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兴 林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唐诗和宋词作为“后世莫能继焉者”[1]1的文学经典，自诞生之日起，即引起了历朝历代读者、学者赏读品评的浓厚兴致。不同时代的学人，依据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诗论主张、审美趣尚对一首首优秀的唐诗宋词进行着不厌其烦的阐释、解读。文学阅读、鉴赏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需要调动欣赏者、评说者的主观能动性，力求尽可能地将文本中所蕴含的思想、艺术等魅力揭示出来，使读者从中寻绎捕捉住诗人、词人的胸襟禀赋、睿智才情、创作个性。然文学阅读、鉴赏是见仁见智的审美活动，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体悟、研判可能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结论。虽然，学界有“诗无达诂”“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古训，但如何既忠于作家原本的创作意图，又能将文本所蕴藏的审美价值深掘揭示，这往往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一道不得不认真对待的课题。事实上，我们在解读一些唐诗宋词经典文本时，时会不自觉地出现一些偏差，使之延续后世，贻误众人。本文拟以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杜甫《登岳阳楼》、王安石《桂枝香》中“商女”一词为考察中心，对名家的名篇被误读、曲解略加举证和辩正，以期引起读者、学者对唐诗宋词经典文本正确解读品鉴的关注重视。

一、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误解与正解

王勃是“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2]20的初唐四杰之一，虽在世仅28个春秋，但成就斐然，在初唐诗歌律体化进程及诗风改变过程中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全唐诗》收录其诗89首，而传颂后世、影响至巨的当属《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云：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3]676

关于该诗的成就，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学者均予以认同，但在具体诗句的注解阐释和对浑融意脉的理解把握方面，却明显出现了一些偏差和不尽人意的地方。

首先，对首句“城阙辅三秦”的解读就存在较大问题。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关于此句的注释为：“城阙，指长安。宫门前的望楼叫阙。辅三秦，以三秦为辅，言在三秦的中枢。今陕西省一带地区，古为秦国。项羽灭秦，分其地为雍、塞、翟三国，故称三秦。”[4]7-8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关于此句的注释为：“城阙：宫门前两边的楼观，又称宫阙。此处指长安。辅三秦：以三秦为护卫。三秦：秦汉之际，项羽分秦国故地为雍、塞、翟三国，总称三秦，此处指长安附近的关中之地。”[5]18-19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关于此句的注释为，“‘城阙’句：谓长安为三秦所护持。城阙：指长安。三秦：指今陕西关中一带。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入关，将关中分为雍、塞、翟三部分，立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王，故称三秦。”[6]232倪木兴在《初唐四杰诗选》中对此句的注释为，“城阙(què却)：城郭、宫阙，指长安。辅：护持，拱卫。三秦：泛指长安周围的关中大地。项羽灭秦后，将关中分为雍、塞、翟三国，故称三秦。”[7]26霍松林在《唐诗鉴赏辞典》中对该句的解释为：“第一句写长安的城垣、宫阙被辽阔的三秦之地所‘辅’(护持、拱卫)，气势雄伟，点送别之地。”[8]22显然，无论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高校先后通行的三套教材选本，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诸多学界名家通力撰写的权威鉴赏辞典，抑或是本世纪初关于“初唐四杰”的诗歌选本，对“城阙辅三秦”的词义、句意均作出了相类似的理解阐释。然而，这样的解读却让人难以接受和信服。

问题的关键聚焦于对“城阙”的理解。倘若依照上面引文先将“城阙”解读为代指京城长安的话，那么首句可直译为：京城长安辅佐、护持着三秦大地，或意释为三秦大地辅佐、拱卫着京城长安。显然，直译的结果是逻辑错误，不合情理；意译呢，绕弯转折大体不错，可这样的解读究竟与诗题和整个诗章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度呢？或者说，它在表情达意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毫无疑义，这样的解读只能使该句游离于整个诗章之外而成为毫无意义的无谓之句，整个诗章将难免出现辞杂情散、意脉断裂的问题。看来，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对“城阙”一词的理解。

