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玉芹

(盐城师范学院 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盐城，古称“盐渎”。至迟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已置盐渎县(1)据《史记》和《汉书》，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三城”。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按《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末年淮河以东各郡辖县的数量，排除公元前201年以后新设的县级政区，基本确定封给刘贾的53个县已经包括盐渎县。也就是说，至迟这一年，已经设置了盐渎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沿用《光绪盐城县志》的说法，认为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置临淮郡，辖县二十九，盐渎、射阳为其中二县，“射阳为今盐城西境，盐渎为今盐城本境，是为立县之始”。参见刘崇照修，陈玉树、龙继栋纂：《光绪盐城县志》卷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8-29页。于今盐城市域，“以其地产盐，复有运盐之水道，故名，盐渎县隶属约同时所置的东阳郡”[1]486。其后多有兴废，至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更盐渎县名为盐城县”[1]487，始有“盐城”之名(2)《光绪盐城县志》记载：“安帝更盐渎名为盐城。义熙七年，置山阳郡，郡治山阳县，山阳县系射阳境内地名。”(刘崇照修，陈玉树、龙继栋纂《光绪盐城县志》卷一《舆地志上·建置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9页。)关于“盐城”之名的由来，通用“义熙七年”之说，虽可能性较大，但存在逻辑缺环，笔者认为并不准确。《宋书·志第二十五·州郡一》记载：“盐城令，旧曰盐渎，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二年复立。晋安帝更名。”正史也未见明确记载盐渎改名盐城的时间。本文采用《江苏建置志》的研究成果，“安帝义熙九年(413)，晋廷分广陵公国地置山阳郡，并更盐渎县名为盐城县，以县隶属该郡，山阳郡时属徐州”。。又因明朝永乐、万历年间所筑盐城城池，“城形椭长，东阔西狭长如瓢”[2]37，所以盐城又称“瓢城”。盐城的行政建置屡有变化，辖区范围大小不定，本文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主要是现在的盐城市域范围，即一市(东台市)三区(盐都区、亭湖区、大丰区)五县(射阳县、建湖县、阜宁县、滨海县、响水县)。

一、盐城文化的发展脉络

盐城文化是海洋文明、淮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数千年融合的结果。盐城先民依海生存，煮海熬波，奠定了“两淮盐税甲天下”的雄厚根基，成就了经济社会诸方面的繁华，创造了地域特征显著的海盐文化；来自天南地北的大批移民带来的吴楚文化、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发展，造就了盐城文化南北并收、兼融并包的文化特质；海潮倒灌，水灾频繁铸就了盐城人民在苦难中奋力抗争、开拓进取的文化性格。

(一)先秦：盐城文化孕育期

由于海侵的影响，先秦时期境域文化时断时续，并非一脉相承。根据考古发掘开庄、东园、蒋庄、陆庄遗址的文物可以推断，盐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以良渚文化为主，兼有大汶口文化和地方海洋文化特点[3]。从阜宁东园遗址出土的带有刻划纹图案的小口壶可以看出，这件造型具有崧泽文化风格、纹饰具有大汶口文化风格的陶壶上刻划的是太阳、海洋图案[4]，由此表明盐城先民期盼通过崇拜或祭祀身边常见的太阳和海洋，祈求丰产。遗憾的是，频繁的海侵与自然环境的变化，阻断了地域文明持续发展的可能。自商代至战国晚期，盐城境域主要是中原文化的辐射范围。战国时期，吴、越、楚曾相继统治本地“淮夷故地”，其中楚文化对本地影响最大，成为盐城文化的源头[5]。

(二)秦汉至南北朝：盐城文化初步形成期

“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6]102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居民，开始向本地迁徙。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瓠子决口，“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7]1437，这些北方迁来的民众，既是新加入本地的开发者，也是较早将中原文化传统引入本地的文化传播者。这些陆续到来的北方民众，导致本地的文化风气由之前的“楚头吴尾”转而走向与中原文化趋同。作为地域文化最明显表征之一的语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前本地吴楚参杂的“南方通语”受到了来自北方的京洛语言的冲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吴音楚韵开始逐渐退居本地语言底层，北方方言则相应地取得优势地位，盐城地区后来长期流行至今的江淮官话就此奠定基础。

这一时期，本地文化在外来人口反复迁入与离散的过程中接受多元文化熏陶，形成了自身文化发展的独特基调：制盐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与移民来源的丰富复杂，使得本地文化模式与传统安土重迁的小农经济文化有着较大差异与不同；本地独特的海盐文化开始兴起，但主要体现为物质文化，其时“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7]1429。围绕海盐生产开展的煎煮生产方式对本地居民注重团结合作、守望相助的文化心态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隋唐至宋元：盐城文化发展期

