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略昌

毛利人(the Maori)是南太平洋岛国新西兰的原住民，是新西兰少数族裔当中十分特殊的一个分支。不同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致使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分别沦为本国普通的少数民族，如今新西兰奉行双元文化主义(biculturalism)的官方政策，因此毛利文化在新西兰的地位远非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化在各自国家的地位所能相比。虽然只是较为晚近才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但自1950年代中期起步，毛利英语文学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涌现出了威蒂·依希马埃拉(Witi Ihimaera)、帕特里夏·格雷斯(Patricia Grace)、凯里·休姆(Keri Hulme)等一批优秀作家，他们在新西兰国内和国外屡屡获奖，其中休姆1985年被授予布克奖，这也是新西兰首次荣膺这一著名的国际文学奖项。

毛利英语文学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被译介到了欧洲，此后海外出版、翻译和研究蔚为大观，如今毛利英语文学阅读和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我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本应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①和“融通各种资源”②，不过“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英语文学在中国向来是等同于英国或英美两国文学的”③，包括毛利文学在内的整个新西兰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均衡吸纳世界各国文学文化精神的理念未能真正落到实处。仅以毛利文学为例，除了虞建华的《新西兰文学史》及其修订本对毛利口头传统和毛利文艺复兴有初步的勾勒之外，报纸杂志上只能零星见到有关毛利作家个案探讨的文章。在海外研究蓬勃发展的烛照之下，可以发现我国的毛利文学研究依然存在巨大的开掘空间。如今，中新双边关系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考察毛利英语文学的肇兴与影响显得别具意义，它不但可为后续毛利作家的个案探讨奠定基础，为世界新英语文学研究，尤其是世界原住民文学研究迈向纵深提供助力，而且还可为进一步丰富新西兰国别和大洋洲区域研究起到一定的补遗之效。

一、 毛利英语文学的生成：从口头传统到书面文学

毛利文学经先后历了从部落口头传统、到毛利语书面文学再到毛利英语文学的演进，其文学样式、存在形态、主题内容等随着殖民进程和历史发展不断得到丰富。毛利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分属于各个部落和亚部落，他们没有文字，但却有着源远流长的部落口头传统。毛利口头传统主要包括谱系(whakapapa)、谚语(whakatauki)、散文叙事(koreo)和歌谣诗(waiata)四大类别④，它们不仅描绘了毛利人的远古和历史，而且还承载着毛利人的宗教观念、哲学思考、风俗习惯和个人经历。毛利口头传统一方面承袭了波利尼西亚的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又在毛利人抵达新西兰后在新环境滋养下添写了“半是事实，半是传说”⑤的部落史。在与欧洲文明接触之前，毛利口头传统就这样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自主地更新和丰富着。

随着1642年荷兰人艾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和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率领的探险队伍的到来，新西兰开始进入欧洲的视野。18世纪90年代左右，已有一批欧洲海豹捕猎者和捕鲸人在新西兰南部海岸定居下来，随同海豹捕猎者和捕鲸人前来的还有基督教。为了有效地传播基督教，传教士在19世纪早期创建了毛利文字并在毛利人中积极推广，文字的出现使书面记录毛利口头传统和用毛利语从事创作成为可能。毛利书面文学始于1840年代毛利人参与欧洲白人对毛利神话传说的搜集和对毛利民族志的撰写。在乔治·格雷(George Grey)、埃尔斯登·贝斯特(Elsdon Best)等欧洲白人的编辑加工下，原本“在表演中创编”“在情境性语境中呈现”“总是呈现出新生性”⑥的部落口头传统被整合成了统一固定、旨在阅读的毛利口头文学。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尚无“毛利人”这种说法，新西兰原住民彼时通常被称为“新西兰人”或“新西兰种族”。⑦

