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会娟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北京100000；平顶山学院 河南 平顶山467000）

乾隆年间，清政府与哈萨克在新疆地区开展的官方丝绸贸易，是清代经济贸易史上的重要篇章，“其规模不断扩大，并历久不衰”[1]，被学者称为是“丝绸之路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亚洲内陆贸易”[2]。关于清朝与哈萨克的丝绸贸易，学界已有较多的成果①，主要是关于清朝与哈萨克的贸易背景、贸易地点、丝绸的种类和数量、贸易价格的研究，而对陕甘总督在哈萨克丝绸贸易中的所发挥作用的研究着墨较少，故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乾隆年间陕甘总督在哈萨克丝绸贸易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探讨。

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缘起

13世纪左右，哈萨克作为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3](P140)，此后，在中亚草原地区动荡的局势中，哈萨克汗国在15世纪建立。而哈萨克汗国建立的年代，在备受长期的学术争议后，被确定为1465年8月[4]。据史料记载，17世纪哈萨克汗国分为大中小三玉兹（部），分作左部和右部，其中“鄂图尔玉兹，属左部；曰乌拉克玉兹，奇齐克玉兹，属右部”[5](P9)。乾隆年间，在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汗国的大中小玉兹在归附复叛的反复后，终内附于清朝。“二十一年左部哈萨克内附，二十二年右部哈萨克、塔什罕、东布鲁特继之。”[6](P561)乾隆朝，对哈萨克人在政治上采取了所谓的“羁靡”政策，“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7]。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月，哈萨克在协助清朝追捕阿睦尔撒纳的过程中，即提出贸易请求，清朝欣然应许，始为丝绸贸易之开端，历经乾、嘉、道、咸四朝，直至咸丰二年（1852年）结束，持续时间近百年。关于清朝与哈萨克开展丝绸贸易的原因，主要观点认为②：一是政治原因，清朝需要通过开展贸易，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二是经济原因，哈萨克经济形式单一，需要通过贸易满足内在需求并转手获取利润，而清朝则需要通过交易获取马、牛、养等，满足边疆地区军队和农业的需要。正是双方内在和外在的需求，成为贸易开展并长期保持的重要原因。

乾隆年间，清朝与哈萨克的官方丝绸贸易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共历38年，是官方丝绸贸易从起步到发展的重要阶段。贸易绸缎由临时调拨，发展为由江南三织造、山东、山西、陕甘等地专门织造；贸易地点由最初的乌鲁木齐一处，逐渐形成北疆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南疆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喀喇沙尔等7个贸易点，并一直持续到咸丰朝丝绸贸易结束。贸易绸缎交易量达到历朝平均最高值，据学者估算，清代新疆地区持续近百年的丝绸贸易，共由内地运去绸缎等443440匹，每年平均为4708匹；而乾隆朝为历朝最高，38年中共约259041匹，平均每年约为6816匹[8](P451)。乾隆朝与哈萨克的官方丝绸贸易的顺利开展，为此后持续近百年的丝绸贸易奠定良好基础。

二、黄廷桂与哈萨克丝绸贸易初始

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黄廷桂以武英殿大学士留任四川总督，改留陕甘总督；二十年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六月留陕甘总督任，师讨阿睦尔撒纳驻肃州筹办军需[9](P418)。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始负责筹备清朝与哈萨克的丝绸贸易。

（一）提议贸易地点。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月，“哈萨克汗阿布赉悔过投诚称臣入贡，遣使至营，情辞恳切”[10]，并于十月提出“请于乌陇古（今福海县南）[11](P32)地方，将马匹易换货物”[12]。清朝欣然允许，但以“道远，商贩不便”[12]为理由，约定第二年在额林哈毕尔噶（今乌苏县、玛纳斯县以南）[11](P31)、乌鲁木齐等处交易。

