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战国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周谷城著《中国通史》是一部有影响的通史著作[1]，也是一部经历曲折的通史著作①，193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周著《中国通史》出版发行后，叫好者有之②，攻击责骂者有之③，当局甚至以该著“散布马克思主义毒素”而加以查禁，著者也因此颇受牵连。1949 后，该通史做了大量修订，甚至连洋洋万言的“导论：历史完形论”部分也删除了。尽管如此，该通史仍一再遭受激烈批判：或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史学著作④，或被指责为封建主义史学著作[2]。1978年后，学界对周著《中国通史》虽有不少研究⑤，但分歧依然严重：有推崇其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有断言其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也有模棱两可、避而不谈的。由此可见，周著《中国通史》仍值得进一步讨论。笔者就其通史理论、通史编纂和思想底蕴加以探讨，以补学界未尽之义。

一、通史理论

“历史完形论”是周谷城治学的基本理论，也是周谷城通史编纂的基本理论。讨论周著《中国通史》，不能不首先讨论其“历史完形论”。

“历史完形论”认为，历史是人类既往活动，具有客观性，史学研究应努力体现和维护历史的客观性[3](导论P6-7)。“历史完形论”又强调，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织，具有整体性，史学研究应努力体现和维护历史的整体性。客观性和整体性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性，两者缺一不可。从体现和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出发，“历史完形论”分析了“资鉴说”的问题所在。“历史完形论”并不否认史学的致用性，认为这正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但问题是，如果为了“资鉴”和致用而随意择取史实和解读历史的话，其结果势必妨害历史的真实性，最终不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曲折经历看，周谷城对“资鉴说”的批评和警惕并非无关紧要。

“历史完形论”认为，通史之所以为通史，就在于通史不仅要体现和维护历史的客观性，更要体现和维护历史的整体性，这是通史区别于其他类型史著的内在依据[3](导论P21-22)。从体现和维护通史的基本要义出发，“历史完形论”逐一审视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新兴的章节体，认为这些史书体裁实际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不适合编纂通史的问题：或者是不以人类既往活动为对象，或者是破坏了历史的整体性。

在“历史完形论”看来，要编纂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关键就在于明了通史标准。第一，“专史之和不等于通史”。因为“积专史之和以为通史，无异于认通史的对象为不能独立存在。实则通史并非专史之和，其对象乃有客观独立的存在的”[4]。“历史完形论”认为，传统的通史著作大都是堆积或拼凑专门史而成，因而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通史。例如，杜佑《通典》和马端临《文献通考》可视为史料汇编，而郑樵《通志》可视为专门史和通史的混编。第二，“通史的对象是人类既往活动”。通史自有通史的取舍对象，如果通史取舍漫无限制或者面面俱到，其结果犹如编纂历史大词典或者百科全书，读起来不免枯燥乏味至极，这样的通史编纂显然是“不得要领”。

新史学兴起后，编纂新型通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重中之重⑥。新型通史虽纷纷涌现，但通史理论乏善可陈。早期的新型通史著作尚无理论自觉可言，其表现有二：一是体裁上照搬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章节体；二是史观上套用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兴起后，这种状况仍无改观，因为两者都不屑于通史理论建构。抗战爆发后，新型通史更是大量涌现，但通史理论依然欠缺和薄弱。这其中，周谷城和张荫麟的通史理论思考最值得关注[5]。张荫麟因提出通史的“笔削”标准而引来好评如潮⑦。相较之下，周谷城的通史理论显得更为系统周全。

二、通史编纂

内容取舍和谋篇布局是通史编纂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前者是“写什么”的问题，主要体现通史的编纂旨趣和关切；后者是“如何写”的问题，主要牵涉通史的编纂体裁和方法。周著《中国通史》正文五篇：第一篇“游徙部族定居时代（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前即公元前770年以前）——中国民族初步形成”；第二篇“私有制生成时代（自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即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9年）——社会关系发生剧变”；第三篇“封建势力结晶时代（自新莽元年至北宋元年即自公元9年至960年）——由内乱到种族战争”；第四篇“封建势力持续时代（自北宋初至鸦片之战即自公元960年到1840年）——种族战争愈演愈烈”；第五篇“资本主义萌芽时代（鸦片战争以后到现在即公元1840年以后到现在）——工国农国相摩相荡”。

就上述篇名看，周著《中国通史》的关注对象正是“历史完形论”再三强调的人类既往活动。再就框架结构看，周著《中国通史》依据中国社会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交替演变来划分历史阶段并谋篇布局，这就突破既有通史著作简单依据朝代划分历史阶段并谋篇布局的惯常做法⑧。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周著《中国通史》成书时间较为接近，也是学界公认影响较大的几部通史著作。为明了周著《中国通史》的编纂特色，兹以上述几部通史著作略加比较。

