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盈君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20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21世纪更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现阶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它的主要表现、主张和缺陷国内外学者已有充分论述。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对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色彩进行批判，或部分地研究哈耶克的具体理论。但意识形态的产生除了同国家政策结合之外，还有它在哲学思想层面的起源。如同马汉的海权论既回应又指导了19世纪末美国资产阶级向海外扩张那样，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既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渊源，又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摆脱滞胀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重现繁荣的现实途径。

一、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

(一)税制理论是哈耶克经济学思想的基础

哈耶克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个人主义倾向出发，反对任何对市场自我运行的更改和破坏。在税制方面，哈耶克极力推崇比例税制，批评累进税制，并首先对累进税制的理论基础——边际效用的理论逻辑——予以驳斥。支持累进税制的经济学理论家认为，持续性消费行为造成边际效用递减，在人群中货币的稀有程度越高，该人群越不倾向进行非必要型消费，即服务和娱乐型消费。这种情况的长期出现不利于社会消费的增长，进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累进税制有利于刺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也有利于维持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致减少，而对高收入人群不倾向于对消费部分的收入课以高税收。在哈耶克看来，将边际效用理论施用于税收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我们根据另一种辩论的要点来进行思考，即依据收入的‘努力’来说收入效用正在递减，那么事实上这意味着，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为诱导同样的边际努力所必需的对额外收入的激励也将增加。这就使我们得出荒谬的结论：应当主张累退税制而不是累进税制。”[1]310

这显然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边际效用理论的目的在于假定一个不再需要消费的临界点，并通过对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社会的消费潜能最大化。该理论作用的目标是消费而不是“努力”。其次，哈耶克认为，累进税制价值取向是对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的破坏，而累进税制的支持者们，其目标一般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和进行收入再分配。再者，由于政府开支的上升，比例税制的税率上升会使得低收入人群不得不承担起他们或许无法承担的负担，假使社会既要减轻他们的这种负担，同时又增加岁入，那么累进税制就更显得不可或缺。

对于累进税制的这种取向，哈耶克颇不以为然：“从长远看来，这种税制与自由社会不相兼容。”[1]307他依英美两国之例，证明累进税制不但在提高公共财政收入方面收效甚微，而且也没有减轻低收入人口的负担。哈耶克指出，英国累进税制的最大受惠者不是该制度设计之初所假想的最低收入人群，而是中等收入家庭，亦即“拥有最强大的选举力量的阶层”。而这种依人数上的优势实施的经济政策，在哈耶克看来无疑是对个人自由的专断式的侵害。而比例税制对所有纳税人一视同仁，自然不会出现制度性的歧视或特殊优待。并且采用比例税制将使得人们之间的收入差别保持收入之前的原样，亦即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国家干预后再分配的结果。

关于比例税制和累进税制，哈耶克的观点颇有自相矛盾之处：他一方面认为累进税制的差别税率标准是一种专断，另一方面又否认比例税制这种忽略社会不公的“一刀切”也是一种专断；一方面认为累进税制的最高边际税率规定无标准可循，因此只能有赖于人为判断进而使得这种税制有着无法避免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认为比例税制的人为规定的税率是完全合理毋庸置疑的。

根据哈耶克的经济观点，当政府从个人税中获得的收入超过其总体收入的25%时，便开始倾向于采取通货膨胀以降低比重。并且在累进税制下，通货膨胀可以使得政府获得超过收入增长水平的税收增长。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累进税制的存在基础，哈耶克与通货膨胀势同水火：“累进税率之所以能在事实上增长得如此迅速，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即通货膨胀。”“累进税制所具有的一种功效，通常被视为一种优点，它有助于使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自我调控。然而当下盛行的却是赞成通货膨胀的偏激看法，因此累进税制是否还具有上述优点，便令人怀疑了。”[1]315-316哈耶克将通货膨胀看作是政府增大支出、滥发货币和采取充分就业政策的结果，并且同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无疑危害更大，而他关于通胀的解决方式也非常明确：大规模减税、私有化、打击工会以取消或降低最低工资标准、放弃以行政干预就业以及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开支。哈耶克的这些经济主张，显然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在相当程度上是他本人不可知论和经验主义哲学观在经济层面的发展和延续。

(二)反集体主义是哈耶克政治社会理论的根本性特质

从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出发，哈耶克坚决反对一切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倾向。其代表作，出版于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衰落的影响因素，但大部分篇幅集中在一种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这种分析不仅是对当时现状的总体描述，而且根植于针对19世纪的历史透视，企图从全局性的社会角度考察人的自由的衰落。这种衰落，在哈耶克看来，是由于国家干预性经济政策的普遍实施。

哈耶克对集体主义制度和原则的反对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从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角度出发，出于理性设计的制度和政策本身就是对哈耶克所珍视的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破坏；二是从维护个人自由的角度出发，任何为着集体的利益而推动实施的经济政策都在实际上损害了哈耶克及其奥地利学派的信徒们所奉为圭臬的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原则。

