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宏伟

明清时期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按李伯重的研究,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此八府一州的大部分地区,都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这一特点,使八府一州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极为紧密。”①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明中后期,在本文中主要指16世纪中期至明末大概100年的时间,这是江南地区出版文化臻至极盛的时期,这段时期,南京、苏州、杭州、常熟、湖州等地,出版机构涌现,出版名家辈出,出版规模和数量庞大,出版形式多样,分工与目标受众明确,商业出版日益成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江南出版业的勃兴,基于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商业、技术和文化基础,是明中后期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体现。

一

明中后期,多种社会力量进入书籍出版领域,私人商业出版兴盛。出书地区广布各地,尤以福建、江南与北京最为集中;出书品类繁多,数量庞大,鸿篇巨制频现,无论经史,还是日用类书、通俗小说,都以惊人速度发展。《书林清话》言:“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①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5-186页。叶德辉的引述较精炼,原著见唐顺之:《答王遵岩》,《荆川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8页。“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足见刻书之盛。

生活在16世纪晚期的胡应麟,自幼爱书成癖,“从家大人宦游诸省,遍历燕、吴、齐、赵、鲁、卫之墟,补缀拮据,垂三十载”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5页。。他分析明中叶以来各地的出版业概况:“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57页。胡应麟论列各地刻书情况颇为翔实可信,吴、越二地在全国出版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江南书籍出版,南京、苏州、杭州、常熟、湖州等地皆为重镇,表现出多中心均衡发展的特点。借助江南地区优良的水路交通条件,整个区域联结成成熟而活跃的书籍刻印出版和消费市场,并与福建、江西、两湖、江北、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等地域形成全国性的书籍交流网络。

在胡应麟看来,南京与苏州乃江南地区文献荟萃之地,“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藉藉海内”,又“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南京、苏州两地的书市成为全国最大的书籍批发零售市场,“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55页。。南京是重要的书籍输出地,“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槛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⑤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页。。“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⑥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页。张献忠在张秀民、缪咏禾、杜信孚、杜同书等研究的基础上,列出明代南京有书坊156家,除去同坊异名,明代南京可考的书坊有152家,其中,富春堂刻书69部,周曰校万卷楼35部,萧腾鸿师俭堂32部,唐锦池文林阁31部,胡正言十竹斋29部,李潮聚奎楼27部,陈大来继志斋26部,唐振吾广庆堂25部,汪廷讷环翠堂21部,九家书坊共刻书295部。⑦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6-108页。足见南京书坊之多,出书规模之大。据吴梅言:“富春刻传奇,共有百种,分甲、乙、丙、丁字样,每集十种,藏家目录,罕有书此者。余前家居,坊友江君,持富春残剧五十多种求售”⑧吴梅:《瞿安读曲记·明传奇·青楼记》,王卫民编《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436页。,而上述张献忠统计的富春堂刻书中,传奇只有42种,可见统计并不齐全。贾晋珠则考得明代南京书坊180家⑨Lucille Chia,“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Ming Nanjing”,in Cynthia J.Brokaw and Chow Kai-Wing ed.,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111-123.。苏州书坊“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⑩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页。。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辑录苏州书坊163家⑪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年版,江苏省书林卷第23-34页。该书的家刻卷和官刻卷还都另有相应的著录,但不为张献忠所取。笔者在《南宋出版业考述》中曾经指出:“其实以往版本学上刻意与坊刻分列的‘私刻’,除了标有‘某家塾’、‘某宅’等字样外,与坊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张献忠认为总体上可信,明代苏州的书坊当在160家左右。虽然苏州书坊总量很多,但规模都比较小,从现存的书目文献看,有很大一部分书坊刻书仅一两种,超过十种的仅有陈长卿一家,共18种。苏州的书坊大多注意编校和刊刻质量,走的是以质量取胜的经营策略。①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126、138页。

明代杭州书坊,胡应麟言:“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页。。杭州城书铺如林,多位于城市要道,有专门的佛教书籍售卖空间,寺僧也成为佛教书籍的售卖人员。胡应麟认为:“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诸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瞰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5页。依他之见,杭州虽然也是书籍贸易中心,但似乎刻于当地的书比较少。笔者曾在《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一文中对杭州府的私人出版机构进行考证,认为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至少在223家以上④章宏伟:《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浙江学刊》2012年第1期。,主要出现在明代中后期。万历时期,杭州出版业出现繁盛局面,私人出版家和出版机构大量涌现,许多大部头书籍在这段时间刻印,如万历元年(1573)倪炳刊宋李昉辑《太平御览》1000卷、万历十四年(1586)卓明卿崧斋刊《唐诗类苑》200卷、胡氏文会堂刻《格致书》有存198种604卷、《百家名书》有存103种229卷、万历二十年(1592)何允中刊明何镗辑《广汉魏丛书》76种254卷、万历三十二年(1604)郑之惠刊明冯琦编《经济类编》100卷、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明李贽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卷100回、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象橒曼山馆刊明焦竑辑《国朝献徵录》120卷、万历年间钟人杰刊《唐宋丛书》91种149卷、《史记》130卷、方天眷刊明冯惟讷辑《诗纪》156卷,这些都是百卷以上的宏著。可见至明代中后期,杭州不仅是吴、闽书籍汇聚之地,其书籍刻印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江南地区除南京、苏州、杭州等中心城市外,常熟、湖州等地在书籍出版与流通方面拥有自身的特殊地位。