《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册，出版发行于1940年和1944年。上册分十八个专题⑨，涵盖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下册为政治沿革史。以“历史完形论”审视之，《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为专门史汇编，下册属通史部分，整体结构类似郑瞧《通志》体例，即专门史与通史混编。

钱穆《国史大纲》问世于1940年，共八编：第一编“上古三代部分”，第二编“春秋战国之部”，第三编“秦汉之部”，第四编“魏晋南北朝之部”，第五编“隋唐五代之部”，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七编“元明之部”，第八编“清代之部”。就内容取舍看，钱穆《国史大纲》关注的是“民族文化生命”，因而很少涉及人类既往活动。例如，历代农民起义就几乎不见踪影。再就历史阶段划分和篇名看，该著似乎只是依据朝代划分历史阶段并谋篇布局。然而细察之，其整体结构类似“历史完形论”批评的章节体：纵向依历史朝代划分篇章，横向依政治、社会和学术文化等门类展开⑩。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分上中两册，发行于1941年和1943年。其正文三编：第一编“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远古至秦”，第二编“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扩张到外族的内侵——秦汉至南北朝”，第三编“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

《中国通史简编》的历史阶段划分和整体架构采用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篇章划分依据历史朝代⑪。尽管毛泽东对范著评价很高⑫，但范文澜本人并不满意。他后来反思说：由于当时资料缺乏和时间仓促，特别是主观认识局限，该通史存在资料编排不当、头绪紊乱等问题，甚至说该通史“是一本史料汇编”[6]。再就内容取舍看，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也很关注人类既往活动，凡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生产斗争皆为其所关注，这与周著《中国通史》颇有共通之处。

就上述比较看，周著《中国通史》无论是内容取舍还是谋篇布局都有其独特、独到之处。通读之，确有简繁有序和脉络清晰之感。金毓黻认为，通史编纂有两种：一是“鸟瞰式”，以周著《中国通史》为代表；二是“虫蛀式”，以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为代表。在他看来，“鸟瞰式”能够高屋建瓴地把握历史全局，因而最得通史要领，而“虫蛀式”利在探明细节和局部问题，但不免化通史为史考汇编[7](P5014)。赵梅春也指出：“鸟瞰式治史方法视野开阔，关注全局，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面貌和脉络。以这种方法研究与撰写中国通史，易于简明扼要地反映历史进程。”[8]这些议论当不失为精辟之见。

三、思想底蕴

周著《中国通史》既蕴含有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也蕴含有显著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周著《中国通史》的曲折经历与此有关，围绕该通史产生的诸多分歧和争议也与此有关。

周著《中国通史》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对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大致运用是其最显著表现。其次，该通史注重从社会经济角度考察历史，相关篇幅大，唯物史观色彩浓厚。最后，该通史注重考察农民问题，相关篇幅多，阶级斗争视角明显。这些马克思主义因素并不奇怪。早在北京高师求学期间，周谷城已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湖南一师任教期间，他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还参加了大革命⑬。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明确推崇阶级斗争理论为“最透辟的学说”[9](P826)。

也正因为这些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周著《中国通史》一出版就被指责为“散布马克思主义毒素”。金毓黻认为该通史为经济史观[7](P5003)，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把周著《中国通史》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同列为左翼通史著作而一并论述[10]。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周著《中国通史》“可能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组织和解释历史资料的最具成果的范例之一”[11](P176)。陶用舒教授直言，周谷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历史”，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2]。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周著《中国通史》也蕴含有显著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⑭。在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和“文革”到来前夕，该通史一再遭到激烈批判⑮。批评者大都认为，周著《中国通史》不讲阶级斗争或者曲解阶级斗争，因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格格不入。这些批评和指责程度不同地存在吹毛求疵和上纲上线的问题。诸如地主与佃客“相反相成”之类的客观之论在周著《中国通史》中比比皆是，这些客观之论也往往大受指责。不过，有些批评和指责确实触及到了该通史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例如，该通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远非全面和彻底。又如，生存竞争和种族竞争也是通史著者解读中国历史的重要视角，相关篇幅也很大。1978年后，一些学者也就据此认定周著《中国通史》为进化史观著作⑯。

周著《中国通史》的扑朔迷离，以及由此而来的聚讼纷纭，显然与其独特的思想底蕴有关。周谷城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思想活跃而不盲从⑰。他在湖南一师撰写出《生活系统》一书。这本书在思想体系上既有独创性又有倾向性：就是倾向马克思主义⑱。《生活系统》奠定周谷城的思想基础，对其后治学产生重要影响⑲。

周著《中国通史》独特的思想底蕴来自《生活系统》。《生活系统》认为：人类生活难免出现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就要弄清事实，然后寻求科学之道以解决问题[13](P162-163)。周著《中国通史》行文理论的客观平实与《生活系统》的科学精神相一致。周谷城虽推崇阶级斗争理论，但没有泛化阶级斗争，更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生存竞争和种族竞争也是其重要视角。生存竞争是自然界不争的事实，人类社会尽管存在伦理道德和法律制约，但生存竟争并未消失，有时还表现得很明显和激烈。也正因为此，以生存竞争为核心的进化论传入近代中国后迅即风靡开来，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⑳。阶级竞争、种族竞争和生存竞争各有所指和适用范围，既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相互替代。从客观史实出发，不搞理论先行，坚持多角度解读历史，坚守学术底线，这正是周著《中国通史》的可贵之处。