唐至元代，盐城是全国主要的海盐生产中心。唐时全国有四场十监，盐城境内则设海陵、盐城二监，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海陵监(治所在今东台市)岁煮盐六十万石”，“盐城监岁煮盐四十五万石”[8]，两者相加超过百万石，淮河及里下河区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盐廪”，盐城县跃为“剧邑”“国之上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民人大量南下避难，“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9]。宋代，盐业和堰内农业都非常发达，经济的繁荣，吸引了众多士人落户江淮，其中不少“代为宦族”的北方士人到本地为官。1994年，盐城建军中路原市政府大院地下2.5米处考古发现唐代院落生活遗址以及上下单砖、平铺错缝相叠砌成的水井16处[10]。由此可见，随着盐城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民居建筑，已达到较高水平，居民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民间艺术如“百戏”“杂技”“麒麟舞”开始在本地形成并流行。

这一时期，境内文化由生产性物质文化开始向精神层面的人文文化转变。北宋时期的重臣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到东台西溪出任盐仓监官，管理盐业。他们留下了《咏西溪牡丹》《西溪解嘲》《至西溪赋诗》等描写西溪风土人情的诗歌，特别是范仲淹的“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11]62，抒发了诗人不甘现状、胸怀理想的济世忧国情怀。范仲淹在唐代常丰堰基础上筑成捍海堰，东御潮卤，西蓄淡水，使得盐业、农业两得其利，后人为纪念他，将该捍海堰称为“范公堤”，并修建范公祠供世人景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饱含了范仲淹在盐城为官的实践总结，成为本地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参照。榜眼诗人孙一致作《后乐亭诗》，鼓励自己要“永怀范公忧，此念足歌舞”，爱国学人陈玉树感于范仲淹在盐城的功绩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取其正堂名为“后乐堂”[12]2。南宋以后，本地官私教育获得发展，一代名相陆秀夫在盐城县首所学宫(县学)通过县试，进而于宝祐四年(1256)与文天祥同登进士榜。“宋灭无降帝，陆沉有秀夫”，陆秀夫一心护国，负帝蹈海，赤胆孤忠，盐城历任知县“仰其尽臣职”[13]373-376，修缮陆公祠、仰止堂供乡人祭拜，陆秀夫取义成仁的民族气节，成为盐城人民宝贵的人文遗产。

(四)明清：盐城文化繁盛期

这一时期，人口稠密，交通发达，商业兴旺，市井繁华，“盐城素称沃土，其民亦颇蕃庶”[13]120。明初“洪武赶散”，本地迁来了一批富户、无田雇农、无业游民，他们中一部分人被充实到制盐业，盐业开发劳动力有了保证，加之盐法改革，两淮盐产量持续增加。串场河经数次浚河修堤，全线通航，纵贯盐城南北十三个盐场，连接泰州、扬州，成为盐城走向通都大邑的黄金水道。串场河沿线盐场司署、盐仓治所形成众多集镇，其中阜宁、东台脱颖而出，独立设县。盐阜地区的稻麦菽粟、海盐海产，江南的绸缎、呢绒、布匹，山东的豆油，贵州、湖南、江西的杉木、桐油以及南北杂货等，纷纷聚集盐城转运南北。“宏、正间，民尚殷庶，敦庞俭质，有从先进之风。”[2]54

经济的繁华，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明清两代盐城出身科举为国效力的人才逐渐增多，据光绪《盐城县志》、嘉庆《东台县志》、民国《阜宁县新志》的科贡统计，宋代时，整个盐城县仅有进士2人，举人1人，东台告缺，阜宁告缺；明时盐城县的进士、举人、贡生人次分别为10人、26人和159人，东台分别为25人、23人和43人，阜宁分别是1人、7人和18人；清时，盐城的进士、举人、贡生人次分别为18人、108人和175人，东台分别为17人、46人和143人，阜宁分别11人、85人、122人[14]111，“五朝元老”的进士高谷，直言进谏的举人薛鼎臣，思想开明的进士裴荫森等成为国之重臣。