1840年英国王室与数百名毛利部落酋长签订了《怀唐伊条约》(the Treaty of Waitangi)，新西兰由此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英国人大量移居新西兰。到了1860年代，“当普通的当地人发现欧洲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自己时，为了把他们自己与新来者区别开来，人们才开始普遍使用‘毛利’一词。”⑧由此可见，作为概念的“毛利人”和“毛利文学”是在新西兰土著“与欧洲人接触并面临被殖民地化的情况下”⑨才产生的。19世纪毛利人的文学活动还可见于他们创办的毛利报刊、用毛利语撰写的部落史以及与千禧年宗教运动有关的系列阐述。这些书面写作为日后毛利作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基础。

无论是原本的口头传播还是后来的书面转化，毛利口传文学“本身不是虚构性的，这与白人文学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理解有所不同”。⑩虚构类创作在前殖民地社会通常会出现得较晚，因为欣赏和生产这类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受过教育的读者。20世纪早期，绝大多数毛利人尚生活在乡村，他们忙于应对土地流失、语言失落、人口锐减、适应双语世界的教育等诸多问题。毛利人鲜有机会或动力进入白人的高等教育世界。尽管从1867年开始，新西兰就在学校强力推行英语教育，禁止使用毛利语，但除少数个例之外，具有一定英语文化修养的毛利中产阶层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涌现。进入1940年代，彼得·巴克(Peter Buck)和阿皮拉纳·恩塔(Apirana Ngata)推出了一些有关人类学、毛利歌谣在内的非虚构类著作，但就整体来看，虚构性创作并非当时毛利作家的关注重心，那时也不存在出版此类作品的渠道。

城市化进程和接受高等教育为毛利英语文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二战之后，在经济繁荣和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激增的带动下，毛利人大量离开世代居住的乡村，前往白人生活的城市寻找工作。到1966年时，已有41.1%的毛利人迁居到城镇。对毛利人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撕裂性的社会变革，或许只有英国殖民统治和拓居者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时期的土地转让才能与之相比。”在社会史的意义上，这种转变可能是种创伤。然而对文学而言，城市化却可能是种恩惠，因为它为毛利英语文学及其读者群体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进城之后，毛利人逐渐开始系统地接受英语教育，其子女也开始习惯用英语而非毛利语进行自我表述；居于城市之中，古老的民族口传文化在毛利人日常生活中的活力逐渐消退。此外，政府也希望能够管理和教育“顽劣”的毛利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推动了毛利英语文学的萌生。

1952年，新西兰毛利事务部创办了《新世界杂志》(Te Ao Hou)，以为新近城市化的“毛利人家提供生动有趣、增长见闻的读物”。1955年，《新世界杂志》第13期刊登了斯特姆(J.C.Sturm)的短篇故事《为了所有的圣徒》(“For All the Saints”)，这标志着毛利英语文学的生成。到1959年9月时，《新世界杂志》的编辑如此说道：“毛利作家的出现是一种较为晚近的现象，他们正在尝试创作小说、短篇故事和现代形式的诗歌……目前肯定有几十位毛利人最近开始创作短篇故事，有些无疑取得了成功。”从这里不难窥见毛利英语文学的蓬勃发展态势。《新世界杂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毛利英语文学的发表提供了难得的渠道，挖掘培养了一批有潜力的毛利作家，比如霍尼·图法里(Hone Tuwhare)、罗利·哈比比(Rowley Habibi)、帕特里夏·格雷斯等人早年都曾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作品。

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毛利文学实现了从部落口头传统到毛利语书面文学、再到毛利英语文学的发展演变。如今，这三种传统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但其命运却不尽相同：口头传统对毛利人依然至关重要，但更多适用于仪式场合；随着熟练使用毛利语的毛利人数量锐减，毛利语书面文学的创作产量明显不足。相形之下，后起的毛利英语文学却显得生机勃勃。

二、毛利英语文学的肇兴：从田园抒情到全球本土化

1964年，霍尼·图法里出版了第一本毛利诗集《绝不是普通的太阳》(No Ordinary Sun)。该诗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重版了十次，它是“新西兰文学史上拥有最多读者的个人诗集之一”，但一花独放并不代表着毛利文学春天的到来。只有随着依希马埃拉、格雷斯、哈里·丹西(Harry Dansey)等毛利作家在1970年代集体登上舞台，毛利英语文学才步入了肇兴期。肇兴期的毛利英语文学大致经历了1970年代的田园抒情与文学重构、1980和1990年代的激进抵抗与多元探索、21世纪以来的走向全球本土化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文学的关注重点和书写内容都与时代大潮紧密联系在一起。

