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婷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青年作家房伟因专注于“抗战小说”题材的创作而蜚声文坛。作为“70后”，房伟与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这不禁让人质疑他是否具有准确把握历史的能力。当然，消费主义审美需求在“新历史主义”的“助纣为虐”下日益“精进”，连中华民族那段最悲壮的历史也可以被拿来戏谑，如“手撕鬼子”“裤裆藏雷”“常胜将军坐拥美人无数”等，失真、搞怪的情节频频出现，“战争”似乎是一张可以靠想象力随意涂鸦的白纸，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态度。作为创作战争文学题材的青年作家，房伟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我并没有什么小说名家的野心，而是学术研究之际，接触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越发慨叹中国近代史的文学书写资源是如此丰富。我们没有理由将中国历史文学的任务，都交给日本人和欧美作家，抑或穿越历史的网络作家。我们自己则在‘书写现实’的旗号下，津津乐道，反复咀嚼那些丫丫乌乌的‘隔壁老王’的破事。”[1]看得出来，房伟的创作是建立在大量的抗战史料和历史本相的基础上的，尤其是被那段惨烈、悲壮、屈辱的历史深深震撼的同时，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份良知和民族责任感也同时被激发了出来。于是，从2016年初开始，房伟陆续创作出20篇旨在表现人在抗战中的命运遭际及情感体验的小说，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极具真实感和历史感，并从中选取18篇集结为《猎舌师》于2019年出版。《中国野人》[2]作为其中的第一篇，最初在《青年文学》发表，随即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转载，随后获得第二届“叶圣陶文学奖”（短篇小说类）、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短篇小说类），入围贺绍俊主编与吴义勤主编的两个年度选本，入选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6年度小说排行榜且位列短篇小说第5名，反响甚大。

《中国野人》取材于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大征兵力度，导致国内劳动力短缺，为维持战时经济体系，日本内阁于1942年决定从中国“输入”劳工。1944年9月，山东高密31岁的农民刘连仁被凶残的日本人从家乡掳到了日本，在雨龙郡沼田村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和其他百余名中国劳工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在经历多次逃跑失败后，刘连仁终于在1945年7月逃跑成功，躲在北海道深山里像野人一样过了13年茹毛饮血的生活，于1958年被一个日本猎户发现，他才辗转回到了祖国。《中国野人》正是以刘连仁为原型，展现了一个中国劳工在北海道雪山风餐露宿13年的野人生活。

一、隐匿在叙事中的“纪实”与“虚构”

《中国野人》由6个小节组成，囊括了三方面内容：野人被抓去当劳工前的生活、野人被抓去当劳工后的生活、野人得救后的生活。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在第一小节前有这样一段引文：

北海道是日本北面的苦寒之地，最早定居着原住民阿伊努人。北海道作为开化晚的“虾夷地区”，明治维新后，才渐渐走上文明之路。从北海道出发，坐船七天，才能到达中国青岛港，从青岛坐汽车，三天行程，才能到山东高密县。昭和十九年后，很多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做苦工，有一个高密男人，不堪忍受矿业所的虐待，逃脱出来，独自在雪原生活了十三年，他被人称做“中国野人”。[2]

在小说开头这一段，叙述者与作者的身份是叠合的，可以看作是作者在展开叙述前对整个故事的发生背景作一交代，之后的正文部分则开始讲述野人的三段生活经历。如果按照故事的发生顺序进行叙述，那这篇小说将呈现为这样的叙事链条：1.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的那个下午，野人在村子里没来由地感到惶恐，嗅出了很多不寻常之处，后来果不其然被“黄皮子”伪军抓走了。2.待在明治矿业所的大半年时间里，野人和其他劳工一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一个个从高大壮实的汉子变成瘦骨嶙峋的病夫。3.野人和几个同伴冒着生命危险乘着自制的小木筏逃生，却被洋流暖风带回岸边，行踪被暴露后几个同伴被抓走，只跑脱他一人。4.野人逃进雪山开始了13年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5.昭和三十三年（1958）野人被一个日本猎人发现，后被送往札幌石守郡的一个旅馆里等待归国，在这里遇到了对他关怀备至的侍女美惠小姐。6.野人在中日两国的安排下，乘坐“白山丸号”途经天津后转陆路回到家乡高密，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房伟十分了解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我试图在每一篇小说之中，尝试一种新写法，新形式，新内容，写出不同的氛围、节奏和意蕴。”[3]在这篇小说中，他深知如果严格按照故事时间顺序进行叙述的话只能完成“故事的呈现”这一步，而包含在故事中的深刻内涵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则必须要靠一定的叙事手段才能将其呈现出来。