这一时期，盐城文化氛围浓郁，学术影响流布城乡，特别是以大海、盐民、水灾为表征的文学、哲学、艺术广泛流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诗人、书法家、水利学家。小说家施耐庵，隐居白驹场，以盐民起义为素材，写出巨著《水浒传》；哲学家王艮，出生盐民家庭，创立了泰州学派，有《王心斋先生集》传世；盐民诗人吴嘉纪，时贤称其“冠于布衣诗人之首”，留下现实主义诗歌1 400多首；书法家宋曹，义不事清，隐居乡间，留下书学指南《书法约言》；水利学家冯道立，有“大禹之风”，创作《淮扬治水论》《淮扬水利图说》等名著遗泽后人。此外，明清之际流寓盐城的文人(以徽州文人为主)和本地文人交游酬唱，留下了一首首咏唱盐城的诗歌，推动了本地文化发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间艺术日益繁荣，用于谋生娱乐的杂耍、小曲，多年衍化渐成气候，逐步孕育出沿海和里下河地区盛行的杂技、淮剧、民歌、民间曲调、民间舞蹈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样式经过婚丧嫁娶、庙会节庆的长期演练，与其它剧种交流融通，其艺术内容与形式亦渐趋独立与完备。

(五)晚清民国：盐城文化转型期

清末，淮南盐场盐业经济衰弱。随着黄河北归后自然条件的变化，境内盐区因海势东迁，旧时的亭场灶地距海日远，卤气日淡，海盐产量日趋减少；而且境内制盐多用草煎，草价日昂，成本增加，制盐获利甚少。于是，不少灶民选择弃灶私垦，嘉庆《东台县志》记载了东台场东一百五十里至沿海小龙港，原有灶地陷于荒废，人民私垦者日多的情况。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兴、伍佑二场首先放垦。20世纪初，南通民族资本家张謇力主“废灶兴垦”，苏北沿海先后成立70多家盐垦公司，其中在盐城境内有63家，占总数的81.8%[15]。伴随沿海地区各盐垦公司的创建，通、海一带移民向盐城、射阳、阜宁一带北迁，改变了近代以来苏北人一味流向江南的常态，“江南各埠，海通以来，竞事逐末。其乡村下县，经洪杨乱后，户口未复，力食者稀。由是邑人往南者如水趋壑。秋禾既登，提挈而往沪、锡、嘉、善，人逾数万，苏、湖、常、润，并盈千百。男子引车操舟，行傭转贩；女子缫丝纺棉，补绽浣洗”[16]411。兴垦期间，近20万通州、海门移民，举家迁入今东台、大丰、射阳、盐城等地沿海垦区。通海移民不仅给当地补充了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土地改良的方法、种植棉化的技术、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生活习俗，废灶兴垦使沿海地区的海盐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农垦文化在盐城兴起。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盐城大地逐步汇入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洪流中，革命文化在盐城逐渐兴起。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盐城一度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指挥中心。新四军凭借其坚定的抗日主张和坚持敌后抗日的方针吸引了大批文化青年加入抗日队伍，“海内爱国之士，具有抗敌观念，愿缔翰墨缘者，莫不竭诚欢迎，以求精神之集合，以求学术之发扬。藉可歌可泣之诗文，鼓如虎如罴之勇气，裨益抗敌，裨益建国，良非浅鲜”[17]。“文化村”的建立，湖海艺文社的创办，《新文化》《新知识》等杂志的发行，现代淮剧的革命化，盐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与实践，从整体上促进了区域社会文明的转向。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理念与革命文化成为盐阜地区的文化主流。

二、盐城文化的基本特征

通过梳理历史长河中盐城文化演变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特色鲜明的海盐文化、水利文化、新四军文化的生成流变过程，盐城文化特征也逐渐凸显。

(一)凸显平民化特征

无论是海盐文化、水利文化，还是文学艺术、宗教与民俗，盐城文化主要凸显的是社会底层平民的生产生活情状。沧海桑田，海陆变迁，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广袤的海滨滩涂，丰茂的芦苇草荡，为海盐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以盐城为中心的江淮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在长期的盐业和农业生产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先民们利用盘铁、锅等生产工具，积累了丰富的淋卤和煎晒生产技术，创造了巨大的海盐利税；开凿和疏浚了河道港湾，修建了水利工程和海边堤坝，学会了先进的去卤治碱的农垦技术，这些都是社会底层的平民创造的“面对自然的困境与限制时，为克服自然这个敌人”[18]的物质文化(3)张岱年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指出，文化包括四种结构形态，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或物态文化)指面对自然的困境与限制时，为克服自然这个敌人所创造的第一类文化，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度文化指人为了与他人和谐相处，维持社群的生活，而创造了第二类文化，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所构成；行为文化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多以民风民俗的形态出现，它们是人类所创造的第三类文化；精神文化指为了克服人类自身在感情或心理及认知上的种种困难与挫折、忧虑与不安，而创造的第四类文化，它包括了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绘画)、宗教信仰，尤其是从中折射出来的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等等。。此外，施耐庵的《水浒传》以盐民张士诚起义为故事情节，其英雄豪杰多为普通平民；王艮创立泰州学派，其“百姓日用即道”体现的是平民哲学思想；吴嘉纪1 400多首的诗歌描述的多是平民的生产生活；新四军文化表现的多是劳苦大众的抗争文学和艺术；宗教民俗折射的多是社会底层民众的美好愿望……盐城文化多是平民生产生活的朴素表达。

