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瑞婷 林国平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光复后，福建同乡会依据地缘关系，将台北地区有着乡缘的个人或团体联系起来，形成同乡网络，并且不断向外拓展延伸。在此过程中，利用福建籍商人的社会影响力维持与稳定会务发展，同时加强与福建乡籍地的联系。

一、基于地缘基础的同乡网络的形成

异籍旅居群体为了更好地融入迁入地社区，往往依据地缘、血缘结成系统的组织，将彼此间有着乡缘、利益关系的个人或团体紧密地联系起来，为移民群体融入迁入地社会提供重要人员和组织保障。台北地区的福建同乡会在筹建前后，多次出台相关措施劝募会员，依据地缘关系将无系统联系及星散的同乡在短时间内凝聚起来，并选择有多重职位和多种社会关系的同乡为其领导阶层，以此形成同乡网络。同时，以联谊方式进行互助与交流，在地域和人员构成方面进行延伸；重视凝聚身处台湾的其他县市同乡的力量，与海外同乡进行跨埠联系，加强对青年同乡的服务，以此延伸同乡网络。

（一）台北地区福建同乡网络的建立

在筹备中，即通过各种媒介，如举办筹备会议、联谊会等方式征集会员。光复初期，台北市古田同乡曾在北投联勤医院招待所召开联谊会，与会人数约20人，均是赴台参与接收的军公教人员。后分别在举办春节同乡联欢会和发起人会议时，提议筹组同乡会并成立筹备会。至1963年5月成立时，台北市古田同乡会共征集会员120余人，其中包括在台北各大学院校读书的侨生同乡。1981年，闽西同乡赖文清、曾国光、张福滨、罗佩光、张成仁、黄士清、罗天照、苏禄州、郑娟娥、吴一莱、卢志纯、张霖、林希靖、陈我渡、钟国珍、郭行健、张仲平等30余人，商讨筹组台北市闽西同乡会，当年12月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成立五人策划小组。台北市连城同乡会在成立之前，同乡中的热心人四处搜集资料，调査同乡姓名及住址，积极征求乡亲入会。［1］

根据台北市福建同乡会1973年会员名录《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会员名录（一）》《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会员名录（二）》，［2］笔者对其会员籍贯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在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创设之初，会员籍贯涉及福建省50个县市，人数多来自晋江、莆田、惠安、长汀、仙游、福安、龙岩、福州等县市，漳平、沙县、宁德、寿宁、尤溪、福清等地只有一人参加。可见，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会员覆盖区域广泛，但各区域人数不均衡。为扩大同乡会的规模，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多次扩大征求会员。

1973年5月4日，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召开征求会员委员会座谈会，会中决议采用“个人介绍”及“团体推荐”，双管齐下，同时进行。先以征求具有声望、财力之同乡入会，再扩及普遍性，且由同乡会各理监事介绍永久会员及基本会员入会。1979年，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第二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扩大征求会员，在常务理事会中通过《扩大征求会员委员会简则》，针对各县市参加同乡会人数多寡不一的情况，按乡籍地将全体委员划分四区，着重对完全无人参加和只有一人参加的县市征求会员。通过多次扩大征求会员的方式，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利用自身的组织迎合社会发展趋势，迅速建立起同乡网络，为会务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使同乡会在台北地区站稳脚跟，他们多选择有多重职位和多种社会关系的同乡作为其领导阶层，以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及台北市福建同安县同乡会为例，其理监事均有丰富的阅历，许多人同时是商界、政界或教育界中的翘楚，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扩大同乡会的影响，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聘请有影响力的政界、军界、教育界等各行业中有威望、德行之同乡为名誉理事长或顾问，来共同协助办理会务。从台北市福建省同安县同乡会、台北市闽北同乡会历届名誉理事长的简历来看，同乡会名誉理事长均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能够以自身影响推动同乡会发展。部分同乡会还专设联络组及联络委员会协助办理会务，加强同乡联络，如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台北市闽南同乡会、台北市福建同安县同乡会等。

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中的领导阶层或会员，也时常借助同乡会的同乡网络力量实现个人政治抱负。1995年，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副理事长张宗明办理台北市北区民意代表提名登记，台北市各闽籍40个同乡会理事长联名推荐，表示一致支持。台北市福建同安县同乡会理事长陈恩典在《同安》第52期上发表《向乡亲进一言》一文，希望同安乡亲运用个人关系，竭其所能为其助选。