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进行叙述，引文中的叙述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将发生在过去的野人事件的背景和盘托出，不仅介绍了北海道的地域状况，还提供了一条从北海道去山东高密县的准确路径，最后引出了从高密县被抓去北海道的“中国野人”，此时的叙述者宛如一个居高临下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而在第一节中，以一句“很多年后，垂垂老矣的野人，思绪还经常回到那片人迹罕至的雪原”[2]为开端，开始在回忆中展开野人藏匿雪原13年的艰苦生活。作者不仅详细描述出冬眠期间的洞穴如何挖，食物要准备哪几样，排泄物要怎么处理，甚至将野人在冬眠时期的思想意识与内心情感也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里，叙述者与野人的距离被无限拉近，在以野人的视角展开叙述，想野人所想，感野人所感的同时，几乎实现了文本从全知全能叙事向限制性叙事的转变，增强了叙述内容的真实感。在第二节中，笔锋一转，通过野人冬眠时经常做的两个梦将叙述拉回到过去的岁月，野人在矿业所遭受的非人虐待以及更久远时在故乡被掳的经过都得到较完整地呈现，但这仅仅是野人在雪原冬眠时从梦中惊醒后意识流动的记忆，叙述在此停留不久就又随着野人意识的回归而回到了野人冬眠在雪原的当下，并顺接第一节的叙述，继续展开野人在雪原生活的画面。第三节叙事的主体部分依然是野人在雪原中的生活，但着重讲述了野人获得食物的方式——溜进日本农人麦田旁的窝棚里偷东西。看到庄稼，不免想起曾经在家乡种田的日子，叙述于此又随着野人的意识穿插了有关家乡种田场景的描述：“想必这时候，媳妇玉珍已和父母安排好了施肥和除草。鲁北的春风，也比北海道温暖。野人站在丛林高处，遥望远方，仿佛目光飞过雪原，飞过日本海，飘过高密县城，又漫过村口青石小桥，‘刷啦’一下越过低矮的土墙，来到自家院子。月光下，玉珍干了一天活儿，乏乏地躺在躺椅上，额头微微冒汗，身边是焦黄喷香的玉米面煎饼，儿子胖乎乎的小脸，也贴在玉珍胸前……”[2]而这一节的重点情节则是野人在某一次去窝棚偷东西时和一个日本女人打了照面，那女人竟吓得惨叫一声昏死过去。这时野人才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模样：“脸颊深陷，颧骨高耸，脸上沟壑纵横，也看不出肤色，长长的头发乱草般堆在头顶，一直卷曲到脖子，遮住了那双野兽般毒色的眼睛。”[2]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野人真正意识到了自己不再是“人”，而是野人了。拥有了野人般令人惊悚的外貌是“人”长期遭受生存磨难的最大明证，但作者并没有让叙述者轻易将这个变化和盘托出，而是巧妙地通过一个见证者——日本女人——晕倒的反应间接烘托出野人的外貌令人可怕的程度，其含而不露的客观性使叙述变得尤为真实可信。就“通过他人之眼审视自己”这一艺术效果来看，此处的见证者只要是“人”，就能构成与野人之间的对比关系，从而显现出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第四节叙述直接跳跃到野人重见天日后在札幌旅馆的生活。在这里，他遇到了给他道歉赔罪的日本男人，以及悉心照料他的美惠小姐，这让他那颗仇恨的心变得无处安放。第五节的叙述又跳回到野人在雪原中艰难求生的日子，而在这一节，作者交代了野人“重见天日”的原因——被一个日本人发现后解救了出来。但这都只是读者的猜测，因为作者仅仅写到“那只日本人的脚，正在逼近他……”[2]就戛然而止，正因为有了上一节野人被救助到札幌旅馆的情节，读者才能在此顺利推测出这个逼近他的日本人最后救了他，而不是把他当成野兽杀掉或把他又抓回了矿业所（野人在那时并不知道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第六节则接着第四节的内容，叙述了野人从札幌回国后的生活。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第三节中野人吓晕日本女人后通过一面镜子得知自己变成野人时的反应：“野人的脸发烫，急忙退出窝棚……他深一脚，浅一脚，‘嗬嗬嗷嗷’地叫喊着，数次跌倒在小河与田垄，他不管不顾，甚至也不怕被人发现，他的眼泪在月光下绽裂，犹如飞舞的盐。”[2]第三节就这样结束。可以说，作者对野人雪原求生13年的残酷描述随着“野人的身份”的彻底曝光达到了高潮，第四节紧接着一句“野人能恢复到正常，多亏了惠比寿屋的渡边老板和侍女美惠小姐”[2]，非常顺畅地接续了第三节结尾的同时，还留下了一个“野人如何得救”的悬念，第五节又将叙述拉回雪原，并在结尾巧妙暗示野人是被一个日本人搭救才得以结束13年的雪原生活。

