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阳

引 言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 1871-1900)是美国十九世纪后半叶著名的文学家。出版于一八九五年的《红色英勇勋章》(TheRedBadgeofCourage)作为克莱恩的代表作，奠定了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同时这部小说对二十世纪“战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Kazin，1983：vii)，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小说呈现了一名初次上战场的年轻士兵亨利·弗莱明(Henry Fleming)从对战争的无知、恐惧，经历战争洗礼而逐步成熟的成长历程。

学界对《红色英勇勋章》的研究大致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小说主题的探究。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2007：49)把这部小说定位为战争小说；郑丽(2005)认为克莱恩在小说中对传统英雄主义进行了重新阐释，英雄主义即“人在面临巨大危险时能正视并克服自身怯懦的勇气”；胡亚敏(2014)则认为克莱恩通过亨利的战斗经历解构了美国英雄神话，“亨利远非一个真正的英雄”；杨金才(1999)阐释了作品的文化政治意义，认为作品“隐含了对美国文化中现代军事化的批评”；陈媛媛(2011)探讨了小说中的成长主题，认为战争这一特殊的成长背景成为亨利成熟的催化剂。二是探讨克莱恩在《红色英勇勋章》中的写作手法和艺术风格。许美珍(2009)分析了作品中以勋章为符号的文化表征的运用及克莱恩的自然主义笔法；约翰·德莫特(John J. Mcdermott，1968)指出克莱恩在小说中使用的一系列象征。三是从多视角入手分析。张放放(2005)试图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读小说中亨利的各种心理冲突，指出克莱恩抨击战争社会的目的；约瑟夫·迈耶(Joseph M. Meyer，2017)从创伤叙事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弗莱明企图通过构建他个人经历的和谐叙事来说明他情感的创伤和混乱。

尽管学者对《红色英勇勋章》的研究众多，但鲜有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研究小说的伦理意义。本文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切入，以主人公参加战争，经受洗礼这一历程为伦理主线，解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等，指出小说体现了人物弃恶向善的成长过程，诠释该小说的伦理教诲功能和给人带来向善的思想启迪，同时也开启对这部美国文学经典著作伦理意义的重新解读。

伦理环境的异化

“伦理环境又称伦理语境，它是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聂珍钊，2014：256)。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聂珍钊，2010)。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伦理环境的分析，强调“要回到历史现场，在特定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分析文学作品”(聂珍钊，2014：9)。在《红色英勇勋章》中，最突出的伦理环境无疑就是这场美国南北战争。从一开始弗莱明憧憬和幻想的英勇战场到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残酷战斗，从以良善德性为主体的文明社会到训导出杀人机器的冷漠战争，伦理环境的异化使弗莱明的伦理身份发生混乱，做出伦理选择显得异常艰难。

战争经常与正义、光荣、神圣等联系在一起，美国南北战争更是一场令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正义”之战。在小说中，弗莱明是个乡下小伙子，向往战争的传奇生活，满怀浪漫的英雄主义观念，不顾母亲的反对和牵挂参加了北军。弗莱明一直渴望打仗，梦想着自己能像古希腊的英雄一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在他看来，战士荣耀无比，战争壮丽多彩。而且“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报道”，村里人对于参战士兵的褒扬以及姑娘们对于英雄的崇拜更是把他激发到“无法克制的程度”(克莱恩，2012：3)。弗莱明在此时的伦理语境中做出了参军的伦理选择。此时战争这一伦理环境还以奇妙、光荣、英勇的面目存在于弗莱明的幻想中。然而，当战斗真正打响时，弗莱明却目睹了战争残酷的真面目。战友死伤惨烈，战场上留下的尸体形状各异，触目惊心。面对战友们伤痕累累的身体，弗莱明逐渐意识到“那架将他们搅进去的战争机器”(克莱恩，2012：40)多么可怕，此刻他对战争充满了恐惧，因为他时刻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与此同时，在战争这样极端的伦理环境下，弗莱明还受到心灵的煎熬。他亲眼目睹好朋友吉姆·康克林受伤惨死的全过程，看着战友一步步死去而自己无能为力，这使弗莱明悲痛万分，备受煎熬，他只能扬起拳头，破口大骂一句“畜生”。此时的弗莱明对战争充满了“突兀刻骨的仇恨”(克莱恩，2012：45)。一开始战争这一伦理语境以美好的幻想出现，而现在异化成残酷与血腥的代名词。在其中，人类求生的本能及不杀生的自然法完全被消解，自相残杀成为战争伦理环境的特征。

