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今天我与大家一起讨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发生的影响以及怎么认识这种影响。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深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对此要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冷静的分析。这种影响,现在是初步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以后,一系列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由于它的影响之大、传播速度之快,使这种矛盾的变化更加复杂。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以后,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矛盾的变化,有了新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这种新变化做过系统的概括。比如,他讲到,我们现在进入新常态之后,在宏观上出现了“三期叠加”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

所谓“三期叠加”是指什么呢?首先是指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持续高速增长进入到了向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的一个换挡期。我们知道,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9.4%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确实创造了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纪录。我们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人所创造的“神武景气”20年高速增长的纪录,也打破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所创造的所谓“汉江奇迹”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纪录。但是进入到新常态以后,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包括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增长速度开始下滑。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从那以后持续下滑。之前,我们在讨论今年新的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今年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够低于6%。这种趋势就是进入新常态以后所谓“三期叠加”的一个突出表现:增长速度进入了所谓的换挡期。

“三期叠加”的第二期变化是指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到了阵痛期。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有很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我们没有腾出手来认真地进行调整。这些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指一些低效率的、劣质的产能需要淘汰,这需要付出代价,需要长期艰苦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指一些新兴产业需要扶持,这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尤其是需要长时间的创新来支撑。但是在新老结构、新老动能转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传统产业的淘汰迫在眉睫,而新兴产业的崛起又一时跟不上。这样就出现了结构性的一系列矛盾。我们称之为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所谓“三期叠加”的第三期是指我们退出反危机政策轨道之后的一系列成本的消化期。我们知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到中国,特别是从2008年的第二季度开始直接冲击中国经济。2008年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之深刻是空前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多次周期性波动,但是没有任何一次经济波动导致全球经济负增长。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之深刻的重要体现,就是2009年全球经济在战后首次出现负增长。从2008年第二季度,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开始全面反危机,即施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财政和货币这两大宏观政策手段扩大内需,刺激需求,保证经济增长。这样一来,我们同时也就把一些低效率的项目作为扩大内需的支撑条件推了出来。这对当时的反危机来说是必要的,但在经济开始进入复苏阶段以后,我们就不能让这些低效率的项目再长期存在。我国从2010年10月宣布开始退出全面刺激经济的反危机政策轨道。从那以后,我们就要对在反危机期间大量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效率不高的项目进行清理,这就要付出代价。我们把这叫作反危机之后的成本消化期。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这“三期叠加”给我们的宏观调控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新的挑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应当说对宏观经济这些方面的矛盾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加剧了宏观矛盾方面的一系列不确定性。比如说,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按照目前流行病专家和各方面的分析结果看,我们估计疫情对今年中国第一季度经济的影响应当说是非常大。①据后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2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为-6.8%,上半年为-1.6%。假如第二季度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中国经济从第二季度开始进入到过渡期。如果疫情在第三季度基本结束的话,中国经济将开始进入恢复期,到第四季度中国经济会进入全面正常的运行状态。根据现在对疫情进展的趋势判断,如果经济在这四个季度当中呈现这样局面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大体的分析:

从供给侧看,疫情影响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①农业受疫情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再加上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也不到8%,因此我们这里不谈农业。据后来国家统计局统计,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也下降。我们根据有关方面的数据汇总分析,发现从生产角度来看,今年的增长速度大概要降到1%以下,约在0.4%左右,是正值。即如果没有任何政策干预,任其自然发展的话,中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部分大概在0.4%左右,显然是受到了疫情很大的负面冲击。

从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方面来看,疫情对第一季度的影响会很大②据后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20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16.2%,消费需求增长-19%以上。,如春节期间仅仅是旅游和一般的娱乐及消费品的影响,估算已经有一万多亿元了。第二季度需求方面能够恢复正增长,但是数字也很有限。第三季度逐渐恢复正常,最后到第四季度,我们期待有一个大的反弹。这样全年下来,预计总需求增长是正的,但是增速比过去也要有明显的下降,估计今年总需求方面的增长幅度应该在3.5%左右。