整篇小说的叙述重点显然放在野人藏匿雪原的生活以及得救后的生活两部分，而野人被抓去当劳工前的生活以及在矿业所的生活都是嵌套在以上两个叙述重点中随着野人意识的流动而呈现出来的。这种典型的包孕式文本在以交错的时序打碎故事链条的同时，扩大了小说表现的时空容量，又因叙述紧跟野人的意识展开，从而形成一种“信马由缰”的艺术效果。比如，野人和同伴的一次逃跑经历在文中出现了3次。第1次出现在第一节，“他总在梦中来到大海边，束手无策。同伴未被日本人捕去的时候，他们曾一起围着大海哭泣”[2]。然后回忆性地讲述了那次和同伴乘小木筏逃跑，却被洋流暖风帯回岸边。第2次出现在第二节，在矿业所受难的日子随着野人的思绪被呈现出来后，那次和同伴逃跑的经历被一笔带过，“他决心冒死逃出去。终于，他和同乡从厕所粪道里逃出，却迷失在北海道的雪原。后来，同乡都被日本人抓回去了，只剩下他在苦苦支撑”[2]。第3次出现在第三节，野人信不过那些日本农人，因为“早些年，就是因为向一个渔民要求借船出海，他们暴露行踪，同伴被捉走，剩下他一个人”[2]。可以看出，这样一件事情分3次讲述，完全是遵从野人的意识，哪里突然想起来，就在哪里出现，全然隐匿了叙述者的存在。而在叙述野人13年的雪原生活时大量出现的“那夜”“那年冬季”等模糊的时间概念则加强了叙述的混沌感，使读者产生一种连绵不绝的看不到时间尽头的焦躁感。

其实作者采取这样的叙事手段正是他追求小说“真实性”的表现。如何处理“纪实”与“虚构”的关系是很多以某个人、某件事为原型的小说必然要面临的问题，这类小说虽不能直接与“非虚构写作”画等号，但同样是以“展现真实”为其根本的价值诉求，“折射了当代作家试图重建‘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4]。1949后的许多经典战争小说都以“反映真实”作为最高价值诉求，如《保卫延安》出色地反映了解放战争中的那场著名的延安保卫战，表现了我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精神，并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全方位地塑造了彭德怀司令员的形象；《红日》是以1947年山东战场中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等三个战役为中心，讲述了共产党的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的第74师展开的大规模战役的故事；《红岩》则直接由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撰写，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中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传统的经典战争小说善于运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手法将历史事件及人物“和盘托出”，着重体现出历史性文本对“纪实性”的追求。“‘非虚构’是面对历史记忆的伦理，可是‘虚构’才可能提供更高的文学伦理。”[5]“纪实”与“虚构”作为两种不同的叙事手法其实都是为追求真实服务的，也最终会在构建小说的“真实性”上殊途同归。

《中国野人》的“真实性”不仅来源于作者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进行创作，同时也来源于他所选择的叙事策略。小说第二节交代了野人的世界没有“时间”：“茫茫雪季，野人失去了时间。他真正感到了恐慌……寂静的雪原仿佛创世纪初的鸿蒙大陆。时间在野人身边一点点消失，躲在洞里，他分不清日夜，也分不清一天和一个星期。”[2]而作者采用一种紧随野人意识流动的“信马由缰”式的叙述造成一种模糊、混沌的风格，正好契合了野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如果采取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上帝口吻将野人的事迹按照时序链从头到尾叙述出来，则很难将野人那种担惊受怕、躁动不安的情绪表现出来。作者选择紧随野人的思想意识谋篇布局，决定了小说必然会具有某种虚构性。正是对野人的内心世界、思想意识，甚至梦境的虚构，填补了真实事件的感性空白，在打动人心的同时，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力量，更有效地实现了作者“真实再现二战劳工悲惨境遇”的创作意图。