(二)蕴涵不畏苦难、敢于拼搏、爱乡报国的文化性格

宋代以前的盐城曾经有过冠誉全国的辉煌，“在昔濒湖之民，疏渠引流，中艺稻麦，曰溪田，号沃壤”[16]397，然而宋代以降，黄河全溜夺淮后，泥沙淤积，地处淮河下游的盐城，水患肆虐，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尤其是明清实行的通运保漕政策，一旦洪水泛滥，绝大部分西水途经下河地区入海，盐城作为排泄尾闾，受灾更甚于其他地区，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都未能根本性消除，人民处于无尽的苦难中，“旱无以蓄水则赤地枯槁，涝无以泄水则化田为湖”[2]62。人民不仅生产生活环境恶劣，而且深受盐商和地主剥削，再及土匪骚扰，战争蹂躏，人民饱受灾难之苦，因此境内古代文学作品大多以盐民、水灾、旱灾、潮灾为题材，如吴嘉纪的《绝句》《临场歌》《风潮行》《海潮叹》《朝雨下》《堤决诗》，沈耽开的《海潮行》《洪水行》，流寓盐城的安徽歙县人程岫的《江村诗》、安徽休宁人戴胜征的《河涨诗》，等等。此外，淮剧的悲情吟唱，杂技的艺术展现，均来源并映照了境内人民的苦难生活。

然而境内人民从来没有在苦难中沉沦，面对天灾人祸，他们不懈抗争，协力拼搏，爱乡报国。煮海为盐时，他们聚团共煎，通力协作；宋元对峙时，陆秀夫负帝入海，成仁取义；元末张士诚起义，威震江浙大地；近代中日甲午战争，盐城近海民间驳船给烟台清军以大量援助[19]；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领导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等等，所有这些事迹无不与这里的人民百折不挠、敢冒风险、敢于抗争、爱乡报国、力图改变命运的精神文化息息相通。

(三)兼融南北又独树一帜，浸染浓郁的红色基因

出自不同文化地带的移民不断四方来赴，其原生文化环境中养成的文化基因不断注入本地文化系统，使得本地文化形态始终呈现南北文化兼容并包的多样性特征，以方言论，“持续的移民潮，使江淮地区的居民构成和方言归属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江淮地区原为吴楚方言，随着中原方言的逐渐南下，而向中原官话的方向演变，并最后发展成为介于北方的中原官话和南方的吴徽赣方言两者之间，却又都不完全相同的江淮官话”[20]290-291。盐城方言既有南腔亦含北调。在性格特点上，盐城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也有南方人的温婉，内心深处则埋藏着不服输的悍劲。在风俗习惯上，盐民、渔民、农民风俗各异，“本场人”“海门人”“西乡人”“东海人”和谐共处。在多样的历史文化风貌中，新四军红色文化以其先进的文化政治理念独树一帜，发展成为盐城地区的文化主流。

当然，盐城文化中亦有消极和落后的一面。五方杂处的移民文化的熏陶，一方面使人兼容而不排外；另一方面，也使人精于权衡，工于心计。对此，唐代日本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道：“淮南道扬、楚州县人心奸恶，太难把捉。”[21]188-191《盐城县志》亦有记载部分盐城人争勇好斗，“睚眦逞忿，负气健讼”[2]53，“服饰饮食追逐时尚，主客宴会不守晷刻，张灯劝爵流连昏夜，往来庆吊礼数尤繁”[16]397等讲排场、爱面子、不守时的陋俗。

三、盐城文化的形成原因

区域文化的产生和形成，主要受自然和人文两大因素的影响。盐城文化的形成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人口构成、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文化教育等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濒河临海的地理位置是盐城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

