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旭

圣伯夫（1804—1869），19世纪法國文学批评家，他开创了以传记书写文学评论的方法。J·G·克拉克称他为“法国最伟大的批评家，或许也可以说，他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欧洲最伟大的批评家”。埃德蒙·戈斯说：“圣伯夫并不完美，他有偏见和局限，但即使有这些缺陷，他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小泉八云也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批评家——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人，即精妙绝伦的圣伯夫。”

圣伯夫的一生是向命运妥协的一生——他长得太丑了，不妥协不行。“恶心”是同时代人描述他外貌的关键词。他曾说过：“你很难想象，一个男人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人爱是一种什么感觉。我长得又老又丑，有人爱才是荒天下之大谬。”长相影响了他的性格，继而影响了他的写作。不过，这正是他的迷人之处：过度敏感束缚了圣伯夫的想象力，却也给予他洞察人心的才能。

圣伯夫画像

雨果在描写卡西莫多时，基于的原型极有可能是圣伯夫。但卡西莫多比圣伯夫幸运——至少他丑得怪异，让人心生好奇和怜悯。圣伯夫的丑属于那种现实的、普通的、令人生厌的、油腻的丑。他身高157厘米，胖墩墩，双手很小而且圆乎乎的；他的皮肤很嫩，像是乳猪的那种粉红色；他的脸和身体都是梨形的；他的下嘴唇向外伸出，好像要盛接雨水；鼻子过长；一对招风耳巨大无比；而且，他的眼睛不太对称。但所有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他在20岁出头就谢顶了，脑袋周围有一圈胡萝卜色的头发。有人描述说，他的脑袋秃得像“第三个膝盖”。他的天灵盖的确和膝盖一样，有个隆起的制高点，像太阳照射下的雪山一样闪闪发光。

如果圣伯夫能破罐子破摔，不在乎自己的长相，也许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洒脱的魅力；或者蓄起胡子，散发出阳刚之气。可惜他太敏感，总是错误地认为，低调一点的话，别人就看不见他的丑。所以，外出时，他一定要戴上头巾、无边帽或高筒礼帽，小心翼翼地遮住他的“膝盖”。他觉得，只要搞好个人卫生，他就不那么丑了，所以总是一丝不苟地清洁衣服，并且每天早上刮胡子——在不照镜子的情况下“盲刮”，以免看到自己那张“俊美”的脸。

最让人尴尬的是，他举止间有一股女人味儿。参加沙龙时，他总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手套叠放在大腿上，睁大双眼，像只受惊的梅花鹿一样环视四周；有时低声下气，像是来借钱的亲戚。他有流哈喇子的毛病，所以不断用手绢去擦嘴角。他和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一样，总是随身携带雨伞，伞布是绿色的，伞柄是黄色的，既为了防雨，也为了抵御想象中别人的进攻；他和人握手时只伸出三根手指；他拜访朋友时从不敲门，而是用留长的小拇指指甲挠门。他有很多绰号：有人叫他 “老太婆”，而中学同学则喊他“公猫”，因为他像猫一样蹑手蹑脚，然后又突然发狠，对人又抓又挠。

和人交谈时，他目光畏缩，从不直视对方的眼睛；他走路时总是紧紧地盯着地面，以免看到熟人。圣伯夫不善口头表达，他说话声音很小，话说到一半就听不到了，“好像不愿说下去似的”：他演讲时不能脱稿，害怕和听众进行眼神交流，所以不敢抬头，只能低头念稿——即使在参加激烈的议会辩论时，也是如此。他比卢梭还敏感，就连空气都是他的敌人：“我因为敏感遭了多少罪啊。只要一出门，我就会受伤——偶尔听到的一个词，偶然瞟到的一张报纸，无意间看到的一张脸——所有的一切都会给我留下创伤。”

当然，这一切都起源于他的丑陋。“妈，你怎么把我生得这么丑？”他曾经这样抱怨。

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1804年12月出生于海滨小城布伦涅。他的父亲是个税务官，51岁才结婚，在圣伯夫出生前两个月就去世了。父亲喜欢读书，而且还有在空白处做笔记的习惯。他的藏书和笔记成了他和儿子神交的媒介。圣伯夫的母亲成婚时也已经40岁了，婚后9个月生下了圣伯夫。她很有幽默感，还有点神经质——圣伯夫认为他的性格遗传自母亲。而且，也正因为她大龄生育，使圣伯夫生来就患有尿道下裂，这导致圣伯夫走起路来跟唐老鸭一样，而且也影响了他的长相和个头，让他一辈子都对爱情求而不得。