毋庸讳言，“城阙”一词在唐诗中不时会出现，依据前后语境，有的特指京城长安。如王勃的《晚留凤州》有云：“宝鸡辞旧役，仙凤历遗墟。去此近城阙，青山明月初。”[7]45此为王勃20岁那年，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触怒高宗，被逐出沛王李贤府，离长安入蜀，途经宝鸡时所写的对故都怀念和对自身遭遇感叹的一首诗。其中的“城阙”，显指京城。又如骆宾王的《帝京篇》有云：“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7]205此为骆宾王上元三年(676)从武功主簿调任明堂主簿前，投赠于吏部侍郎裴行俭，以描绘京城的繁华壮丽、上流社会奢侈豪华、皇亲国戚相互倾轧、下层社会优游宴乐、知识分子困顿失意的一首诗。其中的“城阙”，自然指京城。再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9]269这是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初，杜甫官定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后，离京探家路过骊山华清宫而写的一首诗。其中的“城阙”，无疑是指京城。然不是所有的“城阙”均指京城长安，有时“城阙”泛指的为一般城池或城镇。如杜甫《野老》有云：“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事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9]748这是上元元年(760)秋天，杜甫身居浣花溪畔而创作的忧念东都洛阳去岁再次失陷至今尚未收复、于萧瑟秋风中又闻成都城头画角低回哀鸣的一首感时咏怀诗。诗中的“城阙”，显然是指成都而非指京城长安。又如韦应物《澧上寄幼遐》有云：“寂寞到城阙，惆怅返柴荆。端居无所为，念子远徂行。”[10]199此为建中元年(780)夏，韦应物养疾鄠县西郊之善福精舍时，赴鄠城拜访朋友幼遐不得而归所写的一首诗。其中的“城阙”，肯定不是指代京城，而应指代鄠县县城。再如韩愈《题楚昭王庙》有云：“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11]1107此为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二月二日，因谏阻宪宗迎佛骨遭贬潮州刺史，途经襄阳郡宜城而感发楚昭王恩德不泯而作的一首诗。其中的“城阙”，自非指代京城。

“城阙”一词在古典诗歌中的早期用法，亦非代指京城。《诗经·郑风·子衿》有云：“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12]254此为《子衿》中的第三章，描写的是一位陷入爱河的女子，老早来到相约幽会的城阙，踱步徘徊焦急等待他的情郎出现的神态和心理。我们知道，《诗经》的体制是按风、雅、颂编排的。十五国风，即十五个诸侯所统治地区的乐歌，多为里巷歌谣之作。郑国统辖的区域，曾有过移迁。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始封其弟友于郑，即郑桓公，治地在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桓公迁家属、部族、财产等至虢、郐之间。郑武公于公元前770年即位，攻灭郐与东虢，建立郑国，始居新郑，即今河南省新郑县。作为郑国的一首乐歌，《子衿》篇中所出现的男女约见的地方——城阙，显然不是在京城，而只能是指郑国国君所治的华县东或新郑城池的城门楼那里。其实，“城阙”不是京城的专指而是指城门两边的观楼，早在唐代儒学大师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就说得十分清楚。孔氏在析解《子衿》时云：“城阙兮谓城之上别有高阙非宫阙也。”[13]345基于此，笔者认为，“城阙辅三秦”中的“城阙”一词，未必定作京城讲而不可作他解。