（二）台北地区福建同乡网络的巩固及延伸

英国学者林涛曾指出：“20世纪初期中国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城市联系。这个网络的核心是同乡会，一种像行会一样的组织，将移民社区通过情感和物质与他们的家乡联系起来，并将他们融入整个国家城市的跨地区组织。”同乡会一直代表着中国城市中的移民社区，和家族组织一样，将同一个城市或一个省的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张巨大的同乡网络，并且不断向周围延伸，台北地区的福建同乡会便起着这种作用。

光复之后，台北地区福建各同乡会多以联谊方式进行互助与交流。每年的一些纪念日，如8月27日民族英雄郑成功诞辰纪念日，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便联合福建各区县、市同乡会举行祭典及联谊餐会。闽南籍各县市旅台同乡会自1981年6月起，每月举行联谊餐会一次，并邀请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及台北市闽南同乡会历届健在之理事长莅临指导，借以联络乡谊、交换会务推展经验。台北市古田同乡会自成立后，每年在春节期间举办同乡联谊。起初联谊范围以台北县市为限，后扩及各县市旅台同乡。每次参加人数均为百余人，有远从花莲、屏东、澎湖各县前来参加者。在联谊过程中，部分同乡会运用其特有的社会关系，将社会各阶层纳入联谊范畴中，以此巩固所建立的同乡网络。1979年7月，台北市晋江同乡会举行理监事夏季联谊晚会，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理事长丘汉平、闽南同乡会理事长张开箴等到会参加。1998年7月，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常务理事、福州十县同乡会理事长王友涛举行联谊餐会，除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理事长吴雪山、台北市闽北同乡会理事长俞兆年、台北市闽南同乡会理事长施宪章、台北市福清同乡会理事长陈伯廉及福建省各同乡会理监事参加外，还邀请一些知名社会人士参加。除线下联谊外，台北市福建同乡会还进行线上联谊。2008年，台北市福建同乡会为加强与友会间的互相交流，增进情谊，设立网站作为交流平台，定期发表各同乡会的会务、活动、会刊会讯等信息。

福建同乡会不仅注重维护台北地区同乡网络，也重视凝聚身处台湾地区其他县市同乡的力量。1975年，福州十一县市同乡社团联谊会具体参与联谊会单位有：台北市福州同乡会、台北市林森同乡会、台北市长乐同乡会、台北市福清同乡会、台北市平潭同乡会、台北市连江同乡会、台北市永泰同乡会、台北市闽清同乡会、台北市古田同乡会、台北市马祖旅台乡亲联谊会、高雄市福州十邑同乡会、基隆市福州十邑同乡会、台中市福州十邑同乡会、台中市福建同乡会、台中县福州同乡会、台北县福清同乡会、台北市三山善社、桃园县福建同乡会、台北县福州同乡文化基金委员会、桃园县马祖同乡会、新竹市福建同乡会、彰化县福州十一县市同乡会、彰化白龙庵三山会馆、嘉义市福州十一县市同乡会、台南市福州十一县市同乡会、屏东县福州同乡会、花莲县福州同乡会、澎湖县福州同乡会。会址暂设台北市福州同乡会，以强化同乡社团组织及增进联谊活动为宗旨。联谊会每年举办一次活动，各参与社团派出代表3-5人参加。召开联谊活动时，各代表通过简要的口头或书面报告，说明一年来服务桑梓情况。台北市长汀同乡会为加强东、由南部乡亲联谊，理事长张成仁于1985年6月专程到花莲探讨；后转往台南市，招待乡亲黄为业、段允铭、黄世德等19人，致问候之忱。1986年4月，理事长率领刘承魁、廖家齐、邱辉、杨家骅、童绮远访问台南乡亲，再次招待黄为业等乡亲；同年9月，理事长率领刘承魁、杨家骅等访问东部乡亲，邀请陈图勋、黄兆荣、谢李金等餐叙；新春过后，访问高屏地区乡亲。

由于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是“支付方式”这一虚拟变量，所以本文运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Yi)表示“收购方选择现金支付方式”。