对于交易地点，陕甘总督黄廷桂认为应设在吐鲁番，因贸易货物运到乌鲁木齐，运费浩繁，而吐鲁番既运货便利又有屯种官兵，无须再增派官兵负责贸易货物。而军机大臣则认为“因前与阿不赉定约，奉旨允准，似不便更易，致失信远人”，且“吐鲁番近接边陲，建有城堡，较乌鲁木齐地方空阔，可以随处开市者不同，恐哈萨克人等，与回民熟悉，转致滋扰”[13]，故此，议定交易地点不变，交易的价格可按其运费加定价值。

（二）筹备贸易绸缎。初次交易所需货物，清廷认为布、茶为哈萨克必须，按照廷议，黄廷桂在陕省筹备交易货物，为使初次交易货物能满足哈萨克人需求，其详询熟悉哈萨克事务的定边副将军努三，得知“交易人数，不能预定，内地茶叶，不必备往，妆蟒缎匹等件，亦不必过多，惟各色褐、氊毯、白布、印花布等件宜多购备”[14]。据此信息，黄廷桂在筹备货物上有的放矢，对于哈萨克人喜爱但成本高的绸缎，从陕省办解三千匹，运往巴里坤；对巴里坤存贮较少之梭布、京庄布，在甘、凉、肃办解；而西宁、兰州出产之各色姑戎、褐子、毡片、毯子、印花布，转饬陕省布政司竭力备办，确保各项交易货物宽备有余[15]。

初次交易，事无巨细，所有货物先期运往巴里坤贮备后，方能统一运送乌鲁木齐，而西北地区由于长期军事战争需要，驼马等十分短缺，黄廷桂转咨巴里坤大臣时得知“巴里坤、哈密等处自上冬搜购驼只之后，目今遍加查觅实无驼可雇”，“而口内驼只亦因采买殆尽无处雇觅，查巴里坤以西车路既已不通又间隔崇山，沿途无料，骡头断难前往，必须驼只方可济用”[16]。黄廷桂四处筹划，查知肃州尚有采买的瘦驼四百只，为防驼只远行驮货，疲乏不堪，令将驼只先期赶往巴里坤放牧休息，等官兵到肃后，“于内地委派副将一员，都司一员，带兵二百名沿途押解货物”[17]，确保货物安全、顺利到达乌鲁木齐。

（三）商议交易人员。与哈萨克交易，事关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用兵及稳定需要，交易人员的选定事关重大，黄廷桂在上奏筹议哈萨克贸易事宜时，认为交易人员应“委派道厅等员”[13]，而乾隆皇帝认为“贸易之事终不可全以官法行之，能办政务者，未必熟谙商贾，道员范清洪、同知范清旷等曾承办军需，可于赴甘承办贸易，是否有益，请黄廷桂妥议奏闻”[18]。由此可见，清廷对交易人员的选定是非常慎重的，黄廷桂据实上奏，表示虽“俱未谋面，素不认识，但久知伊家向曾承办军需妥而且速，其于贸易之事必有旧日伙计熟练可靠之人”[19]，黄廷桂为保证承办官员顺利进行交易，奏请从范清洪、范清旷二员内选定一员，使其先期来肃，将廷议的各项交易事宜详细告知，使承办官员交易时能够保证货价两平，既考虑到哈萨克的交易心理，又维护天朝体制[19]。所有交易事宜的前期筹备，在陕甘总督黄廷桂的尽心竭力筹划下，交易地点、交易货物、交易人员、交易预定时间等悉数完备，为初次交易顺利实施奠定基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处于观望状态的哈萨克人没有在约定的时间赶到交易地点，在嗣后九月、十月前来交易，成交额远少于预期，共用过缎二百九十二疋，绢五十四疋[17]，但清政府基于对哈萨克边情的了解，对双方贸易潜力充满信心，即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谕令陕甘总督杨应琚悉数准备来年交易的贸易绸缎。