二、展现在留白艺术中的“个人”与“历史”

20世纪以降的世界文学谱系中，从英雄主义向人道主义的转折是战争文学的鲜明标识，21世纪的中国战争文学更是全面开启以个人为本位的叙事新维度。房伟小说集《猎舌师》中的18篇作品皆是通过个人的命运遭际折射出战争的残酷与吊诡，对房伟而言，战争小说的创作“旨在探讨抗战史中各色人等的悲欢离合……试图在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与内在气质的碰撞中，展现荒诞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表达大历史与个人历史的种种因果互动、偶然与必然的纠葛，体谅人性的苦涩、温情与抗争”[6]。《中国野人》作为《猎舌师》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对野人的思想意识、梦境情感的挖掘着力表现出个人在战争中遭受到蹂躏与迫害，更让“个人”与“历史”在“日本雪原”与“战后中国”两个场域中形成交锋式对话，凸显了个人迷失在历史中的放逐感。

小说中有两处野人进行自我诘难的情节。当野人远远观望日本农人劳作时，产生这样的念头：“要是他走出荒山，这些日本人会不会接纳他，让他在北海道也当个农民，安安生生地过完下半辈子？”[2]但立刻又感到脸上发烧，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被日本人害得背井离乡，在这里人不人鬼不鬼，他和日本有说不完的仇，怎么还能有这样厚脸皮的想法？这对不住爹娘和妻子玉珍。”[2]当野人逐渐喜欢上雪原的松鼠、雪兔、小雀以及冷杉、柏树等植物时，“他痛恨自己，一个中国男人，怎么喜欢日本的东西”[2]。甚至在吃山韭菜时还要摇着头说：“可惜，你是日本的。”[2]只是在时间长了他才慢慢想开：“日本的树和花草，又没招惹他，还陪他作伴，让他活下来，他有什么理由恨它们？”[2]不论是渴望摆脱风餐露宿的痛苦，过上平平安安吃穿不愁的日子，还是发自内心地想要赞美动物的可爱以及植物的美丽，都是人之为人的本能欲求，但这种本能欲求在民族意识的烛照下就变得那么不合时宜，甚至变成一种“错误的思想”。在处理“个人”与“历史”或“战争”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经典战争小说往往将个人设定为家国的一部分，个人意识更是从属于家国意识，不论是《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严志和，还是《吕梁英雄传》中的雷石柱、康明理，作为战争中普通的个人，都自觉选择投入到大历史的洪流之中，喜家国之喜，哀家国之哀，并没有过多个人的情绪和欲望，更不会有和主流意识相抵牾的个人意识存在。而房伟最大的不同则在于他剥离了个人——民族同构的身份认同，尽管让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得到深刻的彰显，却也使生命个体常常在宏观意识形态及家国责任下处于某种灵肉的冲突之中，并在无形中将个人与历史的距离拉得更远，甚至呈现出某种对峙的状态。