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组织茶会、餐会招待来台的海外同乡会，也组团到东南亚地区慰问海外同乡，访问海外同乡组织，促进海外同乡对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的了解，增进感情交流。1979年，台北市晋江同乡会发动理监事、会员共20人组成东南亚乡亲访问团，赴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遍访晋江会馆、宗亲会、校友会、乡会及有关社团，问候乡亲。［3］1979 年 5 月 20 日，新加坡惠安公会新会所落成，暨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庆典，台北市惠安同乡会组织18人庆贺团应邀参与。台北市古田同乡会为联络海外同乡感情及敦睦海外华侨乡社，理事长吴芳曾于1984年及1985年前后三度前往东南亚各地华侨乡社访问，地点遍及马来西亚各埠，访问华侨乡社20余处。台北市永春同乡会于1987年10月间组东南亚亲善访问团，由理事长率领到马来西亚拜访22个永春会馆。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组团赴海外交流得到台北地区有关单位的支持与赞助。1979年，台北市晋江同乡会在筹备东南亚乡亲访问团期间，有鉴于宣传工作需要，有关单位除拨借幻灯片、录音带外，并赠送《福建十杰传》等书刊20种。除访问海外同乡组织外，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也以参加世界同乡联谊会的方式延伸同乡网络。1996年，第二届世界同安联谊大会邀请台北市福建同安县同乡会参加。自接获联谊大会筹备处邀请后，陈恩典理事长立即先后召开常务监事会、理监事会及编辑委员会，号召乡亲响应，发起组团共襄盛举。1999年9月5日，第三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在泉州市举行，38个国家和地区共340个社团的八闽同乡2622人躬逢其盛。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理事长吴雪山伉俪，常务理事蔡金清、赖景成，理事黄瑞德、龚书绵、江亚民、陈道纪、陈伯廉，监事陈开国、黄英杰，及各同乡会乡亲共275人参加恳亲大会。

由此可见，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与其他地区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络，但这种联络多为偶然的、非正式的，旨在以联谊方式一些跨埠的同乡救济，与商人跨埠的业务网络不能等同视之，与“同乡会馆网络”也有着较大的差距。［4］台北地区福建同乡网络不仅在地域上延伸，也重视人员构成上的延伸。同乡会普遍存在会员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为此，需加强青年同乡的联系与服务。为促进福建青年同乡的联系服务工作，1977年11月5日，台北市福建同乡会青年委员会举办三校（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福建籍大学生座谈会，讨论组织福建同学联谊会之筹备事项，决定以参加开会之三校先行分别筹备，并推举各校召集人，由参加此次会议同学为筹备委员。［2,5］

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领导阶层也以个人力量推动同乡网络的延伸。同乡会理事兼文教基金会董事、台北市长汀同乡会顾问叶英超曾任世界客属总会理事、东南八省旅台乡亲联谊总会副执行长。其中，东南八省旅台乡亲联谊总会涵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八省，及上海、香港、澳门等，暨早年来台定居之闽南及客家乡亲在内。聘请望重乡邦之族长代表为名誉总会长及指导长，功勋卓著、热心公益之乡亲暨旅台各省、县市同乡会理事长为指导委员或顾问。作为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的领导，叶英超以其自身影响，将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纳入世界客属总会及东南八省旅台乡亲联谊总会的同乡网络中。

二、同乡会与商业的关系

商人群体一般依靠以业缘为基础的商会或同业公会在商业竞争中寻求突破，加入同乡会使其多了一个新途径，可以依赖以地缘为基础的同乡会在中国特殊的语境模式中，获得发表言论的合法性和扩大社会影响力。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的建立，是福建同乡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具体到它的运转、维持和会务发展方面，福建籍商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地为同乡会事务奔走操劳，也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积极为同乡排忧解难。与此同时，这些福建籍商人在台北地区又有着自己的事业。

（一）会员、组织上的紧密关联

在台营生之商人，一则因行业不同隶属于各商业公会，再则又以乡贯的不同而隶属于各同乡会，并在商会与同乡会中起着重要作用。笔者根据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台北市福建同安县同乡会会员名录，按照企业的领导阶层、普通职员和其他（未详细列明或笼统简称商）三类对从商会员进行分类统计。领导阶层占全体会员比例24%；普通职员占全体会员比例41%；其他占全体会员比例35%。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在会员中虽有相当数量的公教人员等，然而商人在同乡会中仍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整理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第二届、第十二届理监事名录《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第二届理监事名录》，［2,5］发现大部分理监事在各企业公司中的任职属于领导阶层，且在商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在创设之初，受社会环境影响，领导阶层中的商人群体人数较少，大部分为政府人员。随着时代的变迁，部分原本从政的理监事转而从商，且由于同乡会发展需要庞大的资金来源，商人群体在同乡会领导阶层中日益扩大，使同乡会成为商人主导下的地缘性团体组织。