在晚明私人商业出版浪潮中,居于常熟的毛晋无疑是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出版家之一,他在常熟创办了著名的藏书与刻书机构——汲古阁。万历末年,毛晋在20岁时即开始了他的刻书生涯,自此一生“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⑤毛扆:《影宋精钞本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毛晋《汲古阁书跋》,潘景郑校订,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页。;他最主要的刻书活动集中在崇祯年间。崇祯元年(1628)《十七史》《十三经注疏》开始雕刻,至崇祯十二年(1639)《十三经注疏》雕刻完成⑥现存毛氏汲古阁《十三经注疏》,为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二年刻本,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总类著录第31-32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春仲,史亦裒然成帙矣”⑦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汲古阁书跋》,潘景郑校订,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3页。毛氏汲古阁《十七史》现存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刻本有二,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纪传类著录第1、2种;大多是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刻清顺治印本,或著录为清递修本,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纪传类著录第3、4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十七史》刻成。毛晋在刻书过程中曾遇到严重困难,甚至需要卖田地筹钱完成典籍刻印工程。“不意辛巳、壬午两岁灾祲,资斧告竭,亟弃负郭田三百亩以充之。甲申春仲,史亦裒然成帙矣。岂料兵兴□发,危如累卵,分贮版籍于湖边岩畔茆庵草舍中,水火鱼鼠,十伤二三。呼天号地,莫可谁何。犹幸数年以往,邨居稍宁,扶病引雏,收其放失,补其遗亡,一十七部连床架屋,仍复旧观。然校之全经,其费倍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偿也。”⑧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汲古阁书跋》,潘景郑校订,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3页。大致可见毛晋在书籍刻印出版事业方面的坚韧与热情,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书籍都有刻印,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道藏、词曲,四部各类无缺。胡震亨有言:“余友虞山子晋毛君,读书成癖,其好以书行,令人得共读亦成癖。所镌大典,册积如山,诸稗官小说家言,亦不啻数百十种”⑨胡震亨:《题辞》,《津逮秘书》第一册卷首,壬戌岁上海博古斋景印。,可见毛晋刻书规模之大、领域之广。

毛晋出版的书,世称汲古阁本。汲古阁本具有独特的风格与特点,字体、版式行格到墨色、纸张都与众不同;且依据善本,校勘精良,时人称赞汲古阁本可与宋本媲美。钱谦益赞誉毛晋:“壮从余游,益深知学问之指。意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者远祖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义。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进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矣。”①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陆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页。因汲古阁本校刊刻印之精堪称典范,全国知名,陈瑚称当时“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②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确庵文稿》卷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可见汲古阁本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毛晋也是非常重要的藏书家,他“好古博览,性嗜卷轴”③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总纂:《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九,《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页。,对珍本秘籍搜集不遗余力,释苍雪《南来堂诗集·赋赠毛子晋壬午赴试南场》云:“千金万金置田屋,谁见挥豪买书读?世皆贵金不贵书,书价谁知倍不足。”④释苍雪:《赋赠毛子晋壬午赴试南场》,《苍雪和尚南来堂诗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毛氏始创以叶论价,高价购书,不少商人把卖书于毛氏当作发财的终南捷径。郑德懋《汲古阁主人小传》称毛晋:“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⑤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毛晋:《汲古阁书跋》,潘景郑校订,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卷首第3页。悔道人是郑德懋的别号。陈瑚曾记述汲古阁外夜间亦有卖书船,“隔岸便通汲古阁,夜来闻到卖书船”⑥陈瑚:《湖村晚兴十首》,《确庵文稿》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毛晋的刻书与藏书是相辅相成的,刻印出版业的巨额利润成就了他的藏书规模与地位,而丰富的藏书资源也有助于进一步成就他在书籍刻印领域的显赫地位。

同时期,湖州的晟舍镇,闵、凌两家的套版印刷出版物,在晚明印刷出版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用朱墨套印印出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绘图本《西厢记》五卷,用五色刻印《刘子文心雕龙》等,在套印多色图书上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此外,利用江南密集的水网条件,湖州书船成为江南书籍流通网络的独特现象和重要环节,有力促进了江南书籍市场的融通和发展。

综上,明中后期,以南京、苏州、杭州、常熟、湖州等城市为代表,江南地区出版业出现全面发展和繁荣的盛况。主要城市的刻书与藏书机构星罗棋布,图书刻印出版业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运作流程,出现了一批出版名家,传统经史等经典著作出版呈现出全新的气象,通俗文学、日用类书、生活用书、经商用书、蒙学读物、科举考试用书诸多方面又都创出了一番天地。

二

江南地区有长期刻书出版的传统,至16世纪中期以后,江南刻书出版业主体是以书坊为主、依托市场、追求赢利的商业出版,其勃兴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大势若合符节,其背后是明代中后期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缩影。

