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伟

在维多利亚时代，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取得了卓越不凡的艺术成就，成为契合儿童审美接受的、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本位的文学类型，名篇佳作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均创历史新高，影响尤为深远。此后，学界公认维多利亚时期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是在时间划分上略有不同而已。劳拉.F.克瑞蒂(Laura F. Kready)的《童话研究》(AStudyofFairyTales,1916)①是较早论述维多利亚英国儿童文学创作的论著之一，其关注重点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儿童幻想小说经典。作者梳理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文学童话所经历的演进过程，并从童话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论述了19世纪出现的诸如《金河王》《玫瑰与戒指》《柳林风声》等童话小说作品对于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的重要性。随着英语学界有关英国文学史的研究呈现不断发展更新的视野，学者大多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经典纳入英国文学正史，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在其《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修订本)(TheShortOxfordHistoryofEnglishLiterature,1994)②第七章“维多利亚鼎盛期的文学：1830至1880”中，对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以及爱德华·利尔的“荒诞歌谣集”等作品的艺术特征进行了论述，特别指出“爱丽丝”小说始终充满反转、推测、激变和梦想等因素，是对这两部童话小说的“荒诞派”文学特征进行的学理性阐释。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的《维多利亚人》(TheVictorians,2002)③以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为主线，考察了1830年至188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英国文学的总体特点和客观成因。论著专门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探讨了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话语价值。英国儿童文学史家约翰·洛威·汤森(John Rowe Townsend)的《英语儿童文学史纲》(1990)④以编年史方式描述了英语儿童文学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作者将英语儿童文学发展史分为四大板块：1840年以前的历史；1840年至1915年的“黄金时代”；两次世界大战(1915至1945)之间的历史；1945至1994的历史。论及的文类涉及“诫喻诗文”“探险故事”“家庭故事”“校园故事”“儿童韵文”“图画书”“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等。D. C. 萨克(D.C.Thacker)和吉恩·韦布(Jean Webb)合著的《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IntroducingChildren’sLiterature：FromRomanticismtoPostmo-dernism,2002)⑤分别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语境下，将英美儿童文学创作置于主流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梳理和探讨。在该书第一卷“浪漫主义”部分，作者重点讨论了约翰·罗斯金的《金河王》等作品与浪漫主义历史语境的关联；在第二卷“19世纪的文学”中，作者重点探讨了金斯利的《水孩儿》和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等作品。C.N. 曼洛夫(Colin Manlove)的《从爱丽丝到哈利·波特：英国儿童幻想文学》(FromAlicetoHarryPotter：Children’sFantasyinEngland,2003)⑥考察了从1850至2001的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创作，将其分为六个历史时期：(1)维多利亚时期；(2)半个世纪的田园牧歌(1900-1950)；(3)进入新世界(1950-1970)；(4)反叛与反作用(20世纪70年代)；(5)直面现实(20世纪80年代)；(6)对黑暗的恐惧(20世纪90年代)。作者对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社会历史和文学表现等方面的阐述，从表现形式、题材内容等方面揭示了喜剧性、荒诞性、社会批判性、基督教教义的、回溯过去的，以及政治寓言式的儿童幻想文学类型。

从总体上，研究者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幻想小说(童话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重点关注，而相比之下对于写实性叙事作品的考察广度和研究深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人们对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形成的历史源流和文学语境，以及这一时代与20世纪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英国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而且人们需要在多层面考察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代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格局、特征和走向，包括跨学科研究的路径、范式等对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相关性和适应性等重要命题。

一、从“布道说教，救赎灵魂”的宗教叙事走向“重返童年，珍视想象”的黄金时代

在人类社会，秉持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文学大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从本质看，成人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有意识的关注、呵护和培育构成了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价值取向。强调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旨在区别于历史久远，但内涵和外延较为模糊的广义儿童文学。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只要有儿童，就会出现为儿童讲述、传授的各种形式的“儿童文学”。历史记载表明，尽管古希腊《伊索寓言》、古希腊神话等早期文化遗产绝非为儿童创作，却因为其能言会道的动物角色和天界人间的奇幻故事这样的文学性(故事性)成为娱乐和教育儿童的重要材料。直至17世纪，对英国儿童图书出版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在相关论述中还特意将《伊索寓言》推荐为成人为儿童讲述的内容。⑦以此为参照，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和艺术家依据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和心理接受特征专为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用当代学术领域的话语来描述，“儿童文学是以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为本位，具有契合其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的艺术特征，有益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⑧当然，这一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伴随着社会文明发展，伴随着人们对儿童心智发展和审美接受认知的逐渐深化而形成的。