在克莱恩写作该小说的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社会已进入文明社会。尊重人权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人们的道德修养提高，善良德性正在进一步弘扬。小说中创造的战争伦理语境走向特定的文明社会伦理环境的反面。在小说中，没有人关注士兵们的命运，也无人关心他们的情感和内心想法，他们只是被当作工具和利用手段去实现军官们自己的目的。战争是高层军官们发动的一场政治游戏，而以弗莱明为代表的这些普通士兵不过是充当其中的炮灰而已。士兵们的基本人权遭到无情践踏，他们被气愤的长官们毫不留情地推搡着，怒骂着，甚至被称为“赶骡子的”和“一把扫帚”，他们作为人的价值和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在战争这一异化的伦理语境下，文明社会养成的良善德性和道德意志受到抑制。交战双方的士兵们对彼此并无恶意，甚至彼此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弗莱明在站岗时越过小河与敌军的士兵交谈，感到他“温和幼稚又可信”，还“挺喜欢他”(克莱恩，2012：5)；敌营的这个哨兵也觉得弗莱明是个“好伙计”。这样的情谊使弗莱明一时对战争痛恨不已。他们可能都具有善良意志，本不必兵戎相见，是战争迫使他们面对这样的局面。面对战后被捕的战俘们，弗莱明发现他们也是普通的士兵：有的“娃娃似的抱着脚丫子”(克莱恩，2012：100)，照料脚上的轻伤；有的和他聊着天，相互交换着对战争和形势的看法；有的心灰意冷，一脸羞惭。战争使他们在文明社会伦理环境中养成的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的良善德性和道德意志受到侵蚀，经历过艰难的伦理选择之后，他们逐渐变成战争狂人、杀人机器。

伦理环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聂珍钊，2010)，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要对处于特定伦理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进行剖析。通过对小说中伦理环境的分析，我们发现战争这一伦理语境从原本弗莱明憧憬中的神圣、奇妙异化为实际战场的残酷、危险；文明社会这一伦理环境在小说中异化为冷漠、麻木的杀戮和战争。异化的伦理环境使弗莱明无法获得关于自身伦理身份的正确认知，这使他在面临伦理选择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伦理困境中。

伦理身份的迷失

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问题之一。聂珍钊(2014：263-64)指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在《红色英勇勋章》中，主人公弗莱明具有士兵和有道德意识的社会人两种伦理身份，这两种身份都经历了一个由迷失到清醒的过程，也是其心理成长、成熟的过程。

“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聂珍钊，2014：264)。由此看来，小说中弗莱明一度迷失了作为战士和社会人的伦理身份。作为一名士兵，首先要有英勇作战并随时准备牺牲的责任感，这是战士基本的道德规范，但是弗莱明却在战斗之初就迷失了自己士兵的伦理身份，选择逃跑而忘记了自己的战士责任感。这在与其他士兵的行为对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战斗即将打响之际，弗莱明的战友“大嗓门”豪情满怀，神气十足，认为自己能和其他老兵一样打得很好，“不会当逃兵的”(克莱恩，2012：13)。对比“大嗓门”的信心十足，弗莱明却打起了退堂鼓，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当兵的料”，与这些迫不及待要英勇作战的人有天差地别。在战斗开始前的几天时间里，弗莱明忧心忡忡，满脑子想的不是如何英勇参战，而是如何逃跑。他甚至计划好了策略：先投身战斗，象征性的打上几枪，然后逃跑。果不其然，在第一场战斗中，弗莱明被迫在队伍中打上几枪。尽管如此，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伦理身份，认为自己品德高尚，完成了作为士兵的使命。然而好景不长，在立马又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中，弗莱明再次迷失了自己的伦理身份。他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士兵身份，立刻“吓得哇哇乱叫”并“大步流星照直往后奔”(克莱恩，2012：32)。在逃跑过程中，弗莱明逐渐清醒，认识到自己逃跑的“罪行”，但他又没有奋起作战的勇气。一方面，他不断给自己找借口，当目睹一只松鼠发现危险就逃跑的行为后，他认为自然给了他逃跑的预兆并与他所见略同，支持他逃跑的行为;另一方面，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觉得“自己的耻辱昭然若揭”(克莱恩，2012：42)，甚至嫉妒那些受伤的士兵，那些伤口正是他们英勇作战的证明，弗莱明希望自己也有个伤口，有块“红色英勇勋章”。弗莱明在这两种想法之间来回摇摆，其士兵的伦理身份也处于迷失混乱中。弗莱明的好朋友吉姆的壮烈牺牲与他惊慌失措的逃跑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吉姆英勇参战并受重伤，他以惊人的毅力走到自己挑选的墓地，这给了弗莱明沉重地打击，使他受到震撼。此时，士兵的道德责任感在他内心占了上风，他有了即刻上前线的冲动。但是，迷失的伦理身份尚未完全回归，他在与疑虑作斗争。终于，在无意中获得一块“英勇勋章”之后，弗莱明清醒地认识到战士伦理身份带来的荣耀，他要遵循士兵应有的道德规范，迷失的伦理身份得以回归。

