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猛 崔雪梅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一、西征大背景

（一）国内政策转变

甘肃在中国的西北方，其北面靠近苏联，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弱势情况下，有必要在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方便取得苏共的帮助。具体到当时的战事下，为改变红军被动的局面，应该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壮大统一战线。面对实际局势战况，党中央明确地做出了部署，指出“宁夏及绥远西”和“甘凉肃三州”①是促进联合的两条重要通道。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国民党30万大军占领着西安，想在甘肃一带一网打尽红军主力。1936年10月，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部分红军西渡黄河去寻求苏联的支援，却被国民党军队堵截，其中只有三个军渡过了黄河，剩下的大部队未能跟上，此时党做了紧急调军行动，决定南北分军，各个打击，由陈昌浩、徐向前带领红军向北前行，在甘肃一带建立根据地，以便直接与苏联取得联系。此番决定，拉开了红西路军西征的序幕，西征由此开始。

（二）顺应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列强各国之间的矛盾，反而随着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固有矛盾愈演愈深。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波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危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总体分为以美、英、法为代表的势力集团和以德、意、日为代表的势力集团。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西靠近欧洲，向东靠近亚洲，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为避免日本法西斯国家从东面进攻，苏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牵制日本。当时的中国经济、军事等方面较差，需要向北前行打通与苏联的联络来获取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因而，北上顺应了当时的国际环境。

二、开展山丹地区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是党抗战时期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基础保障。“1936年红军西征，马步青、马步芳带领三个主力旅的骑兵团，阻拦红军西进，在一条山激战，红军大胜，歼敌三千多人。但马家军有蒋介石的支持，拼死与红军交战。红军渡过黄河由景泰、古浪进入河西，一直和马家军转战不停。”[1](P13)11月到12月期间，肩负打通国际路线的历史使命的红西路军三十军267、269 两个团及总部直属队骑一师进驻山丹县城，向当地群众宣传他们的革命宗旨和意义，与当地群众互帮互助，建立了革命友谊，也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途径山丹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组织开展活动，打造良好的群众基础

1．创建苏维埃地方政权，市（街）政府成员带领群众积极支援红军

“1936年12月24 日，西路军撤离山丹继续挺进的35 天里，红五军先后在山丹东、西、南、北街及东西关建立五个苏维埃市政府”[2](P22)，在各街市政府建立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山丹县政府。在红军与马家军作战期间，县苏维埃政府和各街市政府成员经常走家串户，与红军一起惩治土豪劣绅，获得当地人民群众的一致肯定。此外，县政府动员工商界出物，群众出力，积极组织群众为红军赶制冬装，有的为红军制作皮背心、补衣服、送粮食；有的帮红军打探消息；还有的制作手套送给红军。经记载：“皮匠王作仁、张全仁等10 多人，为红军制作皮背心240 多件，短皮袄140 多件，皮手套240 多双。北街农民毛炳珍拿出粮食20 石。”[3](P155)军民一心，大家工作热情也越来越高了。为继续保持这种互动帮助的状态，当地苏维埃政府成员自觉带头引领人民群众捐赠物资，吴培录②拿出小麦6石、山羊皮褂1 件、毛毡13 条、80 多石煤来支援红军。一些政府人员的妻子也积极给红军补衣服、做鞋垫。而红军对于群众支援的物品并不是直接拿来，而是付有报酬的，在条据上向群众承诺：“等革命成功了，以条据付款。”[3](P157)同时，红军也很关心贫苦群众的生活，给家中断炊的一些群众送上粮食和烧柴以便维持家中生计。