综合我们对供给和需求的分析,如果没有政策干预,没有积极的政策措施去刺激的话,今年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速度应该是在3%到4%左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疫情加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按照全面实现小康、“六稳”③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六保”作为落实“六稳”的重点,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以及三大攻坚战④指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的目标要求,我们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基础。从目前的测算来看,今年要实现这些目标的话,我们GDP的增长速度无论如何要保持在5%以上,最好在5.5%到6%之间。为什么这么讲?别的都不说,单就一个稳就业来看,我们近年的调查失业率一般都控制在5%左右,多数年份我们是在5%以下。今年要实现失业率5%以下的目标,我们大概就要提供1000万到1100万个就业岗位。要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的话,我们经济增长如果低于5%就有严重的困难,还不说其他的目标。前面已提到,今年的经济自然增速将不会到4%,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更有力的刺激经济的办法。⑤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力争控制在6%左右,这就需要提供900万就业机会,相应地今年经济增长至少要达到4%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我想指的就是针对当前疫情带来的新冲击,我们的政策力度要加大刺激。

从微观方面来看,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在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构方面也有一系列新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讲话当中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内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房地产部门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失衡。这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失衡是中国市场运行微观方面进入新常态以后比较突出的问题。

这次疫情的发生在微观方面加剧了这些矛盾,特别是对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的竞争力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有关方面最近曾对企业的资金链做了一个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发现:85%左右的企业资金链支撑不到三个月,超过三个月资金链就要断裂。有的企业可以支撑一个月,甚至一个月都不到;有的是可以支撑两个月;有的是超不过三个月。由于调查的样本、全面覆盖的程度等原因,这个数据也可能不准确,但它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这场疫情加剧了企业的困难,包括企业的成本、企业的资金、企业的用工等方面。

总之,这场疫情发生以后,对中国当前的经济,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方面的矛盾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使得我们无论是宏观调控的政策,还是企业的预期、企业的行为调整等,都有了新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方面的冲击。

第二个方面的冲击,是这场疫情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和复杂性。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宏观经济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需求方。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将近20年期间,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所以物价上涨的压力很大。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抢购,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1985年,通货膨胀率(CPI)达到9%以上,1988年达到18%以上,1994年达到24%以上。三次大的通胀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具体原因不同,但根本原因就是一个,即那个年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去抢购,形成物价上涨。所以那个时候的宏观调控主要是管住需求,长期紧缩,压住需求,防止出现恶性通胀。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到2010年,这段时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长期的主要矛盾也是在需求方,但是方向不同,不是需求膨胀,而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产能过剩。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了这个矛盾,到2008年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个矛盾,所以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仍然是需求管理,但是方向不一样,不是紧缩需求,而是扩大内需。我们第一次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再提“适度紧缩”这样的宏观政策。到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矛盾更加尖锐,所以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在这二三十年的长期实践当中,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集中在需求方面,方向是单一的,或者是需求扩张,或者是需求疲软,所以政策目标是清楚的,或者是紧缩或者是扩张。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不再是单纯的需求方面,供给侧深层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开始出现,特别是生产要素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在需求疲软的同时经济下行。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成本不断提高,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称之为成本推动型的通胀的压力,所以我们经济面临着“滞胀”的威胁。这种情形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曾经出现过:一方面需求疲软,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一方面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这次疫情的暴发加剧了这种“滞胀”的威胁。从停滞、衰退的直接原因来说是需求疲软,需求增速放慢,所以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增长速度放缓带来的首要社会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就是就业机会的减少。从通胀潜在压力来说,这次疫情从各个方面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成本。我们知道,防疫本身就要有大量的成本支出,复工延缓,又有大量的成本支出,方方面面的成本都在提高。我们做了一个大体的分析,中国的CPI过去长期控制在3%左右,实际上这些年都在3%以下。如果把防疫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估计今年的CPI涨幅有可能在5%左右,甚至更高。这样的话就形成一方面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一方面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上升的局面,也就是面临着所谓的滞胀威胁。这一威胁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宏观调控政策将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不敢扩大需求,如果全面扩张,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有可能把潜在的成本推动的通胀激活,形成严重的通胀;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全面地紧缩,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使通货膨胀控制在潜在的状态,不让它转化为现实的物价上涨,但由此将加剧经济下行。所以这两难的格局就增大了我们宏观调控的困难,约束的条件进一步增大,进一步的复杂化。这是这场疫情对我们当前经济的第二个影响,就是使得宏观经济的失衡更加复杂。

