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星》在现实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全面地展现出了改革所面临的困境，而同时也具有“现代”的审美意识。在其进行经济“改革”的背后，尽管处境艰难且结局具有悲剧色彩，其“改革精神”的呈现却是贯穿始终的。

关键词：“改革精神”现代 提喻法

“改革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始终扮演着自己的“社会身份角色”，采用了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策略性话语，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探索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新星》这一文本在当时受到热切追捧，而随后由太原电视台所拍摄而成的电视剧《新星》也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仅与“时代同步”，呈现了复杂的现实改革局面，其带有悲剧色彩的结局也注入了柯云路沉重的思考，同时，它也在不断书写和传播过程中成为承载着现实社会普遍想象与普遍情绪的社会符号。《新星》是柯云路对于阶段性改革现状的一种深切思考，它不同于发轫初期的“改革文学”，而更是一种对于现实改革深化的复杂呈现，并借以不同的隐喻方式建构出一种审美化了的意识形态，从而具有了一种“现代意识”。“改革精神”不仅在李向南的身上有所呈现，更寄寓了作者一种历史意识，从不同角度探寻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也是一种“改革精神”。

一、“改革”的反思

“改革文学”中对于“改革者”形象的描写永远是符合民众期盼的。“他一双火力十足的眼睛不看别人，只盯住手里的香烟，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地咬着牙帮骨，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棱子”a——这是《乔厂长上任记》对于乔光朴的形象描写。这种“革命战士”的形象是“改革文学”初期对于“改革者”形象塑造方法的典型运用。而到了《新星》中，李向南的描述则更有了一些“干部”的味道：“一米七八的高个子，黑而清瘦的脸，炯炯有神的眼睛，络腮胡，一身洗得发淡的深灰色的确良衣服，裤腿挽到小腿肚，赤脚穿着一双旧凉鞋。”b李向南的形象符合了“干部”的朴素、沉稳与老练，也更迎合了当时民众对于“干部”的形象想象，这一干练的“英雄”形象也预示着李向南对于“改革”的决心。电视剧《新星》当中的李向南的形象也非常符合上述描述，给观众以视觉的直观感受。

实际上，在《新星》中李向南的“改革”全部是在围绕着政治上的改革与斗争所进行的，其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规划”也指向了政治斗争。李向南在古陵县上任开始，便着手处理信访问题，并解决了一名退休教师三间住房被长期霸占的问题。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这名教师魏祯的身份——“原国民党起义中校”。他的上访已多达七十七次，顾荣所领导的古陵县政府部门相互推诿，事情一直悬而未决。但在李向南很快解决此事件后，顾荣在一次会议上借此指责他的工作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李向南慢条斯理地回应道：“现在搞改革整顿，目的就是要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率和为它服务的政治效率、行政效率。”“上下级关系要在工作中，要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全新的工作基础上加强、改善，甚至重建。”c可以看出，此时的李向南在以政治权力体制改革的进行来保障经济建设而反驳顾荣，政治体制改革在李向南看来是首要任务。

因此，李向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他一系列改革设想的前提，对这一改革构想的实践表现为平复冤假错案，裁撤县委办公室主任与不称职镇长，大胆起用以前受打击的经济人才等。而这些政治改革措施直接证明了古陵县政府人员的调动是李向南决策的结果，而这一“权力行为”实质上并没有对古陵县的体制进行革新。李向南对行政制度革新的设想是基于对旧体制的变革，然而我们发现，他的“改革”赖以展开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得力于这样一套旧体制，而李向南则是利用自身的权力来重组了古陵县的政治格局。基于他一来古陵就接待百姓来访，更在一天内处理完几十件民生问题，创作主体这样的叙述使读者畅快淋漓的同时也使读者脑海里勾勒出了传统的“青天”形象。可以说，这种“非现代”的“改革”并非是对旧体制的创新，而只是李向南对古陵县政府机构的一次重组。这也仅仅是对《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的延展和深化，在体制内通过权力来推动改革，从而达成目标。这样的改革想象在其“改革叙事”中为改革的推行蒙上了困境，以致最后的失败。

