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振 柯艺伟

内容提要“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命题，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该命题的重大意义、理论渊源、具体内涵、内在逻辑、践行路径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推进该命题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应综合使用多学科分析范式，重点加强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谱系、“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建设、“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一、 引 言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强调“党的全面领导”由来已久。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时代建设伟大工程就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之后，“党的全面领导”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持续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以党的十九大为时间节点，我们将学界关于该命题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党的十九大之前，学界虽尚未明确使用“党的全面领导”这一表述，但已经对该命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为后续展开该命题的研究夯实了基础；二是党的十九大之后，“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崭新命题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和研究的焦点，国内重要的报纸期刊相继刊载了研究该命题的理论文稿和学术论文。在中国知网（CNKI）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493篇（截至2019年11月12日）。其中，CSSCI期刊77篇，中文核心期刊12篇，一般期刊221篇，重要报纸文章137篇。“党的全面领导”研究代表性的专著有：曾峻教授主编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吴传毅教授主编的《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7月版）。国家相关部门也高度重视该命题的研究工作，围绕该命题的研究设立了诸多重要项目，代表性项目如：“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实现方式研究”（2018年“研究和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多重逻辑与实践”（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思想理论创新研究”（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201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此外，各省、市的相关部门也围绕该命题设立了一大批研究项目。当前学界主要围绕该命题的重大意义、理论渊源、具体内涵、内在逻辑、践行路径等方面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和评析，以期为学界同行深化该命题的研究垫石铺路。

二、学界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研究的主要内容

十九大以来，“党的全面领导”命题的提出再次掀起了学界关于党的领导问题研究热潮，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对“党的全面领导”问题展开了深入且系统的研究，在该命题的重大意义、理论渊源、具体内涵、内在逻辑和践行路径五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具体如下：

（一）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人民幸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上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在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精神的指引下，学界从不同向度对“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进行解读和阐发。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张荣臣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论断，认为新时代提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进一步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进一步深化[2]张荣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北京〕《党建》2018年第6期。。张志明则进一步从理论演进的维度指出，“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领导地位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阐明了党的领导理论发展与执政现实需要的内在联系[3]张志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石家庄〕《治理现代化》2019年第1期。。二是增强了执政党自身建设。赵乐际立足于夺取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上指出：“总要求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指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目的和根本原则。”[4]赵乐际：《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宗刚等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为切入点，认为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方向指引，全面从严治党是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和保证[5]宗刚、朱小玲：《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基于十九大报告关于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透视》，〔北京〕《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丁俊萍则认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认为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内在同一性，其目标都指向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6]丁俊萍：《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和重大意义》，〔北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3期。。三是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倪斐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建构的视角出发，指出“党的全面领导”是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和支持司法的基本前提，从而论证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应有之义和最终选择[7]倪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命题与逻辑转向》，〔呼和浩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6期。。宋随军则从建设法治中国的维度进行探究，提出推进当代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与传统文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1]宋随军：《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若干问题》，〔北京〕《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四是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宋文新从党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指引和战略安排入手，阐明了“党的全面领导”是改革开放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政治灵魂[2]宋文新：《改革开放的政治灵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长春〕《吉林党校报》2019年1月1日。。贾立政以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客观依据，指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因此今后无论如何改、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3]贾立政：《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成都〕《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2期。。欧阳淞从党的特质、形象、实力和贡献这四个维度对党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深度剖析，论证了党的领导事关改革开放全局，必须在坚持中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而强化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方位领导[4]欧阳淞：《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期。。五是保障了国家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桑玉成以推进党政领导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分析理路，指出国家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在于优化部门职能，提高党把方向和谋大局的能力，从而使党的领导能够落实到各个领域之中[5]桑玉成：《着力推进党领导一切原则下的党政领导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上海〕《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李君如从制度特点、矛盾转变、奋斗目标等向度对“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探析，认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仅是这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而且是实现这场伟大变革的根本保证”[6]李君如：《正确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关系》，〔北京〕《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5期。。丁俊萍进一步强调：“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才能有效应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挑战和风险，才能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正确方向和根本政治保证”[7]丁俊萍：《党的全面领导：机构改革的一条贯穿主线》，〔北京〕《人民论坛》2018年第9期。。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学界已经对“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理论和现实的维度阐明了“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初步构建了该问题的研究图像。但是，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多以规范性研究为主，目前亟待加强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