(一)江南地区拥有优越的自然和商业基础

江南拥有相对宽阔的平原与优越的交通区位。江南多水道,水运连接大江南北,沟通了江南区域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京杭大运河、长江等主要干道及地域内各层级支道纵横交错,杭州、苏州、金陵,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同时,江南士商编印了各类水陆交通指引册子,便于交通和运输需要,隆庆四年(1570)黄汴《新刻水陆路程便览》、万历四十五年(1617)壮游子纂《水陆路程》①《水陆路程》有壮游子序,水野正明作壮游子纂,山根幸夫作商濬纂。见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58页。商浚《水陆路程》藏日本尊经阁,未见。汪前进说:“日本尊经阁文库存有商浚校订过的《水陆路程》书,为15.1cm×9.4cm的袖珍本,无黄汴之名,只有商浚的短短一篇《小引》云:商浚因以前的路程书多‘鲁鱼亥豕’之误,而收集数种路程书,校较其异同,最后完成《水陆路程》。然而,本书与《一统路程图记》、《天下水陆路程》无根本的不同。从书名判断,应是以《天下水陆路程》为基础编纂的。此书的特点是小型本,非常便于旅行者的携带,上面的三书属同一系统。”见汪前进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地学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天启六年(1626)程春宇《士商类要》、天启六年(1626)憺漪子《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对各类水陆路都有详细记载。优越的交通及对江南各级路线的详细勘察,并编印成书成图,成为士商出行的重要指南,为书籍地域流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因江南良好的水运交通条件,湖州书船成为影响江南乃至全国的特殊书籍流通方式。康熙年间,郑元庆《湖录》曰:“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吾湖藏书之富,起于宋南渡后,直斋陈氏著《书录解题》,所蓄书至五万二千余卷;弁阳周氏书种、志雅二堂藏书,亦称极富。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二十年来,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今则旧本日希,书目所列,但有传奇演义、制举时文而已。”②宗源瀚等修,周学濬等纂:《(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舆地略·物产下·舟车之属》,“书船”引,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647页。湖州书船是湖州独有的一种贩卖书籍形式,以船为载体,借助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贩书以谋取商业利润,被称为“流动的书肆”。清张鉴《眠琴山馆藏书目序》云:“吾湖固多贾客,织里一乡,居者皆以佣书为业。出则扁舟孤櫂,举凡平江远近数百里之间,简籍不胫而走。盖自元时至今,几四百载,上至都门,下迨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③张鉴:《眠琴山馆藏书目序》,《冬青馆甲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书船的贩书商又叫“书客”,湖州织里举乡从事书船贸易,因此湖州书船又称织里书船,“扁舟孤櫂”于江南的河湖港汊中,满足了僻居江南各地的士人的购书需求。明隆庆四年(1570)徽商黄汴编纂《天下水陆路程》记有“湖州府四门夜船至各处”:“东门夜船七十里至震泽,一百三十里至苏州灭渡桥。至南浔六十里。(南去嘉兴府。)至乌镇九十里。至练市七十里。至新市八十里。至双林五十里。西门夜船至浩溪、梅溪,并九十里。(梅岭通竹牌,水陆并三十里至安吉州。)至四安一百二十里。至长兴县六十里。至和平五十里。南门夜船至瓶窑一百四十里。至武康县一百七十里。至山桥埠、德清县,并九十里。北门夜船九十里至夹浦,过太湖,广四十里。入港,九十里至宜兴县。南门夜船三十六里至菱湖,又三十六里至敢山,又二十里至雷店,又二十里至武林港。(北五里至唐栖。)南五十里至北新关,二十里至杭州府。湖州至各处,俱是夜船,惟震泽、乌镇二处,亦有日船可搭。”④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七,《天下水陆路程 天下路程图引 客商一览醒迷》,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此段文献足见湖州至江南各地水运之发达,书船充分利用优越的水运条件,使书船贸易成为江南书籍流动的重要方式,前文已及,毛晋汲古阁外即常常停泊着湖州书船。湖州书船声名远播,享誉江南,无论是客居者还是本地人,都对“卖书船”留有深刻印象。“吴江四子”之一的张隽有《寓浔口号》云:“自于香火有深缘,旧管新收几缺编。旅食数年无可似,最难忘是卖书船。”⑤周庆云纂:《南浔志》卷四十九,《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2),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03页。乌程人汪尚仁《吴兴竹枝词》亦称:“制笔闻名出善琏,吚哑织里卖书船。莫嫌人物非风雅,也近斯文一脉传。”⑥汪尚仁:《吴兴竹枝词》,阮元、杨秉初等辑:《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6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73页。

以湖州书船为代表的书船贸易成为江南图书出版与流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便利通达的优势,推动了整个江南书籍网络的通畅与繁荣,其影响不仅提升了江南在中国出版史上的特殊地位,甚至推及日本等东亚其他国家。①参看章宏伟:《〈嘉兴藏〉的刊刻及其在日本的流播》,《古代文明》2011年第4期;章宏伟:《长崎贸易中的清宫刻书——以〈舶载书目〉为中心》,《中国出版史研究》2015年第1期;章宏伟:《清前期的江南书市与长崎贸易》,邹振环等主编《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328页。

中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重义轻利,研习举业博取功名成为读书人唯一的正途。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价值观,人们不再安贫乐道,大胆开始了对利的追求,出现了弃儒从商或亦儒亦商的文人经商风潮。对工商业的热衷成为江南地区社会缙绅的普遍行为,“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②黄省曾:《吴风录》,《吴风录 苏州风俗 吴下方言考(中国风土志丛刊)》,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1页。。在苏州从事牙行经营的唐甄,针对时人责难,回答得理直气壮:“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③唐甄:《食难》,《潜书》上篇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380页。,将治生经商看作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不再拘于读书入仕一途。归有光提到新安人白庵程翁以经商致富,“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然君为人,恂恂慕义无穷,所至乐与士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④归有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震川先生集》卷十三,周本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士与商已经相融。

这种士商融合的潮流也影响了当时的刻书出版业,而且对文人学士而言,书籍是他们熟悉的领域,通过文字谋利,是他们比较容易参与的商业行为。大量文人在自己熟悉的图书领域寻求生计,进一步加速了书籍商业化的进程。“富者馀赀财,文人饶篇籍,取有馀之赀财,拣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⑤钟惺:《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隐秀轩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8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4页。商人致富后,也多好附风雅,“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⑥袁宏道:《新安江行记》,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61页。。孔尚任的《桃花扇》里,有一位明末在南京三山街开设“二酉堂”书坊的出版商蔡益所,在念白中说道:“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又收了文字流传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⑦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合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3页。借由清初这位剧作家所创作的戏剧人物,或许可以反映出17世纪书商的某种身份自觉与自我肯定。

(二)江南书籍刻印业具有明显的物质、技术和人工优势

1.刻书原材料充足便利

与书业相关的墨、纸等材料制作业和书业的发展相辅相成。材料的改进为书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书业的兴盛又刺激着材料的进步,这在明中期后的江南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互动。墨、纸的生产,数量大,制作精,品种丰富。

明代制墨工艺有明显进步,制墨名家辈出,墨质精良,墨式新奇,以徽州最为有名。徽墨在明代制墨产业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产区主要在歙县、绩溪和婺源三县,生产规模大,生产品类丰富,特别是油烟制墨法制造工艺发展成熟,逐渐取代松烟制墨法的地位,占据了产墨业的主导地位⑧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其中松烟占十分之九,其余占十分之一(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六,钟广言注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15页),可能只是他在一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明代制墨的实际情况。王伟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后指出,油烟墨从南宋以后,逐渐占据我国传统制墨的主流,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安徽皖南一带的墨厂,其主要产品均为油烟墨,采用原料多为桐油。见王伟:《中国传统制墨工艺研究——以松烟墨、油烟墨工艺发展研究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4页。。明初洪武年间就已经有了专门总结油烟墨制作技艺的图书《墨法集要》,叙述油烟墨制作技法有条有理,极为详实,将油烟墨的制作技艺归纳为浸油、水盆、油盏、烟椀、灯草、烧烟、筛烟、镕胶、用药、搜烟、蒸剂、杵捣、秤剂、锤炼、丸擀、样制、印脱、入灰、出灰、水池、试研等21个工序,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油烟墨的制作工艺。⑨沈继孙:《墨法集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7-704页。明代还出现了一批墨书①明代墨书的简况请参阅陈卓:《古法制墨工艺探微——关于一个传统工艺案例的研究》,中国美术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方瑞生《墨海》、宋应星《天工开物》对油烟墨工艺都有精当总结和详细的叙述,这自然是制墨业发展的结果。

