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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命治疗:生与死的抉择

2020-02-20丰豆

世界文化 2020年2期
关键词:主治医师终末期贝尔

丰豆

绝不放弃

“野兽!你们这是想要谋杀我的儿子!”2019年5月20日早间,法国新闻广播电台传出了撕心裂肺的声音。这是一位照顾了植物人儿子10年并坚信其有一天会奇迹般醒过来的母亲,在主治医师决定对她儿子放弃“延命治疗”时发出的哀嚎。理论上说,如果放弃延命治疗,这位母亲的儿子将在3至7天死亡。

所谓“延命治疗”,就是当生命走向末路,不得不依靠医学手段维持生命的医疗行为;是指医院对那些毫无救治希望的病人进行诸如戴氧气罩、插胃管等延长生命的治疗。2008年,这位母亲的儿子兰贝尔遭遇车祸,脑部受到重创,四肢瘫痪,入院后一直靠补充水分和营养液维持生命,成了植物人。5年后,医院提出放弃对兰贝尔进行延命治疗,但遭到兰贝尔父母的强烈反对。

法国于2005年颁布的《莱奥奈蒂法(Leonetti)》规定,禁止对丧失表达能力的患者进行超乎常规的延命治疗。而在使用药剂等缩短患者生命的措施时,他应该事先向患者及其家属说明情况。因此,医院经与兰贝尔的妻子沟通并获得同意后,于2014年4月决定对兰贝尔放弃延命治疗。但是,对此毫不知情的兰贝尔的父母将医院告上法庭,结果法院判决医院必须继续对兰贝尔进行延命治疗。

虽然兰贝尔的父母以及妹妹一家人一直希望兰贝尔能够醒来,称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得让他活着,但兰贝尔的妻子认为兰贝尔的脑干受损无法恢复,并且兰贝尔曾说过“不想靠别人活着”,所以她希望兰贝尔能从植物人状态解脱出来,安静地离开人世。

在蘭贝尔家人同医师团两次协商后,主治医师再次提出了停止延命治疗的方案,但是法院以“人工补充水分和营养非固执己见的延命治疗”为由判定协商结果无效。于是,兰贝尔的妻子向法国国务院提出了请求。在要求医院提供新的治疗证明,以及向医师协会、伦理委员会和医学研究院征询意见之后,国务院于2014年6月作出了停止对兰贝尔人工补充水分和营养的最终决定。然而,在国务院作出最终判决之前,兰贝尔的父母已经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了上诉,并且拿到了人权法院“应该继续实施延命治疗”的判决书。为了更好地照顾兰贝尔,父母还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在看护儿子的过程中,夫妇俩曾几次看见处于昏迷状态的儿子做出了本能的反应。尽管如此,兰贝尔显然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植物人了。虽然兰贝尔的父母一直坚信儿子有朝一日会醒来,但欧洲人权法院最终在2015年6月作出了同意法国法院判决的结论,承认对兰贝尔停止延命治疗。

《莱奥奈蒂法》关于停止延命治疗的问题,往往更偏重医师的建议。2016年,法国对该法进行了修改,尤其针对停止延命治疗的处置更为人性化。该修改法更注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也就是说,患者可以通过生前意向书的方式写明是否拒绝延命治疗;如果患者未写下生前意向书,则参考亲属意见。2019年1月,主治医师在判断兰贝尔脑损伤无法恢复后决定拔下氧气罩,对兰贝尔停止延命治疗。法国法院和国务院先后同意了医院的这一做法。

虽然医院和法院作出了最终判断,但兰贝尔的父母始终不愿放弃,竟给总统马克龙写了封公开信,在社交网站上公布。两位老人认为,停止延命治疗的决定是主治医师与兰贝尔的妻子之间持续协商所达成的,应该予以否定。而且,在停止延命治疗的前些天,老人与兰贝尔说话时竟然发现儿子眨了眼!老人将录制的视频发布到社交网站,令众人对兰贝尔的瞬间反应感到既惊又喜。与此同时,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法国政府提出了“在调查法律问题时不要作出任何决定”的要求,以求对兰贝尔的处置更为人性化。不过,这一要求并未让法国政府退步。2019年5月20日,医院终于对兰贝尔停止了延命治疗。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的场景:20日当天,兰贝尔的母亲含着眼泪接受了媒体采访。这则新闻一直在滚动播出,令许多巴黎市民自发组织起来走上街头游行,支持兰贝尔母亲要求继续对儿子实施延命治疗的要求,同时要求总统马克龙亲自处理此事。当天晚上,巴黎控诉院作出了重新对兰贝尔进行延命治疗的决定,令兰贝尔的父母和支持者们欢喜异常。虽然兰贝尔的妻子和儿子对此表示不满,称不希望一看见兰贝尔就伤心落泪,希望兰贝尔能够早日解脱,但兰贝尔的父母决心为了儿子一直战斗下去,并希望儿子能够在残疾人专门病房接受诸如用嘴进食等专门的治疗和护理。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终末期医疗和护理也成为世界各国医护领域的一大课题。实际上,法国从很早开始就在根据国情不断修改相关法律。2016年大幅修改《莱奥奈蒂法》后,法国新设了国立缓和医疗和终末期医疗研究所,开始赋予民众接受终末期医疗的权利和自主决定权,以及普及“生前意愿书”和“信任人”的理念。同时,新设的研究所也开始针对临床终末期医疗进行支援和收集国内外数据。据该研究所所长称,研究所的作用就是对推广和普及《莱奥奈蒂法》的理念进行调查研究,其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向民众宣传终末期医疗的权利,让民众事先决定自己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同时,通过开设在线课程、发行单行本和召开研讨会等方式,来提高医师和护士等专业人员的医疗水平。二是收集并公开从国内外掌握到的终末期医疗数据。数据收集的范围不仅限于欧盟各国,还涉及加拿大和南美各国;收集了3万篇相关论文的数据库每月都会更新,及时将最新信息公开。三是向政府报告《莱奥奈蒂法》实施后的情况变化及效果。