若依据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创作意图和诗情内蕴来分析研判，“城阙”一词代指蜀州的都会成都或杜少府任职的郡县城池，于情于理十分恰切便当。唐人惯例，“莫不重内官，轻外职”[14]1198。《唐会要》卷68《刺史上》有云：“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14]1199王勃作此诗时身在长安、职为京官，而他的杜姓朋友却要离开繁华富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远走蜀地前去就任某县县尉。对于仕宦现状优于胜于朋友的王勃，自当借助送别诗掏心拣肺地对朋友劝勉一番、慰安一番、鼓励一番，以淡化乃至消除朋友离京赴蜀产生的漂转失意之感。王勃在抒发离情别意时，一反历来送别诗惯多哀回缠绵、感伤难舍之窠臼，出之以高旷爽朗、飞扬健举之格调。于诗中，诗人用尽思力，以情为先，宽心为上，降低自己身段，拉近彼此距离，消弭京蜀差距，对朋友可谓极尽体贴、抚慰之能事。一开篇，诗人即擒题点题、慰心顺气：你只身前往一个对京都所在的三秦大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做出突出贡献的地方去做官，你走后我不时牵挂着你、想念着你以致驻足京城、翘首以望你所在蜀地那边的风光。从体式上讲，律诗的首联是不需要作对的，但本诗首联却是精工的对句，予人以典雅整饬、持重郑重之感，很好地收到了文式为情韵服务的审美效果。从抒情的角度讲，诗人旨在打消朋友漂转江湖、远走蜀地的顾虑、不满，充分利用蜀地物产丰饶、对京师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理性认知，告慰、安慰朋友不要看轻了此次任职，因他所去之处是大有可为的英雄用武之地，而不是对京师无所助益辅佐的偏僻蛮荒之地。从结构上来看，第一句关合你——蜀州——京师，第二句则关合我——京师——蜀州，一来一往，铢两悉称，既满足、切合题面要求，又收到情致往复的绵绵效果。

接下来的三联均是按照这一基调、手段来完成慰安、劝勉之意的。颔联“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用流水对化骈为散，捆绑感受借己遣彼，既展现出离别时分友朋之间斩不断的浓浓深情，又收到同呼吸共命运、拉近彼此情感距离的抚慰效果：我与你在此分别的感受啊，同样是离开家乡到异域他乡为宦做官的况味呀！试想，当即将作别京城到蜀地去任职的朋友听到这样的吟唱感叹，是不是会陡然舒坦好受些呢？这正是王勃聪敏、高明的地方，他主动把自己与朋友绑缚在一起，以此来消解朋友的失落郁闷。颈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样破骈用散，以流水对的方式将朋友间的感情紧紧地连缀、铸缩在一起，收到一种情感如流水一样不能中断的曼声长叹的抒情效果：四海之内存在一位知心朋友的话，即使是远在天涯海角，彼此之间的情感距离就如同比邻而居一般温暖、亲切、深厚、近便呀！这里，诗人以心理距离消解空间距离，以彼此引以为知音同调给予朋友遥远的征程、偏僻的驻守、寂寥的府差以聊可温慰的情感力量，以及好男儿志在四方，本当舍弃安闲、追求高远的精神鼓舞。至于尾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仍然是在劝告、鼓励朋友，抛却儿女情长、慷慨洒脱面对离别、迈步征途、迎接未来。

综上所述，当换一个思路将“城阙”理解为指代蜀州的都会或城池时，我们就会避免解读中的牵强、别扭、芜杂，甚至诗句之游离、意绪之无谓，我们才能顺着同一个方向理清、理顺整个诗章的情感脉络，也才能把《杜少府之任蜀州》纳入感情真挚、意脉流畅、情韵浑成、意境俊爽的精品范围。

二、杜甫《登岳阳楼》误解与正解

大历三年(768)冬十二月，杜甫由湖北江陵、公安一路漂泊流转来到湖南岳州。他登上名闻遐迩的岳阳楼，极目远览、放笔书怀，写下了著名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9]1946-1947

