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艺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创作中力求新变

石一枫早期的小说如《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红旗下的果儿》，多集中描写大院子弟的青春故事，展现他们曲折的成长历程，其文风老辣戏谑、富于机锋。但这类写作常因耽溺于自我经验的抒发，而易陷入局促，石一枫显然意识了到这类作品写作的局限性，并试图有所突破。他近几年的现实主义作品如《世间已无陈金芳》[1]、《地球之眼》[2]、《特别能战斗》[3]等都体现了写作上的日渐成熟和蜕变，开始从“自我”走向“他者”，从疏离现实到直面、回应现实，以全新的创作姿态融入当下的都市生活，书写大时代变迁中小人物的命运浮沉。正如他在《史诗就在身边眼前》中所说：“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们这代作家在变得油腻之际，能够通过一个合适的故事，对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变迁做一些遥望和梳理，想来也是写作的人应尽的义务。”[4]石一枫将目光转向沸腾的社会生活，以冷峻的笔触记录大时代中的众生相，并关怀身处时代漩涡的小人物的生存之痛。《世间已无陈金芳》以农村女性陈金芳的城市进阶之路的失败，来展现底层小人物的辛酸，探讨了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地球之眼》通过书写“富二代”李牧光和底层奋斗者安小男对抗的故事，揭露了现代人的道德危机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的病灶。《特别能战斗》则是当代市民生活的生动剪影，展现了苗秀华这一富有战斗精神的老年女性形象，苗秀华身上“斗天斗地”的精神，既有“文革”的历史遗风，又有市民维权的时代色彩，体现了作者的时代关怀以及对民族精神的省思。而石一枫的近作《借命而生》[5]更是其写作生涯的一次全新突破，叙述更显稳健从容。小说以警察杜湘东历经20年追捕逃犯的故事为线索，辐射出改革开放20年社会风云的变迁，展现了商品经济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杜湘东和许文革两个小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向度和价值取向，在作者笔下，他们是理想主义的圣徒，以铮铮铁骨强硬地面对生活，以内心的强大对抗岁月的虚无，以宽怀善意对抗失色的人性，也以自持和坚守展现了生命的高贵。

二、黑暗中求索人生

相比很多青年作家对作品价值观的忽视，石一枫却对此格外重视。他在《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中说：“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6]他笔下的小人物尽管身份卑微，却拥有丰稔的精神世界。他们强悍地面对生活，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姿态守护着生命的信条和道德的良善，不盲活、不苟活，人生的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定有力的足音。那些坚硬如磐的信念，最终带领他们穿越了生命中暗长的甬道，成为了活着最独特的证明，《借命而生》的主人公就有着这样的硬朗之气。他们在时代风浪中的自持和坚守，展现了个体生命强大的精神定力与道德勇气。当理想主义的时代渐渐远去，在物质主义的遮蔽下，生命“存在”面临着普遍的精神迷失。石一枫用充满力量的文字呈现了生命的另一种姿态，以硬朗的笔锋一扫生命的阴霾，照亮了历史中的晦暗角落，也为茫然无措的人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活法”和可能。

《借命而生》延续了石一枫一贯的写作风格——对个体生命的存在之思，以及对人在不道德的社会中如何自处的追问。对于杜湘东来说，警察不仅是生存选择，更是精神信仰。从毕业之初，他就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刑警，有着“风霜雪雨搏激流”[5]的壮志豪情。从憧憬着“刑警梦”到成为郊县看守所的一名管教，理想的落空曾一度让他陷入憋闷之中。“网罗一切”的琐碎不断磨损着生活的激情，但杜湘东却不甘人生就此滑入庸常。他在憋闷中蓄力，等待时机。许文革和姚斌彬的越狱使杜湘东踏上了漫长的追捕之路，永远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惊心动魄的追捕过程中，杜湘东的生命能量得以释放，他重拾往昔的抱负，但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看见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许文革对绝望命运的逆转，最终完成了姚斌彬以命换命的托付；大虾米警察在尘埃中依然闪光的一生，也让他比对出自我人生的局限。几段血性人生在漫长追捕中彼此交织、相互吸引，并在重叠的瞬间迸发出耀眼的光茫。追捕不再是正与邪的简单角力，而成为了一段发现自我的旅途。许文革和杜湘东终其一生的较量，表面看来势同水火，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心灵的救赎，以及指向自我的寻找和确证这一终极目标。时代的车轮飞速碾过，他们以“执拗”保持了自我的生命节奏，却也在时代的映衬下显得笨拙。但正是这份“执拗”，才让他们在满地的“六便士”中留住了生命的一片月光。他们最终没有沦为生活的投机者、钻营者，而是守住了生命的信条与道德的良善：许文革在矿难中的机智冷静，舍命救人；杜湘东对姚母的体贴照顾，以及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留守工作岗位的慨然等，都展现了生命的悲壮与崇高。在故事的最后，许文革倾尽半生努力建立起的商业帝国土崩瓦解，当他一心赴死时，杜湘东救了他。就这样，过往的一切尘埃落定，二十多年的人生纠葛在漫天烟花中消解弥散，而杜湘东的人生终于在那一刹绚烂燃烧，如同《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撷着鱼骨从海上归来。外在的世界波澜不惊，他的内心却涌动着狂喜，他曾在人生之海奋击风浪、抵死拼搏。“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5]不管是杜湘东还是许文革，他们都曾经在命运的围墙中一次次突围，在生活的泥泞中一次次反抗，从而寻觅到黑暗中不灭的生命之火。这样的努力对于世界或许微不足道，于他们却举足轻重，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他同样可以是大卫，可以是亚当，可以是罗丹《地狱之门》雕塑最高处端坐的那位思想者。”[7]