三、杨应琚、吴达善与哈萨克丝绸贸易的发展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西北战事甫定，新疆地区军事驻防和屯田都需要大量的马、牛、羊等畜力，而从内地转运马匹，人力、运费等耗费巨大，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地解决马匹需求，成为清朝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哈萨克“更多的目的还在于继承和体现草原民族经营商业的实质——从事过境贸易”[20]，因此，热衷于从清朝换回大批廉价的丝绸、布匹等物品。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从而使丝绸贸易规模、贸易地点和贸易绸缎品类不断扩大、增加。而在当时有限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确保贸易绸缎如期完织解送、如何保证贸易绸缎质量，对筹备贸易绸缎的陕甘总督来说，任务艰巨。陕甘总督杨应琚、吴达善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运筹决策，留心观察，不断完善贸易绸缎的预期咨调、检验章程，为贸易绸缎按时完织、贸易绸缎质量提供重要保障。

（一）完善预期咨调制度。清朝与哈萨克进行丝绸贸易之初，所需绸缎一部分是陕甘总督从库贮缎疋调拨、一部分属临时采办的，往往出现贸易时货物短缺需临时调拨情形。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乾隆皇帝传谕军机大臣，“及嗣后预哈萨克交易所需缎疋，陕省素非出产，恐一时难以购办，黄廷桂可酌量数目，先期开单奏明，或于内府库贮拨解，或于各织造处，织办运送，自可照数应用，不必于该省竭蹷措办也”[21]。此后，贸易绸缎由陕甘总督每年咨询各城需用色样、数目，奏请敕下三处织造办办解来甘，但于何时运送到甘，向无定制，一般视各织造完成情况而定。

乾隆三十年（1765年），杨应琚奏称“上年、今年均系五、六月间解送到兰，而自兰解肃，又须经行十余站，虽缎箱向用油漆封固，但时当夏月，大雨时行，纵加意照料，亦难保竟无一二箱子渗漏”[22]。考虑到江南距陕甘距离较远，而绸缎运送极易受天气、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为保障丝绸质量，保证交易顺利进行，杨应琚奏请今后“凡下年应需贸易绸缎，于上年二三月间，将各项数目色样预期咨询明确，奏请敕办”[22]，即由主持贸易官员，根据贸易情况估算，提前一年开列下年缎疋的详细需求单，上报陕甘总督，陕甘总督根据绸缎来源地，咨行各地进行采办。至此，预期咨调制度正式形成，但在实际贸易过程中，个别年份贸易数量特别巨大，提前两年就发出咨调单，以保证贸易绸缎能够按时解到。

（二）健全贸易绸缎质量检验程序。在清代，贸易绸缎从江南三织造、山东、山西等地运往新疆，运输距离远，耗时长，绸缎质量极易出现问题。因此，在装箱前，对绸缎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满泰上奏反映哈萨克对所得到的交易缎疋有纰薄之语，乾隆皇帝即“著传谕楊应琚，努三等，即查明贸易缎疋，约有几种，各取一端，送京复验”[23]，并要求此后运往新疆的贸易绸缎都要“循照上例，移交江宁藩司验收”[24]。但贸易绸缎的质量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二十二日，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报，“杭州织造解送到甘的绸缎三千一百六十七匹”，“内堪备贸易者二千八百六十七匹，其余二百八十八匹，或因织纫时油粉过重，或因装解时湿气未干，以致入箱后，长途薰蒸，周身发有霉点，难以备用”，其询问官员方知“向来起解绸，俱由织造衙门自行包裹装箱，油漆封口，始交解员领解”[25]，因此，在具体的查验过程中，织造并未按例，经江宁藩司检验，而是自行包裹装箱、油漆封口，便交解送人员。究其原因，一因织办部门草率行事、力图省事，擅自查验封箱，而江宁藩司则有渎职之嫌，疏于管理；二因检验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地方官员易钻制度的漏洞，使检验过程流于形式。

