为，我们对女性身体的研究和批判应当求解的是女性主义主体是如何被制造，同时又是如何被它所探寻的置换或颠覆霸权规范的权力结构本身所制约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将物质性视为不可化约，而是应该对身体物质性形构进行系谱学的研究和考察。

二、身体物质性形构的系谱学批判

任何对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二元区分和对身体物质性讨论不加批判地复制，我们都应该研究这个区分和讨论是如何墨守成规地生产、维系以及合理化了的。在对物质性传统的考察中，巴特勒追溯到一系列词源。“这些词源将物质（matter）与母亲（mater）、母体（matrix）（或子宫）及生殖问题联系在一起。”〔10〕物质（materia/hyle）既非简单的原初实在或指称对象，也不是等待外化意指的白板，而在某种意义上被世俗化了。在拉丁语中，物质（materia）表示制造事物的原料，不仅是指制造房屋的木料，同时也包括哺育婴儿的物品，即母体之延伸的养料。在希腊语中，物质（hyle）不仅仅是指各种文化的构筑材料，同时它也指代了一种因果性与解释性的原理，因此，它时常与起源、发展等联系在一起，当要理解某物是什么需要求助于其起源时，物质作为生育或创始这种传统表达就变得尤为重要，而这种重要性也恰恰暗示了物质性与意指的不可分离。为了反思身体的“物质性”，巴特勒主张重回亚里士多德，重访其灵肉分离问题，一方面是为了将他与福柯做简略的对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重启亚氏术语的可能。正如上文所述，巴特勒之所以重视女性及其身体物质性的研究，是为了“阐明性属基质是如何参与了物质性的构筑，以及为什么女性主义者应该对物质性形构的批判系谱学感兴趣，而不是将物质性视为不可化约的”。〔11〕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灵魂和肉体的探讨始终是与本体/实体（substance）、质料与形式等理论紧密关联的。与柏拉图不同，他主张灵魂和肉体不可分离。每个肉体都有其独特的形式，灵魂依存于肉体。亚氏强调灵魂不能独立于肉体，但又指出灵魂是本体，是优于肉体的，“于实是（本体）的名义上来说，灵魂就必须是一个自然事物的‘形式’”，〔12〕基于此，巴特勒主张可将亚氏的肉体或身体的形式/图式（schema）概念历史化，即把它“理解为随历史情境变化的权力/话语系联（nexus）”。〔13〕这就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身体的“物质化”不谋而合。巴特勒认为，“物质永远是被物质化而成这种观点必须同福柯笔下的规制权力的生产性与物质化效力结合起来考虑”。〔14〕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认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15〕是一种规范性的理念，是一种训练、形塑、培养身体的权力手段。权力手段通过干预和支配肉体形成其生产性，此时的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且这个生产力也只有在它被某种权力体制所控制时才生效，这就意味着“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16〕也就是说身体在被权力形塑的过程中，只有被驯服才能确立其效用，而这种驯服不仅仅意味着顺从，也是一种俘获、一种收押，是对主体的一种安置，是一个主体化的过程。按照巴特勒的说法，“‘服从’意味着被权力屈从的过程，同时也是成为一个主体的过程”。〔17〕和亚氏类似之处在于，被福柯描述为权力手段的灵魂训练、形塑、培育了身体。权力手段与身体同存共延。因此，身体之存在的生成既不可能发生在权力“之外”，也不可能发生在权力“之前”或“之后”，而只能发生在权力“之内”。以监狱本身的物质性为例，监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被物质化了。监狱是权力的载体和手段，或者说监狱正是由于被投注了权力因素才得以生成，“在此身体不是一个被投注了外在权力关系的独立的物质性；相反，物质化和投注在身体中共存”。〔18〕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和福柯的分析，巴特勒认为在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中，与其将身体不可化约的物质性构建为一个想当然的本体或给定事实，倒不如将其看作为权力的某种产物，或者更直接地说，“物质性就是权力”，〔19〕而权力的狡计就在于此。物质实在看似与话语和权力无关，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指称对象和先验所指，但此时正是话语和权力体系暗中起作用而被完全掩饰的时刻，“通过将构建产物视为给定事实，这种经验主义的基础论成功地埋葬并掩饰了其得以构建的权力关系系谱”。〔20〕在巴特勒看来，福柯将物质化过程视为话语和权力的投注，并指出他的关注焦点在于权力的生产和形构的维度，但他没能说明是什么限制了可物质化的界域，又是什么在话语理知体系内被排除了，而这个问题可以在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对柏拉图的形式/物质区分的分析中找到答案。在巴特勒看来，伊氏之所以将理论目光聚焦于形式/物质（灵魂/身体）的区分之上，目的不是要对二者进行调和，而是要表明这种二元对立是基于对潜在的破坏的排除而形成的，而它所排除的正是“女性”。因为上述二元对立在伊氏那里，实际上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将“女性”制造为其构成性外在。虽然传统的女性主义者们总将女性、物质和身体联系起来考察，但二者难以等同。当我们把女性具象视作为女性时，女性就被其表征完全遮蔽或抹除了。伊氏认为，“当女性被构筑为被排除的误用、不当、不具所有权之物时，这种对适当性与所有权的抗争正是女性的选项”。〔21〕因为在形而上学的专属话语中，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一排除发生在物质形成的过程中。巴特勒认为，一个构成性外在是由一系列的排除所组成，尽管被体系排除的东西是以威胁、破坏、矛盾的姿态出现，但它们仍然在这一体系之内。不过，被排除的女性不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为了构成本体，女性不得不被设置为不可主位化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女性既不能被纳入体系之中，又不能消失于体系之外，“被拒认的女性残余（remnant）作为菲勒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印刻空间、作为接受男性意指行为之标记的镜面留存了下来”，〔22〕而这个印刻空间，在柏拉图那里，是作为容器（hypodoche）或宫籁（chora）出现的。

