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慧

摘 要：《骆驼祥子》和《米》同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创作的现实题材小说，两部作品在个体遭遇、社会环境和典型意象上有诸多相同之处。具体说来，两部作品均刻画出主人公与恶龙缠斗的自我裂变的过程，描摹出走上毁灭的现实黑暗的人文环境，展现出以典型意象为精神寄托的需求论。

关键词：《骆驼祥子》 《米》 个性裂变 意象

老舍的《骆驼祥子》以及苏童的《米》均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代农民为生计所迫离开家乡来到城市讨生活，经历种种磨难，最终仍难逃命运的枷锁，走向悲剧的故事。两本小说中的主人公祥子和五龙均是那个社会多数底层劳苦大众的缩影，但是他们悲剧结局的背后却有着不尽相同的导火索。

一、自我裂变—与恶龙缠斗的心理投射

《骆驼祥子》和《米》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祥子与五龙均是从农村逃荒到城市，最初身上都带着农民朴实善良的性格。正如尼采所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不论是祥子还是五龙，他们在社会潮流中奋力挣扎，最终还是被裹挟着卷入其中，无一幸免。

尽管祥子正值壮年，身强体壮，绝不怕卖力气，拼命努力挣一辆自己的车，却也只能拥有短暂的幸福时光，最终眼看着希望一次又一次被粉碎，只剩下一具被掏空的躯壳。从“酒”开始，祥子在压迫中渐渐产生了裂变。祥子曾给自己立了“酒戒”，不能把钱花在吃喝上，可破戒的起因则是一次和车厂刘四爷独女虎妞的逼酒诱骗。同样，在对待“烟”的态度上，祥子也是如此。等到虎妞难产去世，祥子不知如何是好，出去买了一包“黄狮子”烟抽了起来。他并不爱吸，只是聊以慰藉。渐渐地，祥子似乎吸上了瘾，从此烟酒不动，咬上牙攒钱。最终祥子裂变成了只为吃饭喝茶与吸烟而活着的行尸走肉。

较之祥子，五龙没有太过鲜明的前后性格裂变，他本身就有着些许对女人、对城市的扭曲观念，尤其在经受了阿保、六爷所给予的屈辱后，更加深了他内心的仇恨。当他亲眼目睹米店源源不断的大米来源均是靠阿保为首的码头兄弟会烧杀抢掠得来的，且米店众人似乎并不在意时，五龙在内心咒骂，但同时想着其实自己也不在乎，一条人命而已。之后他用一块钱写信给六爷告发阿保和织云的不正当关系，“如果一块钱买阿保的一条命简直太值得了”。五龙已经渐渐被仇恨吞噬，成为当初他最痛恨的那类人，接下阿保的班子，带着码头兄弟会无恶不作。五龙彻头彻尾裂变成了那些人的样子，孤独寂寞，众叛亲离，一生都想着故乡枫杨树，终究死在了“衣锦还乡”的路上，死在纠缠一生的那一车皮白米中。

二、人文环境—使走上毁灭的现实黑暗

老舍和苏童在创作时，想必都希望能通过那个时代的现实描写，批判的同时给世人以警醒，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这样的悲剧。当时的人文环境是极其混乱的，在以军阀混战为主的政治大环境下，经济市场更是波谲云诡，贫富差距显著。这反映了“城市文明病态如何和人性冲突的问题”。两部作品浓缩了如下四类群体，展现出了当时那个年代的人文环境：

一类是以《骆驼祥子》中的人和车厂厂主刘四爷以及《米》中的吕六爷、大鸿米店的冯老板为首的社会上层人物。他们是当时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是现实黑暗的化身，掌握着底层百姓的生杀大权，肆意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在他们心中，无利不起早，有利可图才有价值，别人的生命也可当作玩物。

二类是以《骆驼祥子》中大兵、孙侦探以及《米》中阿保为首的社会反动势力的代表和走狗。他们利用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在底层劳动者嘴里抢夺最后一点希望，甚至以此为乐。五龙初到城市，无意间遭遇码头会的兄弟，阿保踩住五龙的手威逼五龙叫一声爹就给一块卤猪肉。其实都是在黑暗中讨生活的人，但似乎只有在比自己更卑微的人面前，他们才能找到某种莫名的优越感，从被践踏到践踏别人的转变中获得快乐。包括《骆驼祥子》中的孫侦探，笔墨不多，且带有十足的偶然性，但却给祥子带来了致命打击。这也揭示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像祥子这样的社会底层劳动者遭遇这样的偶然事件，遭遇这般变故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类是以《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杨太太、陈二奶奶、夏太太以及《米》中的织云、绮云、妓女婉儿为首的造成主角悲剧的直接参与者。她们自身代表着欲望，是那个时代背景的创造者，最终也沦为黑暗势力的殉道者和牺牲者。以虎妞为例，她为人爽快泼辣，在她的帮衬下，人和车厂才得以红火，虎妞是一百个真心爱祥子的，但她从小长在人和车厂，造就了她的个性和人生观，这也正是她和祥子婚后的主要矛盾。最终，虎妞也因为她的享受观念而难产去世。