生与死的抉择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前被视为“禁区”的中止延命治疗如今已经在临床医疗中开始实践。作为长寿之国的日本,也面临这样的“生死抉择”。

在对重症患者的延命治疗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本人与家人不希望出现的状况。日本帝京大学附属医疗急救中心时常面临是否对患者停止延命治疗的艰难抉择。该医院每年要接收2500名重症患者,其中半数以上是老龄患者,而且在该医院采取急救措施后,不得不长期住院的患者日益增加。

68岁的小泽敏夫因心肺停止状态住院,靠人工呼吸器维持生命。在主治医师对其进行CT检查后发现,小泽的脑部严重受损,恢复意识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医师向小泽的家属提出停止延命治疗的建议。由于小泽曾表达过不希望接受延命治疗的意愿,因此医院在征得小泽家人的同意后拔掉了人工呼吸器,让小泽安静地离世。不过主治医师神田润称,这种方式虽然对患者和家人来说是一种解脱,但并非是最好的方式。

日本医疗界曾视停止延命治疗为禁区。2004年,北海道一家医院的医师因为将一位90多岁心肺停止状态的患者的人工呼吸器拔掉而被认为犯有杀人罪;2006年,富山县的一名医师因为拔掉多位末期患者的人工呼吸器而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谋杀起诉。虽然几例案件的当事人最终并未被判有罪,但在当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应。

随着患者和家属对于人的生命与生活价值观念的转变,很多人开始希望顺其自然地迎来人生最终阶段,认为延命治疗成为一种负担,因此临床医疗的状况也出现了很大变化。2007年,日本政府首次制定了同意对末期患者停止延命治疗的指导方针;之后又相继出台了停止胃穿孔患者人工补充营养、人工透析和人工呼吸器等延命治疗措施,并逐步推广至临床医疗中。2017年,政府又制定出新指南,允许急救人员在得到高龄患者本人同意和主治医师的确认下停止心肺复苏抢救。

不过,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特聘教授会田薰子表示停止延命治疗也让不少医师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的本职就是治病救人,停止对患者的治疗,就意味着让医师结束患者的生命;而且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这种死法或许从心底也难以接受。谁都知道生命总会有走到尽头的那天,但一旦即将步入死亡,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同。对于死亡,有恐惧,有挣扎,更有留恋。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静地接受死亡,即使自己已经在接受延命治疗。

不过,韩国老人的观念似乎与众不同。据不久前韩国的一项针对70岁以上老人进行的“如果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是否愿意接受延命治疗”的调查称,几乎90%的受访者人都表示“拒绝接受延命治疗”。这一调查结果在韩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在10多年前,还有很多人觉得“即使是延命治疗也要保住生命”。这一结果反映出韩国人对死亡的看法发生了巨大改变。

近年来,韩国人口老龄化状况日益严重,老年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关注。而医院针对患者进行延命治疗的事例被频频曝光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此举的某些弊端。几年前,一位姓金的老妇人一直接受延命治疗,但子女却认为老人已经没有意识复苏的希望,与其大幅降低她和家人的生活质量,不如让老人静静地离开人世。但醫院却执意对老人进行延命治疗,于是老人的子女们一起状告了医院,当时在韩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医院出于珍惜生命的考虑,认为应该对患者进行一切可能的治疗;但老人子女认为,患者已经没有康复的希望,一味对其进行延命治疗,不仅损害了患者本人的生命尊严,而且还给家属带来了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最后,法院判患者家属胜诉,医院不得不按照家属的意愿给老人摘下了氧气罩。这一事例唤醒了很多人对人生最后时刻的思考。

事件之后,韩国相关法律开始保护公民尊严死的权利,但前提必须是患者本人有此意愿且家属也同意。最好是本人健在的时候,亲笔写一个生前意向书。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保健团体,倡导人们填写生前医疗意向书。据其中一个社会团体透露,每年都有5000多人向他们咨询相关事宜,其中70%的人都填写了生前意向书。由于生前意向书只有在患者生命垂危的时刻才能生效,所以必须有人替他们保管,该团体目前已为万余人保管着生前意向书,当然也有人是交给“信任人”保管,如子女或朋友等。

过去,医疗的作用就是治病救人,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如今医疗的使命逐渐变成了“如何维持每个患者生存到最后一刻”。对此,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关于生命的价值与尊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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