此外，巴特勒对宫籁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形式可以被视为生成其自身可感知表征的通道。宫籁在柏拉图那里，包括接受、接收、收受、欢迎甚至是包容等一系列形式，但这种接受本原，即本性，并没有适当的形状，它并不是身体。巴特勒指出，实际上接收本原有可能包括一切身体。不过，伊氏和德里达在这个问题上与巴特勒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不应该将宫籁与女性气质的联系看作一种关键性的重叠，或者说拒绝将宫籁等同于女性/母性。在巴特勒看来，柏拉图对本原的解释是一种移置，一种对母源的移置，而伊氏对其的解读只是模仿了移置行为本身，她指出这个本原实际上是菲勒斯—逻格斯中心主义阴谋的运作产物，她移置了这种移置，并揭露和展示了被排除者——女性。结合第一部分的论述，按照波伏瓦的理解，在男权中心话语里，女性是后天形成的，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始终受到标记。而在伊氏这里，不论是被标记者还是标记者，不论是女性身体还是男性身体，它们都是男权中心话语的参与者，它们都需依靠其意指模式得到维系。在这个意指模式里，女性身体与男性身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被“划出”了可意指的领域。女性的身体是被“删除”而不是被“保留”。

通过对身体物质性形构系谱学的批判，巴特勒也由此得出结论：“受重视的物质性很可能是通过一种女性主义所质疑的对女性的排斥与贬黜构成的。”〔23〕这表明在女性主义那里，从根本上来讲，身体不可化约的物质性被当作必要的前提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物质性的历史恰恰是通过一种对女性的排斥史构成的。

三、身体再物质化与身体再表述

通过对性别化身体的根本质疑，巴特勒认为身体的物质性不应该被视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不可化约的前提，接着通过对身体物质性形构的系谱学批判，巴特勒又得出物质性很可能就是通过对女性的排除所构成的结论。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视身体的物质性呢？巴特勒给出的回答是对身体进行“再物质化”和“再表述”。正如上文所述，物质性是权力的表达和产物，身体的固化与构成完全是物质性的，因而在巴特勒看来，性别不是身体的一种给定事实或静态描述，而是某个人得以生效的规范，是一种被强行物质化了的“理想建构”，经由这个物质化的过程，权力或规范对性别加以物质化，并通过其强制性复现完成这种物质化。复现意味着重复，重复也就意味着物质化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性，即再物质化的可能，标志了一个界域，其中规制性律法的权力可以被反戈一击，生成质疑了这种规制性律法的霸权的再表述。”〔24〕

巴特勒之所以对性别化身体提出根本质疑，以及对身体物质性形构进行系谱学批判，是为了揭露物质性背后所隐藏的排除女性的秘密，是为了发现性别化身体背后权力的运作模式。按照巴特勒的阐释逻辑，身体总是通过重复的、强制的规范被物质化，在这个没有终点的物质化过程中，身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机应变的。虽然身体本身总是受制于社会性存在与外在环境的力量与塑造，但是身体并非一个完全被动地等待着外部施为的白板，它并不是始终对强迫其物质化的权力或规范唯命是从，它有可能逃脱或超越强迫其物质化的权力或规范，这种可能性为身体的物质性开启了新的可能、新的方式。依据身体具有此种社会性的绽出式结构的本体论事实，“身体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稳定的、已经完成了的事实，而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一种变化的模式，并在变化的过程中超越规范、重塑规范”。〔25〕

巴特勒的身体理论与后结构主义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特别鲜明地体现为福柯权力理论与巴特勒身体理论的许多主题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印证。从巴特勒对性别化身体的根本质疑开始，到对身体物质性形构的系谱学批判，再到对身体再物质化和再表述的主张，始终都能看到福柯的影子。受福柯性话语和权力话语的启发，巴特勒把性别化身体看作是一种规制性的理想，这种规制是一种生产力，它具有生产和区分它所控制的身体的力量，由此巴特勒在其身体理论中提出“物质性就是权力”的论断。接着，在身体的再物质化过程中，她把身体再次放入权力场域中，强调身体的生成性与可能性，并试图以此来“打破身体、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欲等范畴的稳定性，超越二元论的框架来展现它们具有颠覆性的崭新意指与增衍”。〔26〕巴特勒之所以结合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同的话语体系，反思和讨论性别、身体等重要边界性问题，目的既不在于把后结构主义直接“应用”到女性主义上，也不在于维系其研究的边缘性，而是在于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介入其他学科领域中心，标注和遴选出它们对同一主题的研究的重合与交叉地带，并以此实现对强制性规范或权威颠覆和置换的可能。性别和身体的复杂性需要一种跨学科的视角，以便使女性主义批判的概念具有激进的特质。当然，这也是巴特勒讨论身体再物质化与身体再表述的主要意图所在。