士兵伦理身份还要求士兵们有战之即胜的信心。弗莱明作为一名战士，没有遵循这一道德规范，他对自己的伦理身份是困惑的。他夸大敌军的耐力、本领和勇敢，认为他们是“钢筋铁骨”(克莱恩，2012：31)，其被打败的希望渺茫。在炮兵连及先头部队恢弘气势的对比下，弗莱明缺乏斗志和信心，其伦理身份是迷失的。弗莱明在逃跑过程中撞到一支炮兵连，虽然大部队被打败，但炮兵连依然信心百倍，他们沉着冷静地与对手较量着，这使弗莱明“一阵骇然”(克莱恩，2012：32)。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一支步兵师先头部队身上。在别人都打败撤退时，他们向前挺进，为自己往前开而骄傲。士兵们个个脸色严峻刚毅，背影刚直坚定，坚信己方会取得战争胜利。此时的弗莱明向往加入他们，对战争胜利有了信心，他的士兵伦理身份逐渐回归，终于确信北军必胜。

如果说弗莱明的士兵伦理身份经历了短暂的迷失后回归的话，那么他作为社会人的伦理身份始终处于迷失中，直到战争结束才渐次明了，最终实现了心理上的成长与成熟。社会人的伦理身份是后天在文明社会中获得的。文明社会教会他尊重生命，具有善恶观念和道德意志。而在战争这一伦理环境中，他的行为却与该身份不相符合，甚至遵循的是原始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远非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弗莱明社会人伦理身份的迷失可以从小说后半部分最后两次战斗中他拼死杀敌的经历中一窥端倪。在小说后几章，弗莱明走上战场，变成了“阴沉狂怒的幽灵”(克莱恩，2012：74)，充满报复的恶念，可怕而残忍。他认为敌军是折磨他的绿头苍蝇，蛮横无理地吸着他的鲜血，他宁愿豁出生命把敌人们打个稀烂。此时的弗莱明完全迷失了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伦理身份，随意践踏生命，忽视了基本人权，丝毫没有敬畏生命。他遵循的是原始社会的丛林法则，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绝不容忍别人作践自己的生命。他已经把战争本身的残酷冷漠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温情抛之脑后，无法做出任何理性的判断，就是要与敌人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血腥战斗，这完全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人所应有的行为。弗莱明在战斗中看到双方军队如猎狗一样，动作凶猛迅速地朝对方奔去，在一阵短兵相接之后他开始对敌方士兵愤怒叫骂，双方你来我往地交换着尖刻的侮辱。在战争这一极端伦理环境下，弗莱明的伦理身份出现了混乱。他变身战争狂人，无情杀敌的行为是残忍的、毁灭性的。战役结束后，弗莱明才明白战争是过眼烟云，和平的生活才是永恒。他认识到，“他做过一头牲口”，在战场上打打杀杀，流血流汗，如同蛮荒世界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搏斗。如今他热切向往“温柔而永久和平的生活”(克莱恩，2012：105)，人们敬畏生命，人与人之间充满真诚和信任，这才是文明社会所提倡遵循的道德规范与伦理准则。此时弗莱明的社会伦理身份才得以回归，弃恶向善的历程使他收获了心灵上的成长、成熟。

在战争这一极端伦理环境下，弗莱明陷入了伦理身份迷失的危机中。他作为一名士兵，没有遵循应有的英勇作战并随时准备牺牲的伦理规范，也没有战之即胜的信心，在战斗中选择了逃跑并不断为自己寻找借口，为部队战败寻找理由。在士兵伦理身份回归后又迷失了作为社会人的伦理身份，在战场上残忍杀敌，遵照的是原始野蛮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正是在伦理身份迷失的危机中，弗莱明伦理选择的艰难得以充分凸显。

伦理选择的艰难

聂珍钊(2014：267)提出，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中，伦理选择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伦理选择是指“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伦理选择指的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这往往会造成伦理两难的困境。在《红色英勇勋章》中，主人公弗莱明做出艰难的伦理选择包含以上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他陷入了拼死杀敌和尊重生命的伦理两难中；另一方面，他履行士兵职责，从胆怯逃兵成长为成熟战士，真正获得“英勇勋章”。