对于这首诗，历来注家、论者、学人都视为是杜甫晚年极具笔力、满怀才情的代表作品。然而，在对该诗的解读上，一些有影响力的注本和选本、通行的高教作品选等却于前半部分出现了误读错释，以致连带影响到对该诗整体创作构思、意境合成的研判上。如仇兆鳌《杜诗详注》云：“上四写景，下四言情。昔闻、今上，喜初登也。包吴楚而浸乾坤，此状楼前水势。下则只身漂泊之感，万里乡关之思，皆动于此矣。《杜臆》：三四已尽大观，后来诗人，何处措手？下四只写情，方是做自己诗，非泛咏岳阳楼也。黄生曰：末以凭轩二字，绾合登楼。”[9]1947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中云：“这里有海内名胜洞庭湖和岳阳楼，一天，杜甫独自登上这座楼，没有问题，他并不是来痛哭的，但是壮阔伟丽的湖山和万方多难的现实，是这样不相称，这样矛盾，使他始而喜，继而悲，终而涕泗横流。”[15]319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解题”部分云：“这诗写登岳阳楼时所见景象和身世之感、忧时之情，悲慨之中，具有雄伟壮阔的意境，是历代传诵的摹写洞庭湖的名作之一。”[4]146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在“解题”部分云：“杜甫以得偿宿愿的愉快心情登楼，前半写景极为雄浑壮阔，尤其是颔联二句，‘气压百代，为五言雄浑之绝’(刘辰翁《批点千家注杜诗》卷一五)，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后半写情，叹身世，忧国事，却极为凄楚悲哀。意境由雄阔转悲窄，抑扬顿挫，声律细密，为杜甫晚年代表作。”[5]128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在“解题”部分云：“诗中将得偿夙愿之喜、身世凄凉之感、国事时局之悲相融合，写景极为开阔雄浑，抒情则倍见寥落感伤，境、情之间互相映衬，在艺术上达到极高造诣。”[6]376-377叶嘉莹在解读该诗首联时说：“早听说过祖国的山川中有这么广大美丽的一个湖，也很早就向往过这个湖，而今天我真的来到岳阳楼上。你要知道，‘昔闻’和‘今上’之间代表了他自己多少怀思向往的感情以及经过怀思向往后，真正来到此地的欣喜！”[16]203类似的解析体悟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上引文献所涉及的诸位均是成就斐然的治杜大家或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其所取得的成就令晚辈后生难窥其堂奥，必须认真学习参悟。不过，笔者以为，在对杜甫《登岳阳楼》的评析这点上，上述诸家的观点似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仇氏的解析既立足于诗章的整体结构，又着眼于诗句的具体意蕴，应该说是颇具启示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观点。但是，这里面存在以下几处需要慎思细酌的地方。