三、张力中构筑绚烂

“一切时代的伟大艺术都来自于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渗透。”[8]《借命而生》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更在于作者对复杂人性的精准刻画。他将正与邪、情与法、罪与罚、堕落与救赎、流俗与抗争，这些看似截然对立又相互统一的概念统摄于小说文本之中，构建了一个充满艺术张力的小说世界。“一个优秀的文本往往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9]，《借命而生》的张力元素分布在角色设置、叙事语言、叙事方式等方面，它们构成了小说情节的紧张激烈、跌宕开阖，同时又让文本具有了轻盈舒缓与丰沛沉郁的美感。

《借命而生》的文本张力首先体现在人物角色的设定上。小说中，警察与罪犯这一人物设置本就富于魅性。在职业领域气宇非凡、英雄虎胆的警察，也会在某个时刻陷入人性的偏狭；而作为社会“异类”的罪犯，也依然可以在某个瞬间闪现出人性光辉。“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杜湘东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也不能上岸了。”[5]石一枫没有用“好”与“坏”去简单定义人物，没有逃避个体生命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使人物沦于概念化、扁平化，而是通过构设一个复杂的因果网，将人物的来路、现状以及归处细细铺陈。杜湘东的形象与以往公安题材的小说主人公截然不同。不管是“十七年文学”时期还是新时期以来的公安文学作品，都一直保持着以政治话语的范式主导叙事的传统。从反特小说《双铃马蹄表》《无铃的马帮》再到公安文学作品《危机四伏》《警队实习生》等，警察的形象被无限神化，他们无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近于完美而且没有一丝烟火气，保家卫国、侦破案件是其生命的全部动力和行动指南。《借命而生》呈现了石一枫对类型化写作的突破，将公安叙事回归到世俗生活的层面，褪去了“高、大、全”的外衣，呈现了警察作为普通人的状态。在石一枫的公安叙事里，警察杜湘东一生的行动并不是出于多么宏伟的情操，而是源自一种对自我过失的弥补，他的一生都在与自我周旋，与时间搏斗，也在一次次受挫、怀疑和否定中确认自我，确立在社会和人生中的位置，这是《借命而生》与以往公安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

《借命而生》情节的高潮跌宕、环环相扣，更得益于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张力。小说开头，许文革、姚斌彬两个国企工人因秘密研究汽车发动机技术，而最终被“人赃俱获”，落入牢网；杜湘东则因不公的工作调动陷入了长久的焦灼中。身份本是截然对立的警察与罪犯，却戏剧性地达成了对彼此人生处境的共情。时间匆匆过去，曾经的弄潮儿被甩在了时代身后，生活从云端掉到地面，杜湘东有感于理想在现实中的失落，耗时已久的追捕沦为世俗意义上“无利”的偏执，也陷入极度的自我怀疑之中。与此同时，许文革亡命天涯，人生被打压到了极致，他同样无法突破社会强加给他的既定身份与重重桎梏。数十年之后，杜湘东与许文革再次相遇，这时的许文革已是事业有成的商人，杜湘东则处于颓势之中。但许文革的“传奇化”人生成为了推动杜湘东命运转动的齿轮，于是停滞多年的追捕又重新开始，从跟踪到搜集证据，沧桑的老警察又恢复了往日风采。故事发展到最后，许文革因其工厂被资本收购，自认辜负了姚斌彬的诺言想一心赴死，在生死关头，杜湘东救下了许文革。从“捉人”到“救人”，20年如烟云过眼，化敌为友，亦敌亦友，直到最后他们才知晓彼此之于对方人生的意义。杜湘东始终没有辜负他的职业信仰，而许文革也不曾遗忘和姚斌彬痴迷技术钻研的日日夜夜。人生殊途，却有一条精神的暗线将他们紧紧相连，他们彼此较量，互为镜像，寻觅着生命出发的原点，他们都跨过了生命的荆棘路，活出了强悍的人生。