小说存在一个以“野人”“北海道（日本）”和“故乡（中国）”为点的三角形结构，彼此间形成一个潜在的交流与对话。当野人身处日本，先后遭受日本矿主的虐待和恶劣自然环境的“蹂躏”时，对故乡的怀念是加倍的，因为回到故乡意味着结束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但回到故乡的野人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他依然喜欢独自在村外的荒野上行走，甚至开始想念日本，想念冰窟窿里小鲫鱼的味道。如果说野人在异国他乡吃苦受罪时，怀念故乡是理所应当的，那已经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后又开始怀念起日本来就是件极其令人费解的事了。小说第一节到第三节有关野人在雪原求生的描写基本保持着“艰难”“痛苦”的基调，这样一段耗时13年的噩梦般的经历可谓不堪回首，为何野人又会怀念起来？其实这里涉及中国现代文学中常见的“游子归乡”母题。“也许，离家时年幼，太阳刚刚升起，更多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不知不觉美化了故乡；也许，距离产生了美感，阔别多年，远在天涯的人往往乐于沉醉在童年与故乡的回忆之中，品味那永远消逝了的岁月；也许，因为憎恶周围环境的污浊，于是无意中虚构了一个作为精神寄托的故乡……这种种因素互相交织，故乡的形象在游子心目中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圣洁。可是，对于被放逐者来说，故乡不属于他们。于是，有家难归，乡思转化为乡愁。”[7]被掳去矿业所那年正值故乡的金秋时节，麦香四溢，庄稼丰收，妻子玉珍又怀了身孕，这样幸福的情状被野人植入到“故乡”的芯片里，在头脑中一放就是13年。在异国他乡遭受越大的折磨，这份定格在民国三十三年秋的幸福感就获得越夸张的增长。而回到故乡后，他面临的却是这样的处境：“在他穴居日本的十三年，家变了，中国变了，日本变了，世界也变了。恰是这一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金门爆发‘八二三’炮战，赫鲁晓夫接任苏联总理……这一切都和野人没什么关系。”[2]从这里可以让人深深地感受到13年的雪原“囚禁”造成了野人从此再也做不回正常人的悲惨后果。但作者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对日本“二战”暴行的谴责与控诉上，“野人”“日本”“中国”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国仇家恨的层面上。野人回到故乡，作者选择了一个特别的事件作为中国境况的标签——大炼钢铁运动。展现在野人面前的不再是当年“金黄的麦浪在微风吹拂下微微颤动”的场景，而是“很多地方都竖起高高的炉子，冒着黑黑浓烟”[2]。在之后的文本中，“个人”层面的描写出现在野人回归故乡后的“沉默”“独自行走在荒野”以及“想念日本”等字眼，而“历史”层面的描写在提到“大炼钢铁运动”后就进入了一片空白——作者没有再对国家、故乡发展的“盛况”作出任何呈现。此处作者采用“留白”的艺术手法处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非常巧妙的，在“一群群中国人蚂蚁般地忙碌……铁锅和门鼻儿也被丢进炉子”[2]后，换来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晓得那段历史的中国人都明了。“游子归乡”母题的另一层含义即在这里凸显：“更令人痛苦的是，一旦千里归来，故乡已不再是游子日夜思念的故乡。”[8]当然，不当的政策所导致的生活上的苦闷不可能与在异国他乡遭受的蹂躏相提并论，但对于野人来说，曾经的故乡被他想象得越完美，现实的故乡就变得越是疮痍不堪。而点缀在13年艰辛生活中的那点美好——洁白的雪，可爱的松鼠小鸟，在饥饿难耐下觉得非常可口的小鲫鱼——都在野人的头脑里被无限放大。尤其在日本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遇到了对他关怀备至的美惠小姐，使他如干涸的土地遇到了甘甜的清泉，瞬间抚平了曾经遭受的所有创伤。日本留给他的零零星星的温暖印象就像当初的“麦香四溢”那样扎进脑海，并在故乡令人茫然又失落的境况下变得膨胀起来。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人，回到故乡对野人来说意味着逃离魔爪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外交胜利”“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迫害”“显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凝聚力”[2]，意味着一种笃定的不容置辩的积极意义。但作为一个人，身居日本雪原时，想念故乡的麦田，回到故乡后又想念日本的大雪；在日本雪原上挣扎求生时，陪伴他的是那些可爱的动物和美丽的植物，而回到故乡后，与世隔绝13年的野人同社会产生巨大的隔膜，陪伴他的依然只有曾经的那些可爱的动物和美丽的植物（此时仅仅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可以说，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野人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灵魂归宿。他像是一叶无处停靠的扁舟，任历史将其放逐在惊涛骇浪里，只能从个人的内心世界里汲取一点安宁。

好的历史小说要体现出一种“良好的现代历史精神”，这包括了“尊重史实，尊重人性，在尊重生命个体的基础上凸显历史的伟力”[9]。除了《中国野人》，小说集《猎舌师》中其余的17篇作品也都是旨在揭示处于战争历史中的人的情绪情感及思想意识，深入探寻被宏大历史书写所忽略的普通个体真实的命运际遇。一个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民族情怀的作家必然会开辟出中国抗战小说创作的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