而在《新星》的叙事中，除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契合外，其对于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话语也有着充分的展现，彰显着有别于主流话语的“新質”。在李向南进行“改革”的同时，他与林虹的几次关于“人生观”论辩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李向南的几组说词：

“林虹，你应该对生活积极点。”李向南说。

“我不是说你具体干什么，我指的是总的生活态度。”他看了林虹一眼，“做你应该做的事。”

“林虹，我的意思是说，你对生活不应该失去信心。我不是对你进行公式化的说教。”

“别人说不可怕，生活蹂躏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己蹂躏自己。”

“改革社会，应该包括改变精神。社会现代化了，可是像你这样的心理不能恢复活力，那这种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呢！”

……

其次是林虹的几次回应：

“我这样生活有更多的自我选择，有更多的自由，更能体现人的存在。”

“我的哲学大概还要加一句：自我完善。”

“没有任何话能打动我。”

……

可以看出，李向南在这里采用的是一种教育式的口吻而与林虹进行关于“人生观”的激烈交锋。《新星》除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叙述外，也有着“现代性”话语的加入。一如80年代一开始便掀起的那场“潘晓讨论”d，对于青年人的“人生观”问题贯穿了整个80年代：“他们的分歧不仅意味着80年代改革背后所隐含着的经济政治资本的重组，同时也暗示了一个时代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大分化。”e李向南与林虹的几次“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正是对当时的“人道主义”主潮以及“人性”主题的回应。随着现实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文学”在这个阶段的叙事也走向了成熟，对“人”的关注也作为一种存在方式而在改革文本得到了强调。

迎合“现实”或许是“改革文学”的创作初衷，但柯云路并非单单满足这一需求，他的创作不仅有着自己际遇的体现，更多的是柯云路自身对于文化的憧憬。在這样一个充满象征隐喻的文本里，对现实改革富有“史性”和文化寓意的描述同样也营构了一种别样的文本景观。这种修辞策略对于体现“改革精神”这一价值而变得更加富有深意。

三、结语

在20世纪80年代对《新星》的热烈追捧过后是对其冷静的反思，而某种程度上也是“改革文学热”的退潮。80年代对于“革命话语”的驱除使得像《新星》这类的“改革文学”的话语实践最终湮没在时代话语之中。然而，柯云路对现实改革的沉重思考注入了文本以现实主义的维度，《新星》所带有的更复杂的改革叙事和以李向南为典型的角色塑造注定会在文学史间留有意义。正是这种“‘改革文学所具有的浪漫精神，青睐于英雄的审美趋向，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范畴，古典悲剧成分与现代悲剧感的巧妙叠合，立足现实，带起历史又朝向未来的三维思想空间，给文艺现代化在新时期的选择，提供了可行途径。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滤掉题材光晕而看到的改革文学的又一重意义”l。正如李向南此类的“改革者”在面对“改革”困境时所生发的踔厉的姿态，便是我们所说的“改革精神”的显现，而其悲剧的结局以及柯云路对现实的关注都使这种“改革精神”蒙上了某种厚重感和丰富的内涵。作为一种历史信念和“共同体想象”的现实主义叙事的历史范畴，“改革文学”不仅作为一种历史的承载，其呈现的“改革精神”更承担了大众对现代化现实改革的期望，这也是“改革文学”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李向南们的“改革时代”业已结束，当我们在讨论今天能否“承载起‘改革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突破‘我的限定，参与到‘他人对于自身历史、命运和共同体的想象”m中去时，我们现在还是否能像“改革时代”的文学一样，重新激活当下对于“改革”的想象，而讲述新时代的故事。 a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见《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bcj柯云路：《新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第83—84页，第7页。

d 署名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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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黄平、金理、杨庆祥：《改革时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作 者： 路静，山西大学文学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