《借命而生》以“警察抓小偷”的通俗故事架构全篇，在叙事上同样充满张力。以往的公安小说一般按照“展示案情——办案过程——得出真相”的模式推进，石一枫也以此为逻辑起点网织全篇。警察与嫌犯的特殊对立身份，使他们一出场就站在了矛盾风暴的中心，即便不刻意构置，情节优势也十分明显。公安小说中将“破案”作为写作的重点，案情的破解总离不开一次次反复的反转，从理出线索，到看到希望，再到案情又一次中断，浮出地表的真相再次变得扑朔迷离，人物在希望和失望、顺利和阻滞中挣扎，生命的体验转瞬便可有云泥之别，这正是公安小说的魅力所在。接近希望却又逐个幻灭，濒于危险却又转危为安，这样的桥段在《借命而生》中反复出现：开场，许文革和姚斌彬在狱中表现出色，但在受到重视之时却突然越狱，堪称石破天惊；中段，杜湘东查到许文革的下落，在山西矿山中将其捉拿，胜利在望之时却又突发矿井塌方，许文革侥幸逃脱；尾声，许文革的工厂被收购，杜湘东察觉其自杀动向，展开生死营救，一切都是一触即发，生死倒置。与此同时，石一枫有意将关于故事另一主人公姚斌彬的叙述打碎，透过杜湘东、许文革的不同视角，对姚斌彬的一生进行了断片式的展现，这样的展现对姚斌彬的故事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遮蔽。直到尾声，当杜湘东和许文革将彼此知晓的姚斌彬故事和盘托出，姚斌彬完整的一生才得以还原——他越狱时拿走枪，更大意义上是为了保全许文革。看似轻率冒险，其实是决然放弃和温情守护，他才是为许文革的人生托底的那个人。在借用通俗小说的常规叙事手法之外，石一枫也颠覆了很多规范，他不着力于书写案情逻辑推理的过程，而是穿插了许多无关案情的事件的描写。在对外部事件进行描述的同时，也对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投以观照，譬如杜湘东无数次的精神苦闷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孜孜以求。对通俗故事的借用，保证了小说的生动性和艺术表现力。《借命而生》并不止于故事，有着作者击破生活表象寻求内在本质的勃勃野心，它以一桩案件负载了社会变迁和价值观转变的宏大主题，字里行间有着对时代价值观念的省思、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以及对人类前途命运的观照。“杜湘东”只是一个隐喻，杜湘东的困惑正是当下每一个人所遭受的困境。当人被异化，变得麻木，成为商品、赚钱工具、资本要素，生命的尊严被剥夺、被贬损、被侵蚀，就仿佛作者笔下那群矿工的暗影，充满了讽刺和悲壮：“这是一支面目模糊、好像由影子组成的队伍，人人沉默不语，脸上黝黑一片。”[5]我们应该怎样保有尊严地活着，怎样才是另一种活法？这是石一枫向我们，也是向时代抛出的问题。石一枫完成了从精彩故事抵达经典作品最难走的那几步，以此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也完成了对一般意义上公安小说的超越，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有益探索。在市场导向下，通俗的、大众的文化热度很高，而严肃文学却处在边缘化的境地。如果以宽容的心态看待文学的雅俗，撷取二者所长，淡化二者区别，化俗入雅，融雅于俗，方能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创作天地。

“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作出反应而去寻找轻。”[10]即便表现社会、人生的沉痛，石一枫也总能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化解，以小说之“轻”超越生存之“重”，将小说从沉重如磐的镣铐中解脱出来，赋予其轻灵飘逸的美感。小说“轻”与“重”的张力仰赖于幽默生动、诙谐老辣的语言，《借命而生》延续了石一枫小说中一贯的语言风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轻松的、自嘲式的文字使生活跃然纸上，对人性弱点、社会乱象进行反讽。语带机锋，却谑而不虐，行文中流露出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和幽默精神。譬如他写刘芬芳浑身散发的“忧郁”气质，“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席慕容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5]，幽默的讽刺与揶揄，生动还原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而这种略带矫饰的“假”浪漫终究会在时间中褪色，唯独杜湘东的“真”浪漫在岁月中不减反增，更显峥嵘伟岸。再譬如写大虾米警察因公殉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惦记着在自己的“功德簿”上多添一笔拒贿的光荣事迹：“以前的领导赶到医院，把那份决议逐行逐句念给老徐听，上面列举了老徐从警生涯的诸多事迹，倒像提前念了一份辉煌的悼词。刚念完，老徐便昏了过去，过了片刻又自己醒了过来，对领导说：‘还差一条呢……我还拒过贿。’”[5]这段生离死别的场面，本可以煽情，但石一枫却用轻松的文笔化解了沉痛。对于老徐，“受贿”是一道永远过不去的坎，尽管遭人设计，却还是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污点，他和杜湘东一样，困在了“好”与“坏”的中间地带，永远成为不了世俗意义上的“好”警察，而他最后的牺牲，成为了他奋勇一生的最后壮烈。而当他光荣地说出那句“我还拒过贿”的瞬间，他的内心是坚定的、坦然的、充盈的，是与往事彻底的和解。石一枫这样的处理，与其说失之于油滑，倒不如说是对笔下人物的会心。这样的文字中弥漫着的是生命的大悲壮和大欢喜。

在《借命而生》中，石一枫以如刀之笔书写了杜湘东与许文革“虎虎有生气”的人生，展现了生命的凛然和人性的善意。我们见到过太多文学作品中的无病呻吟，而石一枫却通过硬朗的文字，重新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敬意，照亮了那些茫然无措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