圣伯夫失怙之后，他那寡居的姑姑就搬到他家，和母亲一起照顾家中唯一的希望，把他像上帝一样供养。母亲的保护欲太强，不准他和其他小朋友玩耍，圣伯夫于是整天宅着，阅读父亲的藏书。他在学校一直都是第一名并且拿奖学金；在他毕业之后，他的作文被学校装订起来，作为教材使用。

14岁时，当地学校教授的拉丁语已经不能满足圣伯夫，为了学习希腊语，他转学到巴黎。这个来自乡下的 “土包子”读书量之大让巴黎的老师吃惊，老师甚至不让他和同学一起吃饭，而到教工餐桌上吃。背井离乡的他经常跑到教堂里偷偷哭泣。

与雨果的恩怨

圣伯夫18岁从中学毕业，起初打算当一名医生，后来对医学失去了兴趣，决定以写作诗歌和小说为生；与此同时，他应老师邀请，在后者开办的《环球报》上写文学评论，以此糊口。他也因此结识了维克多·雨果。

1826年，雨果出版《颂诗集》。圣伯夫在《环球报》上写了篇评论文章，在夸赞雨果诗才的同时，告诫他不要在文风上恣意汪洋，走向极端。这篇文章力道很深，甚至受到了歌德的称赞。雨果读到此文后，连忙进行了一番“人肉搜索”，竟发现他和圣伯夫其实是邻居，他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只隔了几户人家。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

雨果比圣伯夫大两岁。虽说他也长得很矮，但至少还算是个美男。雨果从小就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气势，18岁时写的诗歌打动了国王路易十八，20岁时就已经成为浪漫派的领袖。圣伯夫为雨果的魅力所折服，也加入了浪漫派——尽管，无论他的性格、观点还是长相，都属于讲究规矩的古典主义。圣伯夫也能从交往中体会到当文学参谋的乐趣，他读书比雨果扎实，作家维尼认为：“雨果的口气像老师，但其实是圣伯夫的学生。”

除此之外，雨果那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吸引着圣伯夫，不过圣伯夫发现，阿黛尔并不幸福，她经常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人在屋中坐，神思万里游，总是目光空洞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即使圣伯夫起身向她告辞时，她也一动不动。这也不能怪她，嫁给天才总是很累的。每当她想插话，加入讨论，雨果就不耐烦地瞥她一眼，她就不敢做聲了。

圣伯夫爱雨果，每天两次去他家，找他聊天。但雨果和圣伯夫不同，他是个社交圈很广的人，经常在外为政治前途奔波。这时候，圣伯夫就坐在花园等他，和阿黛尔聊聊天，听她诉说对雨果的不满。久而久之，圣伯夫爱上了她。但圣伯夫并非不讲义气之人，为了躲避这种危险的激情，他两次出走国外。

1830年，雨果的新剧《埃尔纳尼》上演。为了保证演出成功，雨果在家中招募了几十个年轻的支持者，让他们在每场演出时呐喊助威，和古典主义者对着干。雨果鼓舞他们的口号是“以青春对抗老朽，以长发对抗秃头，以热情对抗陈腐，以未来对抗过去”。圣伯夫欣赏雨果的诗歌，但不喜欢他的戏剧；他也反对这种“拉观众”的行为。但令圣伯夫最为气愤的是，雨果的家不再是他的避风港，每天都有一群愣头青你来我往，就连阿黛尔也加入到了“送票”的活动中。

从这时起，圣伯夫对雨果的爱逐渐让位给了嫉妒。雨果写诗成功、写剧成功、写小说成功；他享受波旁王朝的恩宠，享有固定的年金；他还有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而圣伯夫呢，诗歌和小说全部失败，快三十的人了，还和他妈住在一起。