在英国，早期具有群体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肇始于清教主义。众所周知，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成人眼中的儿童不过是“还未长大的人”，被简单视为“缩小的成人”或“预备劳动力”。作为成人心目中的“他者”，儿童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需求长期以来自然受到成人社会的忽视，更遑论得到关注和研究了。进入基督教时代以后，尤其16世纪以来随着新教主义以及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人们对童年特殊精神状态的漠视状况有所改观。不少人出于基督教理念开始关注儿童心理，出发点主要建立在基督教原罪观念之上：儿童不仅是还没有长大的成人，更是内心潜藏邪恶冲动的，需要被救赎的群体——儿童那摇摆不定的灵魂应当得到救赎。从历史语义看，“清教徒”(Puritan)一语源自拉丁文“Purus”，出现在16世纪60年代，在英国一般是指那些对教会现状不满，要求清除英国天主教内旧有仪式的改革派人群。清教徒大多信奉加尔文主义，将《圣经》(尤其是1560年的英译本《圣经》)奉为唯一最高权威。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清教主义者更在意家庭生活，更关注子女后代的精神状况，尤其关注孩子们特定的宗教精神和道德教育。正是在清教主义者注重儿童教育理念的推动下，儿童图书成为独立的出版类型，主要包括实用性、知识性图书以及宗教训诫类图书。出于让儿童接受基督教教义的需要，人们开始关注儿童的读书识字教育。他们认为儿童读物能够影响儿童的人生，尤其是通往天国的人生。

应当看到，从早期挽歌式宗教读物到约翰·班扬《天路历程》这类作品的出现，基督教的天国叙述和天国想象对于日后逐渐萌生自觉意识的英国儿童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清教主义者认为通过阅读可以使儿童幼小无助、摇摆不定的灵魂得到拯救，从而进入天国，而不会堕入地狱。于是乎“圣经和十字架”成为那些奉行宗教恫吓主义观念的儿童读物的形象标志。难怪在相当长的时期，挽歌式诗歌作品和宗教训诫故事成为儿童读物的主流。此外，用于儿童读书识字的读物往往要采用《圣经》的内容。如伊利沙·柯勒斯(Elisha Coles)编写的拉丁语法书《无论你情愿不情愿，拉丁文都能学好的》(NolensVolens:orYouShallMakeLatinWhetherYouwillorNo, 1675)⑨就按照字母顺序逐一呈现《圣经》的重要用语。在这一时期，詹姆斯·简威(James Janeway，1636-1674)创作的《儿童的楷模：几位孩童皈依天主的神圣典范人生以及欣然赴死的事迹录》(ATokenforChildren,BeinganExactAccountoftheConversion，HolyandExemplaryLives,andJoyfulDeathsofSeveralYoungChildren,1671)⑩成为清教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作品的主人公是几个矢志追求“灵魂圣洁”的儿童，作者讲述这些主人公如何通过诚心诚意的祷告来净化灵魂，继而在随之产生的狂喜中奔赴天国(即满足心愿后的夭逝)，以此呈现作者心目中的儿童楷模获得最崇高命运的过程。很明显，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以文学描写的方式警诫、恫吓小读者，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效仿这些同龄的人生楷模，去接受这样的理念：如此才能体现对父母的爱心，才能保持圣洁的灵魂，才能免受地狱之火的煎熬，才能升上天堂。另一方面，17世纪后半叶英国王政复辟之后，一些激进的清教徒把自己看作英国社会中遭受压制、无处申述的弱势孩子，同时将这种遭受迫害的感觉和愤懑之情转化为吐露心迹的文学叙述。其中约翰·班扬的诗歌及寓言体小说《天路历程》和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诗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是在守望稚真之一念童心和受到压迫的满腔义愤的共同作用下迸发出的心声。由于这些诗篇和文学寓言包含童心般的情感及义愤，以及鲜明生动、夸张别致的意象，这样的文学表达也因为比较接近现代儿童文学的读物而受到儿童的亲近。

