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团结，陈 曦

(陕西理工大学，陕西 汉中 723000)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散文或者说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引人注目，主要以余秋雨为代表。陕西作家王蓬亦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执着于文化散文的创作，先是将蜀道文化散文结集为《山河岁月(上下卷)》《王蓬文集·蜀道卷》《中国栈道》等出版，后又转向丝路文化散文创作，结集为《王蓬文集·丝路卷》《从长安到罗马：汉唐丝绸之路全程探行纪实(上下卷)》《从长安到拉萨：唐蕃古道全程探行纪实(上下卷)》等出版。两位作家都从事文化散文创作，加之余秋雨对王蓬还有一种影响关系，因此创作上不免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位作家在创作上的独特之处也是很明显的，最重要的，是余秋雨和王蓬各自代表了文化散文创作注重主观与注重客观两种不同的路向。

一

自1992年出版散文集《文化苦旅》以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创作引起读者普遍的关注，“在读书界刮起了一股阅读旋风”[1]3。不仅如此，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创作也影响了许多作家的散文创作，如陕西作家王蓬。这种影响，王蓬在写给文友朱鸿的信中已有所表示，在题为《秋雨如虹》(后改题为《对话余秋雨》)的文章里有更详细的描述。据王蓬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阅读到了余秋雨在《收获》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笔墨祭》《阳关雪》《都江堰》《白发苏州》《江南小镇》《道士塔》等作品，阅读这些作品，让他感觉“如同雨丝纷飞的沉闷天空突现一道彩虹，鲜丽清朗，爽人眼目，还包括心胸”[2]94。在文章中，王蓬对余秋雨的散文进行了贴切、中肯的评价：“他别出心裁，另辟蹊径，把触角伸向历史深处，伸向了中华五千年汹涌澎湃，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文化长河，仅是这气势磅礴的背景，便让人耳目一新，更何况，他力避学术的枯燥，材料的堆砌，尽量用今天流通的观点，今天鲜活的话语，去描述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故事，让人在轻松愉悦中了解一段历史的生发，感悟一段文明的传承，这岂是那些充斥报刊的风花雪月，轻歌浅唱，无病呻吟的所谓私人写作所能比肩。故而余秋雨作品走红，风行海内外，绝非偶然，那些质疑乃至诋毁的文章多与文学，与学术无关。千百万读者岂可轻易收买！”[2]94-95不仅如此，作为作家，他还虚心向余秋雨学习、借鉴，他坦承地说：“不必隐讳，我曾把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像拆解机器一般进行剖析，还有些心得。”[2]95

稍稍翻检两位作家的文化散文集，可以发现王蓬与余秋雨在创作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同时也就发现了两位作家创作的相异之处和个性化特点。如在取材上，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3]3他所写的敦煌莫高窟、阳关、都江堰、黄州赤壁、天柱山等，莫不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蓬创作的大量散文作品，如写蜀道的《山河岁月》，写丝路的《从长安到罗马》等，也大都取材于中国历史文化“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但不同于余秋雨关注地域的分散，王蓬专注于蜀道和丝路，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实地考察和文学书写。仅以两位作家都创作的丝路文化散文而言，余秋雨主要着眼于中国文化(文明)在古今历史演变中的命运，而王蓬更关注于中外文化交流或中原汉民族与西域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另外，在构思方式上，两位作家也有一致的地方。两位作家都经常以某些问题来结构自己的文章，如余秋雨的《阳关雪》提出的问题是：“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4]15《寂寞天柱山》中提出“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呢？”[4]104-105《苏东坡突围》则提出这样的问题：“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5]109-110这些问题既是文章整体结构的枢纽所在，也是最容易激起读者兴趣、引发读者思考的地方。王蓬的那些写蜀道、丝路的文化散文也经常设置一些问题并以此作为驭文运思的关键，如在《蜀道栈阁寻访记》中，作者先后提出多个问题：“何为蜀道？”“古人为什么要修筑这样的道路呢？”“古人是怎样穿越这些蛮荒峻险的大山，沟通中原与大西南呢？”“古代先民是怎样发现和开辟道路的呢？”[6]3-5在《陈仓古道说风云》的引言部分，主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陈仓今指何处？栈道又在哪里？当年牵扯到怎样的一段历史风云？”[6]161在《丝路遗风》中，作者也是多次发问：“如此尤物，轻绢一匹仅重半两，一峰骆驼将会驮运多少？将有多少惊人的利润？”“在瓜果成熟的季节，青年男女，则有‘浪园子’的习俗。吐鲁番葡萄，库尔勒雪梨，喀什桃，哈密瓜，今年谁家园子的瓜果最甜？收成最好呢？”“究竟是先有丝绸之路供丝绸，还是先有西域妇女由于喜爱而刺激了丝路的畅达，或是两者兼有，相辅相成，方使得丝绸之路得以越历千载，闻名中外？”[7]70-72问题意识的背后隐含着两位作家共同具有的学者化特征。余秋雨原来就是学者，不用多说。王蓬由小说转向散文创作，除多次对蜀道、丝路亲历考察外，还大量研读文献典籍，已逐渐成长为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化作家。两位作家虽然都经常围绕问题来构思和结撰全文，但余秋雨也许受其戏剧研究的影响，“他在《文化苦旅》中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散文创作中制造出惊险曲折、绚丽多姿的剧场效果”[8]24。这一点也在余秋雨和王蓬的交谈中得到证实。而王蓬却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发挥小说家的特长，除善于在枯燥的文史知识介绍中穿插叙述娓娓动听的故事外，写人状物时还很注重细节描写，如他对米仓道火红杜鹃的描绘(《米仓道杜鹃》)，对喀什卖陶老人微笑、安详、矜持神态的刻画(《老街购陶》)，等等。