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与台湾同业公会在领导阶层结构上存在明显的重叠现象。如台北市永春同乡会理事邱平曾选任台湾地区进出口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和台北市进出口商同业公会理事；台北市闽南同乡会第七届理事、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第十二届理事赖景成，曾任苗栗县玻璃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台湾地区玻璃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台北市杂粮公会理事；台北市闽南同乡会第七届常务理事陈银枝曾任台湾区家具公会常务理事；常务理事高人达曾任台北市照相公会理事长；台北市福建同安县同乡会会员叶起群曾任台北市烹饪公会常务理事、台北市餐饮业公会理事长等。

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与商业公会在会员、组织上的紧密关联，是二者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密切协作的一个具体表征。同乡会因其同乡联谊类团体的性质，及联络同乡情感，兼之秉持救济困厄同乡的宗旨，主要关注福建一省之旅台商人、工人、学生等不同群体基本权益的维护。福建旅台商人在某种程度上，隶属于各自区域内之商会、同业公会。因此，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对从商同乡有一定的优待。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在《表扬模范同乡实施办法》第二条中规定模范同乡资格之一，为从事工商企业有特殊成就，而绩效显著者。1990年4月6日，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第九届理监事第五次联席会议通过增设工商委员会，以辅导同乡而扩大服务层面。此外，由于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内部领导阶层中的商人群体在商界影响广泛，改革开放后大批福建商业团体赴台交流，并与同乡会来往密切。1996年1月，福建经贸人士访问团访问台北市福建同乡会；1998年，厦门市台盟工商投资展览访问团抵台，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理事长吴雪山、理事江亚民应邀茶叙；1999年，厦门市思明区商会组团访台，台北市福建及闽南同乡会设宴迎宾；厦门市同安区经贸考察团赴台，台北市同安同乡会理事长陈恩典设宴款待；2000年，福建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台湾考察团拜访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福建省贸促会陶瓷行业访问团赴台，台北市闽南、南安、德化各同乡会联合欢宴等。

（二）竞争及经济上的互惠互利

区域间的同乡商业网络，有助于各同乡在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也有助于同乡会借助商业网络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同乡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捐款收入，其中会员（同乡）捐赠占据主要地位，有能力捐助同乡会经费的会员（同乡）多为财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因此，其捐赠数额多与所创立或管理的企业运营情况息息相关。

陈飞龙的父亲陈其志在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创设之初即为永久会员。陈飞龙于1974年被南桥董事会聘请担任南侨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在陈飞龙领导下，南侨企业开创化妆品、卫生棉纸、包装食品等多种产品的经营领域，在经营体制上，设立了南新食品公司、台湾旁氏公司、侨聚贸易公司、宝侨家品公司，并引进国际企业，分别与新加坡南顺集团、美国旁氏公司、美国宝硷公司等合作投资。“建立一个超乎个人生命以外，永续生存的企业，来谋求员工、股东、顾客、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是陈飞龙的理想，这个理想不仅体现在经营南桥企业上，也体现在回馈同乡的行动上。在南桥企业稳步发展，公司收益与日俱增的同时，1983年陈飞龙被聘请为台北市福建同乡会财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11月18日，响应台北市福建同乡会强化文教公益活动的号召，捐赠文教基金会新台币50万元。1986年间，南桥企业收购了在食品界极富声誉的同业可口企业公司。同年，陈飞龙被聘请为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第八届名誉理事，随即慈善济助台北市福建同乡会文教基金会事业基金50万元，并继承其父陈其志遗志，每年捐款委由同乡会代办济助贫苦同乡。20世纪80年代末，南侨从创立之初的单一性公司，变成国际化的企业集团；营业额从最初的新台币300万元成长至40亿元；资本额从当初的180万元累积到9亿多；员工人数从最初的61人，增长至2000多人。［5］1995年，陈飞龙提供台北市闽南同乡会致赠之闽南乡亲中秋节清寒慰问金。同年，膺选台北市福建同乡会评议委员。

