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泽仁

普京时期，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地位得以稳固和加强。无论是从东正教教区还是从教学机构的数量都可以看出这一重要事实：198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区有近7000个，到1997年底近18000个，而到了2006年底有27000余个。普京用高调、外显的方式处理与东正教的关系，一方面大力扩大和提高东正教在国内外的声誉、影响力及话语权；另一方面则严格管控东正教的势力范围，并让其努力地为政府和国家服务。普京用其特殊的方式和手段表达着对东正教的热爱之情与掌控之意，从而使得国家与教会建立了新的协作关系。

普京的东正教行为

首先，经常走访修道院。普京把自身的东正教情结淋漓尽致地显现在他的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中。这当中包括走访著名的东正教教堂、对具有重要意义的修道院进行朝拜的崇圣行为。普京以最简单明了的信徒身份来建构自己的东正教世界观，表达与社会的关系，传递自己的心声及对现实的看法和安排。而许多修道院不仅是东正教文化中心，更是俄罗斯文化艺术中心及国家博物馆。因为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些东正教修道院也就蕴含着一定的象征标示意义。普京的朝圣足迹遍及俄罗斯各地：最常去的是莫斯科近郊的圣谢尔吉修道院——俄东正教教徒的朝圣中心；到过季赫温修道院追念俄罗斯最受人敬仰的圣母像；走访了俄罗斯北方偏远的修道院，如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及费拉蓬特修道院，不止一次参观了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古城佩列斯拉利—扎列斯基。2001年8月，普京与前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前往著名的、苏联时期关押政治犯的古拉格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建于15世纪前半叶的索洛韦茨基修道院既是俄罗斯最大最有名的男修道院之一，也是古罗斯的东正教中心之一。16世纪达到鼎盛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起成为关押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营。199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诚如索洛韦茨基博物馆馆长谈道的：普京是俄罗斯历史上除了彼得一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外的第三个到过该修道院的国家领导人。

在国内关注东正教的同时，普京以相当清晰的意图去缅怀、拜谒国外的东正教教堂，意在强调东正教的世界性及其在世界宗教地位的不可或缺。因此，普京的国事访问中常常伴随着这一重要理念。就近年来说，2016年普京在走访雅典的东正教修道院时表示：“我想强调的是，俄罗斯与雅典自古以来就由紧密的宗教纽带联系着。雅典的传统在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今天，俄罗斯并没有减弱对雅典的兴趣”；2017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之际，走访了被喻为“东正教会在法国的前哨”的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中心——圣三一大教堂，并计划拿出1.7亿欧元修缮这座高达37米的修道院。即使普京自己未能前往，也会派遣东正教使者或政府高级官员参与。如2016年大牧首基里尔首次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首脑到伦敦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祝圣，实际上这应该是普京向世界推出和介绍这位新大牧首的一次重要机会；2016年俄罗斯驻巴黎大使参与了俄罗斯在境外最大和最重要的圣徒尼古拉显灵大教堂的开幕式及盛大的祈祷仪式。这座位于尼斯的大教堂由俄罗斯出资修缮，金额到达1500万欧元；2017年2月，俄罗斯国会代表到叙利亚与安提阿及全东方大牧首约翰十世会面，转达了普京力图恢复当地被损的基督文化建筑物和修道院的意图。

其次，大规模修缮东正教教堂。普京不仅关注国内东正教教堂的修复，同时不忘对境外东正教教堂提供经济物质上的帮助。尽管这种对俄境内外东正教教堂进行修缮的目的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是试图扩大东正教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实际上普京是借助东正教这条纽带来联络国际关系、维持与友好国的邦交，把东正教的价值和意义嵌入与子民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这样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方式既体现了普京的爱教爱民政策，提高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又加强了国际的交流合作。

再次，公開强调东正教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完全崭新的、对东正教的肯定与认同态度，实际上就是对俄罗斯的东正教化及东正教的俄罗斯化的认定。这既巩固了东正教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和宗教自信心，又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东正教情结。普京不遗余力地宣扬东正教与俄罗斯的关系，本质上是在为东正教在俄罗斯的特殊地位提供合理化的论证，意在展示东正教有别于其他宗派的作用与成就。