在哈耶克的逻辑体系中，文明不是人有意为之、设计创造的结果，而是许多人、许多代人生存、发展的行为的产物。道德也不是理性得出的结论，而是经验、习俗和习惯的凝结。因此，凡是打着道德或者社会正义的旗号的政策都是十分危险的：有识之士依他们的智识和理性规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在哈耶克看来无疑是对自由的侵犯。“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认为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对我们的任务进行更为理智的思考，甚至更为恰当的设计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这种思想倾向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赞成对经济进行集中，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2]58在人类的行为产生文明以及实现文明的进步方面，哈耶克的观点基本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相一致。但在使用人的理性和知识对现实进行改造上，哈耶克根深蒂固的不可知论和经验主义观念限制了他对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的认知。哈耶克狭隘地将自由等同于市场自由，错误地认为市场自由是产生新的知识和新的理性的必要条件和唯一条件，而只要人们依其当下的知识改变了形势，也就扼杀了新知识出现的机会。由此可见，哈耶克对社会的认识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人类社会在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和再认识中发展，一项新知识不经过实践的检验便无从判断其正确与否。照哈耶克的看法，人们对社会的发展完全不予干预，假自由和自发秩序之名对不公平、非正义以及撕裂社会的种种矛盾袖手旁观，岂不是坐视社会走向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

二、撒切尔-里根右翼联盟时期哈耶克思想上升为意识形态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欧洲各国工人政党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实现稳定、繁荣的和平。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为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使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此时西欧各国却元气大伤，尚未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而战后重建工作，天然地需要国家力量进行组织、动员。因此，以凯恩斯主义为内核的经济政策和工人政党提出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使国家行政权主导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这种经济政策带来的稳定繁荣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频繁的经济危机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新的困境。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经济发展停滞和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同时并存，形成“滞胀”危机，市场活力丧失，凯恩斯主义失灵。在此历史条件下，奥地利经济学派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传统的理论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尤其满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很快从一种学术理论成了国家政策现实，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实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新政。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迅速影响了政治思想和社会价值，二战以来高福利、高公共事务开支的政策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少干预和反对福利社会的价值取向，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新经济时代”达到了资本主义全面繁荣的顶点。

哈耶克对凯恩斯这样评价：“在从传统道德中解放出来的那一代人中间，约翰·凯恩斯是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凯恩斯相信，和遵循传统的抽象规则形成的世界相比，他通过计算一些可预见的后果，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凯恩斯也反对传统的‘节俭美德’，他像成千上万的浅薄经济学家一样，拒不承认想要增加投资，一般需要减少消费需求。这又使得他把自己令人生畏智力用来建立他的经济学‘通’论——我们认为，这就是本世纪下半叶长达20多年世界范围内罕见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失业的原因所在。”[2]61-62哈耶克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远不限于经济观点。在认识论上，哈耶克那种不可知论所导出的小政府、少干预和对宏观性经济政策的不信任使得他同凯恩斯凭理性设计政策、用政策调控经济的思想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对于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滞胀危机，哈耶克的解决之道就是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正是在哈耶克经济理论的指引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全方位的保守主义运动。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她曾举着一本《自由秩序原理》说道：“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信仰。”针对通货膨胀，撒切尔主义开出的药方就是私有化。在私有化的浪潮下，工会组织势力渐衰，而这正是哈耶克理论中解决通胀的必要措施。同时撒切尔大刀阔斧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公共开支，提高利率并宣称“不再印钞”。在解决经济低增长方面，撒切尔政府在供给学派供应决定需求的理论指导下，放松行业管制，引入竞争以刺激供应。税制方面，撒切尔虽然没能重建哈耶克钟情的比例税制，但她大幅降低累进税制的边际税率，低收入税率也有所下调。

就里根政府而言，国有化和福利制度并不是困扰美国的问题，里根经济学主要针对税率。与撒切尔政府相似，在供给学派的理论影响下，里根政府通过了大规模减税方案，《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签署实施后，美国成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边际税率最低的国家。里根也放松了对部分行业的管制，例如在有线电视网领域，1996年成立的福克斯电视台虽不在里根政府期间成立，但没有里根放松对电视行业的中立性审查和监管，福克斯新闻台是万万不能开播的。

意识形态作为特定阶级实现国家管理权对社会经济进行反作用的机制之一，它既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这种思想支配，将“决定着某一历史时期的整个面貌”[3]52。在撒切尔-里根右翼联盟时期，自由主义的思想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思想同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华尔街的投机浪潮、拜物主义盛行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在国际领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新思维改革，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混乱，华盛顿共识之后拉美各国的私有化浪潮和金融改革背后，都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子。相比于其他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力量更是惊人的，它内含在商业活动、货币秩序和人的消费行为中。

三、冷战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向西方阵营以及俄罗斯经济转轨，似乎都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胜利。但是随着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拉美经济改革走向失败以及普京执政后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引起的反弹，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国际影响有所下降。