这次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它使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我们知道,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遇到的挑战和过去是不同的。从国内经济来讲,我们面临一系列发展的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我们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困的陷阱,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发展方式转变不过来,不适应新阶段的一系列新变化、新条件,经济不具有竞争力,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长期跨越不过去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不到高收入发展的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陆续发生的,如“拉美旋涡”“东亚泡沫”和“西亚北非危机”等,都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表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是从2010年开始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按照一般的规律,我们应当在2022年之后,即用1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这个跨越①当代70多个高收入国家历史上跨越这一段平均时间。,这就是实现可持续增长。问题在于要实现这个跨越,就要根本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如果不实现这一点,就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其实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当中,“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种种矛盾和条件的变化都存在,很多矛盾还很尖锐。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总归是要跨越过去的。问题是跨越过去之后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怎么跨越过去。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挑战就变得更加尖锐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实现可持续增长,不能打断健康可持续增长的进程。这次疫情的冲击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供给侧、需求端两方面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克服,而这种影响进一步增大了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困难。这是对我们国内经济的挑战。

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还表现于国际经济关系方面。这方面的影响更加复杂。目前,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以及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与过去不同。我们知道,中国GDP的总量现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6%左右。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是1.8%,2003年非典发生的时候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是4%。因此,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程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我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55%;2017年我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63%;2019年我们的GDP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的67%。据说美国人有一个战略考虑,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哪个国家,历史上的日本也好,德国也好,只要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一定的比例之后,比如60%,它可能就要采取全面围剿的战略举措。所以,这样来看的话,2018年5月份特朗普政府主动发起的一场中美贸易摩擦不是偶然的。它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一时的经济衰退,因为那时候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长期以来最强劲的,失业率是多年以来最低的,它不是经济危机十分严重,为了保证本国的就业渡过难关采取的一时的贸易保护。美国发起的这次贸易摩擦带有长期的战略性、主动性。现在看来,美国的这种意图越来越明显。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提示告诫大家,我们要努力防止这种“修昔底德陷阱”对我们的影响。现在看来,美国和世界各个方面的变化使我们在防止“修昔底德陷阱”的困难方面越来越大。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大家看到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对中国举国团结一致抗击疫情的勇气、牺牲精神和治理能力表示赞叹。同时,我们也看到个别国家想利用这个机会,借此进一步扼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封锁中国经济与世界各方面的交流。这些情况,应当说也不是偶然。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布置防疫工作的时候特别强调,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越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我们要构筑“一带一路”,使得中国经济在现代化崛起的过程中和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开辟更广阔的全球的道路。

二、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深刻,特别是短期影响,挑战很尖锐,但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因此而改变。也就是说,这次疫情它是外生的、突发的,是暂时的。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他在会议上强调,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响,但我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为什么这么讲?我把它简单概括为三个方面: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先看“天时”。所谓天时,就是要考虑大势所在,也就是中国经济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处在怎样的势头上。

首先,中国经济经过长期持续高速增长,我们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局面发展到现在已奠定了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面已讲到中国40多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4%左右,这是了不起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GDP总规模也就是1000多亿元,改革开放初期是3000多亿元,2019年中国GDP的总量近100万亿元,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6%左右,这是不得了的变化。这是我们重要的国力变化的基础。从人均GDP的水平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几十美元,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不到300美元,2019年突破了10000美元,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达到新水平的重要指标体现。

除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迅速提升之外,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质态的变化。比如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新中国成立之初,8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这说明农业效率低,整个经济质态结构落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70.5%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还没有改变我们是一个总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占绝大比重的局面。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农业劳动力大体降到了26%左右,这个变化是非常深刻的。这种变化的基础,就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农业当中转移出来大量的劳动力支援了我们工业和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工业基本上是白纸一张,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目前,我们拥有按照联合国分类的44个大类、666个小类的全部工业制造业的体系。从2010年开始,我们工业制造业的规模超过了美国,从2011年开始,包括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规模超过了美国,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业国家。当然我们讲的是量,真正从技术水平的各个方面来讲,在竞争力,特别是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以及生产产业的关键链条上,我们总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水平,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储蓄率高,国民收入分配在企业、部门都有着高储蓄的倾向,我们居民家庭储蓄率也是长期比较高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高储蓄率就意味着高投资,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的比例比较大。所以我们说这次疫情虽然影响很大,但是由于我们已达到了新的阶段,进入到了新的水平,我们已形成了大量的资本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我们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和基础。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预期目标。从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世界上70多个高收入国家都是在进入到上中等收入之后平均用12到13年跨越到了高收入国家。中国在2010年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按这70多个高收入国家平均用时来算的话,我们大体上到2022年到2023年间会实现这个跨越。如果再考虑到大国可能快一点,因为这其中20个人口大国平均用的时间是11年到12年。因此,中国要实现这个跨越有可能提前。