但嫉妒还不足以让他变得邪恶——圣伯夫向雨果坦白了自己对阿黛尔的爱。雨果感到既吃惊又好笑，不过他足够大度，不仅让圣伯夫担任他小女儿的教父，还对圣伯夫说，他愿意让阿黛尔自由选择。而圣伯夫则对雨果的慷慨姿态十分气愤——很明显雨果是在敷衍他，雨果各方面的条件都远远胜过圣伯夫，她怎么会选择圣伯夫？

还别说，阿黛尔的确选择了他，不过是以情人的身份。圣伯夫的体贴，以及对她智力的尊重，让她仿佛重新回到了少女时代。然而，这种“危险关系”持续了不到5年，便逐渐冷淡下来——至少阿黛尔冷淡下来了。

至于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还算是友好的：圣伯夫正在成为法国顶级的批评家，富有职业精神的雨果并不愿为了那种事得罪他。不过，当他看到圣伯夫不愿为他的作品摇旗呐喊时，关系就走到头了。雨果把圣伯夫叫到家里，责令圣伯夫以后不准踏进他家门一步。不擅长面对冲突的圣伯夫哆嗦着出了门，像头孤狼一样在风里嚎哭。

雨果和圣伯夫此后基本不再来往，即使见面也把头扭到一边。不过，只要涉及文学，两人就能做到惺惺相惜。在绝交之后，圣伯夫不允许别人攻击雨果的诗歌，而雨果也在后来承认，圣伯夫是法国文笔第二好的作家——第一当然是他。

阿黛尔和圣伯夫一直保持着联系，圣伯夫称她是“唯一的朋友”，是他“在爱情上唯一一次胜利，在那之后，我一败再败”。他说他很像那些一辈子只打了一次胜仗的将军。

穿羽绒服的变色龙

人们称圣伯夫是随环境而改变的变色龙；圣伯夫原本具有古典主义倾向，却在22岁时加入了雨果的浪漫派圈子；但他对浪漫主义若即若离，其间还开始信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并在不久后追随拉梅内，信仰天主教；然后他又热心地研究詹森主义（天主教中的改革派）；当他去瑞士旅游时，又对新教发生兴趣；他属于共和派，但在某一段时间内跟保皇党过从甚密；当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时，他又投入了第二帝国的怀抱。可以想象，他的每次华丽转身，必然留下一大片侧翻的友谊之船。

但是，说圣伯夫是变色龙，对他并不公平。他说他从未真心加入任何一个团体，那只是别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他更像一个进入暖房却不肯脱掉羽绒服的人，这人不肯坐下，而是紧靠门口站着，随时准备离开。

这样的“善变”，即使在道德层面，也未必是一个缺点。圣伯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理解一切就意味着原谅一切。“如果我们对其他任何人都洞悉无疑，那世界上还有谁不能同情呢？”换言之，一个人不管多么邪恶、对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完全体验到他当时的心态和情绪（尽管这不可能），就能理解他并原谅他——就算他是我们厌恶的敌人。圣伯夫正是抱着这种高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去理解和书写别人。再加上他那既堕落又圣洁、在妓院里仰望星空的复杂性格，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天生的传记作家。

但这样的“同情”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作为共和主义者的圣伯夫，在31岁时曾经写过某位保皇党人的传评文章。和以往一样，在写作时，他自动变成了他的传主。结果，人们分不清哪些是保皇党人的观点，哪些是圣伯夫的观点。就这样，他得罪了不少朋友。有很多人想弄死他，吓得他跑到国外去了。

他的变色龙属性所引发的冲突，数不胜数。应该指出，18—19世纪，法国政权更迭过于频繁：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建立第一共和国；拿破仑发动政变，建立帝制；然后波旁王朝复辟；然后七月王朝取代了波旁王朝；然后1848年革命推翻七月王朝，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拿破仑三世在当选总统后，发动政变，建立第二帝国；他在色当战役中失败，法兰西建立第三共和国。圣伯夫的一生几乎横跨所有事件。摇摆不定的他处在如此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往往是哪头都不讨好。