通史贵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周著《中国通史》正是这样一部富于创新精神而特色鲜明的通史著作，对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和通史编纂仍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王家范先生认为，周著《中国通史》可能是最为遭到政治批判的一部通史著作。见姜义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 页。

②有论者指出：周著《中国通史》“材料充实，持论偏于唯物，是不同于一般之史论者也”。《图书介绍》，《图书季刊》，1940年第2 期。

③缪凤林指责：“作者似乎信奉某种现在号称匪党的主义，以阶级斗争一观念贯穿全文。”缪凤林《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上下册》，《中央周刊》1939年第49 期。邓恭三对周著《中国通史》也有长篇大论的批评。邓恭三《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中国青年（重庆）》，1942年第2-3 期。

④《关于复旦大学三四十个党外教师的调查报告》指责包括周谷城在内的一些党外教师“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文件（未刊），档案号：A23-2-72。

⑤莫志斌《周谷城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上海社科联《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志哲《常青的史学名著——周谷城＜中国通史＞50年》，《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6 期；刘永祥《“新史学”与周谷城的通史编纂》，《人文杂志》2015年第2 期。其他不再穷举。

⑥瞿林东先生指出：“20 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纂。”参阅瞿林东《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下）》，《历史教学》2000年第5 期。

⑦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黄静《张荫麟的通史理论和实践》，《求是学刊》2002年第2 期；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 期；马勇《张荫麟写通史的五个标准》，《北京日报》2015年1月26 日第024 版。

⑧Teng.S.Y：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Far Eastern Quarterly，Vol.8，No.（Feb.，1949），131-161）.该文认为周著《中国通史》突破按朝代编纂通史的旧框框。

⑨此十八个专题分别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和宗教。”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目录”第2 页。

⑩周谷城在民国版周著《中国通史》“导论：历史完形论”中指出，章节体最为破坏历史的有机联系，因而最不适合编纂通史。

①例如，第一编“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远古至秦”，共六章：第一章“原始公社时代——禹以前”，第二章“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度时代——夏商”，第三章“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第四章“列国兼并时代——春秋”，第五章“兼并剧烈时代——战国”，第六章“周代思想概况”。再例如，第二编“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扩张到外族的内侵——秦汉至南北朝”，共七章：第一章“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秦”，第二章“对外扩张时代——两汉”，第三章“内战时代——三国”，第四章“外族侵入时代——两晋”，第五章“中国文化南迁时代——南朝”，第六章“异族同化时代——北朝”，第七章“秦汉以来文化概况”。

⑫毛泽东评价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我们党在延安做了一件大事，拿出了自己的科学著作。

⑬周谷城本人对其这段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有详细说明。周谷城《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吕涛、周骏羽《周谷城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⑭非马克思主义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周著《中国通史》虽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但这种运用又是借鉴性和选择性运用，而远非全盘运用。参阅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 页。

⑮古田《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新建设》1958年第7期；杨宽《评周谷诚先生的“生存竞争”历史观》，《文汇报》，1964年11月21 日；王思治《周谷城的“阶级合作论”反动历史观》，《光明日报》，1964年11月5 日；韩国磐：《批判周谷城反动的王朝更迭公例论》，《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8期；罗思鼎《评周谷城所谓“张之洞——梁启超——胡适”的道路》，《学术月刊》1965年第3 期；林弘：《“历史完形论”批判——评周谷诚先生反动的史学理论》，见《历史研究》，1965年第1 期；高风《批判周谷城的民族投降主义和活命哲学》，《文史哲》1965年第3 期；倪凤翰《驳周谷城对农民起义的诬蔑》，《史学月刊》，1965年第4 期；史彤《周谷城著〈中国通史〉的反动观点》，《新建设》，1965年1月号。此类论文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⑯黄静《1931—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 期；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永祥《“新史学”与周谷城的通史编纂》，《人文杂志》2015年第2 期；左玉河：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 期。等等。

⑰周谷城：“我有个怪脾气，什么都不易影响我。”周谷城《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吕涛、周骏羽《周谷城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 页。

⑱周谷城：“我有倾向性，倾向马克思主义，但不讲出来。”周谷城《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吕涛、周骏羽：《周谷城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 页。

⑲周谷城反复指出：“我搞出一个体系来了，成了一家之言，那就是《生活系统》……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治学，确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起史学来的》，《文史知识》1983年第10 期。

⑳姜义华先生指出：“检视这一时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宗教学的实际情况，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进化论或生存斗争学说的支配之下。”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史林》2007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