二

王蓬与余秋雨在散文个性风格上最大的不同，应该在于他走的是一条侧重于作者游踪线索叙述和文史知识穿插介绍的客观化的文化散文创作之路，这与余秋雨那种注重作者情思抒发的主观化道路明显不同。

学者洪子诚在其《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余秋雨散文，说它“将文史知识与情思、历史踪迹追寻与现实问题思考，将人、历史、自然交融的构思、格局，在当代应该说独创一格”[9]326。这一评价正像洪子诚在其著作的页下注释中所指，是参考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的表述。余秋雨原文的表述是：“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3]3从余秋雨自己的表述看，他的文章可分为“人”(当然指作者余秋雨这一创作主体)、“历史”(指历史文化知识)、“自然”(指自然山水)三个要素、三个部分。洪子诚把它二分为“文史知识与情思、历史踪迹追寻与现实问题思考”，实际上是从主客观二分的角度考察的，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因为所谓“历史”“自然”，作为创作主体“人”的观照对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静止的、甚至是死的，只有在“人”的主观观照、激发下，才能焕发生机、赋有意义。如果结合余秋雨的散文文本来看，则可以发现他的散文更注重“人”的因素，即注重作者主观情思的抒发。他常常直抒胸臆，感情表达激越，议论独到深刻，从而使文章既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如《道士塔》中这一段文字：“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我好恨！”[4]7

在这里，作者的愤恨情感表现得那么强烈、鲜明，仅从特定的文字、标点就能直观感受一二。不仅仅是这一段，其实这种强烈的情感也贯穿了这篇文章前后文。作者不仅情感表达激越，而且也经常针对中国文化传统发表一些独特而深刻的看法，引起读者深深的思考。如《苏东坡突围》中对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原因的探究，文章在罗列了一些嫉恨、围攻苏东坡的品格低劣的文人后，认为这是“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5]116。“文化群小”对苏东坡的嫉恨、陷害，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摧残，不独宋代这样，它也是“超越时空”的。想想作者余秋雨经历过的十年“文革”，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等文化人的悲惨遭遇、不幸人生，岂不也是由许多“文化群小”一手造成？余秋雨应该耳闻目睹或者亲身体会过。因此，“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这一表述，其实是包含了作者深切的人生体验的一种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独特看法。当然，余秋雨在探究苏东坡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还特别指出中国社会机制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深刻的看法，引人深思。

洪子诚结合余秋雨散文文本评述道：“《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中的文章，大都以游记的方式进行文化思考。在对某一名胜古迹的观感的同时，也叙述相关的文化历史掌故，并引发出对于历史文化的思索，在历史时间的回溯中，让山水和文化踪迹，负载诸多沉重的现代问题，包括时代的兴衰浮沉，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等等。”[9]326在洪子诚的论述中，“名胜古迹”“文化历史掌故”或者“山水和文化踪迹”，只起到触媒和载体的作用，它们所负载的作者的“观感”“思索”和“问题”显然更为重要。因此，余秋雨散文虽然借用了游记的框架，但却以作者主观情思的表达取胜，这使他的文体更像一种思想随笔或抒情散文。

