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欣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一片繁荣昌盛，突如其来的藩镇叛乱导致大唐帝国积淀几百年的“繁华”一夜之间被打破,继而引发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因此，从微观层面系统分析这样一场偶然的军事动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显得极有必要。

关于“安史之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学界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从人口迁移方面看，吴松弟从移民背景、规模、方向、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1]章开沅从人口密度角度针对移民对区域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略有涉及。[2]费省分析了唐代前、中、后三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迁移，从迁移路线、迁出与迁入地区等方面分别论述，总结出唐代人口迁移在我国人口迁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迁移使我国上古就存在的人口分布形势彻底改观，对后来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3]徐杰舜考察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移民浪潮，认为三次移民浪潮使汉民族从中原走到长江边，继而跨过长江，走向东南沿海，最后走向海洋，开始不断向海外移民。这种波浪式的从北向南的逐步推进、延伸和发展的移民潮，使汉民族从一个江河民族蜕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海洋民族。[4]

学界针对“北人南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引发的人地矛盾与生产技术变革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梁家勉认为唐代曲辕犁的出现、中唐以后南方农田水利技术的发展、太湖地区水利技术的发展以及塘浦圩田技术的发展，成为促进南方地区(尤其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5]317-335宋兆麟[6]、王星光[7]、戴吾三[8]分别从曲辕犁的形态、工作原理以及对南方地区(尤其长江中下游地区)生产力的改进方面给予细致分析，认为生产技术革新成为提升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学界目前对“北人南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引发的人地矛盾继而出现的生产技术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具有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为解决“北人南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引发的人地矛盾而出现的生产技术变革对南方社会(尤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带去的劳动力和北方旱地农业的耕作经验技术。但仍有部分学者对“北人南迁”带去的技术与经验对南方社会造成的影响程度提出了质疑。例如：汪篯认为“安史之乱”主要造成士大夫的南迁，大量农民并没有跟随南迁，而且江南经济发展是自身发展规律决定，与接受北方生产技术有关，与北人南迁没有太大关系。[9]180陈勇认为“安史之乱”使南方在人口上的优势加强，但这是南方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与“北人南迁”无直接联系，长江下游地区土著居民是本地区劳动者的绝对主力，他们的生产活动是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北人南迁”所带来的技术因要与南方特有的自然环境相适应，所以不宜评价过高。因此，陈勇对“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带去的劳动力与技术对南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程度提出质疑。[10]

总的来说，学界对解决因“北人南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地矛盾而出现的技术变革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将重新审视“北人南迁”引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技术变革及其影响等相关问题。

一、“安史之乱”引发的“北人南迁”

关于人口迁移问题的讨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分别为：西晋“永嘉之乱”导致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安史之乱”导致的第二次人口大迁徙，“靖康之难”导致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三次人口迁徙伴不仅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逐渐南迁且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范阳、卢龙二镇节度使安禄山伙同史思明采取了一场军事行动，史称“安史之乱”。旷日持久的战争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也导致大量人口流亡，“今连岁戎旅，天下凋敝，京师近甸，繁苦尤重……京畿户口减耗大半。”[11]323为躲避战乱，大量北方人口“不南驰吴越，便北走沙朔”[12]4366。

从“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移路线来看，北方人口迁移主要方向为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吴松弟认为：“安史之乱”导致人口大迁徙是一个长期性过程，经历“安史之乱”战争时期的迁徙、后期藩镇割据时期的迁徙、唐末战争时期的迁徙，最终在五代时期完成本次大迁徙。本次人口迁徙的一个特点就是持续时间较长，分布地区较广，迁入人口规模大，影响深远。具体而言，“安史之乱”所引发的一系列移民，主要分布在江南、江西、以及蜀中等地。[1]265,269而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北人南迁”的一个主要迁入地区，北方人口大量迁往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由于该地区相较于北方战乱发生频次少，遭受战争破坏程度较小，在饱受战争磨难的北方人心目中，此处不失为躲避战乱，安身立命的处所。[3]

