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4)

一、中国外贸政策的观点及演变

外贸政策分为贸易总政策和具体实施的外贸政策，对于贸易总政策而言，国内学者有些沿着时间轴，由远及近的进行比较分析；有些学者则以理论依据为基础，立足于中国外贸总政策在制定中的分歧焦点。相比于贸易总政策的研究方法，分门别类的对具体贸易政策进行分析和比较就更为科学合理。

(一)中国外贸总政策的相关观点

关于中国外贸总政策所参考的理论学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洪银兴(1997)将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因为传统理论指导下的要素禀赋优势、资源禀赋优势所起的效果已经微乎其微。随后便有学者提出了例如比较优势陷阱(2002)、赶超战略(2006)、战略性贸易政策(2009)等理论学说。

另一个关于中国外贸政策选择方向的分歧焦点发生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快速的节奏也使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展露出来。“适度增长论”是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迅猛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个理论为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增长率和规模设定了一个合理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贸易增长和扩张不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一旦超过合理的额度，就会产生增长过度等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针对这一现象，裴长洪(2009)给出了回应：应对金融危机，仅仅靠出口减速增长，或者限制加工贸易的发展来使的出口贸易增长方式发生改变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他所提供的另一种思路是通过进行贸易救助来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缓解金融危机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在国际分工中更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更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再进一步通过引入、学习先进技术来实现技术水平、生产能力质的飞跃，久而久之可以使发展速度大幅度提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会逐渐缩短。

(二)中国外贸具体政策的实施及观点

中国具体实施的对外贸易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出口退税政策、国别政策、汇率制度政策和外资政策。

由于国际重复征税问题不断发生，为了实现贸易的公平，各国逐渐建立了出口退税政策，一方面遵循了WTO约定的规则，另一方面出口退税这一外贸政策也收到国际上普遍认可和运用。国内许多学者亦通过实证分析证实：在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的因素中，出口退税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国别政策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出口市场国际化、多元化使得出口市场走势不断攀升，这一类别政策的实施也很多程度上收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关于汇率制度的实施和评价，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围绕人民币汇率水平展开，但因为产业结构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被低估的汇率水平限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外资政策主要指导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形式和份额限制，已有许多学者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除了使技术和出口有明显的正增长而且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站在企业的角度而言，国内企业所期待的技术外溢效应并没有达标，所以我国实际施行的外资政策有从前的“引进来”转变为“走出去”，从对外投资中获取的真正切实有效的技术外溢效应，仍然需要落实到企业的政策需求和企业运作。

二、外贸政策对技术进步影响理论分析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始终由最先进的生产力所决定——科技所决定，技术进步的速度影响着一国经济增速，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刷新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引发了轰动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业革命，率先赢得了发展机遇，在这之后美国同样借“科技”之力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一)技术进步影响因素分析

在已有的研究中，技术进步主要受到技术发明、资源禀赋、制度保障、技术外溢和文化观念这些因素的影响。

所谓的技术发明理论指的是技术的发明是科技进步的主要来源，这种方式也称作试错改错的科技创新。林毅夫(1995)基于中国经验运用“试错改错”解释了中国的发明能在一千多年内持续领先其他文明，也用同样的方法诠释了欧洲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原因。相对而言这里的“资源禀赋结构理论”就更加悲观，由于受到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影响，人与地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效率，人口的不断增加会加速资源的消耗，这样就很难有剩余资源用来服务于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现如今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传统劳动密集型主导的模式随着东南亚国家普遍偏低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中国进行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模式、动力的变迁，这就势必成为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一个更加现实的影响因素就来源于制度，称之为：制度保障因素。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要建立在人们对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之上，因为技术的进步与文明是分不开的，中国长期受到中央集权制度政策的影响，进而使得科技的进步受到官僚主义的阻挠，而这些正是成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落后于西方工业及科技的原因。由“制度保障理论”引申出的“文化观念理论”指的是文化差异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这就包括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开放，企业面临技术外溢的问题也越发严峻，近些年一些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飞跃似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的经济环境。

(二)宏微观理论分析

在宏观理论方面，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提及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幅度是有限的，随后经济将收敛于一个稳定的区间，如果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唯一的途径就是技术进步。

中国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贸政策的调整亟需转变，但是对于如何调配市场与政府之间关于对产业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在讨论中的话题。从古典贸易学说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提倡运用政策来干预市场的主张，这种观点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是需要条件的，完全竞争市场是很难实现的，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依赖外力的干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进行政策调整。

微观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今比较优势的来源，资源禀赋、技术差异和规模经济是比较优势最主要的三个基础，这三者之间也有主次之分，其中源于技术的差异最为关键。这里就要提到关于取得技术进步的三个主要方式：R&D投入、“干中学”和技术外溢。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外溢带来的效应可以为技术带来更快的提升，“干中学”则可能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甚至使发展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R&D投入为企业和国家带来的影响随产业的不同而不用。

三、现行外贸政策对技术进步影响的绩效分析及问题

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依然迈开，带来的效应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逐渐加深，起初仅是依照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理论进行贸易进出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逐层打开外贸的大门也弱化了国别差异对外贸政策实施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进一步开放市场，开始拓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分工进一步深入，市场多元化的势头也越来越猛。入世后的中国外贸政策也在面临新的挑战：需要逐渐弱化贸易国别政策，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也给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从自贸区战略的提出到落实，我国已经对外签署16个自由贸易区协定，涉及24个国家。

(一)技术扶持与经济发展

一国会为获取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在获取高新技术方面施行较为激进的贸易进出口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贸政策有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目前的外贸政策偏向于较为出口导向政策且程度较大，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及设备的进口，因为可以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提升竞争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进口原材料或零件(加工贸易)也是在为出口提供支持。其实较为激进的出口导向政策是为了减轻世界经济形势波动为本国带来的影响，扶持高新技术产业也是自主创新的有利途径。

(二)阻碍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效应

较为激进的出口导向政策确实可带来贸易顺差，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影响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调整，因为一国的贸易顺差必然会带来另一国的贸易逆差，其实还可能对技术进步带来消极甚至阻碍的影响。

用财政收入抵补(或扶持)贸易政策正如其字面意思，出口补贴的保障是国内巨额财政收入，扶持的资本就是资金。为了扶持本国主导产业的成长，国家会采用增税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企业有对外贸易往来时在通过出口退税的形势“还给”企业。

另一种是降低中间环节收入，补贴买进、卖出的环节的方式，这种方法自然会使涉及中间环节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具体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产业普遍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一产业也正好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所在，如果贸易政策长期倾向于这些产业，很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从企业软实力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限制中间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待商榷的做法，因为如果中间产业不能得到很好的培养，那处于“两端”产业的技术效应的等同于无源之水。

四、启示

(1)外贸政策导向方面。将外贸政策中较为激进的部分转为偏中性的做法，减少过度的高新技术扶持政策倾向，对民营等中小企业减少税收，与此同时增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规范企业扶持内容的制定。打造技术进步“内生化”、产业结构“升级化”的局面，减轻传统出口行业的负担，为企业技术自力更生的本领保驾护航。

(2)参与国际分工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链的升级已经成为大趋势，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有学者提出中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分工是有所倾向的，因此政策导应该引领国际分工向区域化、全球化的方向变动，一方面中国经济影响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布局和实施，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自贸区的建设，深化区域一体化的建设。

(3)人才支撑政策方面。引进人才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产业和技术缺口，有利于发挥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实施。人才国际化战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一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国家竞争力，人才流动机制的建立亦是要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