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思想家范仲淹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后人评价他高风亮节、宽厚仁爱。但国难当头他却劝谏一位后生“弃武从文”，究其原因，一是“崇文抑武”是宋代的基本国策;二是朝廷官员的陷害导致他对政局的失望因而希望怀有远大抱负的新人不复重蹈自己的覆辙。三是他本人也对“崇文抑武”国策持肯定态度。而他劝谏张载读《中庸》，则是希望张载采取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创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关键词：范仲淹;张载;“弃武从文”

中图分类号：B244.4;K2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4-0142-03

范仲淹（989-1052年）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不仅拥有军事战略眼光更是北宋儒家思想的领军人物。关学学派的创始人张载年少时喜好谈论兵事，写成《边议九条》，向当时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范仲淹却告诫张载：“儒学之士自有名教感到可乐，为什么要谈论兵事呢？”劝告他读《中庸》。此举一反常态，本文将浅析其中的原因，从中引发的思考。

一、范仲淹为何劝谏

（一）“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宋朝的风气一直以崇文轻武为主，在宋太祖时期就显示出了这样的倾向，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宋初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儒学，希望可以重振儒家的伦理纲常，因此逐渐重视礼乐，极力推崇孔子，通过修缮国子监，重塑孔子及其诸弟子的像等措施来提高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提出：“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1]想要使武臣都放下兵权，引起百官惶恐。此外作为文臣、武臣入仕主要途径的科举、武举也证明了这种倾向，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起“试书判拔萃及武举人”[2]，武举成为制度，但武举录取人数逐年减少，据统计，北宋武举开考总数明显减少。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寒门士子或出身不好的才人，只要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

到宋仁宗时期，崇文抑武政策出现进一步强化的趋势。蔡襄曾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3]除上述所说，还有三次大规模兴学也提高了文人的地位。北宋通过改革，以崇文抑武为基本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可见，当时弃武从文不仅有好的待遇，而且符合北宋社会的发展潮流，北宋的军事实力偏弱，赶赴战场困难重重，而从事学术研究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祸事，这可以说是范仲淹希望张载弃武从文的原因之一。

（二）范仲淹个人经历

范仲淹从小苦读中及第，曾任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直言不讳的性格而遭到贬职。在泰州负责修堰工程;因惹恼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府;向朝廷上疏《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庆历三年，发起“庆历新政”，因触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并未成功。“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倖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4]不久后失败，范仲淹自请出京。在他离开朝廷后，“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迺以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知邠州。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5]在這种情况下，范仲淹请求免除参知政事之职，在上任的途中逝世。他的一生可谓是经历了多次的大起大落，但他始终心怀天下。

面对政治道路上的重重阻碍，范仲淹并没有对国家失望，始终秉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但他不愿让后生步他的后尘，所以当他看到张载是拥有远大抱负之人，不想埋没人才，最终牺牲在战场之上。因此，劝告他读《中庸》。张载也并没有辜负范仲淹的期许，认真研读《中庸》。读过后但并不满足，于是又学习佛教、道家之书，长年累月探究其中的深刻含意，无所收获，便又反过来专读《六经》。通过不断的学习张载确立了宏伟目标，创立了关学，成为一代名儒。

（三）宋代的儒学危机

宋代的儒学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其中儒学的自身内在危机日益突出。首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予了儒学崇高的地位，成为官方学术，但是此时的儒学已经与功名利禄紧紧联系在一起，对儒学的研究也逐渐重视繁文缛节、细枝末节的繁琐研究，造成了儒学研究的日益僵化。其次，儒学在“心”“性”理论上的阐述薄弱且有缺陷。由于儒学成为官方学说，成为了政治运作、为统治集团服务的理论来源在心性之学的内容上往往被忽略。除了内在的危机逐渐加深，随着佛教、道教之学的兴起，儒学的外患也在逐渐加深。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佛教宗派林立，风生水起。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文化的道教，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范仲淹为何推荐张载读《中庸》

（一）范仲淹的儒学造诣

北宋时期士族势力逐渐消亡，科举取士名额大大增加，加之宋朝在“扬文抑武”的国策下对士大夫礼遇有加，所以，此时的文人热情非常高涨，是十分活跃的一个阶层。范仲淹就是北宋时期士大夫的代表。钱穆曾评价他所说：“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经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范仲淹与大多数儒生不同的是，他在阐明观点的同时又能够将其有效地应用到现实中，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

1.范仲淹与《易》。范仲淹对易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现存有《易义》一篇，《蒙以养正赋》《穷神知化赋》等，都是对《易》阐释。但很遗憾并未发现有系统讲解《易》的作品遗留下来，所以范仲淹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重视。但若深入研究也会发现范仲淹的易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易》研究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他认为《易》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易之为书也，范彼二仪：易之为敬也，达手四维。观其象，则区以别矣：思其道，则变面通之。上以统百王之业，下以断万物之疑。空动不居，道内外面无湖，广大悉备，包上下面弗逾。”其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在发展变化着的。而且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又是可以认识的。“普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或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外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清静精微之理”[6]。他所写的《易义》阐明他研究《易》的目的，是为了指导人事。劝诫君王应该如何行事。他很认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这句话，用它来作为解释《易》的指导思想，强调“时机”的重要性。宋代儒主要致力于对汉学的改造，重视义理的阐发，范仲淹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庆历新政”的积极参加者他既要为变法寻找理论根据，又肩负着改造汉学、发展汉学的使命。他强调人类社会中合于道理的文辞可以感化、转变人的言语与行动，这就为变法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强调“天”的自然性质，不突出“天命”，他强调人事，又不公开反对“天命”，就更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这两个任务是紧密相连的，范仲淹较好地完成了这两个任务。