2．组织“抗日义勇军”大队，配合红军作战

敌人在红军到来山丹县城前在群众面前诋毁其形象，想利用造谣生事的方法来从侧面打垮红军，而红军向广大群众宣传自己的战略计划和联合苏联打退日本侵略军给人民群众带来安定的生活目标以及实现我国独立的民族意义，并在与群众的相处中态度和蔼，军纪严谨，使广大人民群众对红军有了越来越高的支持，成功扭转了谣言带来的威胁。红军来到山丹县没有强制性地逼迫群众做不愿意做的事，反而在当地实施开明的政策，这就有许多群众自愿在红军的带领下成立了“抗日义勇军”，义勇军编为一个大队，三个分队，一个青年队。每个分队约50 人左右，青年队有100 多人，大队部设在“永泰和”商号院内。红军派山丹籍的红五军管理排长任天贵负责训练，组织义勇军战士协助红军站岗放哨，维护城区秩序。群众积极为红军送水送粮，给红军磨粮食、烙大饼、收集粮草，组织担架救护伤员。在县苏维埃政府和各市街政府成员的动员和鼓舞下，发动群众打土豪，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红军队伍，壮大了红军部队，随军一路西行。

3． 在当地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红西路军以党的《八一宣言》精神为指导，首先，在山丹地区张贴海报、发传单。城镇多处张贴了由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署名的《中国抗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向当地人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纪律、任务以及抗日救国的民族政策和主张。直到现在，一些曾亲身经历此景的老人们还记得当时布告及海报的标语、内容。例如，“反对内战，一致抗日”“莫替马步芳打红军”“甘青民团官兵联合红军，保卫家乡、保卫西北”“红军保护商人，公平买卖”等。1936年11月27日，西路军与马家军准备在山丹县大佛寺作战，县苏维埃政府成员为帮助红军战士而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去敌军营地发传单，想要以此消解敌人的斗志，鼓舞我军士气。其次，举办集会宣讲，阐述了开辟甘北革命根据地，稳定后方，打击土豪分田地，翻身做主人获得解放的革命道理。此外，组织当地人民参加红色文艺节目来宣传日本侵略我国的危机情势，号召各界进步力量投身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后，红军还教当地老百姓唱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歌曲。如《只要联合打日本》歌词中写道，“马家的官兵来马家的兵，制造内战打红军，可是我们不愿意，不知（那个）马家是何心。不分回汉与干群，不分官长与士兵；只要联合打日本，咱们就是一家人”[4](P55)，以另一种形式来宣传红军的宗旨及政策。

4．开展当地政治经济斗争，争取民众

即便在这种战火硝烟、军情多变的恶劣环境下，红西路军仍然抽出时间安排地方工作。首先通过调查考证将大家组织起来，然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临时性政策，如保护工人权益，倡导工农结合发展工商业，不没收地主兼商人之商业部分，多余的资金分给当地贫困家庭来买粮食以维持生计等。这些政策也使当地有声望的绅士以及商业者有了一定的积极性，消除了对红军来之前的偏见，稳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有效地加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红军和各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起到了积极作用，便于掌握各阶层的动态，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有效地发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开展政治斗争中，红军打击敌对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巩固群众基础。

（二）山丹县群众积极营救、掩护红西路军将士，建立军民情谊

1.但复三营救护送陈昌浩

1936年11月，陈昌浩同志和徐向前同志接中央命令开赴河西地区，与马步芳的兵队相战数月。为了让中央了解情况并得到中央支援，陈昌浩和徐向前赶往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而赴中央汇报的途中受到马家军的四处搜捕，情形严峻。两首长不畏艰辛，昼夜前行。途中陈昌浩胃病复发，在今山丹县大马营乡前山村的一个干河滩时，找了一个崖坎处避风，拾干树枝点火取暖，遇到农民万怀章（原籍湖北广水），向这位农民求助，希望可以得到帮助。交谈中万怀章听出了陈昌浩的湖北口音，依着老乡情介绍济世行医的但复三③为他治胃病。革命的任务不能耽搁，于是徐向前一人日夜兼程奔往延安，最终见到了毛主席。而陈昌浩与但复三朝夕相处后慢慢放下戒备，告诉了他革命的任务和自己的身份，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马家军搜捕期间，但复三不顾生命危险掩护他，护送他到了陕北，回到了党的怀抱。