沈氏烧烟法中用于烧烟的油类品种增加了,“古法惟用松烧烟,近代始用桐油、麻子油烧烟,衢人用皂青油烧烟,苏人用菜子油、豆油烧烟”,《墨法集要》同时指出最常用的油却是桐油,桐油得烟最多。制作桐油的桐树果生产周期短、更新快,不仅解决了松烟原料稀缺的问题,而且油烟墨制作工序简便,生产效率高,制作成本比松烟墨低,同时油烟墨墨色附着力强,克服了松烟墨不适宜印书的缺点,使产量大增,适应并满足了书业印刷发展对于墨的需求。明代的墨不仅颜色黑,附着力强,产量足,还有光泽,有香味,对明代中后期书业的勃兴起了促进作用。

书籍刻印需要纸张作为载体。邱濬《大学衍义补》提到明代棉花种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②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7页。,棉纺业的兴起取代了大量的蚕桑丝织业,为桑皮造纸提供了充足原料,河北迁安、涞州一带及山东的桑皮纸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明代竹纸生产的发展促使造纸手工业发生了全面革新。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广东、四川等省盛产竹,竹纸产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迅速增加,近竹林山区造纸槽坊林立。江西铅山的造纸工艺需要分工协作,槽房中从事造纸生产的工匠已有明确而细致的分工:“石塘人善作表纸,捣竹为之。竹笋三月发生,四月立夏后五日,剥其壳作蓬纸,而竹丝置于池中……白表纸止用藤纸,药黄表纸则用姜黄,细舂筛末,称定分两。每一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碓一人,检料一人,焙干一人,每日出纸八把。”③连柱总修:《(乾隆)铅山县志》卷二《物产·纸》,《(乾隆)玉山县志 (乾隆)弋阳县志 (乾隆)铅山县志》,《故宫珍本丛刊》第110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页。每一槽四人可视为标准定额。万历二十八年(1600),江西铅山石塘镇“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④陈九韶:《封禁条议》,汪文麟纂修《(乾隆)上饶县志》卷八《封禁考略》,第15页,清乾隆九年刻本。。石塘镇纸厂雇工数量已如此之多,纸业规模可以想见。明中期之后,竹纸制造技术不断改进而日臻完善。水碓打浆技术在竹浆生产中的应用,为竹纸提高质量创造了条件。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记江西竹纸生产:“凡水碓,山国之人居河滨者之所为也。……江南信郡⑤信郡:指广信府。唐乾元元年(758)置信州,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为信州路,至元二十年(1360)朱元璋改置为广信府,辖境相当今江西贵溪以东的信江流域地,今江西上饶一带。请参看蒋继洙等修、李树藩等纂:《(同治)广信府志》卷一《地理·沿革》,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水碓之法巧绝。盖水碓所愁者,埋臼之地卑则洪潦为患,高则承流不及。信郡造法,即以一舟为地,橛椿[桩]为之。筑土舟中,陷臼于其上。中流微堰石梁,而碓已造成,不烦椓木壅坡之力也”⑥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四,钟广言注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1页。,大致可见临近溪流因地制宜,水碓之法运用之巧妙。明代以来,南方多地用水碓做舂捣加工,不必脚踏,不仅节约劳动力,且提高了劳动效率,扩大了产量。因杀青⑦《天工开物》所述造竹纸的工艺流程,先是将砍下的嫩竹打成捆,放入池塘内沤制百日,上面压以石块。沤好后,在河水中洗之,同时用力捶打竹料,使成竹丝状,剔除硬壳和青壳皮。宋应星将此工序称为“杀(sǎi)青”。参看潘吉星著:《中国造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374页。等工序需用大量流动的水,因而纸坊多沿溪流。浙江湖州,“东沈钱家边,傍溪分流,激石转水以为碓,以杀竹青而捣之,垒石方空高广,寻丈以置镬,以和垩灰而煮之。捣之以糜其质也,煮之以化其性也”⑧宗源瀚等修,周学濬等纂:《(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舆地略·物产下·物产之属》,“纸”引明《前溪逸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645页。;安徽泾县,“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⑨李德淦修,洪亮吉纂:《(嘉庆)泾县志》卷三十二《词赋·赵廷挥〈感坑〉》,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2753页。;安吉“水碓。惟孝丰以上有之。中虚可容黍数斗,不人而运,或截竹置其中,待水自舂,捣烂如泥,辄用竹帘捞起,堆积蒸曝,便可成纸”⑩沈翼机等修:《(光绪)浙江通志》卷一百二《物产》引《(嘉靖)安吉州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重刊本,第1844页。。竹纸生产大发展,逐步居于手工纸的主导地位。

明初起在江西设官局造纸供内府御用,所造者都是上等纸,不计工本。但民间槽户则不然,所造普通纸作印书用,价钱较便宜。此外,浙江、福建、安徽也大量生产纸张,“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①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少室山房笔丛》介绍各类纸的品质与适用:“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帙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废不售矣。余他省各有产纸,余弗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页。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③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页。这“丑恶极矣”的纸指的是竹纸,因为纸质较绵为次,因而价格也相对低廉,采用竹纸是图书商业化的必然结果。浙、赣、闽、皖、川等省所产的竹纸、皮纸都成为“利市四方”的商品,而广销海内外。王世懋《闽部疏》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④王世懋:《闽部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7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685页。常熟毛氏汲古阁刻书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⑤郑钟祥、张瀛修,庞鸿文等纂:《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毛凤苞”条,《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可见南方水运发达,各地纸张流通频繁而便利。