首先，“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是否表达的是“喜初登也”之意呢？ 正如诗中所述，早年即听说过洞庭湖的浩渺宽广，今天居然就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梦想，登上了雄峙湖边的岳阳楼。可是这样的理解恰恰抽掉了诗章的主心骨，忽略了诗人所要表达的真实感情。我们知道，杜甫一生可谓志向远大、期许颇高，然却命运不济、乖舛多艰。他的后十年，从漂泊至成都起，就未曾有过较长时段的像样的安稳日子。可以说，生活将杜甫及其一家抛到了生活底层，使他经受着颠沛流离、寄居求助、委屈辛酸的多重考验。第一，疾病缠身。杜甫晚年患有肺病、风痹、疟疾、消渴、耳聋、臂枯等多种疾病，并成为困扰、消磨其身心与斗志的重要因素。如大历元年(766)作于夔州的《返照》云：“衰年病肺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9]1336又如大历二年(767)作于夔州的《登高》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9]1766第二，思乡难归。随着年岁的增大和身体的每况愈下，杜甫渴盼落叶归根，回到洛阳故居，但世事艰难，变化大于计划——朝北趋南、欲东还西，回乡的愿望搁浅在逃难奔走的一叶小舟上。如大历元年(766)作于夔州的《秋风二首》(其二)云：“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帆他夜归。会将白发倚庭树，故园池台今是非？”[9]1482又如大历三年(768)暮秋作于公安的《暮归》云：“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9]1915第三，仰人衣食。杜甫自乾元二年(759)七月，抛弃华州司功参军携家远走秦州起，一直过着四处投亲靠友、寄人篱下、仰人资助、觅求接济的生活，这使他看人脸色、屈心降志、多所不堪。如永泰元年(765)作于忠州的《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云：“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9]1226又如大历三年(768)作于江陵的《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云：“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鳃。结舌防馋柄，探肠有祸胎。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宣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9]1906-1907再如大历三年(768)，诗人流落于江陵、公安一带所作的《久客》云：“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9]1936第四，漂泊不定。杜甫先后在成都、梓州、阆中、忠州、云安、夔州、江陵、公安、岳州等地或长或短生活过，十年之中始终过着辗转事主、无根徙居的生活。如永泰元年(765)，杜甫去成都而舟下渝忠时创作的《旅夜书怀》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9]1229又如大历三年(768)夏作于江陵的《水宿遣兴奉呈群公》云：“归路非关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乱离啼。”[9]1895再如大历三年(768)冬，诗人由公安舟行去往岳阳时作的《晓发公安》云：“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出门转眄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9]1938第五，兵乱世艰。军阀混战、外族侵凌，致使国无宁日、家无安处、民不聊生，杜甫对此忧念忡忡、难以释怀。如大历元年(766)作于夔州的《宿江边阁》云：“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9]1469又如同年同地所作的《白帝》云：“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9]1350凡此种种，杜甫飘转流落于岳阳时的时空、心理背景可想而知。而岳阳亦非杜甫出峡的目的地和最终的落脚地，他的前程、归宿究竟在哪里，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也无从选择。“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9]1130我们有理由认为，当诗人携带着四处漂泊、有家难归、艰难求生的心境登上岳阳楼时，他的内心定然五味杂陈、感慨万千，岂能生出得偿夙愿、实现梦想的庆幸与兴奋？毫无疑义，他没有撇开内心抑郁、焦虑的底色而酿成独享快意的理由。在笔者看来，早年听说而产生的强烈向往之情，蕴含的是主动追求的心劲与无忧无虑赏玩的轻松；现今的登临，却饱含着被动趋之的无赖和何曾料想竟至于此的沉重。是故，当杜甫登上岳阳楼时，咀嚼品味着早年的梦想，对照感慨着而今的处境，他自然是悲喜交集、揪心酸楚、自嘲自轻的，而决非是“喜初登也”的自在、自得、自庆。

其次，“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否为“状楼前水势”的单纯写景之句？是否构成“雄浑壮阔”的意境？也许抛开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创作心境，将这两句诗单独抽离出来，我们会毫不迟疑地得出写景阔大、笔力劲健、意境雄浑的结论。但是，文学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作品都是作家内心情怀、精神气度、审美趣尚、个性禀赋的艺术结晶，它脱离不了生命主体的感受处境，离不开创作主体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正如我们上面所论及的，杜甫来到岳阳是被动的、无奈的，他大约压根也没有料到他会以这样一种境况登临岳阳楼、面对洞庭湖。剥离掉杜甫的种种遭际与复杂心态、社会的动荡不宁与千疮百孔，单就字面来说，确有与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相媲美的雄浑壮丽。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孟浩然所处的时代乃泱泱大国云蒸霞蔚、咳唾生辉、四海清平、万国来朝的盛世。是故《唐诗纪事》卷23记载，好大喜功、感觉正好的唐玄宗在听了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样不合时宜、大煞风景的自诵后，龙颜不悦，遂道：“卿不求朕，岂朕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17]348但是，历史的发展早已脱离了既定的轨道，偏离到一个让人应对不暇、无所适从的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给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收复两京后持续发酵的异族侵凌、藩镇割据、群盗四起，使黎民百姓惨遭祸害、社会秩序无法恢复、社稷江山动荡不安。就在杜甫登临岳阳楼前，战争的浓云笼罩着西北、异族的铁爪伸向京师。《资治通鉴》卷224载：(大历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之。……九月，壬申，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壬午，朔方骑将白元光击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万众于灵武。……吐蕃闻之，释灵州之围而去。戊戌，京师解严。……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后朱希彩为节度使。郭子仪还河中。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18]1828-1829由此可见，时局远未靖宁安泰、心境怎会平稳顺适。那么，忧国忧民的杜甫此时此刻登上岳阳楼，纵览洞庭湖的烟光水色、浩淼宽广时，岂能只顾眼前的景色而无半点的触动、联想？答案应是否定的。所谓“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者，显然是身在此而念在彼、外于景而内于情的沉郁痛挚之句。在杜甫的眼中、情感世界里，“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又岂能全是赏心悦目的美景壮境？应该说，杜甫在这两句表面看来气大势雄、含深纳广的诗中，隐含的是国家罹难遭变、四海分崩离析，天地风雨飘摇、社稷动荡悬坠的深重忧虑。所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是单一的写景之句，它是包含着作者沉重情感的亦景亦情、景情交融的悲壮之句，是实景与真情、眼前景与心中虑交织混杂的悲痛之句。这正如叶嘉莹所指出的那样：“就在‘乾坤日夜浮’的浩荡无涯之中，他同时唤起我另一种感受——天地都在动荡之中；从而产生进一步的联想——他自己的流离颠沛和整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国家经历了多少次战乱，而他自己一生漂泊，至今没有止息。所以，他在那样的雄伟浩荡之中表现了一种动荡不安的感受，写实而有象征的意味。”[16]204-205此景此情，令人不由得想起一首大家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前门情思大碗茶》中的两句歌词：“谁知道它醇厚的香味儿，饱含着泪花。”