在文学作品中，伦理选择常常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因为这使人物陷入伦理困境中，因而必须做出选择。选择者单独面对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选择做出的道德判断都是正确的且符合伦理规范，一旦做出其中一项选择则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因此，这样伦理两难的选择是无法两全其美的，不论如何选择都往往导致悲剧的结果。在小说中，弗莱明刚上战场就面临着伦理两难：一方面，他作为士兵的伦理身份使他必须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另一方面，他通过战前与敌军士兵的接触发现他们并不可恨也不可怕，甚至有些可爱，而且在文明社会伦理环境下养成的尊重生命的道德意识使他无法去杀害这些敌军士兵。这两个选择都不是他愿意看到的，弗莱明陷入了伦理两难的困境。在战斗真正打响之前，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心事重重，被压得抬不起头来，陷入“永恒的自苦”(克莱恩，2012：11)中。在伦理两难中，他先是选择了后者，这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悲剧。他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心灵上的折磨和痛苦，生怕别人发现了他逃跑的罪行。最后他在两难中做出了奋勇杀敌的选择，这使他真正走上战场，却变身“战争狂人”“杀人机器”，这也是悲剧性的。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选择是人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途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伦理化过程”(聂珍钊，2014：267)。在这种善恶不断转换的选择过程中斯芬克斯因子发挥着重要作用。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两部分构成，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表现为理性意志；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表现为自然意志及自由意志。两种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使个人做出的伦理选择也不同。理性意志控制了自然意志，即人的动物性本能，就会引导人做出向善的伦理选择。小说里，在真正的战役开始时，弗莱明联想到老兵们对于战争危险的描述及周遭血腥紧张的氛围，此时人的求生本能的自然意志开始潜滋暗长，兽性因子占据了主导。在异化了的伦理环境下，伦理身份所要求的士兵职责，即弗莱明的理性意志被抑制，兽性因子控制了人性因子，因而他选择了逃跑。但人性因子并未泯灭，理性意志时刻提醒着弗莱明应承担的责任，这使他心灵遭受矛盾和痛苦。在逃跑过程中，弗莱明遇到一位满身沾满灰尘和血迹的伤残士兵。性格温和的他关切地询问弗莱明的伤口，这使弗莱明恼羞成怒，他嫉妒那些伤痕累累的士兵，甚至希望自己战死沙场。弗莱明内心的理性意志和自然意志在进一步地争斗，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开始了更为激烈地博弈，但兽性因子依然发挥主导作用。弗莱明在逃回队伍之前意外被其他部队的队友打伤，获得了一枚“红色英勇勋章”，但不明真相的队友们对他关爱有加，这使他不断自省，弃恶从善的意愿愈发强烈，人性因子开始回归。终于，在战斗又打响时，弗莱明选择了上战场，自信而勇猛。这一次，在理性意志与自然意志的交锋中，他的理性意志占了上风，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弗莱明经历了伦理选择，变成英雄好汉，获得将士们的褒扬。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聂珍钊，2014：267)。小说中弗莱明的伦理选择极具复杂性和矛盾性。他陷入了逃避还是杀敌的伦理两难中，不论他做出何种选择都难逃悲剧性的后果。在斯芬克斯因子中，分别通过理性意志和自然意志发挥作用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之间力量的消长，决定了弗莱明的伦理选择。自然意志摆脱了理性意志的控制，求生的本能使他选择了逃跑；理性意志抑制和约束了自然意志，弗莱明选择了英勇作战，担负起士兵的责任。人性因子战胜兽性因子的过程也是弗莱明择善弃恶的过程，体现了他心理上的成长。

结 语

《红色英勇勋章》中的弗莱明经历了弃恶扬善的成长历程。从一开始对战争的美好幻想到体验到战争的残酷，从文明社会到冷漠战争，在此异化的伦理环境下，弗莱明迷失了作为士兵及社会人的伦理身份，在战争结束后才意识到和平生活的美好，心理变得成熟。同时，弗莱明陷入了逃避还是杀敌的伦理两难中。逃避使他遭受心灵上的拷问，杀敌使他变身战争狂人。而必须英勇作战的理性意志约束了逃跑求生的自然意志，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使弗莱明最终做出了弃恶扬善的伦理选择，这一过程也是他心理上成长的历程。文学伦理学批评尤其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对这部经典文学作品的文学伦理学的重新解读带给我们向善的思想启迪，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做出伦理选择提供了道德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