“盐渎还堪问，萧萧风苇间。绕城惟见水，临海故无山”[13]458，宋代以前的盐城，东临浩瀚的海洋，境域平畴沃野，河渠纵横，河海融汇，物产丰茂，“江淮濒河临海，民间生计，大都以水为利，鱼盐之饶富，田亩之灌溉，商运之往来，皆资于水”[16]397。然而，南宋以后，黄河夺淮，灾害频繁，为了生存，盐城人民必须开发大海与盐土，疏浚河流，修建闸坝，必须极大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历史上的盐城，既有为了抗击海潮而建设的举世闻名的范公堤，也有为了抵御水旱灾伤而修筑的大量河渠、闸坝与圩岸；既留下了诸如《淮扬治水论》《淮扬水利图说》等水利名著，也在抗灾、防灾的过程中留下了留心水利、关心民生的范仲淹、张纶、孔尚任、冯道立、宋乃德等治水名人的光辉业绩。正是在与恶劣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斗争的岁月里，盐城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领悟到，无论天灾与战争多么严酷，社会终将向前，生活都要继续。无论是原住民或是外来人，为了当下和未来都必须团结一心，抱团奋斗，开拓进取，才能生存。这些心理认同、价值观念和精神指向经过代际传递和互相渗透，凝聚成盐城人民独特的精神文化特质，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水利文化、海盐文化和新四军红色文化。

(二)南北汇聚的移民是盐城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文化体系具有两种基本的运行趋向，文化在纵向上具有自身的积累与传递机制，在横向上具有自身的传播与渗透机制。盐城人口频繁变迁，居民聚而复散、居流无常的特点使本地难以出现压倒性的彻底占据上风的文化类型，其文化品位的提升主要靠外来先进文化的输入和渗透。地处南北交汇，各种文化相互冲突激荡。历史上境内居民，四方杂糅，身份复杂：有为朝廷所迫迁入的盐丁灶户，有为逃避战乱而迁入的文人墨客，有为生计驱动迁入的游民，甚至有因犯罪被流放至此的囚徒，人口流动幅度大、范围广，文化风气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内在的矛盾性、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特征。楚风盛行、吴音遗韵、“俗参吴楚”、衣冠南渡，遗民留居，移民定居，致使本地文化呈现多元融合、兼容并包而又独树一帜的特征。

(三)尚智崇文的进取精神是盐城文化发展传承的主要途径

文化教育是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盐城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县学和书院的兴起与发展。盐城立县以后，历任知县都重视兴办县学，培养科举人才。境内最早的书院形成于北宋初期，时任北宋盐仓监的晏殊在东台西溪创办了西溪书院，它比泰州知州陈垓创建的安定书院早220年，为江苏古老的书院之一。在西溪书院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晏殊书院，是当时里下河地区最大的书院之一。至明、清时期，境内东台的书院文化得到推广普及，先后在东台古县域范围内产生大大小小书院十余所，如泰东书院、景范书院、三贤书院等。盐城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始建正学书院，从明万历到清光绪年间，盐城还创建了建西、景忠、表海、崇文、筑川、尚志等书院；阜宁县境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始建观澜书院，后续建紫阳书院、观海书院等[22]11。书院多为时任知县或海防同知或盐场大使创办，经费或由官员捐廉，或为绅民捐田，或专设学田，有明显的门第与宗族色彩。由此可见，盐城境域书院教育和全国相比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地方名士授徒办学，其最著名者为东台王艮创建东淘精舍，普通平民得以兴学苦读，“自王心斋先生崛起，安丰至今百余年来，倡明理学者，相继接踵”[11]619；教育教化为盐城先民接受儒家思想，涵养地方文化，传承文脉提供了重要途径。近代以后，科举废除，新式学校兴起，“温饱之家，率令子弟向学，在昔科举未废，应童试者逾数千，近岁旅外学生亦盈千百，轶于旁县农夫工匠，略能识字，荒居穷舍，多有蒙塾”[16]397。通过兴学苦读，盐城近代以来出现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名人，如学者陈玉树、教育家陈中凡、历史学家沈云龙、报业家戈公振、政论家胡乔木、外交家乔冠华等。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南接吴越，北联楚汉，面朝大海的区位特点，古代历史的辉煌灿烂与近代革命的洪波巨澜，决定了盐城人民必须以“铁军精神”为引领，继续发扬尚智崇文、开拓进取的人文精神，以更加开阔的文化胸襟，更加高远的文化视角，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再创新，在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再创造，提升盐城文化的品位，增强盐城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