（二）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渊源研究

“党的全面领导”命题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立足于新时代对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总结。“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溯源是建构“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也是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途径，因此学界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渊源研究也给予了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领导的相关论述的研究。裴泽庆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必然”规律，同时阐明建立一个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党是执掌政权的先锋队和领导者[8]裴泽庆：《深刻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五个维度》，〔重庆〕《探索》2019年第2期。。曾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权思想、列宁的“总的领导”思想、毛泽东的“一元化领导”和“党领导一切”思想、改革开放后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思想，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相应的实践经验[9]曾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二是对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历史经验研究。丁俊萍指出，“从强调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党的领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丁俊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合肥〕《江淮论坛》2018年第5期。。刘靖北认为，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中，党以延安整风运动为契机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放战争中，党建立并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建国后，党继续坚持并强化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2]刘靖北：《如何理解党的全面领导》，〔上海〕《解放日报》2017年11月21日。。刘吕红指出：“从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中华民族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每次历史飞跃、每次巨大跨越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充当着领路人和主心骨角色。”[3]刘吕红：《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长沙〕《湖湘论坛》2018年第4期。祝彦等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命题是在继承党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创新和发展，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4]祝彦、刘朝华：《新时代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沈阳〕《辽宁日报》2019年1月8日。。

可见，学界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溯源的研究工作已取得巨大进展，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党的领导理论的发展图景，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截至目前，学界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溯源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简单梳理阶段，暂未形成完整的“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研究谱系。

（三）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具体内涵研究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内涵做了原则性和指导性的阐释。学界依循十九大报告的基本精神从不同视角对该命题的内涵进行了全方位解读。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该命题的具体内涵的界说尚未达成普遍的共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一是系统论说。韩强认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命题，要以“点”识“面”，也要以“面”观“点”，要系统地把握“党的全面领导”的定位、范围、体制、方式和目标这些基本“点”，并将其有机统合起来[5]韩强：《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的科学内涵》，〔南宁〕《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二是执政党角色定位说。曾峻指出，“党的角色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对各类组织和各项重要事务负有领导责任，同时保证人大、政府、司法机关、政协、人民团体以及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依法依章开展工作”[6]曾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王明杰等强调，“党的全面领导”的重点在于领导作用的发挥，而非对于具体工作的直接管理，总揽而不包办、领导而不代替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生动体现[7]王明杰、周隆武：《“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当代实践》，〔北京〕《前线》2019年第1期。。三是词源学分析说。徐晨光等认为，“党的全面领导”内在地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党的全方位领导这三个层面。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前提，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关键环节，落实党的全方位领导是最终目标[8]徐晨光、王小萍：《党的全面领导：逻辑、内涵与路径》，〔长沙〕《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四是执政党领导方式说。樊宪雷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终体现为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9]樊宪雷：《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基于改革开放史的考察》，〔成都〕《邓小平研究》2018年第6期。。徐斌进一步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体现在党的政治领导指引明确的政治方向，党的思想领导确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党的组织领导统领先进的组织建设”[10]徐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北京〕《人民论坛》2018年第9期。。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学界以不同的分析理路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具体内涵进行阐释，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但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具体内涵界说，目前还难以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和分析范式对该问题进行剖析，从短期看推动了学术的探索和争鸣，但从长远看，该命题的概念界定和基本范畴的论说的差异最终会成为该命题研究的瓶颈甚至障碍。