2019年中国人均GDP的水平达到了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线是1.2万多美元。按照这个水平来看,中国在今年或明年就有可能达到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线。这是从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水平上来看,实际上我们完全可能用10年略多的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这个阶段能够跨越过去,特别是决胜全面小康这个目标实现的话,就会为下一步的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前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很多指标,我们不好一一地去列举,但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常年讲到这个目标的时候都没有缺少的,就是我们的人均GDP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现在的差距有多大呢?去年70多个高收入国家的实际人均GDP是4.1万多美元,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1000多美元,我们国家现在应当说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距离发达国家4万多美元的人均GDP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赶超目标的重要指标是在第二个百年目标(本世纪中叶),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因此,从发展的阶段性上来看,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刚刚基本完成、正朝着高收入门槛冲击、离发达国家的距离仍然很大的时期。虽然我们的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经济加速发展、现代工业化的最后冲刺期、现代化的赶超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虽然我们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有一点没有改变,就是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也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国际地位没有改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又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经济进入农业现代化、现代工业化、国民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成长期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总的趋势来看,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不如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时期那么快,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处在比较强劲的增长阶段上。

所以从机遇上说,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近到什么程度?就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而言,我们过去常讲,赶上西方,追上西方,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现在不需要了,一代之遥。

从“地利”上来讲,中国经济空间大、韧性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是小池塘,是大海,就是空间大、人口多、市场大、地区广,而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大,发展的道路模式不同,梯度水平不一样,所以可持续性强。别的不说,从消费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了40万亿元。也有人做了一个分析,说中国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消费品市场,这就是我们扩大内需的根基。经济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这自然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我们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也就是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改革开放初期是63%,按照联合国划定的标准,60%以上就是赤贫,温饱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是28%左右,按照联合国划分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20%到30%之间叫富足,20%以下就是极其富裕的阶段。我们已进入了富足阶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以消费规模的扩张为基础,以消费能力的提升为前提的。所以,中国有巨大的消费品市场空间,且不说新型消费,年轻一代现在的网络消费、电子消费,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消费,如旅游等这些服务性的消费前景都会更加广阔。

习近平总书记在夺取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全面胜利的部署会议上特别强调,新业态、新市场、新的消费领域进一步的开拓、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历史必然。另外,所谓的地利,不仅是规模大的问题,还有一个结构的特点。我们一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地域空间、资源配置和区域发展角度来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二元性。所谓二元性不是简单的一分为二,而是说差异性:城乡之间有差异;地区之间有差异;省际、市际之间有差异。发展经济学上把这种差异的普遍存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点,概括为所谓的经济发展中的二元性特征,如城乡的二元性、产业的二元性、技术的二元性,等等。大家知道我们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们的城市化率已超过了60%,改革开放初期不到18%。城市化发展意味着市场规模的增大。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城市化的所谓加速期,就是城市化率在30%到70%之间。另外,农业、工业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产业的差异,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之间的差异,南北之间发展中的差异,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显著的差异,等等,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不均衡的一个表现。

这些地区差异、产业差异、城乡差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发达的标志,是经济还处于发展中的表现。但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这种差异就是所谓的梯度,又是不同于小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种差异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间更长,它可以梯度推进,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当东部沿海地区经过持续高速增长,进入相对高质量或者是低速度、中低速度增长的时候,中部和西部地区可能恰恰是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所以这种梯度差异、地区差异、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既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时间更久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我们国家在进入新常态以后,结合这些发展的资源禀赋、地区条件,构建了新的战略性的地区增长点、发展极,像我们结合新常态的新变化、新要求、新目标提出了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黄河生态区域的协调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后提出的新的区域性发展极和新的增长点。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域性发展规划,包括“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把中国和世界市场进一步联通起来,这些都是我们讲的中国的地利,是空间大、韧性强的具体体现,为可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条件。