除此之外，对于包括普京在内的政府高层的宗教倾向，特别是他们的东正教行为，如参与教堂的礼拜与仪式，无论是世俗媒体还是东正教媒体都会进行详细报道。政府领导人不仅不避讳，而且还公开自己及其家人的东正教倾向。

美国非国家性质的“Pew调查中心”对生活在俄罗斯及乌克兰、波兰、保加利亚、希腊等18个国家的2.5万居住者进行了问询，57%的问询者视自己为东正教教徒。而俄罗斯国内的东正教教徒数量也从1991年的37%大增至2017年的71%。毫无疑问，普京的东正教行为显然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他的东正教价值观已深深地嵌入俄罗斯的东正教性及东正教的世界性中。其东正教行为已不是个人行为，而上升为国家行为、民族行为及宗派行为。由他个人的东正教情结所拓展出的东正教的内涵与外延，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在国内外扩散。

东正教在普京时代的作用

普京对于东正教的掌控之意，极其明显地体现在对于包括东正教在内的俄罗斯各大宗教作用的分配与固化上。2012年2月，在政府高层与东正教及俄罗斯各大宗教团体领导人的会面上，普京认为宗派组织应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在支持家庭方面。如在每个市区创建“家庭支持中心”；二是在教育、培养和启蒙方面。如在普通教育学校开设《宗教文化和世俗伦理学基础》课程；三是在社会服务方面。如让宗派组织对残疾人、老年人、孤儿、遇到生活困境的人、被剥夺自由的人进行帮助，以及培养对亲人根深蒂固的爱与仁慈的价值观，并投身到慈善事业中。这次会晤实际上是政教两界面对面、公开厘清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从而把宗教在俄罗斯国家的职权范围与角色定位进行昭示，意在告知宗教派别的势力范围和服务性质。

然而实际上，东正教教会的权力范围要远远大于和广于官方会谈及国家一纸公文的内容。当然，这是源于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可以说，俄罗斯的内政外交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传统礼仪、精神理念都打上了深深的东正教烙印。下面是一组关于东正教教会参与社会服务的问询资料，其中，73%的问询者赞同创建教会儿童福利院；80%以上支持创建教会医院和养老院；63%赞同教会参与创建青年人俱乐部；66%同意创建教会的普通教育学校；82%赞同神父出现在被剥夺自由的地方；71%支持创建东正教电视频道。最值得注意的是正教会对被剥夺人身自由权人士的帮助与改造。俄罗斯正教会对监狱服刑人员的关注由来已久，而俄罗斯政府也赋予了东正教教会对这类人士进行精神改造的权力。自俄罗斯联邦司法部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从1999年签署了《关于合作的协定》之后，就开启了东正教神父固定出现在被剥夺人身自由权之地的先河；2011年东正教教会与联邦执行惩处局签订了《关于合作的协定》，在该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现代东正教在俄罗斯联邦忏悔机构的监狱服务工作。东正教教会在这些监狱服务机构的任务包括精神启蒙活动，如在监禁地进行精神启蒙交流，创建与扩充监狱教堂的图书馆和调停处；协助在忏悔机构的全日制学校及刑事执行系统的教育机构教授《宗教文化基础与世俗伦理》课程，保护人的尊严、自由与权利。由此可见，东正教教会对于监狱服务机构起到了两大作用：一是对监狱服刑人员进行精神思想的改造。这是最为核心的作用；二是对这些机构的执行条件和法律法规进行监督，以防范对服刑人员的不公平待遇。这是辅助作用。对于服刑人员的精神改造和塑造，俄罗斯政府认为相当有必要，因为对于这类人群而言，精神信仰的需求比普通人大，而且作用也更为突显。因而，俄罗斯政府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力度，不仅为他们配备神父，还增加了许多为这类人士服务的专属教堂，以便让他们进行忏悔和发现新的精神领域。

东正教教会对服刑人员进行的强大的精神启蒙和精神改造活动，无疑获得了良好的反响与结果。通过对犯人的问询获知：84.4%的犯人认为自己是有信仰的人， 21%的犯人认为自己有了信仰以后价值观有所改变，50%的获得了精神的平静，20%的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对于服刑人员，精神改造是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精神世界和思想的塑造与改造不仅将改变这类人群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也将影响他们出狱后的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