17世纪后期以来，包括英国清教主义思潮在内，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对于所有张扬幻想、顺应儿童天性的文学叙事(如传统童话、民间故事与传说等)采取的都是坚决禁忌与彻底压制的态度，目的是防止幼童陷入狂野的胡思乱想。此后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坚持布道说教、道德训诫及奉行理性至上的儿童图书在英国始终是占压倒优势的存在。而正是在清教主义观念盛行的年代，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等哲学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于冲破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观念，拓宽人们认识儿童和教育儿童的思路起到了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的作用。洛克发表的《论人类的理解问题》(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1689)、《关于教育的思考》(SomeThoughtsConcerningEducation,1693)、《基督教之理》(TheReasonablenessofChristianity,1695)等重要著作，成为阐述激进启蒙思想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学著述。这些著述论题丰富，涉及社会政治、宗教、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神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呈现了作者与众不同的思想表达。重要的是，洛克对长期流行的所谓“天赋观念”(innate ideas)提出了质疑，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经验，而非其他。在17世纪欧洲和英国的历史背景下，洛克提出人类的观念意识来自实践而非“天赋”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需要相当大勇气的。洛克强调了儿童早期岁月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人的心智的形成需要通过将观念与经验联系起来加以实现。洛克的观点无疑撼动了人们传统的儿童观和对于儿童教养与教育的固有方式，有助于推动人们摆脱清教主义原罪论的桎梏，解放儿童的心灵。与此同时，洛克对儿童的道德及人格教育的论述对于英国18世纪的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洛克论述了如何通过三种独特的方法来培育儿童的心智：发展健康的体魄、形成良好的性格及选择适宜的教育课程。事实上，洛克的儿童教育观念对英国儿童图书出版业的开拓者和标志性人物，出版家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y，1713-1767)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在1744年首次出版的儿童图书《精美袖珍小书》的序言中极力赞扬了洛克。正是在1744年，原本经营成人图书和杂志出版的纽伯瑞决定开拓儿童读物市场，开始出版题材和内容丰富多样的儿童读物，成为儿童图书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由于纽伯瑞使儿童图书从此成为图书出版行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把纽伯瑞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1744年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英国儿童文学的开端。1922年，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专门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度最佳英语儿童文学作品奖：“纽伯瑞”奖。出版家哈维·达顿(Harvey Darton，1878-1936)在《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Children’sBooksinEngland：FiveCenturiesofSocialLife,193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中对纽伯瑞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将1744年比作英国历史上“征服者威廉”入主英伦的1066年，并把纽伯瑞称作“征服者纽伯瑞”。这是对约翰·纽伯瑞童书出版历史性贡献的充分肯定。就中世纪和清教主义语境下的儿童图书写作倾向而言，书中发生的事情基本是按照预先设定，不能背离的宗教理念或条件进行的，事件进程的走向也是确定的，不能变化的，而洛克所倡导的叙述是描写儿童在特定生活环境中对面临的问题采取行动，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甚至就是一个分水岭。纽伯瑞出版于1765年的《一双秀鞋》(LittleGoodyTwo-Shoes)讲述一个小女孩如何克服各种困难，通过读书识字，成为一个教师，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进入19世纪，儿童图书写作领域内出现的争议是“为什么目的而写”“怎么写”和“写什么”，随之在儿童文学领域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创作倾向。问题在于，应当遵循“理性”和“事实”原则为儿童提供相应的读物，还是应当尊重童心，顺应儿童天性，为他们提供具有“幻想”精神的读物。对于19世纪英国儿童图书出版商，这代表着两种价值取向，即人们应当致力于“教诲”儿童还是“娱乐”儿童。从今人的眼光看，这两种倾向是可以整合起来的，但作为时代的产物，这两种对立和冲突的倾向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不同认识和观念。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这一分歧的关键在于，儿童文学提供给儿童的，应当是那些能够真正吸引他们的东西(尤其让他们喜闻乐见的“奇思异想”的产物)，还是那些成人社会所认为的、儿童应当接受的东西，即按照成人的想法和要求为儿童提供纯粹的事实和训导(理性教育和道德训示)。这一特定时代的命题从本质上折射了人们有关儿童认知发展及审美接受特征，以及儿童文学本体特征和艺术追求的认识问题。