比如1848年前后的烟囱事件。那时，圣伯夫担任马萨林图书馆的助理馆长，住在公家的宿舍里。他屋子里的烟囱堵了，便上报给政府维修。但政府的开销账目已经录好，管事的会计不愿改动，便将100法郎的维修费登记在了“皇室秘密开支”中。七月王朝被推翻后，革命者发现了这份秘密文件，义愤填膺，以为圣伯夫其实是国王派出的特务，打入共和派中间去探听消息的。胆小的圣伯夫没有选择解释，而是立刻辞掉马萨林图书馆的工作，逃到了瑞士。

圣伯夫的摇摆不定尤其引起青年学生的鄙视。拿破仑三世夺权后，他被教育部指派为法国公学院的古典文学教授。这对没有大学文凭的他而言，是莫大的荣誉。虽说他不擅长公开演讲，但在以前的教学活动中，他的威望足以让人忍耐着听完他的自说自话。但这次，他面对的是决意抵制他的愤青。他那一板一眼的冬烘先生作风的确让人反感：一进演讲厅，他先穿上保暖的脚套，然后就开始念稿子。此时演讲厅只有寥寥几人，有学生打断他，讽刺地建议说，让他把课堂挪到大一点的教室，免得太挤。圣伯夫误会了他的用意，非常感激地冲他鞠躬并致谢，学生们立刻哄堂大笑。明白过来的圣伯夫暴跳如雷，像关在笼子里的狼似的踱来踱去……他对教育部长解释说，他的性格中从来没有对抗冲突的成分。

“转生”仪式

圣伯夫在书写传记批评文章时，很喜欢探讨每位作家的“转折点”，也就是作家发现自己人生目的的时刻。就圣伯夫而言，他在1840年才到达转折点；在那之前，他一直在摸索。

那年他36岁。他终于承认，自己不是天才，写不了诗歌和小说。于是，他便安下心来，成为一个批评家、传记作家和文学史家。他的文章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论辩的火药味，而是力求客观和理解。

从那时起，圣伯夫的物质条件也有所改善。他在图书馆工作，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在40岁时，他甚至当选了法兰西院士，加入了40个“不朽者”的行列。竞选的过程十分艰难，雨果一连十几次都投反对票。一向反对圣伯夫从事文学的母亲，听到儿子入选院士的消息之后，立马休克倒地；等苏醒过来之后，她跑到大教堂，在圣母像的脚下放了一束鲜花。圣伯夫有点哭笑不得地发现，成为院士之后，他的母亲、仆人甚至他的朋友，都对他毕恭毕敬了。

圣伯夫从29岁起就不再和母亲住在一起，而是自己租房子住。他妈妈不懂得隐私和自由对作家的重要性：为什么非要浪费钱，自己单住？她跑到圣伯夫房东的跟前，跟她抱怨说：生这个儿子算是白瞎了，早知道她应该生个泥瓦匠。好在，圣伯夫是个孝顺儿子，他每天的午饭都和母亲一起吃，下午的时光也陪她度过——只是连拉马丁和拉马克都分不清的母亲，却喜欢不着调地和他的朋友讨论文学，她甚至对儿子的文学创作指指点点，说喜欢他的散文胜过喜欢他的诗歌；而在散文中，她喜欢他的传记批评胜过喜欢他的小说。这居然是正确的！

1850年，86岁的母亲去世，此时他46岁。失去母亲，虽说不是个致命打击，但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孤独。他一直都想成家：“我渴望亲密的关系，渴望家庭的温暖”，“家庭生活虽说可能会充满荆棘，但荆棘之上有花朵；独身生活的荆棘只是荆棘而已”。一开始，他追求正派的女士，但他一转过身去，那些女人就在背后嘲笑他；倒是有不少女粉丝给他写信，请求文学上的指引，但非常神奇的是，每当她们来到巴黎，拜访他一次之后，就不再和他通信了。后来他在一家女子学校看上了17岁的翁蒂娜，每周都去那儿教她拉丁语，并向校长说，自己有意在以后娶她。但后来，他打消了这一念头——或许是他良心发现，或许是他已经习惯了单身生活。但他仍旧教授她拉丁语，并送她礼物。这个小女孩儿一直暗恋他（这也算是奇迹了），她在嫁人之后不久去世，把一缕头发和自己的手稿都留给了圣伯夫——她说，她的所有诗歌都是为圣伯夫而写的。