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两句诗的延展含义、功用，那么，所谓“上四写景，下四言情”“只身漂泊之感，万里乡关之思，皆动于此”“意境由雄阔转悲窄”的观点，应该说存在着体悟不到位、论说嫌牵强、名为抬高实则贬损的缺憾不足。因为，在首联奠定情感基调后，整个诗章完全笼罩在其精神氛围之中，至颔联、颈联、尾联，一气呵成，略无点逗，情脉贯通，意境浑成。

三、王安石《桂枝香》中“商女”之误解与正解

王安石是北宋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曾于熙宁二年(1069)擢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以推行新法力图富国强兵。但终因保守派反对，于熙宁七年(1074)、九年(1076)两度罢相。他同时是一位诗、文、词兼擅的文学家，为文重视社会意义，讲求实用，笔力雄健，辨理深透；词虽不多，但清新刚健，一洗五代旧习，显现出政治家的深刻和向诗风靠拢的创作个性。关于其学养及为文特点，《宋史·王安石传》云：“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妙。……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19]10541

此处要辩说的，是王安石约创作于熙宁十年(1077)至元丰六年(1083)这七年间某年九月的一首《桂枝香》中的 “商女”一词。词云：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满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20]204

该词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均堪称经典，在当时即引起叹赏。杨湜《古今词话》“王安石”条云：“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21]22整首词既见出王安石政治家思考、透析国家衰变兴亡的情怀、气魄、睿智，又见出文学家表达思想感情、忧患意识、现实焦虑的章法、句法、词法。词人站在地理的高点，赞叹眼前江山的美丽、魅力；站在历史的高点，感叹六朝国祚的短暂、悲惨；站在政治的高点，忧叹时人的沉溺享乐、泯心遗训。本来这首词，后世读者只有仰视止观的份。只是鉴于近些年，个别重要教材在对“至今商女”中的“商女”作出“商船上的女子，指商人的妻妾。唐宋时，商人有取歌妓的风气。一般辞书、选本释作‘歌女’，是误解”[22]128的解释和判断时，笔者才觉得有必要辨析、正名一番，不然贻误面太广。