1837年，亚历山德娜·维多利亚成为英国女王，英国由此进入工业革命引领的维多利亚时代。有自觉意识的英国儿童文学创作在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浪潮推动下，从发端于清教主义的宗教训导式文学表达走向真正意义的儿童本位的童年精神的文学表达，并由此迎来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工业革命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化和激烈的社会动荡，以及由于传统思想信仰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导致维多利亚人产生了深深的迷茫、失落乃至各种精神信仰危机。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新思想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不仅动摇了传统宗教信仰的基座，而且撼动了英国清教主义思潮和中产阶级社会自17世纪后期以来对张扬幻想和游戏精神的文学表达的禁忌与压制。与此同时，社会巨变激发了精神迷茫下的重返童年的时代思潮，推动了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长足发展。当维多利亚人面临由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带来的新问题时，当长期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感知经验受到猛烈冲击，乃至被阻断，人们需要获得新的解释时，敏感的文人作家及知识分子不得不竭力建构新的情感反应和思想认识体系，以寻求应对危机与迷茫的途径。“重返童年”的时代意义由此引发，并且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在文坛上出现了两种童年叙事走向：以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重返童年和以刘易斯·卡罗尔作品为代表的幻想性童年历险。无论是狄更斯浪漫现实主义的“磨难-成长”式童年书写，还是卡罗尔超越现实的“奇境历险”式童年书写，它们都是殊途同归的，是对于在剧变、动荡年代里逝去的以“教堂钟声”为象征的、温馨的“古老英格兰”精神家园的追寻，以及对于动荡不安的物化世界的抵御和反抗。1744年，出版家约翰·纽伯瑞在伦敦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冲破了长期以来由清教主义思潮主导的儿童图书写作的清规戒律，迈出了走向儿童本位的图书写作与出版的重要一步。而在工业革命和儿童文学革命的双重时代语境中，有自觉意识的，卓越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些作品文类多样，题材丰富，主要包括儿童本位的童话小说、女性童话叙事、少年校园叙事和少年历险叙事等等，形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共同体。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代表性作品有：F.E.佩吉特(F.E. Paget)的《卡兹科普弗斯一家的希望》(TheHopeoftheKatzekopfs,1844)；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金河王》(TheKingoftheGoldenRiver,1851)；萨克雷(W.M. Thackeray)的《玫瑰与戒指》(TheRoseandtheRing,1855)；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水孩儿》(WaterBabies,1863)；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奇境漫游记》(AliceinWonderland,1865)和《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Alice’sAdventuresintheGlass,1871)；乔治·麦克唐纳(Gorge Macdonald)的《乘着北风遨游》(AttheBackofNorthWind,1871)、《公主与妖怪》(ThePrincessandGoblin,1872)、《公主与科迪》(ThePrincessandCurdie,1883)；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TheHappyPrinceandOtherTales,1888,包括《快乐王子》《夜莺和玫瑰》《自私的巨人》《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和《石榴之家》(AHouseofPomegranates,1891，包括《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儿》)；约瑟夫·鲁·吉卜林(J. Rudyard Kipling)的《林莽传奇》(JungleBooks,1894-1895)、《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soStories,1902)；贝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兔子彼得的故事》(PeterRabbit,1902)；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五个孩子与沙精》(FiveChildrenandIt,1902)、《凤凰与魔毯》(PhoenixandCarpet,1904)、《护符的故事》(TheStoryoftheAmulet,1906)、《魔法城堡》(EnchantedCastle,1907)；巴里(John Barrie)的《小飞侠彼得潘》(PeterPan,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黄金时代》(TheGoldenAge,1895)、《梦里春秋》(DreamDays,1898)、《柳林风声》(WindintheWillows,1908)等等；以及狄更斯的《雾都孤儿》(OliverTwist,1838)、《老古玩店》(TheOldCuriosityShop,1841)、《董贝父子》(DombeyandSon,1846-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1849-1850)、《小杜丽》(LittleDorrit,1855-1857)、《远大前程》(GreatExpectations,1860-1861)，托马斯·休斯(Tomas Hughes)的《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TomBrownsSchoolDays,1857)等等。

从总体看，这一时期形成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共同体成就斐然，令人叹为观止。儿童幻想文学异军突起，女性童话创作构成半壁江山，校园小说和历险小说也取得长足发展，受到欢迎。值得注意的是，众多杰出的成人文学作家进行“跨界”写作，童年叙事蔚然成风，名家名作影响深远。这无疑构建起现代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第一座美丽的大花园。如果说，清教主义者开启了有意识地为儿童写作的宗教训导文学，按照预先设定的宗教理念或条件展开事件，那么约翰·纽伯瑞就从以“布道说教”为中心的儿童图书阶段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通过为儿童读者大规模地出版各种读物，纽伯瑞践行了洛克所倡导的进步的儿童教育观念，一个重大变化就体现在对于儿童人物在特定生活环境中的选择性活动的描写，使其在特定意义上成为针对性地满足儿童独特精神需求的文学读物。当然，纽伯瑞及其继承者的出版理念和大部分图书内容还停留在理性常识的范畴，还恪守道德与宗教训导等教育主题。在工业革命及社会巨变的浪潮中，维多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儿童文学共同体成为真正儿童本位的，契合儿童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的童年文学表达。这些具有经典艺术品质的作品构建了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丰硕实体，许多作品具有独特的双重性，既能满足少年读者审美和认知的阅读需求，又能吸引成年读者的目光，使他们流连忘返，从中发现重返童年这一人类精神家园的哲理和情感诉求。这些作品对于现当代英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意义，也从此成为儿童文学批评史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