东正教教会权力之大、涉足面之广，是其他宗派难以企及的。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中，以大牧首基里尔为首的东正教教界人士，努力捍卫着国家的统一及和谐。他们调动起民众的爱国情绪，提供着无限的精神鼓舞，显示出东正教教会惯有的战斗经验和舆论掌控权。作为精神领袖和意见领袖，基里尔极大限度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游走在俄罗斯的政治和文化领域，积极地实施爱国爱民爱教计划。在与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及其夫人会面时，基里尔就俄罗斯与美国现今的关系谈道：“如果比较起历史而言，现在我们处于俄罗斯与美国不太交好的时期，但也不是最坏的时期。我认为，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包括宗教领袖在内。为了两国能够发展双边关系，为了使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和信任。”

2016年2月在俄罗斯高级僧侣大会上，普京发言表示：“在几个世纪里，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的国家形成和发展中，对于稳固社会永久的道德、精神和价值观，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十分注重培养正在成长一代的人文主义情操、善良与公正，并积极组织教育和慈善活动；总是在最复杂和紧张的时期真诚地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这些高度的评价，把东正教教会与俄罗斯国家的关系透彻地表达出来：东正教教会给予俄罗斯的不仅仅是精神道德基础，而且成为俄罗斯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国家忠诚的助手、人民精神生活的引领者和指导者。

当然，东正教教会所获得的优待权及优惠权，也导致不少的俄罗斯民众对东正教逐渐产生了恐惧与担忧，人们担心由于东正教教会日益扩张的权力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和不确定因素。这正如俄罗斯专家对此所谈道的：“迄今为止，在俄罗斯国家与宗教团体相互作用的观念与机制还未形成。这是因为宗教团体与国家的代表人物并未打算在自己的地盘里做游戏。”这段话指的是俄罗斯政府领导人和教权领导人并没有把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划分清楚，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好。他们这样做并非是无意识的行为，相反却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计划与策略。这是因为双方都期望利用和借助对方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实际上，这段话的意指性很强，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东正教，谴责其教权主义和教权扩张论。除此之外，还不满政府对东正教的纵容与迁就。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对东正教的娇宠，使得东正教目空一切、专横霸权。

以俄罗斯世俗媒体为代表的世俗社会，以东正教教会反历史进程的教权扩张主义为由，对教会开展大肆的声讨和打击活动。世俗媒体对东正教教会的活动及新闻有着相当大的兴趣，特别关注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政府、社会的负面关系，教会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等问题，对于这些大事件世俗媒体兴趣盎然，绝不会放过打探教界人士态度与情绪的任何机会。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兴趣中夹杂着难以名状的揶揄和讽刺，期望看到的是教会的低落、妥协与收敛。但往往事与愿违，东正教教会保持一贯强烈的原则性，其立场一如既往地高调、坚定，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与中立性。

西方观察家认为，普京发展东正教的目的在于把它用于与西方抗衡的意识形态之战：“近年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策是拥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装备：俄罗斯作为基督教的支柱，对抗后基督教与相对论的西方。基于此目的，普京把希望寄托于建立在圣像、圣徒、教会与修道院力量的文化策略上。而这些被专家称为‘安全的精神部门，甚至是国家机关与东正教教会融合的策略，被冠以‘宗教宣传部與使用‘宗教外交而受到指责。”但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东正教教会用东正教的精神道义在抵制西方的物质文化、保护民族主义及本土的价值观、还原俄罗斯民族精神、拯救青少年的道德观和家庭观、提高俄罗斯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诚如俄罗斯专家所言：“东正教教会力图与社会就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对话。如人口问题、家庭稳固问题、青少年吸毒问题、对于失去自由的人们的精神帮助、训练青年人对婚姻的准备、培养孩子们的善良之心、对孤寡老人及儿童的关怀等诸多问题，均在东正教会的关注视野内。”东正教教界人士对民生问题的极大关心，以及提出的许多建议及措施完全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因而获得了政府、社会精英及许多社会民众的赞同与支持，同时在无形中引领着一大批年轻人对这些问题重新认识和领悟。这完全契合了俄官方对东正教教会活动的高度评价：“东正教教会在保护和增加我们社会的精神信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强国民的和平及社会合作等方面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