2.印刷技术的进步与装帧形式的演进

刻书字体方面。明代以前刻印书籍,对写样、刻板有很高的要求,相应要投入极大的人力和财力。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刻书字体版式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受文坛复古风气的影响,翻刻古籍追求版式字体都依旧式,另一方面是正嘉年间有些书坊刻印科举考试用书,为了营利求速,内容错讹百出,官府严禁书坊窜改版式文字,如有违误即拿问治罪。刻书匠户为了避免违法受刑,凡刻四书五经都照旧版依式翻刻,就是新刻也极力模仿宋体,于是形成一种当世的刻书字体——仿宋硬体。宋体字(即匠体字)是模仿宋代浙江刻本形成的一种新字体,字体方正、横平竖直、棱角分明,书写方便,易于雕刻,极大地提高了刻板速度。宋体字出现于弘治年间的苏州地区,正德时期发展到苏州附近的常州、松江地区,嘉靖年间基本成型,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版业采用。⑥李开升:《明代书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文汇报》2017年9月1日。

彩色印刷方面,有三色、五色套印,还发明了饾版与拱花技术,图案更加生动活泼,各类书籍几乎“无书不有图”,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可以吸引更大数量的读者。胡正言十竹斋运用饾版、拱花新技术,出版套印彩色版画《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更是将中国版画艺术推上了巅峰。⑦章宏伟:《胡正言生平及其“饾版”、“拱花”技术》,《美术研究》2013年第3期。

书籍装帧形式方面。元代书籍以包背装为主,一直延续到明代嘉靖以前。著名的《永乐大典》用的就是包背装。包背装书籍是用糨糊和纸捻粘接书叶,外面包有结实的书皮,比以前各种装订形式都进步。但糨糊和纸捻的黏结力仍然比较差,长期翻阅或者书籍放的时间长了,书叶还是要脱落、破散,于是书籍装帧就逐渐转向方册装(即今天所说的线装)。方册装的装订方法与包背装大致相同,折页也是版心向外,书页右边先打眼加纸捻,前后各加书衣,而后再打孔穿双根丝线订成一册,不用书衣前后包裹,并形成四眼订法,较大的书则在上下两角再各打一个孔,变成六眼订法。钉眼外露,装订成册,既容易存放,又节省材料,降低工艺难度,也降低了成本。这是中国书籍装帧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简化了装订工序,提高了劳动效率,为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它适应当时书籍出版的客观需求,很快得到普及推广,成为书籍的主要装订形式。这种装帧形式的改变,应该是从明中叶开始的。万历年间,紫柏真可等筹备刊刻方册大藏经,力排众议,毅然将大藏经从经折装改为简便的线装,就是因为“金玉尊重,则不可以资生;米麦虽不如金玉之尊重,然可以养生。使梵夹虽尊重,而不解其意,则尊之何益?使方册虽不尊重,以价轻易造,流之必溥”①释真可:《刻藏缘起》,见《紫柏老人集》卷之七,第2页,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续藏第52函。,顺应了印刷出版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而开创了佛教大藏经的线装时代。②参看章宏伟:《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工匠数量多、流动性强,刊刻成本低廉

书坊主雇佣工匠刻印书籍,人数、规模扩大之势明显。毛晋刻书,“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③钱泳:《履园丛话》二十二“汲古阁”,张伟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9页。毛晋之子毛扆回忆:“吾家当日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今板逾十万。”④毛扆:《影宋精钞本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毛晋《汲古阁书跋》,潘景郑校订,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页。在刻书出版各环节中,刷印是需要人手最少的一个部门,汲古阁仅负责刷印的工匠就有20人,此外还有写手、刻工、校对、装订诸环节,规模堪称空前。嘉靖三十四年(1555)无锡顾起经、顾起纶的“奇字斋”刊刻《类笺唐王右丞集》,书末附表所录刻书工作日程与工匠名单:

无锡顾氏奇字斋开局氏里:

写勘:吴应龙、沈恒(俱长洲人);陆廷相(无锡人)。

雕梓:应锺(金华人);章亨、李焕、袁宸、顾廉(俱苏州人);陈节(武进人);陈汶(江阴人);何瑞、何朝忠、王诰、何应元、何应亨、何钿、何钥、张邦本、何鉴、何鎡、王惟寀、何铃、何应贞、何大节、陆信、何升、余汝霆(俱无锡人)。

装潢:刘观(苏州人);赵经、杨金(俱无锡人)。

程限: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授锓,至三十五年六月朔完局。⑤王维撰,刘辰翁评,顾起经注:《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十卷文集四卷外编一卷年谱一卷唐诸家同咏集一卷赠题集一卷历朝诸家王右丞画钞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50页。该书现存嘉靖三十五年顾氏奇字斋刻本多部,可能是由于印次不同,导致版心刻工著录不尽一致,如想进一步了解,请参阅何朝晖、李萍:《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以顾氏奇字斋〈类笺唐王右丞集〉为例》,《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年第6期。

由明代刻本书籍留下的刻工名录来看,刻书工匠在当时全国几处雕版印刷中心和城镇中流动。冀淑英曾言:“刻工也有很大的地域性。从现有资料看,有不同地区刻工同刻一部书的,说明刻工会有迁移,或是应邀往外地工作。”⑥冀淑英:《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冀淑英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明代徽州刊刻书籍与书籍版画的工匠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刊刻于道光十年(1830)的《黄氏宗谱》载有自明正统元年(1436)至清道光十二年(1832)黄氏家族刻书资料,约400年间共有三四百名本族刻工的记录。“我们透过《黄氏族谱》,可以看出我国明清之际,有一支不小的版画队伍。他们始以务农,继之半工半农,最后专以刻书为业,成为特殊的手工业者。他们起初在本地刻书,后来声誉高了,路子也广了,相邀结伴,甚至全家迁往外地城市,以剞劂为生,至三四代人者都有”;族谱记载可见这些徽州籍的“黄氏子孙流寓在外地的人数不少,范围之广,也是少见的。他们北至北京,南至湖广,主要是在长江沿岸和浙江一带,虽然他们不一定都以刻书为业,但可以说大部分已证明他们是刻工”,可见刻工的流动性强;从黄氏刻工所刻书籍可见他们刻书鼎盛期是万历至顺治年间(1573—1661),约计88年左右。⑦周芜:《〈黄氏宗谱〉与黄氏刻书考证》,《徽派版画史论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7页。《黄氏宗谱》创自宋元,明季有黄应济(二十六世)重修刊行,清康熙间黄师浩曾重编修补,未及刊行,至清道光元年(1821),“开簇复承祖父遗志,详加修订,增修付梓”,历十余年,实际上是道光十二年(1832)才算最后刊成。