一个单身惯了的人是没法成家的。他在48岁时跟一个女粉丝见了一面，后者就把他拉黑了，不再写信给他。自那之后，他就不再对婚姻抱有任何幻想；他甚至开始恐婚。女管家逼他娶自己时，把他吓得够呛。圣伯夫的生活习惯已经“康德化”了，不容许别人打乱他的节奏。他的生活中不再有大的变化。他似乎进入了一种转生的仪式：有限的生命被源源不断地注入一摞摞白纸中，以此获得永生。

从45岁起，他开始为《宪法报》撰写文学评论，开始了每周一篇几千字的《星期一漫谈》，一直坚持了20年；每25篇文章结成一卷，最后出了28卷“漫谈”。每周一晚上，圣伯夫到主编家中吃饭，讨论下一期的话题。主编尽管脾气暴躁、为人蛮横，但他对圣伯夫采取放任的政策，尽量顺着他的爱好来。吃完饭，圣伯夫在回家的路上就计划好了大纲。周二和周三是写作时间。因为他长期伏案，又不注意锻炼身体，所以早早就患上了书写痉挛和眼疾，只能将稿子口授给秘书；周四和周五，他指派秘书到巴黎的各个图书馆查取资料，确定细节或者引言；周六和周日打印出初稿，圣伯夫进行校对和修改；周一上午，成文出版，这时他才放松下来，中午去饭店吃顿好的，下午去动物园或马戏团。然后晚上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圣伯夫每天的作息习惯如下：5点起床，先刮胡子，然后开始工作；8点吃早饭——热巧克力和奶油面包；中午吃奶油鸡蛋卷，喝茶；晚餐丰盛一点，包括蔬菜、肉、汤、奶酪，以及掺水的葡萄酒。午饭的奶油鸡蛋卷要和他的猫分享。他的第一只猫叫“小妞”。圣伯夫有严重的洁癖，要是有仆人碰到——哪怕用胳膊肘蹭到——他的书和文稿，他就会歇斯底里发作。但他允许“小妞”在纸上踩来踩去；他后来又养了三只母猫，分别叫“俊俊”、“老太婆”和“瘦子”。他在卧室里工作，披着罩衣，大多时候光着头；当朋友到来时，他会戴上头巾，遮住秃顶——有时，来访者会误把他当做他妈妈。

到50岁的时候，圣伯夫有足够的理由对自己感到满意——他不仅是法国文坛的“独裁者”，也成了国际闻名的批评家，英、德、俄、北欧以及低地国家的读者，焦急地等待他每周一篇的《星期一漫谈》。每天都有大量的粉丝给他寄来信件。不仅如此，他在仕途上也取得了进展：拿破仑三世任命他为参议员。虽说他立刻展现了变色龙属性，开始抨击皇帝的保守政策，但他的抨击是正义的：他为勒南的无神论立场辩护，并反对天主教会插手中学教育。他很欣慰地发现，青年学生们终于理解了他：他们派代表送他郁金香。

62岁时，折磨他多年的膀胱堵塞加重了。他疼得不能工作，秘书在他的脚底下垫两块木块，他才能强忍着坐在书桌前。他一共做了四次手术，但没有太大的效果。最后一篇 《星期一漫谈》发表于1869年9月7日。10月12日，他最后一次做手术，醫生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我不再生活，只是旁观。” 13日下午1点半，圣伯夫去世，享年65岁。参加葬礼的有：福楼拜、乔治·桑、大仲马和小仲马、勒南、他的秘书以及巴黎高师的学生代表。福楼拜不无遗憾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我的《情感教育》就是为圣伯夫而写的，可惜他连一行还没读就去世了。”圣伯夫在遗嘱中把遗产分给了佣人和秘书，他拒绝宗教仪式，并不准任何人发表悼词，因为“不想听到文笔糟糕的法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圣伯夫算是“死得其时”，不必经历艰苦的巴黎之围。他去世后不到一年，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役中惨败，普鲁士军队包围了巴黎。巴黎市民坚持了4个月，弹尽粮绝。就连雨果都不得不食用巴黎动物园定量供给的大象肉。圣伯夫的两只猫“老太婆”和“瘦子”，也被他的邻居给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