2.李逢溢与敌斗智斗勇，军民义结金兰

芦堡任家寨村医生李逢溢，1937年2月的一天，在山丹县平坡煤窑处失散红军杨春才流落他家，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将杨春才藏到后窑，不久走漏了风声，敌政保人员发生怀疑。李逢溢一边扬言红军早已离开，一边把杨春才转移到另外一个破窑里隐蔽，并在原地藏过杨春才的地方摆上酒席宴请敌政保人员吃喝，并故意领他们到后窑取酒，借此打消政保人员的怀疑，才使得杨春才脱离险境。在此期间，二人结拜为兄弟。还有一些红军失散人员路过平坡村找杨春才，李逢溢先后资助他们90 多元。到杨春才要回部队时，“李逢溢给杨春才缝了一套甘州土布棉衣，给了一顶毡帽，备办了路途所需的口粮，资助20 余元，把他送到新河向东走了。”[5](P105)

3.邱春芳急中生智护红军

1937年春，有12 名红军到霍城东山邱春芳家寻找食物。她拿出仅有的一点馒头让红军吃，并留红军在家中过夜，然而第二天早晨敌人就来搜捕。形势千钧一发，邱春芳急中生智，让12 名红军藏在一个新窑洞内的套间里，用杂物掩盖，然后在窑洞里放了一堆火，弄得满是烟，敌人难以进入。当敌人追问时，她说是在烧炕，这样就躲过了马匪的搜捕。敌人走后，她为红军指路并护送了二里多路。

不仅仅是但复三、李逢溢和邱春芳，还有很多的各阶层人士以不同的方式营救和掩护西路军。山丹人民与红西路军共同抗敌，那种冒死扶伤的精神以及掩护红西路军的感人事迹连同红西路军战士们的抗日英雄事迹共同载入党和人民的光辉历史史册。

（三）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红西路军西征是我们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一定的影响。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打算西安会战，于是请求西路军东进后出靖远，配合河东军，以保证侧后方的安全。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电令西路军东返。当时，蒋介石在西安同意了抗日的主张，而在1937年1月上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扣押张学良，重新调集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又一次点燃了爆发内战的气焰。作为国民党利益代表的青海省马步芳与国民党政府通电并请求任命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驻军黄河两岸的国民党杨德亮④等人都是坚持“剿共”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党中央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来接通苏联。在征战期间，在山丹县等各个地方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与马家军转战数月。浴血奋战的西路军们拖住了蒋介石的大多部队，成功接应了后侧方军队，对整个战局起到了稳固的作用，也对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起了稳定作用，从客观上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山丹地区统战工作的历史意义及启示

（一）历史意义

红军来之后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务实西北地区群众基础。在山丹的统战工作中，以当地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使更多的人了解革命意义和前途，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和各街市政府，积极组织当地群众以各种方式帮助红军部队，支援了西路军作战；在县苏维埃政权民主参与的实践方式中使当地群众加入党的体系并接受了切实的民主教育，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在当地的影响，打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与当地农民友好相处，不拿农民分毫，没有强迫农民加入红军队伍，也没有强制要求农民的帮助，体民爱民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二）历史启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因为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才创造了曾经革命时期那些以少胜多的奇迹。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深痛的历史教训成为后来革命者继续前行的经验，也为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更要发扬革命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走群众路线。历史表明：党的成长成熟以及发展壮大都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连。西征路远，艰难阻险，广大红西路军将士们不畏艰辛，严守军纪，与人民群众在一起。

军队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保持和发扬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军廉才能长久。对于继续开展军队作风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军委部署要求，继续做好军队各方面工作。对于军队的建设不可有丝毫懈怠，要加强军队作风建设，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保持政治整训劲头和力度。此外，继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使得军队建设有组织化，体系化，严明军纪，将从严治党贯彻到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中。无论何时，都需居安思危，发扬革命时期的那种军队意志力，使我国军队建设永葆生机和活力。

注释：

①分别指甘州区、凉州区、肃州区。甘州区，隶属于甘肃省张掖市，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凉州区，隶属于甘肃省武威市，位于河西走廊东端；肃州区隶属于甘肃省酒泉市，位于河西走廊中西部。

②当时任山丹县东街市政府主席。

③湖北省大悟县高店乡但家冲人，年岁60 有余，幼年学医，曾在家乡开中医诊所，悬壶济世。

④杨德亮（1902～1975）黄埔第三期步科。籍贯：云南昭通，回族。历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区队长，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连长、营长、少校团附，第十七军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