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有“明时刻书工价之廉”一条,记明代刻工工资之低:“明代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修梓工赀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指毛晋——引者注)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①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6页。现在所见明代刻书成本的资料太少,《嘉兴藏》中有大量关于书版、写手、刻工工价的材料,而且绝大部分是杭州及其周边地区万历二十一年(1593)以后的第一手材料,有极重要的资料价值。笔者曾在《毛晋与〈嘉兴藏〉关系考辨》中梳理了与毛晋相关的经卷的施刻文②参看章宏伟:《毛晋与〈嘉兴藏〉关系考辨》,《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里再略举几例崇祯年间嘉兴楞严寺刻藏的施刻文以见一斑:

嘉兴府楞严寺经坊馀赀刻此《传法正宗论》卷上,计六千五百二十个,该银二两九钱三分四厘。襄楚释宗镜对。崇祯癸酉仲冬般若堂识。③释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上,明崇祯六年嘉兴楞严寺刻本,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正藏第163函,第16a页。

休宁居士金星焕施赀刻此《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上卷,计字七千八百十三个,该银叁两零三分六厘。释微言对。泾县徐世胜书。进贤陈叔道刻。崇祯甲戌岁孟夏月。板存嘉兴楞严寺般若堂。④释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明崇祯七年嘉兴楞严寺刻本,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正藏第75函,第21b页。

嘉兴府秀水县信官朱大启捐赀刻此《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卷下,计字五千八百二十,该银二两六钱二分。襄楚释宗镜对。崇祯甲戌仲秋楞严寺般若堂识。⑤释不空译:《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卷下,明崇祯七年嘉兴楞严寺刻本,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正藏第79函,第17a页。

每卷施刻文记述的钱数包括两部分费用:一是梨板的价格。崇祯末年常熟华严阁刻《嘉兴藏》,每块梨板价格4分。略早几年的嘉兴,用同样规格的梨木,价格应该是相当的。二是刻工工价。当然要准确地推算出每百字工价还须另作专门研究。不过可以断言,明代后期的刻书工价是很低的。

(三)明中叶后江南社会文化繁荣,书籍需求旺盛

1.教育和科考普及,读书与识字率提升

明代自洪武以来,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稳步增长。江南富庶之地,人口繁衍更快。曹树基推测,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⑥乾隆四十一年(1776)是距明代最近的一个标准时点,此前至明末的一个多世纪属于中国人口数据的“空白”时期,没有复原全国分府人口的可能。,常州、镇江两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左右,苏州府为2.5‰,嘉定府不足2‰,杭州为1.8‰,嘉兴为0.9‰,湖州为1.5‰。排除明清之际人口锐减的因素,明代浙江北部的人口增长速度与苏南相似。⑦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 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万历时的杭州,“连同大量流动人口在内,杭州人口能达到百万左右”⑧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8页。,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明代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系统从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到地方府学、州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学),官办与私兴的各级学校,衔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网。基层学校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民间读书氛围的形成。“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⑨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6页。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学校普及,以书院为例,明代的浙江有书院120所,“方今天子更化,鉴观前代之失,独出睿算,以为宜近法宋,首建科目,以广取士之途。诏书既下,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⑩徐一夔:《送赵乡贡序》,《始丰稿》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0页。。这就意味着读书人的增多,文盲率的下降。对于明代末期全国各地生员数量,顾炎武估计,“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①顾炎武:《生员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页。,陈宝良利用明代方志和文集来统计明末生员总数,认为极有可能突破60万,“若加上各类不与科举的生员,其数字将更大”②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5页。。如此庞大的人数,为刻书出版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这场改变起自成化年间。郎瑛云:“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③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四《辩证类》“时文石刻图书起”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说明科考用书书坊是在《京华日抄》大卖后才开始跟风而上的。由此引起官府关注,“弘治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奏言:祭酒谢铎尝奏革去《京华日抄》等书,诚有补于读书穷理,然令行未久,而夙弊滋甚,《日抄》之书未去,又益之以《定规》《模范》《拔萃》《文髓》《文机》《文衡》;《主意》之书未革,又益之以《青钱》《锦囊》《存录》《活套》《选玉》《贯义》,纷纭杂出,由禁之未尽得其要也。乞敕福建提督学校官,亲诣书坊,搜出书板尽烧之,作数缴部,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提学分巡分守等官,严加禁约,遇有贩卖此书,并歇家,各治以罪。若官不行禁约,坐以不奉诏令之罪。礼部以闻,上从之”④黄佐:《南雍志》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大致可以看出坊刻科举用书颇具规模,以致官府要严行禁约。江南科举之盛冠于全国,科考用书风行,为书商带来了巨额利润。李诩曾感慨道:“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姻家同刻。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余为怂恿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⑤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时艺坊刻》,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4页。此条曾为《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条所引,略异。顾炎武《日知录》在引李诩这段话后有注:“愚按弘治六年会试,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自板刻时文行,学者往往记诵,鲜以讲究为事’之语,则彼时已有刻文,但不多耳。”⑥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栾保群、吕宗力校点,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28页注[4]。顾炎武断定早在15世纪末叶即已有“刻板时文”,只是数量不多而已。顾炎武接着引杨彝的话说:“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⑦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栾保群、吕宗力校点,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页。实际上,时文选本自明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流行。阮葵生《茶余客话》云:“昔杨升庵慨古文之废,论举业之弊,曰:士罕通经,徒事末节,五经子史,则割取碎语,抄节碎事,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事合为一事者。曾见考官程文引制氏论乐而以‘制氏’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汉书·律历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书坊刻布,士子珍为秘宝,转相差讹,殆同无目人说词。”⑧阮葵生:《茶余客话》,《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3页。万历末年,江西人艾南英、陈际泰的八股文选本风行一时,苏州、杭州的书坊都竞相邀请他们去主持选政。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9-120页。科考用书的出版愈益兴盛,以至“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⑩李濂:《纸说》,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一〇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34页。。

