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1956年，浩然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11月号上;1958年浩然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也以《喜鹊登枝》作为书名，共收入11篇小说。浩然的小说一经发表与出版，便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文学界的前辈作家叶圣陶专门写了评论《新农村的新面貌——读〈喜鹊登枝〉》，对作者加以热情的肯定与鼓励，其中写道：“读这本短篇集子，我觉得像这几年到外地去参观访问一样，心里充满着兴奋和喜悦。作者浩然在‘后记里说：‘这些东西，比起当时的运动，比起运动给我的感受，实在太渺小了。这个话当是真的。但是光就收在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自古未有的变化。作者是凭他深入生活的经验写成这些短篇的，所以使读者得到仅仅参观访问未必能得到的領会。说实在的，读完这本书，我对作者非常感佩……”著名文学评论家巴人亲自担任小说集《喜鹊登枝》的责任编辑，在书出版前就写了《读稿偶记》在《文汇报》发表，其中写到，“小说共十一篇。每篇都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自己好像置身于新农村里，看到了一个个精神饱满、积极、勇敢而又活泼的青年男女，也看到了一些笑逐颜开、正直、纯良、从旧生活和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年老的一代。所有小说的基调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是新生活的颂歌。”小说集出版后，巴人又撰写了评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11月号。文学前辈的热情鼓励让浩然在文学界迅速为人熟知，也极大地鼓舞了浩然的创作热情。此后他创作了《苹果要熟了》等多个小说集，并出版了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让浩然成为“文革”时期全国人民最为熟悉的作家，但也在“文革”后为他带来了巨大的争议。

在创作《喜鹊登枝》时，浩然还只是个24岁的青年。浩然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丧父，14岁时母亲也去世了，与姐姐相依为命，过早地成了“一家之主”，他只上过三年小学，但从少年时即爱看书，无钱去买，只好到处去借。在浩然上世纪80、90年代所写的“自传体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早年的艰辛生活，以及他是怎么走上革命与文学之路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舅舅与八路军黎明同志的鲜明对比对浩然起到了关键作用。浩然的母亲去世前，将浩然托付给了他的舅舅，但是舅舅一家对浩然很冷漠，还企图霸占他的家产，当浩然要求归还本属于他家的房屋和土地时：“‘哈哈哈……老舅用他那瘆人的惨笑打断了我的话，又拿腔拿调地说，‘好大的口气呀，怪不得这么仗义、这么厉害，敢情在王吉素躺着房子卧着地呀！我问问你，你的房子、地块在哪儿写着呢？你有文书吗？拿来让我开开眼！”后来，在八路军黎明同志的秉公办理下，浩然终于得到了应得的财产。当黎明同志叫他时：“这一声呼唤具有神奇般的力量，像亲人对待亲人那么亲近、那么亲热，这恰恰是我们这两个举目无亲、濒临绝境、处于生死关头的孤儿所渴求、所急需的。”——自己的舅舅竟然如此冷漠无情，而“像亲人对待亲人那么亲近”的恰恰是八路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伦理的崩溃，最亲的舅舅反而成了剥夺自己的人，而建立在新的阶级伦理上的八路军则取而代之，成为了一种保护性的力量。这对浩然一生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他热爱共产党、歌颂新社会的思想基础。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浩然逐渐萌发了要当作家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经历了种种磨难，从幼时爱看书而不可得，到坚持自学文化知识，到一百多篇废稿换来一篇新闻稿的发表，再到历经嘲笑、轻视，才终于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

《喜鹊登枝》的发表一开始并不顺利，根据浩然的儿子梁秋川讲述，1956年8月，河北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者会议在保定召开，浩然以唯一一个列席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受谷峪等人发言的影响和启发，会议结束后不几天，浩然就根据新的创作思路，写出了《喜鹊登枝》，并满怀信心地送到了《河北文艺》。出乎他的意料，本认为是成功之作的《喜鹊登枝》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被判处了“死刑”。浩然愤然从编辑部拿回稿件，回到自己的居所，划掉信封正面的《河北文艺》编辑部，在背面写上《北京文艺》四个字，便投进信筒。稿子寄出不到十天，浩然便接到《北京文艺》编辑部的回信，信中说，“寄来的小说稿《喜鹊登枝》，编辑部的同志都传看过了。小说写得真切、生动、新颖，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小说很快就刊登出来。

