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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初心与坚守

2020-02-26 08:47:09 党员文摘 2020年2期

周玲

有宋一代,人才辈出,苏轼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非凡的文学成就及卓越的政治实践,彪炳史册,辉耀古今。纵观苏轼的一生,三起三落,颠沛流离,但他穷达如一,始终坚守直言敢谏、爱国爱民、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正如他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所说的那样,“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家风淳正启蒙初心

苏轼的初心源于眉山苏家。眉州苏氏是唐朝宰相苏味道的后裔,于唐代迁居眉山。苏轼先人们乐善好施,淡泊名利,忠敬笃孝,重义行侠。苏轼曾描述其家是“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父亲苏洵教导苏轼兄弟“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知书达理,勉夫教子。

苏轼、苏辙两兄弟年幼时,母亲程夫人曾教他们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个敦厚质朴、谦逊节俭的人,为官清正有学问,虽然位卑官小,却很有胆识和才干。他因同情百姓疾苦,抨击奸党豪强而遭到诬陷,惨遭杀害。临刑前范滂向母亲告别,请母亲不要悲伤。范母对儿子说:你为正义而死,我不觉悲伤,很为你自豪!苏轼听后,感慨地问母亲:我如果像范滂那样,母亲认为如何?程夫人说:你能为滂,我怎么不能为滂母呢?在母亲的教诲下,一颗正义的种子深深地埋在苏轼兄弟心中。

后来,苏家搬进纱縠行新居,发现前人窑藏的一坛宝物。这意外之财对一般人来讲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可程夫人却叫人重新埋好,把土夯得严严实实,并用此事教育启发苏轼兄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文也不能妄取。这种“非义不取”的家风,滋养了苏轼“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和“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正确财富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苏洵与程氏言传身教,启发着苏轼兄弟进退不改初心、贫困不改超然的人生处世哲学,对苏轼兄弟意义重大。

一心为民行成于廉

随着苏轼赴京赶考,他一颗为国为民的初心迎接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在准备迎考时,母亲程氏让苏轼两兄弟“日享三白”:即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其寓意浅显直白,为官者要体察百姓之苦,甘于坚守平淡清廉。母亲的“三白”让苏轼记忆犹新。在礼部考试中,苏轼以一篇600余字充满民本仁政理念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展示了他民惟邦本的政治主张,深得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赞赏。

苏轼入仕途,便发出了“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慨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初仕凤翔,苏轼大胆改革衙前役,让役夫“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衙前之害减半;在密州,灭蝗救灾,循城拾弃婴,救活数千人;在徐州,抗洪守城,与军民同吃住,与城共存亡,硬将洪水挡在了城外;在颍州,组织官员用竹竿弄清淮河水位,阻止开挖八丈沟,避免了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浩大工程;在杭州,修浚钱塘六井与西湖,利用湖中淤物,修筑“苏堤”,并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办医院“安乐坊”,杭州百姓“家有画像,饮食必祝”,感念他为民办实事。

在苏轼的从政生涯中,不论身处什么官位,都坚守为民的本心,同时也坚守廉洁的情操。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指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这是说,贪欲、贪念、贪污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功业,而廉洁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德行。所以,苏轼认为,廉洁是为官者的最高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它体现一个官员的精神境界、道德操守。苏轼不仅躬身践行,更以此教育后人。在长子苏迈赴任时,苏轼赠其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教育儿子要爱民如子、勤政廉洁。

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在眉山市三苏祠博物馆,镌刻着“守其初心”四个大字的刻石引来四方游客驻足。

“守其初心”出自苏轼元祐六年(1091)五月所写的《杭州召还乞郡状》。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到任杭州,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接到任命后,苏轼三次上疏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皆未获准。于是,苏轼再上此《杭州召还乞郡状》,极力表达自己乞求外放之心。那么,他为什么一再请求外放而不愿在中央、在皇帝身边任职呢?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言及自己乞求外任的原因在于他受到新党、旧党左右夹击,不安于朝。在新旧两党党争中,苏轼不阿谀奉承、直言敢谏,屡受排挤。所以,他感言“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在朝堂,若继续坚持直言敢谏,则朝堂上的小人必然不快,朝廷也无法安宁。作为有气节的士大夫,苏轼宁愿成全自己的坚守与初心,到百姓身边,为百姓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苏轼的“守其初心”,从直观来讲,是坚守直言直谏的初心。他当初参加的制科考试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入仕后一直履行“能直言极谏”的义务,即便因自己不随波逐流而被新旧两党所不容,他仍然坚持。而他直言直谏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希望朝廷政策以利民为先。

悲歌为黎元,人饱我愁无。苏轼无论何时何地,荣辱沉浮,都把爱民、忧民、亲民、惠民视作己任,竭尽全力为百姓做好事、做善事。即使在贬谪期间,生活困苦的苏轼也无改以民为本的初衷。他被一贬再贬,官也越做越小,但百姓越来越爱戴他。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不提自己三大尚书的政绩,不提两任翰林大学士的荣耀,却把自己和老百姓息息与共,为百姓做好事干实事视作一生功绩——在黄州,成立“育儿会”,救助弃婴;在惠州,筹资修建东新桥和西新桥,推广减轻农民劳作的农业机械“秧马”,并建议引蒲涧山滴水岩泉水入广州城;在儋州,尽管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的日子,但他仍热情帮助当地百姓,指导打井,劝农护牛,开馆办学,使海南岛开天辟地有了第一位秀才;在常州,苏轼买了处住所,当听说此房是一位老妇的不孝子女违背老人心愿私下卖的,老妇为此伤心不已,苏轼当即烧掉房契,将房子归还老妇。而他自己却在当年七月逝世于借住的房子中。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但都以宽广的胸怀坦然处之。为国为民之情让他深受老百姓爱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的情怀更是對当代具有借鉴意义。

(邱宝珊荐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