宋代以来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江南社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城市和集镇空前繁荣,市民阶层开始形成。他们物质生活安定,在富裕闲暇之余,就会对文化生活提出较高的要求。面对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日用类书以及戏曲、小说等文化娱乐书籍开始大量出现。明人叶盛言:“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徵、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于轻薄子一时好恶之为,如《西厢记》《碧云騢》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救欤。”①叶盛:《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214页。此外,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是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小农场主和小作坊主所必须具备的。明话本小说《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说正德时苏州府昆山县人宋金,出身小康之家,六岁时父亲故去,家遂破败,到十六岁时,已是孤身一人,穷得“只剩一双赤手,被房主赶逐出屋,无处投奔”,但“且喜从幼学得一件本事:会写会算”,后来被一旧识的船户收留,由于“写算精通,凡客货在船,都是他记账,出入分毫不爽,别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盘,登账簿,客人无不敬而爱之”,倚此一技之长,得以在商船上记账为生。②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320页。“会写会算”的宋金,因为识字,能在商业活动中有稳定的营生。因此,获得独立从事一般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成为民间大众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明清商书、日用类书得以传播的文化基础。出版业的发展,也使那些过去不能或者很少接触书籍的底层乡村社群成为书籍的消费者和受益者。③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书籍成为士大夫日常收藏与交往的重要内容

明代中后期,私人藏书家不断涌现,藏书数量不断提高,藏书在万卷以上的藏书家越来越多,在江浙二省形成了浓厚的藏书风气。“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金陵、新安、宁国、安庆,及河南、北直、山东、闽中、山西、关中、江西、湖广、蜀中,亦有不少藏书之家。”④孙从添:《藏书记要》鉴别,《娱园丛刻十种》,光绪己丑四月序刊本,第2b页。《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统计明代知名藏书家358人,江苏142人,浙江114人,福建22人,江西20人,上海19人,山东7人,安徽7人,河南6人,其他省份少有分布。⑤王河主编:《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统计,明代藏书家有869人,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最多的10个县市是:苏州(268人)、杭州(198人)、常熟(146人)、湖州(94人)、绍兴(93人)、宁波(88人)、福州(77人)、嘉兴(75人)、海宁(67人)、南京(60人)。⑥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第四章第二节明代收藏万卷以上藏书家简表⑦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87页。,共收录藏书家231人,其中江苏60人,浙江57人,福建18人,山东16人,河南11人,上海10人,安徽10人,江西9人,陕西6人,山西6人,河北5人,湖北4人,云南3人,湖南2人,广东2人,海南、广西、四川、甘肃、北京各1人,还有宗室6人,有1人籍贯青城,因全国多地名“青城”,一时不能确定归属,就没有归入以上的行政区划。由这些统计可知,藏书家大多汇聚在江南。藏书家的大量出现,既表明书籍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又说明书籍生产存在广阔而稳定的市场,为书籍商品生产的不断增长注入了动力。

晚明江南士大夫的日常交往中普遍存在着以书为礼的行为。胡应麟指出:“今宦途率以书为贽,惟上之人好焉。则诸经史类书,卷帙丛重者,不逾时集矣。朝贵达官,多有数万以上者,往往猥复相揉,芟之不能。万余精绫锦标,连窗委栋,朝夕以享群鼠。而异书秘本,百无二三。盖残编短帙,筐篚所遗,羔雁弗列,位高责冗者,又无暇缀拾之。名常有余,而实远不副也。”⑧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页。原书断句,将“万余”二字前置,误,今改。张升通过对《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研究,发现《考释》共收礼帖51通,其中涉及赠书的达30通,占60%,书籍是当时士大夫交往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据《考释》作为礼物之书一般都是新书,即新刻印之书,往往包括赠书者之著作(主要是诗文集)、赠书者家人之著作、官书等。他同时提出:“以书为礼发生在京城和江南地区的相对较多,因为这些地区士大夫比较集中,出版业发达,制作和获取书籍相对更容易,等等。从时间上来说,以书为礼主要发生在明代中期以后。”⑨张升:《以书为礼:明代士大夫的书籍之交》,《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冯梦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南国子监祭酒。他的日记所记,是万历十五年(1587)他去官归里后所写的行年录,内中就记有赠书之事,如:“(己亥)八月初五,晴。早候胡葵南太守于新码头。自壬辰以丁内艰去守被论谪,起复补官,擢青州守。余以嘉善于丞大谟之任,有书相闻,所寄《三国志》,乃是俗本《衍义》。向在南都,一北台使者见问:所刻《三国》得非《衍义》乎?余微笑,语其实,何独一丞也?”“(壬寅四月)十二,晴,小热。张孟奇来,惠诗刻,又云杭严何公刻诗集,索余作序。”①冯梦祯撰,王启元校注:《快雪堂日记校注》卷十一、卷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216、266页。这类书籍往来记载在一些江南士绅文人的文集日记里多次出现,②如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张天杰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以至晚明时许自昌说:“老童低秀,胸无墨、眼无丁者,无不刻一文稿,以为交游酒食之资。”③许自昌:《樗斋漫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现存明别集的数量,据《明别集版本志》前言所提,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当时全国近八百个藏书单位报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总编的,约十五万四千种,其中属于‘明别集’的一万一千种。审校中我们删除丛书和总集零种,合并复本(含批校题跋本),约得三千五百余种。此后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发现一些就当时所知中国大陆尚未见著录的‘明别集’复制本,亦予审录,并入此志,遂增至三千六百余种。”④崔建英辑订,贾卫民、李晓亚参订:《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前言”第1页。《明别集版本志》还附录了279种“生活于明清间俗目为清人而版本传世较少者”,因为“对生活在两朝之间的人物,往往看法有歧异,从上从下,或不一致”⑤崔建英辑订,贾卫民、李晓亚参订:《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前言”第2页。。这样的数字离实际相差应该不会太远,大概就是淘汰之余的明别集数量。明人文集较前代有突破性的增长,原因固然很多,但相当多的书是为了送礼而出版的。