2.范仲淹注重教育，选拔人才。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才也”，主张“劝学育才”，主张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以德行为标准选拔人才，强调“明国听”人尽其才。范仲淹身体力行，无论身在何处，凡其所到之处，无不兴办学堂，普及教育，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劝他人多读书倡导读书的美德，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階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并由此夯实了国家的教育基础。

3.范仲淹十分注重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仁宗皇帝带领百官在冬至朝拜章献太后，范仲淹极力劝阻“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1]若皇帝与百官同列，不符合规矩;章献太后曾立下遗旨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也遭到了范仲淹的极力反对“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1]

4.为北宋现状分析利弊，引用儒家经典为变革提供理论基础。“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久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明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倘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倘不思变通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昔曹参守箫何之规，以天下久乱，与人患，而不敢有为者，权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礼作乐，以防微杜浙者，道也。张华事西晋之危，而正人无徒，故维持纲纪，以延岁月，而终不免祸，以大乱天下。今圣人在上，老成左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皇帝进谏《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范仲淹指明了目前北宋处于朝廷无忧，天下太平，兵卒无用，学士不曾教的情况之下。这种风气也诱发了朝廷内外开始奢侈、百姓更加贫穷、武力装备不坚、贤良人才缺乏等不利因素的出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予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引用《易》来说明，北宋需要变革才能长治久安。

5.范仲淹把儒家思想和军事策略相结合，在治边之时采用儒家的“仁”和“信”。在北宋时期，由于对蕃族的鄙视和不友好导致蕃族尽为元昊所用，宋廷边防不断受其侵扰，范仲淹用儒家思想当中的“仁”与“信”公正、友好地对待蕃族，许多沿边少数民族纷纷依附宋廷，范仲淹为北宋争取到这部分中间力量，加强了防守力量，阻止西夏进攻。“臣亦遣人探问其情，欲通朝廷柔远之意”，对其“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1]，从他的“示以恩意”就可以看出，范仲淹用儒家思想当中的“仁爱”思想招纳安抚诸藩，团结蕃部首领。他向宋廷提议，“熟户、蕃部首领给于文贴，并散茶彩，内有功劳异于众者，等第支给沃子、腰带……”[1]同时，范仲淹对沿边少数民族给予物质上的支持“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立条约，明赏罚，诸羌受命悦服，始为汉用。”[1]范仲淹任命“素得属羌心四”的种世衡知环州以镇抚诸羌，以“信”折服了倔强、高傲的熟羌首领牛努额，其最终“率部落罗拜，皆感激心服。”边防得到巩固和提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离不开范仲淹对他们持友好信任的态度。如“诸蕃屏幕梟制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者，召之卧内，屏人撤卫，与语不疑”。[1]就是这种态度也获得了沿边诸少数民族信任。

综上所述，范仲淹对易学的研究、对人才的爱惜、对时局的分析以及把儒家思想与军事策略相结合的思想，都是基于对儒学的理解与把握，也正是因为范仲淹的一生跌宕起伏，经历过战乱，更让他对后生给予期望，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教训勉励后生。

（二）为何选择《中庸》

宋初社会政治危机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严重影响。范仲淹在《四民诗》中说：“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人们过于注重功名利禄，赏罚分明、德行的原则被忽视，导致士人坠入佛老之学、官吏无所作为。范仲淹想要重建儒家价值观，挽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开始他运用儒家思想探寻救国之道。《中庸》包含着丰富思想。虽然范仲淹对《中庸》的研究并不是十分全面透彻，但是他对“内圣外王”这一思想十分认同，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他说：“圣人生禀正命，动由至诚。发圣德而非习，本天性以惟明。生而神灵，实降五行之秀;发于事业，克宣三代之英”。范仲淹认为，内圣外王的典范，应是士人须具备的特殊品格，通过后天的努力能达到的境界。所以他推荐张载读《中庸》也是为了让其树立这种典范，成为具备优良品质的一代贤士。《中庸》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是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专著，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此外还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提高了它的地位，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更是成为学校官方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何推荐张载读《中庸》的原因之一。

结语

无论是时局的变迁抑或是范仲淹个人的思想转变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为防止武将专权、扩大统治基础，北宋初建便采取“崇文抑武”为基本国策。朝廷官员的陷害、政策的实行导致被贬谪的范仲淹对北宋的政局也是愈发失望。这都是促成他思想转变的原因。因而范仲淹对怀有远大抱负的新生力量是寄予很高的期望，不希望他人重蹈自己的覆辙，他劝谏张载“弃武从文”也体现了他对“崇文抑武”的支持，他依旧是希望可以通过学术研究成果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而并非以武力解决。中庸之道是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这也是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王际华.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M].台湾：世界书局，1986：129-139.

[3]李勇先.王贵荣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258.

[4]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35-140.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0.

[6]陈元龙.御定历代赋汇：卷二十六[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05.

作者简介：郭天博（1997—），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单位为西华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