相比余秋雨，王蓬的文化散文也采用了游记的方式，但它似乎更注重对作者游踪的叙述，注重对所游览的山水名胜景观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知识或人物故事的描述。如果说余秋雨散文常常引起读者沉重的文化思考的话，那么王蓬的散文往往带给读者轻松愉悦的求知兴趣。如他写丝路上的名山祁连山的几篇文章即是如此。《沧桑祁连山》叙述自己离开兰州西行，翻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一路饱览了祁连山作为河西屏障长达千余公里的大致风貌，其中对翻越的乌鞘岭的高度、与祁连山夹河西走廊南北相对的龙首山、焉支山的历史景色，祁连山的雪水、通道及其重要位置等，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另外还穿插叙述了霍去病、卫青征讨匈奴的历史掌故和历史遗迹，饶有趣味地叙述了隋炀帝御驾亲征吐谷浑的历史故事，整篇文章在让读者领略西域美景的同时，也收获了丰富的历史知识。《穿越祁连山》对祁连山反复无常的气候，及雄浑、壮阔、美丽的景色的描述，《祁连话鹿》对祁连山腹地裕固族人家驯养野鹿办法的描写，《祁连放牧》对延绵千里、辽阔雄浑、如诗如画的祁连山牧场，崇尚武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及其与中原王朝的战争的描述，也都很详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王蓬散文的主要内容来看，他显然更侧重于游历中的山水自然景观的描绘与历史文化知识的介绍。他能够把多彩的自然景观描绘得鲜活生动，把沉睡在故纸堆里的历史人物故事结合故事发生的地点叙述得饶有趣味，这得力于他早期小说创作的艺术训练，正是他的散文的独特之处和魅力所在。

当然，我们说王蓬侧重于客观的自然景物与历史知识的描述，却并未否定他也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思，这正像余秋雨虽然侧重于主观情思的抒发，却并没有舍弃对文史知识和山水游踪的描述一样。余秋雨散文对客观的文史知识和山水名胜景观的描写，上文所引洪子诚的论述已经点明，这里不再赘述。而王蓬对其主观情思的抒发却需要略作补充。王蓬在其写蜀道和丝路的文化散文中，常常抒发一种对历史沧桑的感悟或对祖国山水的惊喜、自豪之情。有时，也能够发表虽“流通”却平和、宽容、大度的观点或看法。如《敦煌百年》一文，像余秋雨的《道士塔》《莫高窟》等作品一样是写敦煌莫高窟的，作者也写到了出卖敦煌藏经洞文物的王道士，但对他的态度除了“痛心疾首地谴责”，还有理解性的同情、宽容。作者从敦煌学者们兼容云水的襟怀，联想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他写道：“事实上，没有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唐代的诗歌、音乐、绘画、舞蹈就不可能达到经典性的完美，盛唐文明就无从谈起。而敦煌壁画最有价值的便是真切地反映了对外来文化开放、兼容、演变、吸收然后自己再壮大的过程！”[7]490这当然是既有历史经验教训又有当今时代切身体验的不刊之论。

三

王蓬的重客观与余秋雨的重主观，代表了文化散文创作两种不同的路向，且分别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可并行存世，不必有所偏废。

从散文艺术传统来看，本来就有主客观各有侧重的散文创作。王蓬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也可称作文化游记，看作是游记文体的变体。有学者指出：“《永州八记》着重在刻划山水特征，《岳阳楼记》着重在分类描摹，对景物都是用力写的。欧阳修的山水记却不是用力写景物，而侧重在抒情，侧重在情韵方面，给山水记另开一个境界。”[10]112可见，古代早就有侧重客观的景物描写与侧重主观的抒情和情韵两种不同的游记作品。学者喻大翔论及中国游记的基本形态时，认为“以游为口(契机、借口)，以论为实(主要目的)”和“设身处地(人在自然对象之中或自然在人的亲历之中)，天人合一”，这两种形态是中国游记的主流[11]348。他把“以游为口，以论为实”的游记最早追溯至孔子、庄子和屈原的游记文本，后来又有王安石、苏轼等作家接续，“20世纪的中后期，则因金耀基、董桥、余秋雨、饶宗颐、刘再复、赵鑫珊、李元洛等人大放异彩”[11]353。这种侧重议论、说理的游记，正是本文所说的侧重主观的文化游记或文化散文。喻大翔把天人合一作为游记追求的最高境界，但在我们看来，他所说的“设身处地，天人合一”的游记，更可能的是一种侧重于客观的游踪、山水景观及其历史文化知识的游记。