1970年代，毛利人开始重建那随着岁月流逝逐渐遭到遗忘的民族文化。显然回到纯粹的过去已无可能，为了能有更好的未来毛利人必须要对当下加以考量。这致使“小说中出现了新事物与旧事物、毛利文化观念与白人文化观念的融合。”毛利人没有奢望复兴会较为顺利和谐地得以实现，但渴望和谐尤其表现于1970年代的毛利文学中。学界通常认为，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毛利文学对毛利(乡村)生活的呈现有些怀旧和浪漫化，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大量涉足毛利当代的城市生活和社会政治问题。这样的说法有其合理性，但如仔细审视以依希马埃拉和格雷斯早期作品为代表的1970年代的毛利文学，就会发现田园抒情的外衣之下其实还有对政治现实的关注。不过，这些作品首先关注的并非毛利人面临的社会困境，而是“保存我们情感身份”的艰难，明白毛利人的文化身份及其根源在哪里。秉持这样的理念，毛利作家通过选择某个群体或个体来揭示文化变革在新西兰多元文化社会产生的影响。前者如依希马埃拉的《大家庭》(Whanau, 1974)，它展示了1950年代晚期或60年代早期一个毛利乡村的日常生活，其中村落瓦依图黑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后者则如格雷斯的《月落》(Mutuwhenua:TheMoonSleeps, 1978)，它讲述的是毛利姑娘里佩卡逐渐了解自己的毛利身份并加以践行的故事。

1970年代出版的毛利作品数量并不太多，但它们却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范式意义。依希马埃拉的《绿玉石，绿玉石》(Pounamu,Pounamu，1972)是第一本毛利短篇故事集，其《葬礼》(Tangi,1973)是第一部毛利长篇小说，这几部作品的出版“标志着毛利英语文学已经走向成熟”。格雷斯的《温泉》(Waiariki，1975)是出自女作家之手的第一本毛利故事集，《月落》则是毛利女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帕特·贝克(Pat Baker)的《纹面之后》(BehindtheTattooedFace,1975)和琼·米歇尔(June Mitchell)的《红尾知更鸟》(Amokura, 1978)分别是由毛利男作家和女作家撰写的第一部毛利历史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毛利作家开创了一些主题范式，比如传统的延续、重要机构的改造、毛利仪式和价值、适应当代生活的新语境等等。在谈及《葬礼》时，有学者宣称新西兰文学因此“增添了某种完全新颖的东西。”其实，这样的评论也可扩展至整个1970年代的毛利英语文学，因为这一时期作家“使用的许多主题范式作为背景在他们所有的作品中回响不绝。”

始于二战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给毛利群体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由于从事的多是一些体力劳动或非技术性工作，毛利人在经济危机到来时非常容易失业。此外，有史以来白人与毛利人近距离地共居一处且互有往来，种族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公然歧视毛利人的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新西兰涌现了一股毛利政治激进主义思潮，各地陆续爆发了土地长征、占据巴斯辰海岬和拉格兰高尔夫球场等系列抗议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对毛利人而言“描写情感真实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揭示政治现实则占据了显著的位置。”率先对此做出回应的是凯里·休姆的《骨头人》(TheBonePeople, 1983)，小说的主角分别是毛利鳏夫乔、白人哑巴男孩西蒙和混血艺术家克里温。三人都面临着一些身体、精神和心灵的考验，但最终他们重新聚在一起组建了一个新家庭，重新融合到了群体当中。