（四）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逻辑研究

“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一个科学的命题，其生成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把握这一命题的内在逻辑是深化该命题研究的一把“钥匙”。学界当前主要从四个维度对该命题展开研究。一是历史逻辑论。谢春涛以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分析视角，论证了党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指明了只有党才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繁盛[1]谢春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田哲从使命担当的维度入手，指出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奋斗史，正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奠定了党的领导地位[2]田哲：《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前线》2018年第1期。。曲青山从政党领导能力比较的角度论述，认为“我们党就做了其他政党做不了、做不成的事，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众多政党中脱颖而出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原因，也是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原因”[3]曲青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北京〕《党建》2018年第6期。。二是现实逻辑论。张振等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作为分析的基点和坐标，提出在新时代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的自我调适与发展[4]张振、曹亚雄：《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多重逻辑》，〔北京〕《人民论坛》2018年第5期。。张世飞等从党内外和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变化为着眼点，指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四种考验”和化解“四大风险”的主动选择[5]张世飞、黎田：《论“党的全面领导”的演进历程、内在逻辑与所涉及的重大关系》，〔福州〕《理论与评论》2019年第1期。。三是制度逻辑论。方涛从制度设计的目标维度入手，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充分体现并强化“党的全面领导”[6]方涛：《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南昌〕《求实》2018年第1期。。周叶中等则从宪法学的分析视角对党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体系中的地位进行考察，提出中国共产党居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地位，不仅掌握着治国理政的公权力，也履行着国家治理者的实际职责，因此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构成[7]周叶中、林骏：《“党的领导”的宪法学思考》，〔济南〕《法学论坛》2018年第9期。。四是理论逻辑论。王敏等从中西政党差异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以及国家现代化要求三个方面阐述党的领导[8]王敏、冯秋婷：《党的全面领导：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福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11期。。祝灵君则综合运用中共党史、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析范式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进行建构和解读，提出党的领导可以用“党群关系同心圆”和“党-国家-社会”这两个理论模型加以审视[9]祝灵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北京〕《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12期。。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学界从历史、现实、制度和理论四个向度对“党的全面领导”进行多维解读，从学理上阐明了“党的全面领导”命题的科学性，强化了“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自信。但是，学界当前对该命题的四个逻辑之间的关系少有论述，四个逻辑的深层次内涵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尚需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研究

“党的全面领导”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而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实践问题，从理论上深刻把握“党的全面领导”的最终指向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学界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党的全面领导”的践行路径展开研究。一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王浦劬从党在当代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入手，特别强调“党的全面领导”与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联系，指出党的领导的成败系于党的建设成效[1]王浦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思想论析》，〔北京〕《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包心鉴以政党适应性的提升为分析视角，提出新时代党的领导能力高低是与党的建设成效紧密相连的[2]包心鉴：《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新视野》2018年第6期。。二是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的角度。谢春涛以党中央的关注重心为分析维度，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强化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3]谢春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王世谊认为，处理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性要求的关系极其重要[4]王世谊：《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研究：回顾与展望》，〔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三是完善制度安排的角度。张日升认为强化“党的全面领导”需要提高制度的供给质量，强调以制度规范解决漏洞和防范风险[5]张日升：《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郑州〕《领导科学》2019年第1期。。钟岩则提出，要在宪法中把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确立下来，将党的领导升格到国家根本制度层面，使其更具有制度约束力和法律效力，进而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有效地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6]钟岩：《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的理论、实践、制度依据》，〔北京〕《人民日报》2018年2月28日。。四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角度。韩颖认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首要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根本政治规矩和政治原则[7]韩颖：《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郑州〕《学习论坛》2018年第2期。。田哲指出，在思想上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贯彻党中央决定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8]田哲：《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前线》2018年第1期。。鲁明川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既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理论升华，也是巩固党领导一切、进一步强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要求[9]鲁明川、段丽丽：《新时代“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的内在逻辑》，〔武汉〕《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 年第12期。。

总体来看，学界一方面高度关注“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命题的学理解读和阐释，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党的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的探索。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主要聚焦于从宏观视野进行探讨，这为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但是，“党的全面领导”问题并非“空中楼阁”，要使“党的全面领导”真正落到实处，必须进一步加强具体微观领域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有效策略研究。

三、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研究的趋势和展望

党的十九大后，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党的全面领导”命题进行了许多思考和探索，在该命题的研究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为后续推进该命题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从服务于治国理政的现实要求上看，学界对该命题的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之处，需要重点深化对以下问题的研究。

（一）综合运用多学科分析范式，拓宽“党的全面领导”理论研究视域

“党的全面领导”问题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涉及面十分广泛，理应使用多学科的分析范式与多种研究方法对该命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该命题的研究以党史学科的分析范式为主，着重从党的建设角度对该命题进行剖析，鲜有综合运用多学科分析范式的成果产生。

应当说，由于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党的全面领导”问题天然地具有其特殊性与复杂性，因此从历史维度对党的领导问题进行溯源固然是推进该命题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以何种方式构建和强化党在当代中国的绝对领导权却是学界需要关注的重心。从这一角度看，“党的全面领导”问题不仅需要从党史学视角进行分析，也需要从政治学视角思考健全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体系建构，甚至需要探讨“党的全面领导”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党的全面领导”是一个涉及党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重大命题，以不同的视角和分析范式对该命题进行分析是推进研究不断深化的重要途径。今后学界应积极开展交流，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该命题展开合作研究，对该命题进行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探讨，努力拓宽该命题的研究视域。