蜀中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由于遭受战乱较少，且靠近建都之地的关中和人口密集区域的河南[1]330。因此，当中原地区遭受战争或自然灾害时，中原地区大量人口就会自发迁入蜀中。“广德二年(763年)，衣冠士庶，庶皮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12]3628大量中原地区人口进入蜀地，与蜀人杂居。在进入蜀地后，外来的中原人口在蜀地“辟田之汙葉三千余顷，复人之庸之二千余户，教之树艺，俾之生殖。”[12]5156“流庸自居者过七千家，田业开辟者踰五百顷”[12]7897，利用自身的耕作经验在当地开垦土地，发展生产。但蜀中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且随着中唐之前大量人口进入该地，致使资源承载力已达最大，因此，“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开始大量迁往长江中下游地区。

苏州地区成为“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的又一个主要迁入地，“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万余兹土，三编户之一。”[12]5273苏州当时有“户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三万二千六百五十。”[13]1058按“三编户之一”来推算，可知当时“北人南迁”进入苏州地区的人口数大约二十万左右。因此，苏州地区成为“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的一个主要迁入地。

除苏州外，江西也是“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的另一个重要迁入地。在“北人南迁”的133位移民中，其中有25人定居江西，占迁移总人口的19%左右，仅次于江南地区的35%。[1]291“安史之乱”后，中原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时代，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时期，成为“北人南迁”的一个高峰期。该时期大量北方人口迁入江西各个州县：卢振作在“安史之乱”后由北方迁入江州，在江州被“寻阳侨日推仁人焉，推智者焉”[12]3211，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在江州地区颇有名气。“御史中丞张公历刺缙、云、浔阳，用清白端正之治，诏书宠褒，赐以金紫，移莅於吉……凡事从宜处约，以躬率之，省费一倍……百姓扶老提稚，载歌而泣。”[12]7028,7029作为朝廷官员，张氏由北方迁入该地后，代表政府对当地民众进行管理，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河北望族崔氏也由北方举家南迁至江西地区，“内外相从,百有余口。长兄宰丰城,间岁遭罹不淑。仲姊寓吉郡,周年继以鞠凶。”[12]4190

上述迁移人群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他们在迁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对该地区的政治、文化产生影响。除官僚士大夫迁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大量农民及其他职业者也自发迁往该地区。“国家自幽、蓟兵兴，人无土著，士者农者，迁徙不常。”[12]7511农民及其他职业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田烧险谷，汲井凿高原”[12]3115，在该地区广泛发展生产。

“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的总趋势是由黄河流域迁往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一个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大量人口迁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使该地区的人口数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从唐后期到宋初，南方人口总数逐渐超过北方，中唐以后，无论从总人数，还是府州一级的人口密度来看，南方均占据优势。[14]296章开沅认为元和时期荆、襄二地人口密度已分别是天宝时期的3.56倍、2.37倍。”[2]19因此，“安史之乱”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人口分布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半数之上，在此之后，南方人口占全国半数之上。[1]354

总的来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虽然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带去丰富的劳动力和北方旱作农业的生产技术，但大量的人口聚集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原先可利用的土地资源遭受巨大压力，“人地矛盾”逐渐突出。在原先可利用土地资源总量有限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北人南迁”后，因“人地矛盾”而引发的生存危机等问题，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安史之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人地矛盾”带来的生产技术革新

“安史之乱”致使北方大量人口迁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导致该区域原先有限的土地总量无法有效解决更多的人口生存问题。因此，突出的“人地矛盾”迫使该地区必须以增加土地总量或提高粮食单位产量来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无论是增加土地总量，还是提高粮食单位产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水利技术和耕作技术的推广与使用，必然成为解决该地区人口“生存危机”的有效手段之一。