1990年适逢新西兰建国文献《怀唐伊条约》签订150周年，毛利知识精英借此对殖民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毛利作家对官方单一的权威“历史”(History)提出质疑，认为无论是在毛利框架之内还是之外都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历史。这是一些历史(histories)同时也是一些故事(stories)，因为它们意味着可以进行虚构，可以从特定视角进行讲述。这就颠覆了基于事实证据和寻求客观基础之上的西方历史观念，此外，毛利作家通常赞成神话也应被视为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依希马埃拉的《女族长》(TheMatriarch，1986)主要围绕主人公塔玛为实现自己作为马哈纳家族族长的命运而进行的探索展开,但它讲述的显然是毛利人对新西兰历史的见解。这正如塔玛使用元小说旁白提醒读者所说的那样：整个小说提供的只是历史的一种版本，一个故事。

在坚定地再现毛利文化、历史和身份，在自信甚至是愤怒地挑战历史上以及持续存在的不公的同时，1980年代的毛利作家也在进行美学实验，其尝试路径日渐多样化。对再现文化身份政治的关注与日益增加的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影响相碰撞，它拒不遵从目的论的宏大叙事和文类之间的界限。格雷斯的《幼子》(Potiki, 1986)迥然不同于之前单焦点的《月落》，它是多聚焦的，它把许多不同个体的故事整合进了一个毛利大家庭的群体故事之中，其叙述模式“不由使人想起毛利人的编织、雕刻和‘螺旋性’时间”。

在毛利人的积极抗争下，新西兰在1980年代中期正式采取了双元文化主义的官方政策，其中包括扩大怀唐伊特别法庭的权利、1987年通过毛利语言法案并将毛利语定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之一等等，这在制度层面保障了毛利人的地位和权益。另一方面，始于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改革进入1990年代后走向纵深，这加剧了许多毛利人原本就处的经济劣势。1990年代的毛利英语文学在根基稳固之后逐渐开始了多元化的探索。艾伦·达夫(Alan Duff)拒不认同之前毛利文学“浪漫化的”文化主义观点，他信奉毛利事业的进展需要“自助”的理念，其小说重在描述之前甚少受到关注的毛利底层社会。达夫被誉为代表了毛利文学的新声音，他描述毛利家庭暴力的《曾是战士》(OnceWereWarriors, 1990)“突破了太平洋小说的模式，出版之后旋即成为经典之作。”在《毛利人的危机与挑战》(Maori:ThecrisisandtheChallenge, 1993)中，达夫拓展了自己有关毛利人失败的论点，他严厉批评传统的毛利领袖和激进运动，说他们深陷历史不公之中不可自拔，总是指望他人来解决问题。这一过于简单化的观点激起了广泛争议。

尽管达夫在1990年代影响巨大，但他却不是当时唯一的声音。格雷斯的《堂姐妹》(Cousins, 1992)追溯了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三位姐妹的人生经历，这是一种进化版的家世小说，但却具有气息浓郁的毛利内容和叙事方法的革新。1995年，依希马埃拉推出了同性恋“出柜小说”《西班牙花园夜》(NightsintheGardenofSpain)，这标志着“他的文学生涯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及至2000年，依希马埃拉在《伯父的故事》(TheUncle’sStory)中继续考察性和性取向的问题，这次他探究的是在一个并不宽容同性恋情的文化中，毛利男女同性恋所面临的种种压力。性取向也成为雷妮(Renee)此时许多作品的主题，雷妮在这些作品中还对有关家庭和家务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批评。

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后，前两个阶段毛利小说处理的问题依然存在。与之前相比，尽管毛利人对生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艰难抗争有所缓和，但其解决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进展缓慢和忽视毛利文化依然阻碍人们妥当地处理毛利事务，但人们却意识到存在问题并需要进行变革。此外，毛利人现在开始在全球的语境中审视自我，这使得毛利文学创作的主题和背景逐渐扩展：有些作品不再固守以往的城乡二元对立或局限于毛利社群；另外有些作品则跨出了新西兰国界，将其背景设置在域外以描绘海外侨民或那些在新西兰本土和世界各地之间来回游走的人。不是他人，正是“依希马埃拉引领了这一新的创作潮流”。从2003年至2009年，依希马埃拉对其早期的作品进行了重写，其重写意图可能有二：一是他现在认为1970年代出版的作品政治色彩不浓，需要予以“政治化的”处理；二是把他对日益扩大的全球市场的回应与其热衷于将作品翻译到舞台、荧幕等其他媒介的兴趣结合起来。国际版的《骑鲸人》(TheWhaleRider)更新了小说的情节、背景和人物，减少了叙述中毛利语和新西兰特有语汇的浮现次数，这就使得作品更容易为国际读者所接受。与之类似，格雷斯在《南岸故事》(DogsideStory, 2001)中也穿插了一个毛利人面临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次要情节。