（二）加强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理论研究，建构“党的全面领导”理论谱系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学界对该命题的研究聚焦于顶层设计的层面，而对该命题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这尤其体现在对该命题“元”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渊源的梳理两个方面。

一是在该命题“元”概念的界定上，国内学者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对“党的全面领导”的意蕴内涵做出了不同的阐释，取得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但在“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元”概念上未能取得一致共识会为推进该命题研究带来许多阻力，这严重地影响了学界对该命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因此，学界应当明确“党的全面领导”是一个内涵丰富、话语多元、特色鲜明的理论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内核不变、宗旨不变、指向不变的历史范畴，要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抓住“党的全面领导”的“变”与“不变”的本质特征，从而全面深刻地界定“党的全面领导”的具体意涵，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由党中央统一学界对这一“元”概念的认识，澄清思想和认识误区，从而在概念源头减少研究分歧，形成基本的研究共识，进而不断推动该命题研究的深入。

二是在该命题理论渊源的梳理上，现有的成果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自身关于党的领导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总结，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首先，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学说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初形态和理论土壤，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学说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是厘清思想误区的重要前提，也只有如此方能客观地回答该命题“从何而来”的问题，进而为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托。其次，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是推进和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行动指南。虽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面临的困境有所不同，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的领导问题的探索和经验却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镜鉴。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运动过程中提出的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观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核心”和“中心”的思想，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俄国时提出的党的全面领导思想，这种全面领导体现在对国家政权、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工会组织的全面领导。概而言之，经典作家们对党的领导问题曾做出艰辛的实践探索和深刻的理论总结，可以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提供重要的方向指引和经验借鉴。因此，学界今后应加大对党的领导的理论渊源的研究力度，努力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领导的历史文献中全面挖掘和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历史变迁，展现党的领导的一般性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较为完整的党的领导理论谱系。

（三）坚持问题导向，研究在具体领域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策略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掌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有效的全方位领导是其政治责任与历史使命，但客观地说，不同领域有其各自的特定规律，因此在不同领域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也需使用不同的具体策略和方式。

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路径研究大多聚焦于宏观领域，注重从整体上探讨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大方向与大方针。但需要明确的是，“党的全面领导”固然是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的全方位、整体性的领导，但党的全方位、整体性领导也是由党对各个不同领域的领导所聚合而成，而学界对具体领域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研究较为薄弱，因此尤其需要重点加强对党强化对意识形态、军队、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全面领导的具体策略研究。如：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历来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将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保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领导的重要保障，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领域各行业的全面领导，既要坚持党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的领导，也要坚持党对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教育事业、科技事业、文艺事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具体行业的领导，不断探究进一步强化党对社会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

（四）健全“党的全面领导”的各项制度，构建“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

制度是一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与长期性的行为规范和工作规程，制度供给的质量水平及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是决定制度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作为当代中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的科学化和体系化水平事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可见，党的领导制度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居于重要地位，学界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建设已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从回应现实政治关切的角度上看，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各项制度的完善以及“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建设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仍亟待加强。

一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的各项制度。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当前学界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各项制度已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在各项具体领导制度的缘起、内涵、运行原则等方面都做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和论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这自然要求党的各项领导制度与时俱进。因此，党的各项领导制度虽然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依据不同历史阶段党的领导目标和领导任务进行不断调适和发展。我们应坚持现实导向，在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领导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的基础上，探讨在新时代实现党的领导制度的创新与发展的原则要求与现实路径，为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各项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

二是建构“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当前学界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成果大多集中于对“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理论内涵、逻辑进路等方面的研究，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较为少见，大多数成果对该问题仅是有所涉及，尚未有系统的论述，专项研究更为罕见。应当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对国家和社会实行全面有效的领导必须有完善的领导制度和健全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支持，因为完善的领导制度是降低领导成本、提高制度绩效的前提，而健全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保障。为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建设研究，从理论上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的构成、目标、原则等基本问题进行阐释，理顺党的各项领导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构建党对国家和社会实行全方位有效领导的领导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