秦汉以及六朝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率先得到开发。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梯田系统配套“都江堰”水利系统，使“巴蜀经济区”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重要粮食产地和商品输出地。因此，“巴蜀经济区”成为“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的一个主要迁入地。相较于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开发时间较晚，在唐代之前虽有发展，但总体属于“粗放式”生产经营。自隋唐大运河修筑后，该区域的经济逐步发展，为中唐以后大规模开发奠定了基础，加上该地河网密集，不利于“安史”叛军骑兵南下劫掠。因此，成为“北人南迁”的一个重要迁入地。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中唐之前地广人稀，农业发展相对落后。该区域属于丘陵地带，因此，六朝时期，该地民众就利用陂塘灌溉的水利技术、配套犁耕锄耕方式、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手段来发展农业，但取得的成效不大。[14]132-143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大量北方人口涌入该地，为当地发展“精耕细作”农业带来丰富的劳动力和先进的耕作技术及经验。北方人口因长期发展旱作农业，对水利技术和旱地耕种技术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对水利技术和耕作技术的运用成为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发展的有利优势。

第一，人们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合理利用陂、塘、渠、堰及水门等水利系统，相继修建四十五项水利工程。[15]利用水利系统，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被开垦出一批土地。咸通九年(868年)八月，抚州因修建千金陂而改变该地农业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现象，从此“沿流三十馀里，灌注原田，新旧共百有馀顷。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尔后又不可胜纪其顷亩矣。”[12]8468元和八年(813年)，宣州修建大农陂，“驱江波六十里……辟荒梗数万亩。”[12]7140除利用水利灌溉技术扩大耕地面积外，当地民众还在湖泊、沼泽中进行“围田”，《全唐诗》中对民众“围湖造田”的记载较多：“来酌林中酒，去耕湖上田”[16]3640，“寒云晓散千峰雪……且卖湖田酿春酒”[16]6104，“霜岛树凋猿叫夜，湖田谷熟雁来时”[16]7969。

除“围湖造田”外，当地民众还进入山区开垦山地，以增加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柳宗元、王建、杜牧等人记载当时人们进入山区开垦土地的概况：“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16]3955“犬声扑扑寒溪烟，人家烧竹种山田。”[16]3385“十亩山田近石涵，村居风俗旧曾谙。”[16]6023

总之，“北人南迁”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利用水利灌溉技术以及“围湖造田”等技术，积极开垦荒地，通过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方式，来提高粮食及其他作物的总产量。利用水利技术增加可耕种土地总面积的方式，成为缓解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人口增加而面临“生存危机”的有效手段之一。

第二，提高作物的单位产量成为解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生存危机”的另一手段，耕作工具的革新成为提升作物单位产量的有效手段之一。当时南迁至长江流域的北方人口要想提高作物单位产值面临两大困难：一是战乱之后，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进行高投入的精耕细作生产，只能是粗放经营；二是他们在没有掌握南方的水稻生产技术之前，只能运用他们所娴熟的旱地耕作技术在该地区耕作，由于耕种技术与土地类型没有完全匹配，致使作物单位产量不高。因此，革新耕作工具，提升作物单位产量，成为南迁至该地区人们的另一任务。

人们将北方的旱地耕犁技术与南方土壤情况相结合发明了“曲辕犁”，“曲辕犁”成为提升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作物单位产量的有效工具之一。陆龟蒙在《耒耜经》对“曲辕犁”部件的名称、形制、结构和尺寸进行了详细记载，从《耒耜经》的记载可以看到，唐代曲辕犁与之前的直辕犁相比有几个明显的优点：(1)由于犁辕短而曲，从而操作可以自由收放；(2)增设犁桀，其两端系耕索可前后转动一定角度，田间地头耕作方便；(3)完备了调节耕作深浅的犁评装置，随时调节入地深浅；(4)犁镌变狭，犁壁加宽，犁壁竖于犁铧之上，不成连续曲面，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垡。它因适于土质粘重、田块较小的江南水田耕作得到推广，成为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田开发的有力工具。[5]320