巴特勒主张对身体进行再物质化和再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界对她忽略物质性身体的质疑。巴特勒认为，女性主义主体这个身份不应该成为女性主义政治的基础，或者说女性主义政治不能诉诸一个被认为是给定的、不变的物质的身体作为基础来寻求颠覆或置换强制性规范的可能，因为这个身体的形成实际上是在一个权力矩阵和话语关系的框架内发生的。对性别化身体进行根本质疑，主张身体再物质化与再表述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认识论确定性的迷失，也可能会造成女性主义内部更大的麻烦，但绝不会陷入政治的虚无主义，相反，这种迷失和麻烦很可能标志着政治思维的一个全新的转向。正如巴特勒所说，也许非常悖论地，只有不再一味认定女性作为女性主义主体的时候，才能够显示再物质化与再表述对女性主义是有意义的。换言之，在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倘若要想将颠覆或置换强制性规范的可能变为现实，就要始终与这种规范所制造出来的东西保持距离。这也就意味着必须从根本上重思女性主义主体及其身份建构，才能够摆脱属于女性主义的那种持久的、单一的、基础的必要性，才能够设想一种奠基在其他基础之上的女性主义政治。在强制性规范的枷锁中尝试得到解放，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只能“通过这律法在自相牴触而产生了它本身未预期的变化时所出现的可能性而形成的一种颠覆”。〔27〕这种颠覆虽然某些时候可能不符合文化可理解性范畴内的规范，但是由于它的持续存在与增衍，就为揭穿这个范畴的局限性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巴特勒虽然有意不再重新讨论身体的本体存在问题，不过她仍然承认，身体作为物质是生活着的人存在的依据。在福柯那里，权力和话语生产和繁衍“性”，权力技术作为一种知识性的、经济性的、生产性的手段，它与主体之间通过话语形成一种生产与被生产、规训与被规训的关系。巴特勒将其作为理论资源，并认为话语始终控制着物质在世界中呈现的方式，或者说巴特勒的物质概念强调与话语的耦合和勾连。在话语的作用下，作为物质的身体呈现为稳定的生存和生活的依据，从而生成身体的可理解性。巴特勒重思身体的物质性，主张重返物质概念本身，强调对身体进行再物质化与身体再表述，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从根本上对性别化身体提出质疑，而是要重新发现和揭露身体背后的秘密，重新定位身体、物质和话语的紧密关系，并以此寻求三者之间互相融合的可能性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身体纯粹是话语的。语言的物质性暗指了包括物质性在内，并非一切皆为语言，同时语言指涉物质性，物质性又始终处于语言的意指过程中。因此，身体永远与语言相关，但不是只具有语言性。从巴特勒对身体物质性和权力话语的讨论可以看出，她既非像本质论那样把物质性的身体当作不可化约的前提，亦非像建构论那样将身体看作社会文化意义的接收器，而是以身体的物质性为讨论焦点，发现并反思话语关系和权力场域对身体的指涉和形塑作用。

身体和性别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是一个开放性的集合，它们最终的整体面貌和形式永远地被延宕。巴特勒对女性身体的讨论，从根本上挑战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二元区分，解构和重构了女性身体概念。她主张重返“物质”概念本身，从管制性规范或律法框架内部入手，对身体进行再物质化与再表述，从而赋予身体以新的能动性和可能性。当然，这种重返“物质”的身体主张“不是回归到它的一个‘自然的’过去，也不是回归到它的原初快感，而是面向一个有着各种文化可能性的开放未来”。〔28〕操演作为巴特勒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术符号和核心概念，它始终与身体问题紧密相关。它不仅揭示了性别不是隶属于身体的某种天然的属性，也说明了身体是一系列社会关系和权力话语在身体上操演运作后形成的一种效果，它并“不指向一个实体的存在，而是指向一些具有文化和历史特殊性关系整体里的某个相关交集点”。〔29〕

总而言之，不论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所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还是在《身体之重》里所讨论的身体物质化问题，它们都深刻体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颠覆特质，即旨在关注和强调身体的可变性，这种可变性既是指对看似“稳定”和“真实”的性别表征的消解力量，也是指持续的身体物质化过程本身所蕴含的解构可能。在女性身体这一问题域中，巴特勒要考察的是性别化身体的二元区分是否可靠，女性身体为何且如何被理想的建构体系所排除，以及被排除的女性身体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同时被制造为一种麻烦的回归，“这种回归不仅是一种导致了不可抗律法（inevitable law）的失败的想象抗争，而且是一种促成性破坏（enabling disruption），通过这种回归，对赋予身体物质性/重要性的象征界域进行彻底的再表述（radical rearticulation）成为可能”。〔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