《喜鹊登枝》的故事很简单，东方红农业社的韩兴和老伴商量女儿韩玉凤的婚事，玉凤与青春社的青年林雨泉在修桥时相识，进而恋爱，而韩兴的老伴对女儿自由恋爱颇有疑虑，说玉凤的二姨想给她介绍城里的供销股长。韩兴正好要去青春社前去换谷种，便借此了解情况。韩兴来到邻村，一个青年骑车差点撞到他，急刹车自己反而摔倒了，韩兴踩了一个石子也滑倒了，青年热情地扶起他，并向他介绍青春社新品种的特性。韩兴来到青春社，见到社长和副社长林振，林振热情地请他到家吃饭。这时有人来抱怨报账的问题，韩兴看到了林雨泉作为会计股长，不肯通过多买牲口红缨子的账目，“不管是谁，都得按原则制度办事儿”。韩兴到林振家吃饭，林振向他打听玉凤的情况，他这才知道林振是林雨泉的父亲，韩兴也说出自己就是玉凤的父亲，赞扬林雨泉是好孩子。小说在一种皆大欢喜的氛围中结束。

整篇小说的语言清新自然，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确实写出了“新农村的新风貌”，小说的第一句“清早，飞来了两只花喜鹊，登在院子当中的桃树枝上，冲着北屋窗户喳喳地叫”，不仅奠定了小说的语言风格与叙事氛围，也展示了浩然在文坛初试啼声的姿态，即他更擅长写“新人新事，好人好事”，这与浩然此前长期从事新闻写作相关，也与他在文学上的自觉追求有关。浩然曾说，“—九五六年我被调到北京的俄文《友好报》工作时，文坛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十分浓烈，在那宜人的环境中，我开始发表颂扬农村新世界、新人物的小说作品，创作激情格外旺盛。不料想，到了第二年春天，极容易走极端的中国文艺界气候骤变，—股‘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的风耀武扬威地刮起。仿佛除了写这类题材和这类内容的作品之外，一律都不是文学，都不应该有立足之地，都没有活下去的权力。”从浩然的叙述来看，他对“干预生活”的作品本来就没有感觉，要仿效也是“东施效颦”，对这样的风气是颇为不满的，而这不仅在于对文坛风气变换的不适应，也在于他的风格或追求与此不同——他更善于“颂扬农村新世界、新人物”。

可以说《喜鹊登枝》奠定了浩然此后的写作风格，一直延续到《艳阳天》《金光大道》，那就是质朴清新的语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对主人公道德品质的关注，对新世界、新人物的热情肯定与歌颂，甚至这些小说的题目也都具有极高的象征性。所不同的是在《艳阳天》《金光大道》中，增加了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叙述线索，并塑造出萧长春、高大泉等更加鲜明、丰满然而“高大全”式的主人公，这也是这两部史诗性作品后来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新时期之后，浩然创作了《苍生》、“自传体三部曲”等重要作品，写作风格也发生了转变，但他在文学界始终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与认可。从文学史的脉络来说，浩然可以说是左翼文学“大众化”一直在呼唤的创作主体，鲁迅、瞿秋白等人在1930年代就倡导“大众写，写大众”。如果说赵树理作为一个擅长书写农村的作家，自觉摒弃了知识分子气息，从“文坛”转向“文摊”，那么浩然则更进一步，他本人就出身于农民，一生也在追求“写农民，为农民写”，但是他的写作与特定时期政治的紧密关系、歌颂性的创作追求与风格、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以及他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等等问题，在今天值得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新的思考。重读《喜鹊登枝》，回到浩然文学的源头，或许会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浩然与当代中国文学的认识。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