二、走向独立自洽的儿童文学学科研究

20世纪以来，相关领域的批评家和学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及其作品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从文学艺术的学理层面揭示了儿童文学名篇佳作的经典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由此开创了当代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道路。哈维·达顿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1932)是重要的英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和史学研究及书目学著作，该书提供了描述性的书目，阐述内容涉及图书馆学、社会学、图文关系以及作为艺术品的图书整体效果等相关构成因素，首次清晰地描绘了独立于成人文学大系统的儿童文学版图。这部书呈现了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要素，奠定了后世儿童文学之史学研究的基础。作者还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精炼的阐释，对英国儿童图书创作、出版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及发展进程，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内在逻辑关联等命题进行了透彻的论述。汉弗莱·卡彭特的《秘密花园：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研究》(SecretGardens：AStudyoftheGoldenAgeofChildren’sLiterature,1985)借用女作家弗朗西丝·伯内特的儿童小说名著《秘密花园》为主标题，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年的杰出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深入考察，认为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形成了相似的涉及思想观念和主题的艺术模式。彼得·亨特主编的《插图版英语儿童文学史》(Children’sLiterature:AnIllustratedHistory,1995)是一部按年代和创作类型撰写的通史类论文集。它重点探讨了英国儿童幻想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等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彼得·亨特、汉弗莱·卡彭特、佩里·诺德曼、杰克·齐普斯、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约翰·斯蒂芬斯、罗宾·麦考伦、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凯伦·科茨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研究学者，以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和长期积累的学术资源投入由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发展历程引导的现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研究，考察其发生的源流和发展的历程，以及风格多样的文学艺术特征，研究对象从时代语境中的创作延伸到当代文化阐释和批评现象。他们的研究采用了多种人文学科视角，运用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和文本解读方式，使儿童文学研究超越了以往师法成人文学的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的翻版，涉及文化学、传播学、儿童文学史学、意识形态理论、修辞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主体性理论以及语言学和叙事理论等，体现了研究者对人文学科前沿理论话语的创造性借鉴与融合。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开展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将儿童文学视为整个文学活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同条件下接受相同的评判标准。正如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批评家齐普斯所强调的：“儿童文学也应当遵循我们为当代最优秀的成人作家所设定的相同的高水平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学者们又将研究视阈拓展至世界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其重要成果体现为大型理论工具书《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CompanionEncyclopediaofChildren’sLiterature，1996，2014)的出版。这部厚重的百科全书由英国儿童文学研究学者彼得·亨特(Peter Hunt)主编，撰稿者全都是学养深厚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研究者，通过对现当代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和学术研究进行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呈现了20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学术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彼得·亨特早期任教于英国卡迪夫大学，是英语和儿童文学资深教授，长期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是儿童文学学术性研究的先驱之一。作为学养深厚而且一直关注儿童文学的学者，亨特较早在英国大学开设儿童文学课程，还在23个国家的150多所大学讲授儿童文学。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以独著和合作方式出版了26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其著述被翻译为中文、阿拉伯文、丹麦文、希腊文、日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亨特的贡献在于将主流文学批评理论、考察范式和批评实践与儿童文学的独特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儿童主义批评”视角，并通过《批评、理论与儿童文学》(Criticism,Theory,andChildren’sLiterature,1991)、《儿童文学：当代批评》(LiteratureforChildren:ContemporaryCriticism,1992)等编著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作为享誉世界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亨特的研究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发展。在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获得了原创性途径和方法，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成果丰硕，引发关注，使儿童文学研究突破了依附主流文学批评的束缚，也不再作为教育学科的附庸而存在，最终形成了独立、自洽的文学学科。