喻大翔在论及文化游记的两种基本结构类型时，其实已经与上述游记的两种基本形态照应起来了，他说：“一为心随时空游。创作主体(也是旅游主体，即心间)进入特定的时(间)空(间)后，被时空秩序(即所游之地的自在结构)所控制，且以记叙时空中的自然与文化现象(多半是文化具象)为主，可称为时空并进结构”[11]378；“一为时空随心游。让时空进入创作主体(也是旅游主体)心间，文本在一个系统或宏大的文化生命理想下，以意阵或主题统摄山水、人事、文史等，甚至将山水人文化、哲学化、文化化。总之，游记以理性和议论为主，让心间主宰、控制一切，这样书写的游记结构，可称为意化时空结构(称时空意化结构亦可)”[11]381。学者游记的两种结构类型，喻大翔分别举出谢国桢的《彩叠山》和余秋雨的《地球的裂缝》为主要例子加以分析说明。不仅仅是《地球的裂缝》，余秋雨的其他散文作品，其实也大都具有“以理性和议论为主，让心间主宰、控制一切”的结构特点。余秋雨曾说：“文化游记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把作者自己的文化人格与山水互相厮磨。‘人气’不重的游记，罗列文化知识再多，也很难出色。”[12]275余秋雨显然是重“人气”的，即在散文创作中注重作者自己的文化人格的参与，文化思考的表达，以及一般情思的抒发。与余秋雨散文不同而与谢国桢作品类似，王蓬的文化游记散文也是“以记叙时空中的自然与文化现象(多半是文化具象)为主”。王蓬曾谈及他编排、创作丝路散文的目的是：“尽可能勾勒出丝路风貌、风物风情、历史事件与人物剪影；尽可能表达出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种种感受与心路历程。试图让人看出从长安到罗马这个巨大空间中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7]3-4这里王蓬虽然也谈到了他的“种种感受和心路历程”，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对旅途中的山水风物与历史事迹的描述。这从王蓬众多作品中也可看到这样鲜明的艺术倾向。

侧重于客观与侧重于主观，这既是读者阅读王蓬和余秋雨文化散文时的一般性审美感受，也是两位作家文化散文创作的一般性艺术特点。之所以说“一般性”的感受或特点，因为具体到某些文本，可能会出现极端的状况。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感情表达过于强烈、夸张，以致有人说他“滥情”或“煽情”。他的一些文化见解，也被批评为“偏见”。如在《笔墨祭》中他对毛笔文化特征和传统文人人格的论述，学者王兆胜就认为：“这样理解毛笔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西方观念的产物，它只讲对了一面；另一面，毛笔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柔性美的哲学，对于艺术与人生的价值却被作者忽略甚至删除了。”[13]12王蓬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的许多文化散文充满了历史文化知识或山水风物的描写，恰恰缺少强烈的作家主体情思的灌注，因此，读者往往只能收获见闻和知识，而不能获得思想的启迪与情感的震动。王蓬曾在《我与蜀道》一文中谈及他的《中国蜀道》一书中文章篇目的“编排”，是“以利于读者阅读和实地旅游”[14]5为目的。也许正是抱了这样的目的，王蓬的一些蜀道文化散文写得像旅游指南、旅游手册中的文字，过于客观冷静而缺乏生命的热度。他的许多丝路文化散文，因为书写对象不像从小就身处其间的蜀道那么熟稔，所以就更是只见知识性而不见情感性、思想性了。

侧重于客观与侧重于主观，走的是散文创作不同的路子，当然也会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读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读者在领略神州大地山川美景和古代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更容易被作者强烈的情感与深挚的文化思考所打动。读王蓬的蜀道散文或丝路散文，读者也能感受到作者情感的热度、识见的超拔，但更为作者笔下山河的壮美、异域的风情与历史人物的魅力所吸引。一个以主观情思抒发取胜，一个擅长描绘山水风景和讲述历史故事。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价值，满足了读者不同的审美需求。即使是那些走向艺术极端的作品，也能够使读者获得某种审美满足。读者不同的审美需要，正是不同倾向的文化散文创作之所以都能存在的根本原因。

当然，文化散文创作最好能做到主客观完美交融、情景完美交融。实际上，两位作家也创作有不少主客观交融、情景交融比较完美的文化散文作品，如余秋雨收入《文化苦旅》中的一些作品，王蓬写蜀道的许多作品。台湾作家余光中曾谈及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与知性，他说所谓“感性”，“就是敏锐的感官经验”，说一篇文章“感性十足”，“是指它在写景叙事上强调感官经验，务求读者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如历其事”[15]21；所谓“知性”，“可以析为两端，一是知识，一是思考。有知识而无见解，只是一堆死资料。思想得多而知识不够，又沦于空想。游记的知性也有两端，一端是所游名胜的地理沿革、文物兴替，另一端则是游后的感想，常从个别的事例归结到普遍的道理，也就是以殊相来印证共相”[15]35。他说：“最上乘的游记该是写景、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知性化在感性里面，不使感性沦于‘软性’”。[15]44-45余光中所说的山水游记的感性与知性，与本文所说的主客观略有不同，但亦有重合与相通之处。如他所说的散文“知性”中的知识，就正属于客观之物，人皆可习而得之，而散文“知性”中的思考或见解，则属于创作主体的主观之列，必将打上作家个性化的烙印；他强调知识与见解的融合，也正是一种主客观的交融。他所说的散文“感性”，仔细体味，其实也暗含着客观化的景物、事迹与主观性的情感、经验的统一。因此，参考余光中先生的观点，我们也认为，文化散文创作主客观可以有所侧重，但优秀的作品总是达到了主客观的完美融合。对于王蓬和余秋雨两位作家，我们当然期望他们能够创作更多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