显然，《桂枝香》中“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数句，乃是对唐杜牧《泊秦淮》诗句的点化、改写。杜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23]517《旧唐书·杜牧传》载：“牧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24]3986杜牧平生虽多风流艳迹，但博览群书，情致豪迈，留心天下治乱兴亡之事，喜作翻新出奇、惊世骇俗之论。此诗作于大中二年(848)，杜牧离睦州刺史任回朝，途经金陵夜泊秦淮河时。唐时金陵为江南繁盛富庶、商贾辐辏之地，秦淮河两岸酒家林立、妓馆遍布，桨声烛影、笙吹歌喧，甚是热闹、奢靡、迷幻。当杜牧独泊河边，听闻对岸软音柔调，亡国之曲飘散夜空时，禁不住陷入深思忧虑中。从诗句表面看，诗人似乎诧异、感叹、不满的是那些在青楼楚馆中以色相、柔声、矫情满足光顾者耳目、身心的歌妓，然仔细玩味不难看出，作者运用了曲笔婉讽的巧妙手法，看似愚蠢糊涂、不明个里，实则言在此而意在比，在偏离靶的中增添了诗脉的波折、诗意的层深，在含蓄缥缈中强化了讽刺、批判的力量。试想，那些为生活所迫走向风尘的歌女何以会演唱晦气不吉、令人警惕的亡国之音？除了他们无知无责、不懂靡靡之音与亡国之痛的逻辑关系外，恐怕更多的是满足客人的需求、顺应市场的需求所致。在诗人看来，那些肩负家国责任使命、谙熟历史兴废更替、有权有势有才有识的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文人学士，对本该引以为戒、杜绝摒弃的东西居然兴致盎然、沉醉其间，这说明整个上流社会已完全丧失理智心肝，置历史覆亡教训于不顾，只知满足声色犬马之享乐。

王灼《碧鸡漫志》“后庭花”条云：“后庭花，南史云：‘陈后主每引宾客，对张贵妃等游宴，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相赠答。采其尤丽者，为曲调，其曲有玉树后庭花。’通典云：‘玉树后庭花，堂堂黄鹂留、金钗两臂垂，并陈后主造，恒与宫女学士与及朝臣相唱和为诗。太乐令何胥，採其尤轻艳者为此曲。’予因知后主诗，胥以配声律，遂取一句为曲名。故前辈诗云：‘玉树歌翻王气终。景阳钟动晓楼空。’又云：‘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又云：‘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又云：‘彩笺曾襞欺江总，绮阁尘销玉树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又云：‘玉树歌阑海云黑，花庭忽作青芜国。’”[21]115-116由此可见，《玉树后庭花》与历史上的亡国和亡国情结的关系，以及该曲所引发的后代文人的警惕、讽谏、诅咒之情、之意。明乎此，我们就不难懂得杜牧的用意。自然，我们也就能顺着杜牧之意摸排到王安石在《桂枝香》中想要表达的意脉。

可惜的是，“商女”一词这么清晰可见的词义，却被人在上引解读中解释成“商船上的女子，指商人的妻妾”，并郑重其事地指出“一般辞书、选本释作‘歌女’，是误解”。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商人的妻妾干吗要在秦淮河边的船上、楼里唱《后庭花》这样的曲子呢？或许，得到的答案是，他们本就住在河边或以船为家，故有在家中唱歌的生活。可是，我们试想一下，商人的妻妾在江边、江面“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可能吗、合理吗、正常吗？其实，对于情致豪迈、关心历史兴替的杜牧和讲求实用、辨理深透的王安石，他们所要艺术地表现的决不是轻描淡写的表面的、偶发的生活样态，而是经过他们冷峻的眼光所透视的尖锐的、重大的课题。故此，将能出彩、有分量、可深化意境的“商女”作“商人的妻妾”解，就抽调了文本的深意、去掉了作者的灵魂、淡化了讽刺的力度，是扭捏的、失败的、错误的解读。

以上是本文所涉及的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三首唐诗宋词误读与正辩的个人浅见。也许任何作品的解读阐释都难以在忠实原作与挖掘文本应有之意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也许力求推陈出新的解说仍然不能满足众多读者的赏品口味，但这样的尝试只要态度是严谨的、方法是科学的，都具有其积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理当肯定和提倡。故此，笔者不揣学浅识陋，斗胆查误返正、自成己说，疏漏失误之处还望前贤后学指谬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