作为一部集大成的学术性著述，《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主体由三大部分组成：(一)理论、批评与应用卷，主要内容包括儿童文学的相关理论、批评以及应用。(二)文类卷，主要内容包括小说部分和诗歌、戏剧及其他部分。(三)世界儿童文学史论卷，即儿童文学国别史论，阐述世界各国儿童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历程。其中的“理论、批评与应用卷”梳理、汇总了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实践，包括基本理论、核心概念以及各种批评路径。从儿童、童年、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历史和文化对儿童文学的形塑、意识形态问题、语言学和文体学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到各种批评理论，如读者反映论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性别批评、少数族裔和歧视问题，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之争、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基础、隐性读者和真实读者的关系等，应有尽有。而且，编撰者对于儿童文学中涉及的语言学和文体学策略展开了剖析，对儿童文学批评方法如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进行了细致阐释，对图画书的发展给予了细致的理论阐释。由此可见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些研究成果超越了最初的单向度关注作品题材、表现手法以及如何把握适宜的教育方式、如何传递某种道德价值等传统的考察层面，进入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神话学、法学等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的纵深阶段。从总体看，这部儿童文学百科全书全方位、多视阈地呈现了世界儿童文学主体发生、发展的全貌和发展的全过程，具有权威性、资料性、知识性、学术性和思想性，成为公认的影响深远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可以这么说，当代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既揭示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经典品性，呈现了理论批评的力度和深度，也捍卫和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文学史边界和文化视野，确立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和社会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评判价值和引领作用。当然，这部《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呈现的主要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发生期和发展期的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的研究成果，包括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留下的作品，形成的格局和传承的脉络。同时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受到特定时代语境下自身认识能力的制约或影响，这样的思维方式又直接制约或影响论述者的思辨方式和表达方式。例如从清教主义的“灵魂净化”式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到洛克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儿童教育观，到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观，再到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艺术观和教育功能观，人们对于儿童的生命状态、成长过程及儿童文学的认知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与深化的进程中。从恐吓震惊式宗教训诫、感化教育到健全的道德和人格教育，从一元到多元文化教育，从知识教育到公民教育和审美教育等，有关儿童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理念也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演进过程，无疑体现了儿童文学对于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使命与担当：发展中国视野的儿童文学学科研究

对于国内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外比较儿童文学研究者，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构建中国视野的儿童文学学科研究及评价体系是义不容辞的使命。从迄今为止的世界儿童文学的批评理论现状可见，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一方面是理论研究大发展、大繁荣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学派林立、理论繁多，而且理论触角显得过于精细、过于繁复，需要贯通整合，而且所有这些理论视阈对于儿童文学本体的适应性也需要加以考究。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坚持“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该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哲学原则。在把握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的同时，应将重点放在事情的主要性质方面。抓住事情的主要方面，不盲目采信评价，而是根据主要事实做出客观中肯的论述。在审视、考察儿童文学历史及其相关文献文章时，要避免被大量细节和外观形式所淹没、遮蔽，要透视和细究，直逼其内涵实质。例如，要以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出现以来的源流作为主线，梳理、提炼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主潮走向。17世纪清教主义群体是自觉地关注儿童教育与阅读的，这应当是一个有意义的起点或切入点。从清教主义儿童观主导的清教主义儿童文学创作与观念拓展到约翰·纽伯瑞的儿童图书事业，再由此延伸到工业革命时期，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出现，这是历时性的考察。批评史对应的目标和对象自然是儿童文学创作实体，要紧扣各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潮流。其中一个脉络就是围绕创作主潮兴起的评价和批评思潮，如儿童幻想文学的创作与理论研究，要梳理贯通各种理论著述和阐释，形成专题成果。通过将历时性的考察梳理与共时性的分析比较相结合，以中国立场和中国视野去全面考察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去拓展新的研究空间，发掘那些可能被忽略的、与考察对象之间存在重要关联的文献资料和文学文化现象，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宗教之争、科学与人文之争、科学与想象力之争，等等。总之，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秉承中国立场，坚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武器，从思维方式，方法论和价值观等纬度去进行整合性梳理和鉴别，建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和批评范式。另一脉络是横向考察以共同语系文化形成的地域共同体的儿童文学批评源流。例如，围绕安徒生童话的评价来解析相关思潮与争辩，同时切入北欧儿童文学思想的源流走向，以及对欧洲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与评价(批评)的影响，交流与互鉴互动。由此推而广之，研究者可以通过发生论和认识论的视野，深入考察贯穿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各个时期的理论建树，相互交流与对话，接受与影响；这一考察要体现唯物辩证法指导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现。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涉及主观意识和思想评价，要将考察视域聚焦于人类如何认识儿童世界，认识童年人生，认识童年与青少年成长与相关命题的文学表达，等等。