所以,这次疫情对我们经济的冲击虽然比较大,尤其是对湖北省和武汉市来说,当然,其他各方面的社会影响应该说也还是非常深刻的,很多影响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中国空间大,腾挪余地大,这是地利。

最后,是“人和”,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中概括了新中国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实践经验,并给予了理论上的总结。这次会议特别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历史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当中不难看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并且随着这个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优势还会进一步地不断显现。这种制度优势,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当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我有一个看法,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和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距离。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暴露出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发展上的短板,包括医疗设施、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等方面。这表明我们确实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短板需要补足。虽然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面临这次肺炎疫情的冲击,我们在防控的组织和效率、战役的指挥和调度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水平却是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很难相比的。可以说,我们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物质基础上超越了当代发达国家防控公共卫生灾难的水平,这个是了不得的。我想,只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世界各国都会给予我们充分的肯定和尊重的。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从制度的优越性来讲,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制度可以克服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我们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特别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当中按照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也就是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的市场贡献分配相结合。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励效率;另一方面从制度上可以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尤其是防止出现普遍的剥削,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第三,我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创造。我们知道,从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来看,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结合的可能的;反过来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来说,也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的。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我们通过改革实践,把社会主义和市场机制统一起来,这样既有市场竞争的效率,同时又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的社会性、宏观调控的自觉性方面的优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这种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像我们这次肺炎疫情的防治,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制度的优势。

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

如何把握住历史的机会,把我们的优势转化成现实,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战胜疫情,一方面要圆满地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努力转变发展方式。

所谓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其核心就是要从以往靠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为靠要素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主带动经济增长。通过这种增长动能的转换,实现从高速度的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我们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对各方面的变化,包括各方面的失衡、这场肺炎疫情带来的各方面矛盾的复杂化、宏观矛盾失衡的新特点,以及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发展方面的挑战。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我们就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什么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因为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引领性的东西不改变就不可能带动发展方式的改变。五大理念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协调、科学的发展,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可持续的增长这些新的发展观的引领。过去那种持续高速增长,一方面有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有历史要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需要不同时代的人去解决,不同时代下的人们是不是愧对了时代,就看是不是解决了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问题。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时代是出卷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毛泽东同志那代人面临的是什么?中国怎么站起来。毛泽东同志那代人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含糊,确实是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先烈,完成了这个任务。改革开放,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是如何富起来。社会主义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什么问题?就是怎么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可以说当摆脱贫困,实现富起来的时候,解决的问题是有还是没有,是克服经济短缺,现在解决了短缺、跨越了贫困之后,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而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相应地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按照十九大的概括,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时代不同了,主要矛盾就不同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也就不同了。在解决贫困的时代,在回答有还是没有的时候,强调高速度是对的,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也具有那个历史的可能。现在我们进入新时代,我们强调高质量是新时代的要求,而且高速度已经受到了新条件的约束不再可能,所以我们说首先要转变理念,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和时代问题的要求契合一致。

那么五大新发展理念怎么落实?我们提出来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机制和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对此给予特别的强调,叫作“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且把它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即它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什么?就是我们把它作为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的抓手,作为实践新的发展理念的途径。如果没有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的构建,新的发展理念就得不到实现,发展方式就不可能转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也从一个方面告诫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变、新的发展理念的树立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当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求解这次疫情发生的深层原因以及今后怎么治理的路径。但是毫无疑问,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一切破坏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切和自然、生命、文明不和谐的发展指导思想,最后带来的都是严重的失衡,这种严重的失衡最终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包括我们和动物界、自然界的关系,包括我们在发展上各方面的相互协调,等等。而要贯彻新理念,重要的是要有路径,这个路径就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2018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这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包括: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市场体系、现代化的布局体系、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现代化的收入分配体系、现代化的开放体系和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这七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体现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发展这三者的有机统一。