先后任台北市连江同乡会、台北市福州同乡会、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理事长的蒋启弼，1975年离开公职，转入商界。至1980年，筹组多家公司，涉足石化、水泥、造纸、食品、冶金、电子、电机、炼镍、陶瓷、营造、沥青、手工具、汽车零件、污水处理、开采珊瑚等多种生产事业，前后所经营的产业中有许多是台湾首创产业，在短时间内累积了巨额财富。1978年，蒋启弼与同乡陈锦明等捐资建立又溪先生奖学金基金会。1993年起，与台北市福建连江县同乡会合作办理，并先后捐献1000多万元作为台北市福州同乡会推展会务的经费。2007年，蒋启弼被推荐担任台北市福州同乡会理事长。

张贞松自1978年接任国华人寿总经理后，曾数度担任公司董事长及名誉董事长职务达20余年。其全力投入提升经营，使公司业务高度发展，完成电脑系统的转换、ISO9001国际认证，建立了多元化的业务通道等。由于出身农村，张贞松乡土观念甚浓，在稳步经营公司的同时，对乡事也积极参与。1981年，张贞松担任台北市福州同乡会奖助学金委员会主任委员，1984年又当选同乡会常务理事，1986年接任理事长，并于1987年改选时蝉联。1989年，台北市福建同乡会改选理监事，张贞松出任第九届理事长。

上述事例表明，台北地区福建商人在所经营企业蓬勃发展之时，通过慈善捐赠所属地域同乡会提升自身声誉，博取社会的好感与信任，从而提高企业声誉。在企业规模日益扩大、盈利持续增长的同时，其慈善捐赠同乡会的资金日益增多，在同乡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除闽商慈善捐款外，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为扩充会费，亦以投资方式涉足商业领域。1990年，为应因开放商业银行之设立的形势，台北市福建同乡会于第九届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中讨论筹办福建商业银行，并决议用“环球商业银行”为名称，聘会计师朱立容为筹设商业银行会计师，发起人出资最低额新台币5000万元，股票每股面额新台币10元，筹备处暂设在同乡会。台湾新设银行机构主要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为其提供中、长期信用，协助其改善生产设备、财务结构和健全经营管理。为强化这一规定，还设置了一项政策指标，要求中小企业银行对中小型企业放款的比率不得低于放款总额的70%。台北市福建同乡会筹设福建商业银行，其目的在于为中小型企业放款，协助中小型企业发展，并以放款的方式收取孳息充，实会务经费。

三、与福建乡籍地的关系

中国人具有强烈的血缘和地缘认同观念，即乡亲观念，这是同乡组织得以长期存在、蓬勃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同乡组织是以乡亲观念之精神力量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在发挥敦睦桑梓、团结互助功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乡籍地产生诸多联系。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与福建乡籍地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参与家乡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支援家乡教育事业发展、灾难时期的非常救助，及协助家乡组织募捐等内容。

（一）支援家乡教育事业发展

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推展会务所需经费数额庞大，在其经费范畴内要挪用大笔资金投入家乡建设并非易事。因此，只能通过务实的方式，将有限的财力和精力放在解决力所能及的家乡事务中。支援家乡兴办教育是长期性、持续性的过程，资金投放量不大，又能在家乡父老心中留下深远的情谊。换句话说，同乡会捐助家乡兴办教育，一来不至于因经费不足而无能力承担，二来能了却异地游子对家乡的关心。因此，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多以捐资助学的方式参与家乡公益性事业。

台北市闽北同乡会以培植人才为宗旨成立奖助学金基金会。1989年后，为促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台北市闽北同乡会认为除加强经贸外，还应从教育文化交流着手。郑崇华董事长慨捐新台币100万元，将同乡会奖助学金办法延伸到大陆的闽北地区，在闽北相关人士的大力资助与宣导下，1990年春，台北市闽北同乡会首次在南平颁发第一届奖学金。台北市长汀同乡会为鼓励家乡子弟努力向学，每年送回人民币1万元，由相关单位发放，得到家乡人民的好评。