四、关于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类各个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精细程度之高，远非日常体验所能涵盖。与此同时，人文学科的研究不仅能够相互借鉴认知话语和研究范式，而且能够向自然科学借鉴话语和范式。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更是时代的呼唤和需求。无论是儿童文学的本体研究还是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对于创作领域各文类的研究，以及各种研究方法之间及其内部特点的深入对比，无论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神话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还是自然科学，都需要关注相关学科的知识结构与相应话语体系。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disciplinary stud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特性还指向童年文学表达的独特本质，指向从低幼到青少年阶段的未成年人这样一组变体。从儿歌歌谣、普及读物到长篇叙事系列，儿童文学本体的文体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澄清。相较于成人文学常见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体分类法，儿童文学的文体分类显得愈加驳杂，不仅分类宽泛，概念颇多重合，而且题材及主题意识往往大于文体意识。从故事、寓言、童话三类文体，到科学文艺、儿童戏剧与影视、儿童歌曲与韵文等单列文体，再到科幻文学、成长小说、青春文学及动物文学等交叉样态的文学样式，从简易单纯到复杂多样，在阅读和接受的复杂性与难易程度上形成一个特殊的连续体，这些都需要研究者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行学科层面的归纳，给予实质性的解答。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两部“爱丽丝”小说到当代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揭示了儿童文学经典具有的丰富的、多层面的认知性和文学审美性，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深邃的文学、文化及相关学科和自然科学视阈的阐释空间。自“爱丽丝”小说问世以来，人们先后从文学、心理学、社会政治学、哲学、数学、语言学、符号学甚至医学等视阈去审视和研究，不断揭示其文本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哲思和文化因素，各种理论阐释与发现层出不穷。数学家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1905-2010)曾这样来论述“爱丽丝”小说的阐释性：“与荷马史诗、圣经以及所有其他伟大的幻想作品一样，两部‘爱丽丝’小说能够让人们进行任何类型的象征性阐释 —— 政治的，形而上的，或者弗洛伊德式的。”

至于《哈利·波特》系列所引发的跨学科研究热潮，更是延伸到诸多自然科学领域，包括高度专业化的学科如化学、物理学、心理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发表了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如《哈利·波特与心理学》(ThePsychologyofHarryPotter:AnUnauthorizedExaminationoftheBoyWhoLived,2006)，作者尼尔·墨霍兰德(Neil Mulholland)，一个精神病学高级心理咨询师，从心理学视角探寻女作家罗琳的“密室”深处，揭示在小说情节和人物后面显露的人性与动机，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使这一幻想小说系列成为不朽的畅销之作。罗杰·赫菲尔德(Roger Highfield)的《哈利·波特的魔法与科学》(TheScienceofHarryPotter，2003)探讨“哈利·波特”小说系列的魔法世界所包含的科学原则、科学理论和假设，是一本颇具启发性和趣味性的著述。它向身为父母的成人读者表明，如何通过“哈利·波特”小说系列，引导孩子们进入自然科学的奇境世界，了解和认识科学观念。大卫·巴格特(David Baggett)和肖恩·克莱因(Shawn E. Klein)主编的《哈利·波特的哲学世界：如果亚里士多德掌管霍格沃茨》(HarryPotterandPhilosophy：IfAristotleRanHogwarts，2004)从多个层面阐释了“哈利·波特”小说中隐含的哲学问题。与此同时，教育领域围绕“哈利·波特”系列开设了相关课程。如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专门开设“哈利·波特与科学”课程(the Science of Harry Potter)。据该校网站的课程介绍，物理学教授乔治·普利特尼克(George Plitnik)将带领学生们检验在J.K.罗琳书中出现的各种魔法事件，同时通过物理学原理对那些看似非常奇异的现象进行科学解释。“哈利·波特”与当代科学界的关系也成为令人关注的现象。当今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将“哈利·波特”小说系列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之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笔者在国际学术论文检索平台Pubmed(以发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成果为主的论文数据库)上进行搜索，截至2011年，在包括《自然》这样的世界一流刊物在内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与科学这一命题的近40篇学术论文。这表明作为幻想文学作品的“哈利·波特”得到了科学共同体的关注，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题研究的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人们在Springer Link数据库中检索到一千三百多篇相关文章。在谷歌学术搜索中检索到五万五千三百多篇文章。通过中国知网(CNKI)搜索有关“哈利·波特”的关键词，可以检索到七百多篇相关中文学术论文。

当然，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还要注意相关性和适应性。恰如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学科，运用了什么学科的话语和认知逻辑，其研究的最终指向还是要通往文学本体，否则就失去了根基，不复具备存在价值。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一定不能偏离儿童文学的本体属性。如前所述，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指导思想进行研究，要抓住事物的主要方面、抓住事物的本质，坚持“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该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哲学原则。儿童文学面对的主体对象是儿童和青少年，从童年到青少年的人生阶段意味着从迷茫、混沌走向道德和智力成长与成熟，进入认知和审美的更高层次的成长进程。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要体现对儿童及青少年成长的意义和价值，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少年儿童读者的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儿童文学是童年的文学表达，关键词是成长。儿童文学的基本诗学命题无疑指向“儿童与儿童的精神世界”以及“童年与成长”的文学表达。作为人类个体生命中一段特殊的初始阶段，童年本身具有与成年迥然不同的特殊性，尤其体现在生理发育程度及心智与精神活动的差异等方面。根据当代童话心理学的研究，在人生的幼年期，儿童的内心感受和体验缺乏逻辑秩序和理性秩序，因此不宜过早让儿童进入现实，像成人一样理解现实。本着这样的认识，人们会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童话心理学研究具有特殊而相关的借鉴意义。