“曲辕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使用，对提高该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曲辕犁”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耕作方式由间歇运动发展为持续运动、从浅耕走向深耕，使耕作速度加快、耕植深度加深、耕作质量提升、耕作区域扩展，从而使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率得到提高，尤其对扩大单一劳力耕作范围、增强土地保墒能力、保障作物根系发育、克服疏松黄壤、坚硬钙质褐土壤及江南黏性水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曲辕犁”对长江中下游经济区向西延伸、向北扩大、向南扩展，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的规模经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7]“曲辕犁”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稻麦复种制及其他多元耕作模式的有效手段之一，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技术保障。

总之，“曲辕犁”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种重要耕作工具，在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解决该地区民众“生存危机”的另一有效手段。因而，“曲辕犁”也成为唐代时期生产工具进步的标志。[18]

因此，为解决“北人南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人地矛盾而面临的“生存危机”，当地民众通过合理利用水利技术和革新耕种工具的方式，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作物产量，以缓解人们面临的“生存危机”，而以水利技术和耕作工具为代表的生产技术，成为解决人们“生存危机”的关键。生产技术的进步，不仅增加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粮食产量、优化了该地区的耕作制度、增加了该地区的社会财富，同时，它还成为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中唐以后发生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生产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分析

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尤其在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开始形成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为与本区稻作农业相适应，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物——小麦引入该地，让稻麦复种制成为长江中下游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1)李伯重认为，稻麦复种技术，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已在长江流域少数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制度，则大约形成于中唐时代，实行的地域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韩茂莉认为，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进程中，北方移民在参与所有农业活动的同时，还成为水稻插秧与稻麦复种两项技术的携带者与推广者，这两项技术结束了江南地区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并将土地利用率从50%提升至100%，又从100%提升至200%，从而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的奠定基础。而李根蟠则对李伯重提出的唐代时期长江流域已推行稻麦复种制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唐代江南尽管很可能已有稻麦复种，但说那时稻麦复种已获得推广，是缺乏充分根据的。李伯重：《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韩茂莉：《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李根蟠：《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因生产技术有效提高了该地区的粮食产量，当地民众利用生产技术带来的优势，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犄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19]而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能够快速发展，无疑得益于“北人南迁”后凭借生产技术革新带来的效率，在解决生存问题后，继而发展多种商品性经营，增强经济实力，为后来的“宋代商品经济革命”(宋代江南经济革命)(2)关于“宋代商品经济革命”(宋代江南经济革命)的研究，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认为在宋代各主要经济区中，“江南”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或是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有的分额来说，都居于首位，分别从生产力、水利组织、赋税问题、城市化、局部地区事例等方面，对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宏观观察，再利用宋代湖州和徽州，以及江西袁州、湖北汉阳军等地域发展的个案事例来充实自己的相关研究。通过以“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出宋代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不同于历史的任何时段、任何地域，呈现自己独有的特点。而李伯重则对“宋代江南农业革命”提出质疑，认为由于“选精法”与“集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普遍使用，致使我们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而“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说的提出则是采取的研究方法不同所产生的结果。(日本)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提供契机。但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人们凭借生产技术的优势，大肆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资源，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量湖泊、沼泽、森林因经济发展的需要遭到人为破坏，为后世江南地区多灾疫埋下了伏笔。

因而，为解决“北人南迁”后的人地矛盾问题而出现的生产技术变革，除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外，还间接成为引发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结构变革的因素之一。