进入21世纪以来，毛利作家出版的作品数量之多史无前例，依希马埃拉、格雷斯、图法里、达夫和休姆依然是最为著名的当代毛利作家，但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新一代作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詹姆斯·乔治(James George)、葆拉·莫里斯(Paula Morris)、凯里·安娜·莫莉(Kelly Ana Morey)、蒂纳·马克雷迪(Tina Makereti)、艾丽丝·塔法伊(Alice Tawhai)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詹姆斯·乔治的《蜂鸟》(Hummingbird, 2004)和《大洋路》(OceanRoads, 2006)中，出现了在新西兰和海外的战时经历、受战争影响孤独居住的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等等。其中，《大洋路》在美国、太平洋、越南人、日本人、南极洲和新西兰之间来回穿梭，这是一部覆盖全球的毛利小说，因其批判太平洋的核试验和“涉及反殖民政治和残疾政治”而备受重视。常年旅居欧美的葆拉·莫里斯的创作被认为“偏离了毛利文学的传统架构”，她的《芙蓉海岸》(Hibiscus Coast, 2005)讲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奥克兰，里面的角色反映了毛利人、萨摩亚人、华人还有白人等奥克兰主要族裔的状况。莫里斯的《时尚随意》(TrendyButCasual, 2007)甚至走得更远，背景完全设置在纽约，里面没有毛利角色甚至没有新西兰人出现。其他新生代毛利作家也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如丽莎·切林顿(Lisa Cherrington)的《人面》(ThePeople-Faces, 2004)考察了在身患精神疾病时，毛利人在西式治疗诊断与毛利文化认知之间的左右为难。在《笔迹学家的学徒》(TheGraphologist’sApprentice, 2010)中，斐蒂·赫里卡(Whiti Hereka)没有刻意凸显人物的毛利性，而是将这些不着痕迹地编织进故事当中。

从最初的田园抒情与文学重构到中期的激进抵抗与多元探索，再到近二十年的走向全球本土化，毛利英语文学一直在探索中前行，在动态中调整。在发展中不断丰富的毛利英语文学“无须设立特殊标准进行评价”，而事实上，惯用的“殖民/反抗”的二元对立模式或重置语言、重置文本的逆写策略也很难简单地套用到多样繁复的毛利文学的分析之中。

三、 毛利英语文学的影响：从民族政治到世界文学

崛起的毛利英语文学不但对新西兰国内的民族关系、新西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世界文坛也留下了一定印记。从民族到世界，从文学到政治，毛利英语文学的影响在地理上超越了国界，在内容上超越了文学，而这种越界也反过来证明毛利英语文学取得的成就实在不能小觑。

首先，毛利英语文学推动了新西兰国内民族关系的改善。毛利英语文学从来就不是纯玩弄拼贴或戏仿的文字游戏，其“繁荣与同时期的毛利人针对土地流失和反同化政治的抗议示威密不可分”。尽管不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历史上曾对原住民进行大肆屠杀，新西兰的创建遵循的是当时较为开明的契约形式，但新西兰并不是媒介所宣扬的那种种族关系和谐的样板。虽然《怀唐伊条约》在名义上确立了毛利人与白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蓝图，但事实很快证明：“我们都是一个民族”的口号是基于盎格鲁—撒克逊价值机制优先的基础之上。从1865年至1945年，新西兰政府实行同化政策，试图把毛利人吸纳到主流社会之中。随着1950年代晚期国际原住民权利意识的逐渐高涨，新西兰又于1961年正式启动了融合政策以确保毛利人能获得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不过在许多毛利人看来，这不过是“文化‘同化’这一殖民政策的稍加改头换面”而已，毛利人的劣势境况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