在特定意义上，20世纪被称为心理学的世纪，因为人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自己内心世界的方式。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不仅开拓了心理学研究的新疆界，拓展了人们认识精神世界的视野。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观念不仅重新塑造了当代艺术、文学和医学，而且为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成为当代童话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支撑。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话语性的创始人”(fondateurs de discursivité)，是19世纪思想与话语模式的奠定者和标志性人物。弗洛伊德的话语构成了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确立了相关话语的无限可能性。福柯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话语奠定了关于“梦”和“无意识”的学说，有助于我们去阐释那无法抵达却早已存在，并成为我们阐释动力机制与源泉的区域。弗洛伊德之后，众多职业精神分析学家及从事临床精神医学实践的专家诸如荣格、拉康、埃里克森、弗洛姆、贝特尔海姆、阿恩海姆、阿瑞提、弗朗兹等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将目光转向神话和童话文学及文学艺术形象。他们的跨学科研究前所未有地贯通了心理学与文学的学科界限。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童话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学和童话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交叉的结果，是推动和深化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重要开拓。重新审视和探讨20世纪童话心理学，意味着返回精神分析话语的创始之处，这一“返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童话心理学的话语性创新，真正实现与话语性创始者的对话，通过“返回”原点实现儿童文学及童话文学研究的创新，生发出异质性的活力和有益思想。与此同时，通过童话心理学视阈重新审视现当代童话叙事文学的认知和审美特征、功能，无疑是推进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事实表明，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成果的交流互鉴和互融促进了各民族儿童文学的创作、翻译、研究和交流互动。国内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水平，这是一种历史的担当，也是文化和文明互鉴的必经之路。我们应当秉承中国文化自信，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通过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资源、理论资源考察和揭示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的基本历程和全貌。要从学术思想形态层面考察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演进的主体脉络、考察那些影响与规约世界儿童文学批评走向的重要思想和理论问题；追寻相关学术思潮的变迁和发展，以此观照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及其学术思想在现当代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功能、意义乃至局限、困境及如何寻求突破，并为我国当代儿童文学批评提供重要学术和理论资源。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整合研究，阐明自觉的儿童文学的实质发生、内在关联、时代特征和当代意义；这对于我们构建中外儿童文学的多层性和互动性的文化和文学共同体，无疑具有积极的文化认知价值和文学批评实践意义，诚如杰克·齐普斯所论述的：“尽管并非《哈利·波特》小说系列使儿童文学回归其在文化版图中应当拥有的地位，但它们确实巩固了儿童文学在文化版图中的地位，而且将继续使普通读者认识到，儿童文学才是最受欢迎的流行文学。儿童文学是真正的大众文学，是为所有民众创作的文学，是无论老少都在阅读的文学。”

① Laura F. Kready,AStudyofFairyTales,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6.

② Andrew Sanders,TheShortOxfordHistoryofEnglish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中译本：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③ Philip Davis,TheVictorians,1830-1880:OxfordEnglishLiteraryHistory, vol.V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07年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入该书原版Philip Davis,TheVictorians(1830-1880):TheOxfordEnglishLiteraryHistory, vol.8,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John Rowe Townsend,WrittenforChildren:AnOutlineofEnglish-languageChildren’sLiterature, London: Bodley Head Children’s Books,1990.London：Bodley Head，1995.

⑤ D.C.Thacker and Jean Webb,IntroducingChildren’sLiterature：FromRomanticismtoPostmodernism，London:Routledge，2002.

⑥ C. N. Manlove,FromAlicetoHarryPotter:Children’sFantasyinEngland，New Zealand: Cybereditions Corporation Christchurch,2003.

⑦ 1693年，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教育漫话》(SomeThoughtsConcerningEduc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中论述了如何通过三种独特的方法来培育儿童的心智：发展健康的体魄，形成良好的性格，选择适宜的教育课程。在培养读书识字的方式上，洛克认为儿童的阅读应当具有愉悦性，他推荐的儿童读物包括宗教性的素材和伊索寓言等。

⑧ Jack Zipes, Lissa Paul, et al., eds.,TheNortonAnthologyofChildren’sLiterature:TheTraditionsinEnglish,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⑨ Elisha Coles,ed.,NolensVolens:OrYouShallMakeLatinWhetherYouwillorNo,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675.

⑩ James Janeway,ATokenforChildren,BeinganExactAccountoftheConversion，HolyandExemplaryLives,andJoyfulDeathsofSeveralYoungChildren，London：Electronic Data，1671. Farmington Hills, Mich.: Thomson Gale,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