三

16世纪中期以后,江南地区书籍出版业迅猛发展,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出版名家辈出,出版规模庞大,出版书籍数量众多,出版形式多样,出版分工与目标受众明确,书籍的社会文化功能日益丰富,出版商业化进展迅速。其中尤以南京、苏州、杭州等中心城市为典型代表,常熟、湖州等地也在明中后期书籍出版领域拥有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与商业化现象,是当时江南社会变迁的缩影。江南拥有优越的水运条件,明代之后江南经济日益发达,商贸繁盛,城镇繁荣。以湖州书船为代表的各类交通工具基于江南发达的水网条件,极大促进了书籍的运转流通,不仅使江南各地购书更为容易,也通过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主干道,使江南书籍得以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技术与物质上,江南地区有长期的刻书传统,至明中后期,江南市镇发达,物质基础更为丰厚,如刻书原料充足、获取便利、印刷技术进步、刊刻成本低廉。同时期,江南地区科举应试和教育普及,作为知识精英的藏书家群体兴起,新的阅读群体市民的文化需求旺盛,士大夫的日常交往常以书为礼,书籍消费社会形成;出版主体发生变化,书商兴起,文人经商现象越来越普遍,书籍销售有了广阔通道。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出版业勃兴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印本对写本核心地位的取代。海外学者通过书目,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现象。日本学者井上进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出了宋元明时期随着时间进程出版书籍的数目表(宋元明代出版数目表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表下说明文字中的数据有误。),使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对中国印本作历史分期的考察。由这个统计数,井上进说:“加上明初刊本在内,宣德以前刊本的平均现存数也不及元代,这是出版量从元代开始减少这一趋势到了明代加速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建国后70年再到历时百年的正统天顺期,期间平均现存刊本数量是元代的1.4倍,即是否恢复到了元代水平很值得怀疑。总之,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说,和元代相比,明初百年的的确确算得上是出版史上的衰退期了。”⑦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井上进指出:“出版量整体增加是从15世纪末,即弘治初年开始的。实际上16世纪前半期,从正德到嘉靖中期的坊刻本,大部分都是福建所印。在这之外的其他地方的出版大致限定于官刻和家刻。……江南的营利出版呈现向上的征兆大概是在16世纪中期嘉靖三十年代的事情。”①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161页。美国学者贾晋珠曾以弘治末年的1505年为界,将明代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发现在已知的总共1660种建阳坊刻或私刻书籍里,只有179种(11%)是前138年里刻印。因为有些计入明初的刻本实际上是元代版片的后印本,这个比例的偏态在事实上更严重……还有一个类似的对江南各大出版中心(南京、苏州、无锡和杭州)的刻本统计显示,不到10%的书是明代前期印制的”;“清代和民国时期善本收藏家的藏书志也表明,他们珍视的明代非官刻本大多是16世纪中叶之后印制的”。②贾晋珠:《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邱葵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1-232、235页。贾晋珠是以1505年来作时间的划分,与本文的时间划分略有移位,但足以证明本文的观点。日本学者勝山稔对《明代版刻综录》著录的5200种明代印本数据做过统计,提出明代出版活动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明朝统治的头一个世纪,除了最后一个十年——1458至1468年外,所有其他的十年时间段里平均每年只生产不到十部书。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个平均数翻了三倍多,增长主要发生在1508年至1528年间。第三个时期从1561年开始,到16世纪末每十年出版的书籍数量升至多达53部,直到1644年王朝终结才滑落至16世纪早期的生产水平。③勝山稔「明代における坊刻本の出版状況について—明代全般の出版数から見る建陽坊刻本について—」、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にわたずみ』、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総括班 、2004年、第81-99頁。缪咏禾统计《明代版刻综录》共著录图书7740种,其中洪武至弘治时期(1368—1505)137年间的书共著录766种;正德、嘉靖、隆庆(1506—1572)66年间的书,共著录2237种;万历至崇祯(1573—1644)71年间的书,著录4720种。④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周绍明从公私藏书的规模、藏书中印本的份额、获得书籍的难易程度、手抄本与印本生产的相对成本几个方面作了系统考察后提出:“明代对印本需求的增长,导致中国印刷机构性质的一个重要变化,政府传统的支配地位让位于许多私人、通常是商业出版者不可遏制的崛起”;“晚明出版者的兴趣也会被消费者的口味所激发。对于同样的著作,读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印本而非抄本,他们看中抄本更多的是因为其美学价值,尤其是书法,而不是其内容的稀有。这种更注重抄书者,而不是书本身及其内容、价格的现象,突出说明了到16世纪末的江南书业中印本在总体上崛起的程度”。⑤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7页。确实,诚如周绍明所说,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印本书绝没有立即宣告手抄本时代的终结,是商业出版的爆炸式发展使得印本与抄本的消长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印本在图书流通中取得了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但周绍明将井上进的观点推进了一步,说:“与惯常的学术思维相反,井上认为只有在16世纪中期,而不是11世纪晚期或12世纪,印本才在江南地区永久性地取代了写本,成为传播书写文化的主要方式。”⑥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将印本在数量上超过了抄本的时间确定在16世纪中期,显然是把事情的开端与结果混为一谈了,实际上直至16世纪中期印本还没有在中国取得优势,印本是在16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变得普遍。但无疑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周绍明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学术目光。

正如胡应麟所言:“盖当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巨,必精加雠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钞录之本,往往非读者所急,好事家以备多闻,束之高阁而已,以故谬误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不售矣。”⑦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页。印本使书籍收藏更为容易,因此超越延续十多个世纪的抄本,成为当时藏书家的主要藏书,取得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奠定了其在此后中国出版史上的核心地位。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发展与旺盛的书籍文化需求,明中后期书籍出版业获得了质和量的双重飞跃,成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