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玲

有宋一代，人才辈出，苏轼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非凡的文学成就及卓越的政治实践，彪炳史册，辉耀古今。纵观苏轼的一生，三起三落，颠沛流离，但他穷达如一，始终坚守直言敢谏、爱国爱民、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正如他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所说的那样，“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家风淳正启蒙初心

苏轼的初心源于眉山苏家。眉州苏氏是唐朝宰相苏味道的后裔，于唐代迁居眉山。苏轼先人们乐善好施，淡泊名利，忠敬笃孝，重义行侠。苏轼曾描述其家是“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父亲苏洵教导苏轼兄弟“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知书达理，勉夫教子。

苏轼、苏辙两兄弟年幼时，母亲程夫人曾教他们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个敦厚质朴、谦逊节俭的人，为官清正有学问，虽然位卑官小，却很有胆识和才干。他因同情百姓疾苦，抨击奸党豪强而遭到诬陷，惨遭杀害。临刑前范滂向母亲告别，请母亲不要悲伤。范母对儿子说：你为正义而死，我不觉悲伤，很为你自豪！苏轼听后，感慨地问母亲：我如果像范滂那样，母亲认为如何？程夫人说：你能为滂，我怎么不能为滂母呢？在母亲的教诲下，一颗正义的种子深深地埋在苏轼兄弟心中。

后来，苏家搬进纱縠行新居，发现前人窑藏的一坛宝物。这意外之财对一般人来讲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可程夫人却叫人重新埋好，把土夯得严严实实，并用此事教育启发苏轼兄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文也不能妄取。这种“非义不取”的家风，滋养了苏轼“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和“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正确财富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苏洵与程氏言传身教，启发着苏轼兄弟进退不改初心、贫困不改超然的人生处世哲学，对苏轼兄弟意义重大。

一心为民行成于廉

随着苏轼赴京赶考，他一颗为国为民的初心迎接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在准备迎考时，母亲程氏让苏轼两兄弟“日享三白”：即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其寓意浅显直白，为官者要体察百姓之苦，甘于坚守平淡清廉。母亲的“三白”让苏轼记忆犹新。在礼部考试中，苏轼以一篇600余字充满民本仁政理念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展示了他民惟邦本的政治主张，深得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赞赏。

苏轼入仕途，便发出了“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慨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初仕凤翔，苏轼大胆改革衙前役，让役夫“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衙前之害减半；在密州，灭蝗救灾，循城拾弃婴，救活数千人；在徐州，抗洪守城，与军民同吃住，与城共存亡，硬将洪水挡在了城外；在颍州，组织官员用竹竿弄清淮河水位，阻止开挖八丈沟，避免了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浩大工程；在杭州，修浚钱塘六井与西湖，利用湖中淤物，修筑“苏堤”，并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办医院“安乐坊”，杭州百姓“家有画像，饮食必祝”，感念他为民办实事。

在苏轼的从政生涯中，不论身处什么官位，都坚守为民的本心，同时也坚守廉洁的情操。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指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这是说，贪欲、贪念、贪污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功业，而廉洁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德行。所以，苏轼认为，廉洁是为官者的最高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它体现一个官员的精神境界、道德操守。苏轼不仅躬身践行，更以此教育后人。在长子苏迈赴任时，苏轼赠其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教育儿子要爱民如子、勤政廉洁。

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在眉山市三苏祠博物馆，镌刻着“守其初心”四个大字的刻石引来四方游客驻足。

“守其初心”出自苏轼元祐六年（1091）五月所写的《杭州召还乞郡状》。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到任杭州，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接到任命后，苏轼三次上疏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皆未获准。于是，苏轼再上此《杭州召还乞郡状》，极力表达自己乞求外放之心。那么，他为什么一再请求外放而不愿在中央、在皇帝身边任职呢？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言及自己乞求外任的原因在于他受到新党、旧党左右夹击，不安于朝。在新旧两党党争中，苏轼不阿谀奉承、直言敢谏，屡受排挤。所以，他感言“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在朝堂，若继续坚持直言敢谏，则朝堂上的小人必然不快，朝廷也无法安宁。作为有气节的士大夫，苏轼宁愿成全自己的坚守与初心，到百姓身边，为百姓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苏轼的“守其初心”，从直观来讲，是坚守直言直谏的初心。他当初参加的制科考试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入仕后一直履行“能直言极谏”的义务，即便因自己不随波逐流而被新旧两党所不容，他仍然坚持。而他直言直谏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希望朝廷政策以利民为先。

悲歌为黎元，人饱我愁无。苏轼无论何时何地，荣辱沉浮，都把爱民、忧民、亲民、惠民视作己任，竭尽全力为百姓做好事、做善事。即使在贬谪期间，生活困苦的苏轼也无改以民为本的初衷。他被一贬再贬，官也越做越小，但百姓越来越爱戴他。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不提自己三大尚书的政绩，不提两任翰林大学士的荣耀，却把自己和老百姓息息与共，为百姓做好事干实事视作一生功绩——在黄州，成立“育儿会”，救助弃婴；在惠州，筹资修建东新桥和西新桥，推广减轻农民劳作的农业机械“秧马”，并建议引蒲涧山滴水岩泉水入广州城；在儋州，尽管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的日子，但他仍热情帮助当地百姓，指导打井，劝农护牛，开馆办学，使海南岛开天辟地有了第一位秀才；在常州，苏轼买了处住所，当听说此房是一位老妇的不孝子女违背老人心愿私下卖的，老妇为此伤心不已，苏轼当即烧掉房契，将房子归还老妇。而他自己却在当年七月逝世于借住的房子中。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但都以宽广的胸怀坦然处之。为国为民之情让他深受老百姓爱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的情怀更是對当代具有借鉴意义。

（邱宝珊荐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