但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义旨在造成一个跨国垄断资产阶级，这首先要求产品、人员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通。个别国家和地区改革的成败，并不是跨国垄断资产阶级所关心的目标，尽可能地将更多地区纳入全球市场和货币、金融体系才是利益所在。因此，尽管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并未如预期般成功，世界上最大的跨国集团如英国石油却成功进入了拉美市场，并使其成为二战后西方主导的世界金融、经济秩序的一部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在为哪个具体的国家服务，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拥有跨国垄断资本最多的国家，则理所当然地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受益方。

因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政治层面影响是社会政策的市场化或称私有化。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取消对个人政治献金的数额限制。2014年4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取消个人在为期两年的选举周期中为联邦候选人或政党献金的上限，这将极大增强主要献金人在选举和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即政治层面的私有化。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经济关系不再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反而社会关系被纳入了市场体系。国家在市场上的行动几乎只限于货币政策和运用财政来拯救那些“大而不能倒”的垄断企业，国家前所未有地被市场工具化。

对此，约翰·B·福斯特总结道：“尽管时不时发生金融危机，信贷和债务仍在金融体系内实现了制度化，从而诞生了一种用于积聚财富的全新金融架构。对金融技术控制的数字化系统和世界市场的开放,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种新帝国主义能够通过全球劳工套利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超额利润。所有这一切在全球化的金融化和价值捕获过程中达到顶峰，而主导其发展的是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顶端的跨国公司的金融总部。”[4]如今劳资矛盾已经不再是一国之内的矛盾，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劳工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劳工阶层处境和地位日益恶化，一种新的不满情绪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萧条逐渐累积。对此种情形，跨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应对方式是在不同等级的工人之间制造矛盾、挑起冲突——例如煽动对移民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指责发展中国家“抢走”了发达国家工人的饭碗——而实际上这种产业转移正是资本逐利的结果。

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领域已成为“软实力”的一个部分。它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个人自由主义已经成资本主义制度向外进行价值观输出的口号和武器，从个人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身份政治在全球范围迅猛发展，带来的争议和分歧也撕裂着国际和国内社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扩张和渗透主要依赖两个途径：其一是跨国资本对经济生活的把持，其二是借由大众传媒实现政治社会化。

跨国资本通过对知识产权和高端商品市场的垄断，在消费行为中推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每一个号称能“彰显自我之美”的产品，每一部标榜“个人形象塑造和个人生活选择”的广告片，每一张体现种族融合和种族特征的图像，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人们在消费活动中也渐渐接受了这种规则：特定的商品传达特定的信息，而资本总在制造新的商品和新的潮流，并通过对消费主义的大肆宣扬来攫取利润。

在大众传媒领域，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竞争更加激烈。新闻媒体号称的独立性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日益衰微，私人化的传媒集团为了逐利将党争、争议性社会议题和贩卖恐慌看作创收手段，美国近20年来最成功的有线电视网，默多克传媒集团旗下的福克斯电视台，就通过将自己定位为保守派的宣传阵地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在某种程度上，福克斯新闻台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当下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1988年美国国防部出台的《对非政府，娱乐型电影、电视、影视节目的指导法案》(DoD Assistance to Non-Government, Entertainment-Oriented Motion Picture, Television, and Video Productions) 规定影视化作品中不得出现不利于美军形象的镜头或叙事，并在洛杉矶设立办事处，以向影视制作部门提供正确表现美军服装、建制的咨询性帮助。该法案在相当程度上将影视作品变成了美国军方的宣传工具，是教科书式的成功宣传案例。

总的来说，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更加紧密地同政治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入21世纪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地位下降，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金融化的泡沫经济以及社会私有化对民主政治的侵损。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造成的跨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发展已是既成事实，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维护阶级利益工具的功能日益上升。

四、结语

在论述其自由主义思想时，哈耶克总是带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他将自由主义的传统视作社会发展的基石，认为只有拥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和社会才是具有优越性的，世界其他社会的发展都有赖于对自由社会的依附和寄生。跨国垄断资产阶级使用资本实力对他国进行经济掠夺的过程也加深了世界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此外，哈耶克否认两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本质，而将其构建成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争夺，这无疑是对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洗白和美化。这种潜移默化的思想控制方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渗透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危害，莫过于思想上的渗透。集体主义的原则不只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也是全过程民主的要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人的自由和价值标签化、脸谱化，用扁平化的身份政治来代替人的真正的多样化发展，将自由和集体对立起来，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彻底性的颠覆。人的自由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才能达到自主活动，才能获得自由的条件。这种自由的基础，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实现对私有制的消灭[5]501。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宣扬个人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将人与人孤立起来，它鼓吹消费主义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物的奴隶。

本文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哈耶克的思想起源及内核出发，论述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工具的本质，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不仅限于经济政策层面，更深植于思想和价值取向、发展道路之中。对中国而言，坚定四个自信是对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有力武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对世界各国的冲击已经充分表明，集体主义和对人的社会性关怀才是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