新西兰政府处理种族关系的失误引起了毛利人的极大不满。在1960年代晚期国际反种族歧视和民权运动的激励下，毛利人在1970年代初提出了“黑色权利”的口号，主张毛利人“要团结一致，要认识到共同的历史，要建立一种团结和群体意识。”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毛利激进思潮更趋高涨，各地先后爆发了土地长征、占领巴斯辰海岬、拉格兰高尔夫球场抗议等系列运动就是明证。毛利英语文学就崛起于这样的民族文化复兴大潮中，它始终与时代和民族保持着同频共振。例如，诗人图法里不但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毛利作家艺术家会议，而且还亲自参加了1975年的土地长征。

此时，更多的毛利作家实现思想的左转，选择以文艺的形式重申白人与毛利人的民族关系。虽然之前就凭借《绿玉石，绿玉石》《葬礼》等作品一举成名，但依希马埃拉到了1975年时感到思想已经落伍，担心自己的作品会误导他人以为对毛利世界做出了终极描述，担心自己塑造了一些刻板的毛利形象，他在出版《新网打渔》(TheNewNetGoesFishing, 1977)之后决定搁笔十年。1986年《女族长》的面世宣告了依希马埃拉正式复出，而这一旨在修正历史的小说与70年代早期的田园风情书写截然不同。在种族关系空前紧张、白人与毛利人猜忌不断、“我们或过于疲惫或过于强硬而不愿互相倾听”的情况下，毛利文学以一种更加直言不讳的现实主义方式起到了“创造联结”“跨越毛利人与白人之间空白地带”的对话作用。正是在毛利文学以及系列抗议运动的积极干预下，新西兰白人开始放弃通过实施同化政策来打造一个单一文化国度的执念，而倾向于一种重视选择、差异和接受文化多样性的身份政治话语。

其次，毛利英语文学标志着新西兰文坛主潮发生了转变。倘若抛开毛利口头传统不论，新西兰文学的历史极为短暂，它大概经历了拓荒时期、殖民统治后期、地方时期和后地方时期四个阶段。拓荒时期和殖民统治时期的新西兰文学建树不大，主要是对英国文学亦步亦趋的仿制。随着1930年代以弗兰克·萨吉森(Frank Sargeson)和约翰·马尔根(John Mulgan)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登上文坛，新西兰殖民文学开始落潮，民族文学开始兴起，新西兰文学因此发生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转变。这批作家不再做英国梦，而是立足本土，观察现实生活；他们从新西兰人的视野出发，探讨新西兰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将文学中心转移到了民族文化和批判现实主义之上。”民族文化思潮虽然产生了一批力求使白人定居者后裔摆脱对宗主国文化依赖的文学杰作，但白人男性至上的狭隘视野使其界定的民族文学并未将女性和毛利人包括在内，因此绘制出来的其实是一幅残缺的文学地图。

每隔四十年左右，新西兰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就会发生改变，而毛利英语文学的崛起是“自20世纪30、40年代民族文化思潮以来新西兰最为重要的文学运动”。它要求另行确立一种民族主义，该民族主义应具有毛利民族的表达模式、毛利民族的历史和表征一个真正新西兰后殖民社会的诉求。事实上，毛利文学的确代表了新西兰文坛的一种新声音：大多数毛利英语文学作品扎根于毛利人的生活之中，擅于从丰富的毛利神话传说中撷取素材，作品具有一种口头文学的风味。这些作品强调与白人优先看重的那些标准截然相反的文学价值，依希马埃拉将之称作“从内向外看的视角”。针对长期以来白人文学有关高贵野蛮人或劣等公民的毛利他者书写，毛利英语文学坚决予以抵制。毛利作家将本民族文化的阐释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力图使白人了解先前在新西兰这个单一文化和单一语言的国度，那些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自毛利英语文学肇兴以来，新西兰白人作家较少涉足基于毛利视角的文学创作。