那么怎么构建这七大体系呢?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要实施五大战略。所谓五大战略,第一个就是壮大实体经济的战略,特别是制造业,制造业是我们的强国之基、立国之本。我们现在制造业门类齐全,但问题是很多方面大而不强。第二个方面的战略是创新引领、创新驱动。根据国家统计局科研所的统计,从2015年开始,我们的创新指数、经济活力指数就一直在大幅度上升,但是和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相比,我们在产业链的关键链条上有短板,有很大的不足,所以要提倡创新驱动战略。第三个方面,就是合理布局的战略。前面讲过,三大经济地带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各主体功能区的设计和区分,以及我们新的地区性的增长极的培育,像前已述及的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成长,等等。这些都是新的增长点、新的发展极、新的区域布局,以及新时代的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振兴乡村战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第四个方面的战略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的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提高我们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第五个方面的战略就是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开放体系,特别是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扎实推进“一带一路”。

通过这五大战略的实施来构建七大体系;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通过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进一步说,五大战略怎么具体的实施,实施的时候以什么为轴心推动,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什么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因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同,需求侧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影响消费者的市场需求,供给侧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的措施影响的是生产者。所谓生产者,首先是企业,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其次是企业和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再次是产业和产业的集合,就是国民经济体系。所以供给侧影响的生产者是这三个层次:企业、产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它最根本的目的是影响生产者的效率。我们前面讲过,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在于提高效率,使经济增长从靠要素投入量为主转变为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主来带动经济增长,所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切中了我们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

再进一步说,怎么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贯穿于五大战略,通过五大战略去推动七大体系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要坚持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那什么是“稳”?稳就是经济增长要稳,避免大起大落。所谓经济增长要稳,就是宏观经济要均衡运行,首先表现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要设计得合理,合乎国情,合乎经济增长周期性的特点。从我们国家的经济新常态以后的经验来看,一般来说,我们把CPI控制在3%左右,社会能承受。这几年我们的CPI大都在3%左右,有些年份在3%以下。①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政策目标CPI为3.5%左右。社会对物价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虽然成本不断提升,但是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宏观政策、微观政策和市场体制的完善,加强市场的监管,基本上实现了CPI稳定在3%左右这样一个政策目标。

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人口的拐点,劳动力总量增速开始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始放慢,但每年新增人口还是不少的。从绝对水平上看,我们的就业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且有结构性的变化。我们现在每年要解决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为什么呢?别的不说,近两年每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就是800多万。所以我们说,要把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甚至在5%以下)、登记失业率4%以下这样一个失业率的指标。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政策目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左右,需要新增900多万个就业岗位。

要达到控制失业率和通胀率这两个指标,经济增长的政策控制目标就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才能实现所谓经济增长的稳,也就是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协调。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2020年我们的通胀率要控制在3%左右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恐怕要采取进一步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减轻企业的负担,降低企业的税费,提高企业的效率,这样才是从深层次降低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的根本。

前面已提到,我们要保障新增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的话,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无论如何要达到5%以上。在疫情冲击下,如果没有政策干预,我们自然增长的态势也就是3%多一点。那么怎么办?我们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就是提高政策的效率,加强它的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要根据变化做出调整,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六稳”,落实“六保”。

什么是“进”?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通过改革来取得“进”,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条件,这应当是我们面临的更根本的任务。制度创新很重要的在于改革。怎么改革?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第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现代化目标的最现实的一步。今年决胜全面小康,在“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不折不扣地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怎么做到这个发展目标呢?要有制度创新的支持。第二,是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①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旨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备、更加定型、更加成熟。第三,是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第四,是全面从严治党。怎么做到市场化、法治化呢?我们一定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才能切实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和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突出的一点,就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同时打铁尚须自身硬,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通过贯彻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真正取得制度创新,实现我们所说的稳中求进的“进”。在这个基础上,在政策层面,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实现稳经济,均衡发展,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带动五大战略的实施;通过五大战略的实施推动七大经济体系的构建;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为贯彻新理念提供途径,落实新发展理念;通过新发展理念的落实来引导转变发展方式;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实现我们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这样一个发展的时代主题,即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以我们说,即使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即使面临国内国际发展和种种矛盾的变化和新的挑战,只要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矛盾。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进一步提示我们:要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和落实。否则的话,还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或者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新问题、新矛盾。通过这次疫情,我们要把坏事变成好事,化危为机,推动我们的全面创新、全面改革、全面治理。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补齐我们的短板,推动中国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