第一，改变了国家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空间格局。在“安史之乱”前，国家的财政中心与政治军事中心呈现东西向的关系，国家财税主要依靠黄河流域；而政治集团人员选择则为关东与关西的文武配置；军事布防重心以关中——华北平原为中心，兼制四海的格局。[20]203“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由华北南下席卷中原地区，对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进行了摧毁性的打击，丧失基本生产生活物资的北方汉人，被迫南迁至秦岭——淮河及以南地区，重新开始生产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利用生产技术，开垦山地、“围湖造田”、发展“稻麦复种制”等，使该地区逐渐成为中唐之后的一个重要经济区，后世王朝立国，主要依靠长江中下游地区富足的财富来保证国家财政正常运转，正如杜牧所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12]7806。时至宋代，伴随国家经济重心转移的完成，国家政治空间结构也由中唐之前的东西关系转向为南北关系[20]203，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实力的增强，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关系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致使后世国家基层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主要围绕“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进行国家建构，但“安史之乱”的突然性、残酷性，致使大唐帝国原有的政治建构被彻底摧毁，尤其对依靠国家政权存在的北方士族打击甚大。缺失了中央政权保护的北方士族，在南迁后因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便逐渐走向解体。因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基层社会短时间内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为一批因善经营、耕作能力较强而拥有雄厚家财的“富民阶层”提供了机会，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多种农业生产，开展商品经济经营，积累社会财富，凭借商品经济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富民阶层”打破了该地区基层政治的“固化”，逐渐在该地区的基层治理中发挥自己的力量，成为影响后世国家社会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阶层。(3)“富民阶层”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林文勋在探寻唐宋社会变革时对社会财富力量崛起这一现象的发现，而商品经济成为“富民阶层”能够在唐宋时期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富民阶层”的崛起对唐宋以来的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研究的由来与旨归》，《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第三，引发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安史之乱”前，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试图建立一个以中国为核心，向西连接中亚、西亚的“中原——草原”的经济走廊。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加上随着唐王朝政治权威的衰退，其对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力迅速减弱，尤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逐渐崛起，使“陆上丝绸之路”向西发展的通道受到影响，导致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在中唐之后逐渐衰落。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北人南迁”后，由于生产技术变革带来了效率优势，当地民众在该地区适时调整产业模式，大力发展多种商品性经营，为“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埋下了伏笔。因此，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海洋世界的优越性日益显现，“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逐渐显现，“用位于中国两极的长安与广州的关系来比喻的话，这一变化意味着，连接‘陆上丝绸之路’的内陆城市长安的衰落，以及面向南海开放的东南部的兴盛；也意味着历史的天平开始急剧由大陆的西北部向东方以及东南部倾斜。”[21]269中国在中唐以后，开始建立起一个政治以“中原——草原”为核心，经济以“长江——海洋”为纽带的双向互动共同体。

因此，总的来说，“安史之乱”引发的“北人南迁”，致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人地矛盾”，为有效解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地矛盾”，南迁后的北方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力发展水利工程和改革耕作工具，以水利工程和耕作工具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变革，成为解决“北人南迁”生存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继而为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而新的经济发展又成为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社会变革的因素之一。

纵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脉络，人类社会每次大的社会变革多伴随着以生产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变革。从石器时代到农耕时代，再到工业化时代，之后再到信息化时代，生产技术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从经济史角度来看，科技发展史与经济发展史存在较多重合的方面，而推动科技革命的关键性因素正是生产技术变革。经济上行期的长度取决于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推动力能够维持多久，技术越具有革命的性质，推动经济上行的时间就越长；相反，经济下行衰退期的长度也取决于新的具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酝酿时间的长短。[22]2-3

四、结语

“安史之乱”引发的“北人南迁”致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人地矛盾”。为解决南迁后的人口生存问题，南迁后的民众结合当地环境与自身耕作经验，大力发展水利技术和改革耕作工具，而以水利技术和耕作工具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变革，成为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因素之一。当地民众凭借生产技术带来的效率优势，不仅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还大力发展多种商品性经营，为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而商品经济的流动性、逐利性、竞争性，成为影响该地区社会结构重组的因素之一，不但使国家政治空间方位发生转变、而且为“富民阶层”的崛起、“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继而为该地区在后世国家社会治理中发挥自身优势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