再次，毛利英语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由于内容独特且形式创新，毛利英语文学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强调世界文学的流通和阅读维度，认为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会经过两重步骤：“首先，被当作‘文学’来阅读；其次，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通进入更宽广的世界之中。”在丹穆若什看来，要想成为世界文学，主要依靠翻译或凭借原先的语言。毛利英语文学虽然兴起的时间较晚，但早在1970年代就传播到了海外。1972年，依希马埃拉的短篇故事《葬礼》被翻译成了德语，刊登在德国霍斯特—埃尔德曼出版社推出的一部选集中。1977年，德国鲁登—洛宁出版社发行了依希马埃拉的《大家庭》的德译本，这是毛利英语文学第一次以单行本的形式被翻译到国外。1978年，布鲁斯·斯图尔特(Bruce Stewart)的《扭曲的姑娘》(ADistortedGirl)由澳大利亚哈钦森出版社推出，这是在海外出版的第一部毛利小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毛利文学在海外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已经蔚然成风。

毛利文学的海外出版主要发生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它使毛利文学超越了同为英语国家的新西兰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英语世界。与之相比，翻译毛利文学则使之超越了源语言和源文化传统，而在范围更广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得到传播。毛利文学先是引起了西欧和北欧的关注，后又蔓延至东欧、亚洲和大洋洲的塔希提。海外翻译和出版为世界各地学者深入阅读和研究毛利文学提供了便利。1993年，尼日利亚的尤麦罗·奥金玛(Umelo Ojinmah)出版了《依希马埃拉：变动的视野》(WitiIhimaera:AChangingVision)，这是海外较早涌现的毛利文学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来自欧洲、北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队伍之中。海外学者或将毛利文学纳入太平洋岛国文学的大范畴中加以讨论，或将毛利文学与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创作的文学加以比较，他们采用的视角迥异于新西兰本土的学术成果。

世界文坛主要关注业已成名的毛利作家、荣获知名国际奖项的作家、侨居海外的毛利作家或有知名电影改编的毛利作品。对于人口和市场有限的新西兰而言，海外市场显得格外重要，它使毛利文学进入了更大范围的阅读和流通，毛利文学因此超越了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的边界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结语

生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肇兴于70年代早期，毛利英语文学的发展至今只有六十余年。然而，如今毛利英语文学已经得到了新西兰国内和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可。毛利英语文学是新西兰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预示着在原本单一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为中心的新西兰社会视角发生了转变，它为人们提供了原住民透视该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毛利作家改造了源自欧洲的文学和文化样式，在其中植入了非欧洲的经历以表达毛利人的想象，在审美实践中有机融合了传统视角和当代经验。毛利英语文学不仅处于新西兰文学的中心，而且还步入了世界文学的领地，尤其在那些关涉世界原住民及其抗争的作品中，毛利英语文学毫无疑问地成了效仿的典范。当然，毛利文学研究也提出了诸多亟待人们思考的问题，比如文学的社会功能、评判标准，依据族裔身份或情感认同对作家及其作品予以分类的有效性、阐明毛利英语和毛利想象的独特性等等。这些问题引发了新西兰国内外的广泛共鸣，它促使人们思考毛利人是谁、毛利文化是什么，毛利文化如何进行传播和自我调节等等，而这些思考也必将推动我们的世界原住民文学文化研究迈向纵深。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20年5月20日。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③ 朱振武、刘略昌：《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拓垦与勃兴》，《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3期，第40页。

④ Jane McRae,MaoriOralTradition,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

⑤ 〔新西兰〕安东尼·阿尔珀斯：《毛利神话与部落传说》，涂开益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⑥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71、79页。

⑦ 参见Sir George Grey,PolynesianMythologyandAncientTraditionalHistoryoftheNewZealandRace，初版于1855年；Joel Samuel Polack,MannersandCustomsoftheNewZealanders,初版于1840年。

⑧ ⑨ 〔新西兰〕菲利帕·梅因·史密斯：《新西兰史》，傅有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8、18页。

⑩ Jane Stafford and Mark Williams,“Introduction,”TheAucklandUniversityAnthologyofNewZealandLiterature,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