因此，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对质量检验做出详细规定[25]：一是详细检验内容，绸缎的质地、长尺、颜色均需查验，并要求将绸缎晾晒干燥；二是规定检验程序，在绸缎办齐之时，织办处奏明督抚派员，共同点验，并装箱封固起解；三是制定处罚措施，如果到甘州后，检验之时，仍存在质地薄、尺寸短少、霉点等情况，即要求经手承办人员赔补，并将共同点验人员交部议处。此项章程，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又具体到责任人，有力地保证了绸缎质量。

（三）制定贸易绸缎重量检验细则。随着贸易绸缎质量检验章程的不断完善，质量问题得到有效控制，但贸易绸缎的重量又出现问题。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伊犁将军明瑞在查验苏州、杭州解送到伊犁的绸缎时，发现“内摹本大缎一项，每匹仅重三十五六两，较三十年以前解到者，每匹轻至六七两不等，而价值仍与前次相同”,存在明显的偷工减料现象。据查，一方面是织造“减省物料，办理草率”，另一方面，则因在以往的查验内容中“分两之轻重，历不称较”，而各织造“造册送甘省查验，亦不开明每匹分两，其是否与从前所解绸缎轻重相等，价值相符，无凭比较”[26]，检验章程存在漏洞，江南三织造处似有意利用此漏洞，节省成本，以期能在贸易绸缎中获取较大的利润。

鉴于此次重量检验漏洞的出现，陕甘总督吴达善从查验细则、查验程序、处罚措施等方面详细制定章程[27]：一是规定查验细则，要求按照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前绸缎的分两，明确每匹宽长、用丝斤数和价格，同时，要求各织造将每批绸缎的所重分两，详细造册，一并送到甘肃；二是明确查验程序，在兰州省城，陕甘总督亲自开箱查验，逐一核对绸缎的重量；三是制定处罚措施，对于绸缎存在分两不足，但颜色、长尺符合的，在各贸易点交易时，减价处理，所有损失由办解织造赔补。军机处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据此立章程，“庶每年织办绸缎，既可免畸轻畸重之弊，而査收亦有规则可遵矣”。

据此，经陕甘总督杨应琚、吴达善的奏议，贸易绸缎的预期咨调制度、质量、重量检验章程日渐完备,堵塞质量管理漏洞，保质、保量按时解送贸易绸缎，为确保交易顺利完成提供可靠保障。这些规章制度，亦成为其后嘉、道、咸朝与哈萨克交易的基本遵循，每次贸易俱向各绸缎织办处申明章程，以杜绝出现类似问题。

四、结语

乾隆朝是清代与哈萨克开展官方丝绸贸易的重要时期。陕甘总督黄廷桂、杨应琚、吴达善等，充分利用其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声望，统筹协调，对贸易之事极尽心力，审时度势，因时而变，留心观察哈萨克人喜好，灵活处理贸易筹备中的各种问题，制定、完善贸易绸缎的预期咨调、质量检验、重量检验等各项制度，使贸易绸缎基本能够按时、保质解运到各交易地点，为贸易的长期顺利开展奠定重要基础。陕甘与新疆指臂相连，唇齿相依，此特殊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条件和地缘政治，客观上造就了陕甘总督在西北丝绸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而清朝统治者在西北地区“分域而不分治”的治理理念，则是陕甘总督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政治制度保障。清代陕甘总督主管的与哈萨克的丝绸贸易，是清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时期，使西北地区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局面，密切了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鉴往知今，当下西北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沿线中的重要区域，更应积极推进区域统筹，密切区域合作，深化西北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整体优势。

注释：

①主要研究成果有：林永匡，王熹.《江南三织造于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乾隆朝时期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范金民.《清代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上）《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丝绸贸易》（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陈海龙.《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研究，1757-1852》［D］.兰州大学，2014年；范金民.《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

②参见上文林熹，王永匡，范金民等学者关于乾隆朝与哈萨克贸易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