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除以组织方式捐资助学外，理监事、会员也以个人名义捐资家乡。台北市闽北同乡会俞兆年理事长以其父俞训名义，为闽北家乡家庭困难的学生专设“俞训助学金”。经俞兆年委托，由闽北台联主办，惠及闽北七所中学。除“俞训助学金”外，俞兆年还为闽北教育、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捐资美金数万元。［5］为实现连江同乡吴兆濂（别名又溪）奖助家乡青年的遗志，1978年连江县旅台乡贤蒋启弼、陈锦明等捐资建立又溪先生奖学金基金会。1993年起，与台北市福建连江县同乡会合作办理，每年拨4万元人民币，2003年起增拨1万元，由连江县政协组织各界人士组成“又溪奖学金连江县评委会”进行评选、颁奖。［6］1988年春夏之交，长汀同乡会理事董以有首次返乡，得知幼儿园条件待改善后，回台募集捐款，在新桥村和叶屋村两处，分别构建标准的中心幼儿园，并且逐年托同乡带回建园经费，添购园内设备。1991年前后，又替母校新桥中心小学新建三座三层楼高的教学大楼。从1988年至1998年，董以有捐赠家乡振兴教育的款项，累计达100万元人民币。1995年，台北市长汀同乡会会员汤锡林返乡探亲，慷慨解囊捐资兴建林田小学校舍一所以及为校区联外道路铺设水泥。1997年，漳浦同乡会名誉理事长陈瑞和关心桑梓教育，捐献美金30万元创设漳浦达志中学。漳浦达志中学设有初中部及高中部，系一所完全中学，为乡人子弟就学提供便利，有利于培育人才，备受地方政府及乡亲父老之赞许。2008年，台北市福建省同安县同乡会名誉理事长张宗明、副理事长陈春美捐资15000元人民币，颁发给参加同安区中考成绩位列前八名的学生，及八名考上大学的同安区归侨侨眷子女。

除捐资助学外，部分同乡会也以其他方式捐助家乡。1990年，台北市闽北同乡会郑崇华理事长组织为南平台属联谊会捐献交通车，台北市武平同乡会筹募在家乡修建同乡会招待所。

（二）灾难时期的非常救助

福建偏远山区受暴雨袭击，常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1998年，闽北地区自6月12日起至22日连续十天遭受豪雨袭击，导致武夷山、浦城、邵武、光泽、宁德、建阳、建瓯、南平等十个县市山洪暴发，遭遇150年以来罕见水患。台北市闽北同乡会于6月25日接到家乡有关单位电传告急之后，立即发起爱乡赈灾劝募行动。除分函在台闽北乡亲踊跃捐输外，理事长俞兆年还公开吁请各界善心人士伸出援手。郑崇华除向同乡会独捐20万新台币外，直接捐助建瓯市人民政府30万元人民币，建阳水吉镇6万元人民币。2008年，台北市福建同安县同乡会名誉理事长张宗明伉俪委托同安区红十字会向四川灾区捐款5000元人民币。

（三）为家乡募捐

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有广泛的同乡网络，能够以其自身影响力获得一定的社会效应。1997年5月16日，台北市福建省同安县同乡会收到同安同民医院院长王黎明书函，以同民医院建筑费及软硬体各项设备经费尚较预算短缺人民币120万元，向同乡会求助，同乡会随即于《同安》第60期和第61期上刊载有关内容，向在台福建乡亲发起倡议。2001年，台北市长汀同乡会于《长汀会讯》第21、22期上刊载倡议修复汀州文庙和开发汀州白沤亭的有关内容，协助募资修缮。

可见，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善于利用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家乡建设。

四、结语

同乡会源于传统的会馆，是一种依据同籍关系设立的地缘性组织，也是移民在新环境中的互助团体。历年来，台北地区的福建同乡会通过参与家乡建设，唤醒老一辈同乡回馈福建故土的意愿，为乡土意识薄弱的青年同乡树立榜样，增强对福建故乡的认同，发挥着联系闽台乃至两岸历史认同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在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面临着入台第三代子弟对故乡认同逐渐淡化的严重挑战。同乡会积极调整会务形态，以导入网络化服务形态、邀请企业界人士协助同乡会运作、会务朝向多元化、生活化等方式加以应对。成效如何，尚待时间检验。当前，对故乡认同的逐渐淡化，是台湾所有同乡会面临的最大的生存危机。一旦对故乡认同感消失了，联系同乡的文化纽带、情感纽带就断裂了，同乡会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台北地区福建同乡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积极应对，力图化“危”为“机”，其开拓进取的精神可嘉。我们热切希望他们能闯出一条新路，增进对祖国和故乡的向心力，为台湾所有同乡会乃至海内外同乡会树立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