四类是以《骆驼祥子》中小马儿和他的祖父以及《米》中的铁匠、前文提及的死在路边的男人等为主的社会最底层受压迫者。他们和祥子、五龙是同样的角色，都是被社会抛弃的无辜劳动人民，在挣扎中最终走向灭亡。他们的故事是片段化出现的，但却给主角的思想和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经常接触他的同行，就是在车夫中也要分个三六九等。

这四类人物都直接间接地造成了主角悲剧的发生，时代的悲惨气氛再加上黑暗势力的强大，个人奋斗终归是无力且消极的。“仿佛在地狱也能做个好鬼似的”祥子也沦为了“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三、精神寄托—以车与米为本的需求论

《骆驼祥子》和《米》的意象叙事手法也给小说增添了几分悲剧色彩，祥子的“车”和五龙的“米”都是小说的主体意象，是他们在城市奋斗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胡斌《祥子VS五龙—电影改编中的两个“农民工”》，《电影文学》2008年第20期）。

“车”之于祥子象征着未来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是整本小说的主线索。从十八岁拉车开始，祥子就决计要挣出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为了实现这个关于“车”的愿望，祥子经历了“三起三落”。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上看，祥子一直在追寻的“车”代表的正是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即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一直认为有了新车就有了希望的信念！这是一种个体劳动者虽然卑微却正当的生活愿望，然而，车的“三起三落”也正是祥子对未来希望的三起三落，最后他对车产生了怀疑，对这种老实本分的生活产生了疑惑。“在先前，他唯一的指望便是拉车;现在，他讨厌拉车。”

苏童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作品中将意象极致发挥，无论是“米”“火车”“水”“风铃”“砖塔”“口琴”“白兰花”象征的美好和故乡，还是“老鼠”象征的罪恶和背叛，都是作者感情的含蓄表达。这类写意性语言在不同情境创设下可以有不一样的解读，尤其是关于贯穿小说的主线索—“米”的深层含义解读，它与食欲、情欲、权欲等欲望皆有关（王虹《论苏童小说〈米〉的意象叙事》，《淮阴工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五龙的一生围绕着米展开可以概括为：逐米而来—拥米而生—为米而死。全篇一共六处详细点明五龙生吃糙米，从开始的只为抵抗饥饿，到后来“米”诱发了他更多的欲望。满足食欲后，五龙依然会习惯性的随身带一小布袋的生米，时不时抓一把塞进嘴里嚼着。渐渐地，“米”已经不再纯粹作为果腹的粮食而存在，它成为了五龙的“欲望工具”。在五龙身上，荒诞新奇的事情时刻在上演，每当女人周围有米，或者米围绕着女人，五龙总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孟艳清《论苏童小说〈米〉中的生存之悲与人性探寻》，《小品文选刊（下）》2017年第5期）。“米”是五龙心中最纯洁的圣物，仿佛有了米，一切罪恶、偷情、不堪都会变得纯粹干净。

尽管五龙在异乡异地实现了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但他依然黯然神伤，怀疑这一切是否真实，好像这几十年只是五龙在来时火车上的“南柯一梦”。所以，五龙临死前委托堂弟在枫杨树老家买了三千亩地，带着一车皮最好的白米叶落归根，“他需要一车皮雪白的、清香的大米，他需要这份实在的能够抵抗天灾人祸的寄托”。归乡途中，五龙的小儿子柴生赶在五龙咽气前逼问出装着五龙“财产”的木盒，里面却没有地契，也没有钱币，而是满满一盒子米。“米”已经成为五龙灵魂的归宿，正如绮云所说：“五龙的灵魂在木盒里一边狂暴地跳荡，一边低声地哭泣。”

祥子和五龙在追寻生理需求的途中经历无尽坎坷，一个在不断肯定自己和放弃希望间迷失了本我，一个在无边欲望中沉迷堕落。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个人的渺小卑微终将被社会大潮卷起粉碎，不堪一击，同时无疑也暴露出人的劣根性。人性不是单一纯粹的善或恶，老舍和苏童将人性在黑暗中的褶皱铺平，暴露在眼前，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米，是“某种历史、某种归宿、某种结论”（杨英《解读苏童的〈米〉》，《文学教育》2009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